《希腊悲剧与政治哲学：索福克勒斯忒拜剧中的理性主义与宗教》 - Peter J. Ahrensdorf，王倩龄 - 商务印书馆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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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希腊悲剧与政治哲学：索福克勒斯忒拜剧中的理性主义与宗教

書城自編碼： 4131113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 Peter J. Ahrensdorf，王倩龄
國際書號(ISBN)： 9787100245944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 2025-06-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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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颠覆性视角，重构经典悲剧的政治哲学意涵
打破传统对悲剧的单向度诠释，通过阅读索福克勒斯的忒拜三部曲（《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安提戈涅》），将悲剧作为政治哲学载体，提炼出贯穿忒拜三部曲的核心线索——政治理性主义与宗教传统的二元张力，哲学与诗性的千年博弈。
◎挑战思想史定论，突破非理性主义的既有诠释
融合古典语文学、政治哲学与戏剧理论，在质疑、挑战尼采权威解读的同时，批判性回应诺克斯、欧本、萨克森豪斯等知名学者的观点，形成独树一帜、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当代古典诠释新框架，将索福克勒斯看作古典政治思想的隐秘奠基者。
◎文本细读的典范，还原字里行间的现代性寓言
启用施特劳斯学派“微言大义阅读法”，逻辑严密，层层推进，使跨学科研究范式与细腻文本分析相得益彰，挖掘潜藏在字里行间的政治哲学命题，揭示索福克勒斯悲剧堪比柏拉图对话录的哲学深度，展现古典文本的当代生命力。
◎全新中译本，严谨性与可读性兼具
2025年全新中译本，获得剑桥官方授权，特邀青年优秀学者独立翻译。新译本精准直译，流畅可读，风格统一，兼顾学术严谨和文字晓畅，力图破除学术翻译的艰涩感，让深邃的思想跃然纸上。

內容簡介：

索福克勒斯是一位真正的哲人和理性主义者，他以哲学式的明晰、冷静和深邃，提出了关于政治、理性和虔敬的问题，揭示了人类存在的悲剧性维度。通过对重要角色人物的行为轨迹与内心意识的细密考辨，阿伦斯多夫在索福克勒斯身上寻到了一种谨慎清醒而略带阴郁的理性主义底色，一条介于傲慢的政治理性和激情化的虔敬之间、通达苏格拉底哲学智慧的折中道路。

關於作者：

彼得·阿伦斯多夫（Peter J. Ahrensdorf），美国戴维森学院詹姆斯·B. 杜克政治学教授、古典学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古典政治理论、现代政治理论和美国政治思想，著有《苏格拉底之死与哲学生活》（The Death of Socrates and the Life of Philosophy，1995）、《荷马笔下的诸神与人类德行》（Homer on the Gods and Human Virtue，2014）、《荷马与政治哲学传统》（Homer and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2022）等。
王倩龄，浙江大学文学博士，牛津大学古典学系访问学者，现执教于浙大城市学院中文系。

前言
致谢
引言
第1章《俄狄浦斯王》与政治理性主义的局限
第2章《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盲目的信仰与理性治邦术
第3章安提戈涅的虔敬英雄主义
结?语尼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论哲学与悲剧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內容試閱：

