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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殷海光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颇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 本书是其晚年极重要的著作，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出版后在台湾、香港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知名学者纷纷撰文评介，称其展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学术良心与道德勇气”，是“讨论中国文化问题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 在大陆学术界也有相当的影响，被誉为“不能忽视的中国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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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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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展望》是作者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是现代思想史上一部重要文献，出版后在台湾、香港学术界反响强烈，许多知名学者撰文评介，称其展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学术良心与道德勇气”，是“讨论中国文化问题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大陆学术界也有相当的影响，被人誉为“不能忽视的中国经典”。作者具有世界性的学术视野，因此对中国历史文化变迁的探讨不仅仅局限于传统中国文化，对“中西文化论争”这个问题的探索具有比大陆同等所不具备的视野。书中采用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及逻辑分析的方法，可谓中西合璧。按照作者自己在本书序言中的说法，本书欲在“论列中国近百余年来的社会文化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的基础上，“试行导出中国社会文化今后可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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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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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1919年—1969年） ，原名殷福生，湖北黄冈人，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师从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西南联大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抗战爆发后，投笔从军。抗战胜利后，在金陵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之一）任教，并担任《中央日报》主笔。他撰写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猛烈抨击国民党和利益集团，引起巨大反响。1949年8月在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参与创办《自由中国》并任主笔。他受罗素、哈耶克的影响，倡导科学民主精神，强调个人权利与自由，是台湾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殷海光著述丰厚，《中国文化的展望》是其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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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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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一章 天朝型模的世界观
第二章 什么是文化
第三章 文化的重要概念
第四章 近代中国文化的基线
第五章 中国社会文化的激变
第六章 一个长久的论争
第七章 保守的趋向及其批评
第八章 自由主义的趋向
第九章 西化的主张
第十章 中体西用说
第十一章 现代化的问题
第十二章 民主与自由
第十三章 世界的风暴(存目)
第十四章 道德的重建
第十五章 知识分子的责任
殷海光先生学术年表
附录一 读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 /许倬云
附录二 有关《中国文化的展望》的几个问题――并答许倬云先生 /殷海光
附录三 殷海光遗著《中国文化的展望》我评 /金耀基
附录四 次经典、问题史阅读与中国新思想传统的形成――以《中国文化的展望》阅读问题为中心的讨论 /贺照田
英汉对照表
人名
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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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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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主题是论列中国近百余年来的社会文化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以这一论列作基础，我试行导出中国社会文化今后可走的途径。
在我作叙述、分析和批评时，总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而展开的。展开的程序是成一个准系统(system-ike)的模态。在本书前面所陈示的是这个准系统的所设部分(given part)。从这个所设部分出发，我逐一讨论有关中国近百余年的社会文化的重要问题，再申论中国知识分子今后所可能而且必须努力的道路及指向的归趋。
人所注意的问题，所思想的内容，所研究的题材，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以内，常常受到他所在的时代和环境的影响。我之所以注意并且思想以及研究中国近百余年来的这个重大问题，是下列条件造成的:第一，不前不后，我可巧生长在这个时代。我亲身经历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剧变及其刺激。如果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不是已经麻木了的话，那么他受到这样非常的刺激，应该而且可能有非常的反应。除此以外，我个人的历史，和我过去接触的师友，加上我好思想的习惯，使我无法不关心这样一序列的空前的基本变动。第二，近若干年来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著作与或论争也有时闯入我的意识天地。经我阅读以后，我发觉只有极少数的言论是出于理智的;而极大多数的言论在基调上和中等学校的教材实在没有不同之处，虽然学问上的铺陈好像高深一点: 都是在感情的浮岛上面;都是一时一地的心理迷雾。分析起来，这类言论的基本因素不外下列三种:(1)受挫折的群体情绪(group feeling)，并且是被有意经营和加强了的群体情绪。(2)传统跟随(tradition following)。这类倾向是出于以承继“道统”和宏扬”历史精神文化”自任。虽然这个世界早已不是朱熹等人的时代了，甚至也不是倭仁的时代了，但是近年来还有些人士做着那样的美梦。那样的美梦够使他们忘记现实世界，因而够令他们愉快。
