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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历史学家戴逸先生清史研究代表论著
贯通中国历史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视角下，审视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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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戴逸先生是海内外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新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莫基人。先生一贯主张在贯通中国历史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视角下，审视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本书精选戴逸先生的学术论文、演讲、报告及编务文章四十余篇，所涉论题广泛，包括对中国史的宏观认识、清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清史》编纂的构想写设计、史学方法与史识的养成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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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戴逸 著；杨念群 编选 导读
戴 逸，(1926—2024)，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史学会第四、五届会长，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6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2002年8月起，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2011年4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3年12月，获得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代表作有《中国近代史稿》《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拓展中国史研究。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杨念群自选集》《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 )》《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等，主持《新史学》从刊（中华书局版）及“新史学& 多元对话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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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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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第一辑 中国史的贯通与宏观把握
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
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
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
第二辑 清代的中国与世界
满族兴起的精神力量
论康乾盛世
四库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
——为纪念法国革命二百周年而作
失去了的机会
——略论18世纪的中英关系
在清代经济宏观趋势与总体评价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清朝的历史地位
第三辑 《清史》编纂
《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
构建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史编纂工程启动感受
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
——新修《清史》通纪内容要旨
第四辑 史学方法与史识的养成
资料、思想、文采、道德
——对历史学家的四项要求
历史学家的过去与现在
从历史展望未来
边疆开发活动中的人和环境
第五辑 以史为鉴
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
清代开发西部的历史借鉴
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因与后果
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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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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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先生（ 1926—2024 ）是海内外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也是中国史界少有的能整体把握清朝前后期历史的大家，戴先生同时也是新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奠基人。先生一贯主张，在贯通中国历史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视角下审视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本书精选先生的学术论文、演讲、报告及编务文章四十余篇，所涉论题广泛，包括对中国史的宏观认识、清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清史》编纂的构想与设计、史学方法与史识的养成等方面。
戴逸先生的治学风格与其早年的求学经历息息相关。其家乡常熟，自明清以来就是人文渊薮，不仅学者云集，书楼林立，而且遍地可见小型的流动书摊。先生自幼深受江南读书氛围的熏陶，早早即得到文史知识的启蒙。后来先生一家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不得不辗转迁居。他首先进入上海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学习，旋又因难以割舍年少时的读史兴趣，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试图以文兴国。由于参加我党领导的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缉捕，最终投奔解放区，进入河北正定华北大学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参与教研活动。这些颠簸动荡的革命阅历深刻影响了先生的治学气质，使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始终有别于那些安于书斋的“学院派”史家，表现出一种注重践履的精神特质。
戴先生涉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包括清代政治史、边疆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太平天国史、五四运动史等诸多方面。我们不妨将其治学生涯分成三个时期。第一，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 ”以前，戴先生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开启了在高校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先河，并且以研究《尼布楚条约》为契机迈入了清前中期历史研究的大门。第二，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随着《简明清史》《乾隆帝及其时代》《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系列成果的问世，标志着先生已达到学术生涯的高峰。第三，新世纪以来至今，戴先生将个人学术研究兴趣与领导大型国家文化工程高度契合在了一起。作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首席专家，先生毅 然践行着以史学参与国家建设的“经世”抱负。
作为弟子，这篇简短的序言当然无法全面概括先生取得的多方面成就 ，只能基于我个人的体悟粗浅地谈谈先生的治史风格，并尝试呈现先生治学的精义所在。
一、淹贯古今的“通识”意识
戴先生曾在不同场合强调过治史贵在“贯通”，即应“前后贯通，表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我们的历史观”。治史者需要在“时间”上纵向把握长时段的历史走势，在“空间”上勉力认识历史的整体性，从而形成一种“史感”，方能洞察历史的深层结构。这种贯通不是将前后相续的历史经验简单地串联成一条线 索，而是立足于实证考察，全面寻究历史演变过程中同时存在的断裂与延续两种状态，并掌握其发展规律。
先生对历史总体发展趋势的重视，既源于他对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解，也基于他在长期教研工作中积累出的丰富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尚未被视作一门学科，可参考的成果很少。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时，面临的首要难题是如何归纳梳理出一条总体线索。《中国近代史稿》的撰写就是试图以贯通的眼光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著作，其中不乏独到的思考。比如先生在比较太平天国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异同时，认识到近现代历史发展既具有连续性、相似性，也有自身的多样性、独特性，前后相续的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先生从长程历史的维度审思太平天国运动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此后，先生由近及远，由今入古，开始从中国近代史上溯至清史研究，打通了清朝前期与晚期的关联，更加升华了他始终坚持的历史“贯通”意识。先生自称，儿时的读史习惯令他有嗜古的倾向，但先生并不刻板盲从古人，而是兼具浓厚的现实关怀，对清史与中国近代史同时展开研究，恰好能满足先生试图兼顾两 方面兴趣的志向。先生希望把清朝置于世界近代历史发展格局之中予以定位，因此他发表了如《满族兴起的精神力量》《论康乾盛世》《清代经济宏观趋势的总体评价》等一系列通论性质的文章，为未来清史研究的国际化定下了基调。先生晚年为国家新修《清史》工程殚精竭虑，增设了“通纪”作为统领总纲，并亲自用兴、盛、衰、亡四字概括出清朝历史演变的主线。
在担任中国史学会会长期间，戴先生同样以贯通的眼光统筹中国史学科的整体发展。如他撰写的《论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近代中国人口的增长和迁徙》《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个问题》等文章横贯两千年历史，聚焦中国历史发展中的诸多重大问题。如通过对历代移民浪潮的比较，先生揭示了近代人口流动模式的特殊性，他认为清中叶以后大量人口由中心地区向周边乃至海外迁徙扩散的趋势，与古代自北向南的迁移模式显然有别，但同样是前代移民造成内地人口饱和态势的一种延续。
先生不仅主张从历时性的意义上纵观古今历史，而且倡导从空间上拓展视野，做跨区域 、跨文化乃至全球性的比较研究，同时倡导借鉴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乃至生态学的方法，鼓励学科之间进行横向交流。为了纪念法国革命二百周年，先生特意撰写《四库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一文，横向比较了两部文化巨著，从中揭示出中西方文化结构与历史走向的深层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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