引言（节选）
索福克勒斯真的是反理性主义者吗？索福克勒斯是否将他的俄狄浦斯描绘成一个智慧且高尚地拒绝理性的模范人类？索福克勒斯是否预见到尼采的教诲，即人生本质上是悲剧性的，人类思想难以理解宇宙的终极神秘？又或者索福克勒斯与他同时代的较为年轻的苏格拉底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一样，相信个人的理性生活，但对一种广泛的政治理性主义或启蒙的实际可行性有所怀疑？
尼采对索福克勒斯所做的出色的、充满争议性和影响深远的阐释，并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清楚地基于翔实可信的文本分析。例如，在《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中，尼采对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的整个解释都基于这样的主张，即俄狄浦斯解出斯芬克斯之谜证明他有绝对的智慧，且他的智慧是“圣人”的智慧（1967，42，46，67—70）。然而，在《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声称他仅凭纯粹的人类理性就解出了斯芬克斯之谜，由此否认了宗教先知和神谕所说的智慧（390—398）。在本书中，我将根据对忒拜剧文本《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和《安提戈涅》的详细分析来评估尼采对索福克勒斯的阐释，尼采正是根据这几个戏剧认定索福克勒斯是反理性主义者。至于我对戏剧的处理，我并不假定个别人物，如俄狄浦斯或忒瑞西阿斯（Teiresias），是索福克勒斯的代言人，而是认为诗人的思想只能通过在每一部剧的整体语境观照下每个人物的话语来揭示。
尤其，自尼采以来，将索福克勒斯视为尼采式人物原型（proto-Nietzschean）或理性主义的宗教敌人的观点盛行于各种思想家和学者之中，例如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称尼采为“《俄狄浦斯王》最真的向导”（1988，4）。例如，海德格尔断言，正是俄狄浦斯“去蔽（disclosure of being）的激情”，即“希腊人对于科学”的“根本激情”，导致了他的“垮台”（1980，107）。伯纳德·诺克斯（Bernard Knox）认为，《俄狄浦斯王》重申了“神圣秩序宇宙的宗教观点”，以反对“五世纪哲学家和智术师”的“理性主义”（1998，47—48）。查尔斯·西格尔（Charles Segal）对索福克勒斯的虔敬表示怀疑，但确信索福克勒斯对理性主义的拒绝：“《俄狄浦斯王》的言辞反讽同时反映了以下两点：俄狄浦斯最终未能解出该剧真正的‘谜’——由偶然或遥远神秘的神明统治的宇宙中的生命意义之谜；以及作为语言之理性的逻各斯（logos）难以理解宇宙的不一致性。”（1986，73）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彼得·欧本（J. Peter Euben 1986，1990，1997）和阿琳·萨克森豪斯（Arlene Saxonhouse 1986，1988，1992）对索福克勒斯政治思想的开创性研究挑战了这一学术共识，强调在索福克勒斯和苏格拉底之间存在极大的相似性和连续性。他们的工作对我帮助颇多，对此我很感激，但我比他们更进一步。我认为，尽管索福克勒斯对政治理性主义——试图仅在理性之上建立政治社会——持谨慎的批评态度，但他明确指出仍然需要一种理论理性主义，即尝试用纯粹的理性来指引个人的生活。例如，欧本就曾暗示，“在悲剧与苏格拉底政治理论之间可能存在密切关系，尤其是这出 [《俄狄浦斯王》]”（1990，127n，72；另见 30—31，108，202—203）。但欧本想要强调的是，索福克勒斯的戏剧更多地将俄狄浦斯呈现为“理性的限度和神明存在的活生生的证据”，而不是他的理论理性主义（115；另见 26—27，101，105，122—123；1986，28，35；1997，194—196，199—201）。此外，尽管我完全同意萨克森豪斯的这个观点，该剧是对政治理性主义的警告，即“试图仅基于抽象的、算计的理性来改变世界”，但我不同意她的另一个看法，即这出戏剧——至少部分地——也是对理论的、苏格拉底式的、仅凭理性来追求智慧的一种批判（1988，1272；尤参 1263，1265，1270—1273）。
通过对索福克勒斯的研究，我得出如下结论：索福克勒斯并非理性主义的批评者，他不支持如忒瑞西阿斯和瞎眼的俄狄浦斯等人物对理性的谴责，尽管如此，他也不完全赞同俄狄浦斯的“僭政”统治所代表的世俗的、反传统的政治理性主义。例如，我认为索福克勒斯相信，俄狄浦斯在《俄狄浦斯王》中的垮台根本上不是因为他忠于理性，反而是因为他摒弃理性并转向虔敬。但索福克勒斯也相信，政治统治者在面对致命的政治危机时，正如俄狄浦斯在戏剧开始时面临的那样，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放弃理性而转向虔敬。同样，我也认为，《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中的英雄不是虔敬的反理性主义者俄狄浦斯，而是属人的、具备启蒙理性的忒修斯（Theseus），他的治邦之术开辟了一条介于消除了宗教力量的极端政治理性主义（以《俄狄浦斯王》为例）和完全拒斥理性的虔敬（以《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为例）之间的折中道路。最后，我认为安提戈涅最终证明了她比克瑞翁（Creon）优越，她不仅凭借英勇的虔敬，还有英勇的意愿，主动质疑她最珍视的信念——关于正义和永远幸福的可能性。在我看来，《安提戈涅》让人从安提戈涅的虔敬英雄主义上升到索福克勒斯属人的智慧。我在忒拜剧中发现的理性主义真正的典范，正是索福克勒斯本人，他以真正哲学的明晰、冷静和深度提出了关于政治、理性和虔敬的问题，但他的理性主义与苏格拉底甚至修昔底德都不同，特别在于其黯淡色彩以及有所保留。我的研究以考察尼采、苏格拉底以及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和哲学之关系的教诲作结。尽管与尼采的主张相反，但我认为，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不完全是乐观的，它确乎敏锐地体察到了人类存在的悲剧性维度，因而在根本上类似于索福克勒斯那种黯淡的理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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