(1)和(2)在实际上殆难分别。(1)从(2)那里得到“哲学基础”。(2)从(1)那里得到掩护以及扩散。(3)心理方面的违拗作用。有了这种心理作用的人士，有时标榜”全盘西化”。他们见了(1)和(2)就反。这也是缺乏理智的表现。从这些来源出发的言论，对中国文化很难不落入”拥护”和“打倒”这一风俗习惯之中。当然，立意“调和折衷”也是不擅长讲理的技术的人做的事。就我所知，干调和折衷生涯的人士，一起脚就没有想把真假对错弄个一清二楚。他们碰到难题便自动打折扣。这类人士什么也看不透。他们的生涯也许有调和感情的功能。但是，不幸得很，感情只是原始人的真理，它与现代人的真理毫不相干。几乎不用说，在研究这类问题的时候，没有有头脑的人受流行的意见的影响，没有有头脑的人会盲目接受权威的观念，也没有有头脑的人该不自觉地把他的情绪与独断的价值作出发点。然而，就我的视线所及，将近一百年来很少作品不是这些泥沼里的产品。而且，近二十年来，有些人士有意以修筑泥沼为职志哩!他们自己泡在泥沼里取乐还不够，并且拉人在泥沼里一齐打滚，弄得大家昏头昏脑，不知今日是何世!实实在在，我们的心灵需要多一点的成熟。然而，成熟的心灵竟是这么少!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独自出发来寻找出路和答案。当我出发时，我像是我自己曾经涉足过的印缅边境的那一条河。那一条河，在那无边际的森林里蜿蜒地流着。树木像是遮蔽着它的视线，岩石像是挡住了它的去路。但是，它不懈怠，终于找到了出路，奔赴大海，和百谷之王汇聚在一起。现在，我发现了自己该走的大路。我认为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可能走的大路。我现在看到窗外秋的蓝天，白云的舒展，和遥远的景色。
近年来，许多人士热心探讨文化问题，甚至引起论争。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是，”文化”一词，在知识分子之间用得太松泛，因而易于引起思想和讨论的混乱。同时，文化固然不能离开价值;但是，我们在”论及”文化时，是把这里的价值当做一种对象来看待。我们把文化当做对象来看待时，不能对价值再作价值判断。我们在把文化当做对象来看待时之不能对价值再作价值判断，正犹之乎医师在诊断病情时只能问某一病疾的实况怎样怎样，而绝不可问某病该不该患。问某病该不该患，那是伦理家的事。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尤其是，医师在诊断病情时，不可有意无意预存对某种疾病的好恶之情。就一位伦理家的立场来说，也许患梅毒是一件可恶的事。但是，就一位医师的立场来说，既不可喜好梅毒，又不可厌恶梅毒。”论及”文化也是一样，论及者不可同时将自己对于作为论及的对象的价值戴上价值颜色的眼镜来看。当然，这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可是，为了得到论断的客观效准，我们须尽力之所及来办。办这件事的简易方法之一，是我们在论及文化时使用直叙语言。复次，许多人士在谈论文化问题时仿佛很起劲。可是，稍一究诘，文化是什么，也许大家会多少感到茫然。这种情形，不独中国文化分子为然，外国知识分子也常如此。罗威勒(A.Lawrence Lowell)说得很妙:我被托付一项困难的工作，就是谈文化。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字来范围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着我们去寻找文化时，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它无所不在。
”文化”一词在近代人类学上的专门意义始于英国人类学家泰勒(Tylor)一八七一年的用法。德文 Kultur则始于一七九三年。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叶，有些人士所谈文化正如克鲁伯等人类学家所说，只能算是似是而非的历史重建。在中国文化里，目前若干人士将”历史”与”文化”随意地联在一起，并且染以“道统”和”理学”色彩，也是属于这一类的构造。这样谈文化，也许是志在恢复正在激变中的原有文化。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认知文化。我们要认知文化，最好是看以研究文化为专业者所作切实经验的研究之成果。我们要能接近这些成果，最好是知道他们对于文化所下定义。
显然得很，我们要了解文化，所需触及的方相(aspects)势必极其广涵。从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制度，到科学与工业无一不包含在文化以内。因此，我们要了解文化，不可不从了解文化的这么多方相着手。可是，就我们现在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论，我们不需要触及这么广。复次，我们也不能触及这么广。就我们现在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论，我们只需知道文化人类学或社会学所论列的关于文化之最基本的部分。即令是这最基本的部分，我们现在只撮取与本文题旨相干的部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现在从什么是文化这个节目开始。
关于近代中国的文化问题之论争，从大学士倭仁于一八六七年上给同治皇帝的奏折算起，到现在已经九十八年。在这么长久的论争中，有传统主义者的回向源头论，有中体西用论，有本位文化论，有全盘西化论，真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在这么多的论争之中，大家都忙着各抒己见，或者抨击对方。然而，如前所述，关于”文化究竟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却很少人去把它弄清楚到一个足够的程度。这也许正是近代中国文化问题之一吧!直到现在为止，世界上没有解决的问题还多得很。也许，关于近代中国的文化问题藉着论理不可能得到一个决定性的解决。时至今日，面对这样复杂而多变的世界，只有天真的愚勇者才对自己的解答持绝对正确的猛勇信心。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多少查出不同议论之所以发生的原因，那末多少可能有助于论争的解决。围绕近代中国文化问题的论争中许多议论之所以相左，原因相当复杂。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对这些复杂的原因一一加以分析。我们现在所须做的，是挑出这些复杂原因里与目前的讨论特别相关的几种。
围绕近代中国文化问题的论争中许多议论之所以相左，最重要的原因有三种: 第一，各方面的态度和基本出发点不同;第二，讨论的技术不讲求;第三，认知不清楚。如果一个人的态度和基本出发点与别人不同，而且他的逻辑推演程序又对，那末他所发议论会机械地与别人的不同。有的人一谈到中国文化，便像老式的中国人提到自己的父亲似的，有意无意地把文化父亲意象化，对之有无穷的爱慕与向往之情。因此，如果你对中国文化作批评时所得结论有不利于文化尊严的部分，即令你所作的批评是极有根据的，他也不能接受，甚至于冒火。有的人士则刚好相反。这种人士一提到中国文化，认系万恶之源，务必扫除尽净而后快。另外有些人士则以做和事佬为已任，两边的议论都舍弃一部分，也都抓住一部分，糅合在一起。这些态度和基本出发点之不同，正是由于各方的遂生过程、性格形成、情感生活和价值观念不同所致。这些因素的构成，真不是一朝一夕。因此，到了临时交手讨论，要人改变态度和基本出发点，除非采用不太文明的\洗脑”办法或诉诸巨棒，否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讨论的技术和认知的获得则是客观的，是属于训练方面的事。我们现在从认知层面开始。任何人有权利也有自由主张保持传统中国文化。任何人有权利也有自由主张全盘西化。任何人有权利也有自由作文化论争中的和事佬。但是，他们在各事所事以前，必须认知文化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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