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我们要发射一艘宇宙飞船，目的是与银河系某个遥远角落的居民建立文学联系。如果我们只能带上一位当代作家，你会选谁？我会投票给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因为他为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生活提供了最真实、最不带偏见、最全面且最生动的记录。
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卡普希钦斯基一直是波兰通讯社的巡回外派记者。在此期间，他亲历了二十七次革命和政变。尽管他尽职尽责地完成任务，但他也像个不嗑药就嗨的“疯记者”，时常突然与华沙失去联系，消失得无影无踪，投身于“丛林，乘独木舟顺尼日尔河漂流，与游牧民穿越撒哈拉”。1966年在尼日利亚，他“行驶在一条据说没有白人能活着回来的路上。我开车去看看白人能不能活着回来，因为我必须亲自体验一切”（《足球战争》）。这种冲动招致了上级的责备，命令他“停止这些可能以悲剧收场的冒险”。
想都别想。《太阳的阴影》是一部非洲冒险故事的合集，开篇几页就带我们回到1962年的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首都），当时他听说乌干达即将独立。他和朋友里奥立刻动身前往坎帕拉（乌干达首都），途经塞伦盖蒂草原，那里野生动物成群。这一切“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仿佛看到了世界的诞生，那一刻天地已经形成，水、植物和野生动物也已存在，但亚当和夏娃还未出现”。他们没有地图，迷了路，迎面撞上一个庞大的水牛群—“似乎延伸到了地平线”。他们不顾一切继续前行。气温越来越高。“灼人的热浪开始颤抖，波动。”卡普希钦斯基开始出现幻觉。
当他们来到一间偏僻茅屋时，卡普希钦斯基已经“半死不活”。他瘫倒在床铺上，却发现自己的手悬在一条眼镜王蛇上方几英寸处。他僵住了。里奥小心靠近，用一个巨大的金属汽油桶猛砸那条蛇。卡普希钦斯基也扑向汽油桶，随即“小屋变成了地狱。我从未想过一个生物体内能蕴藏如此巨大的力量，如此可怕的、滔天的、宇宙般的力量”。最终蛇死了，他们成功抵达了坎帕拉。卡普希钦斯基仍然神志不清，不仅因为中暑，还因为—后来发现—他患上了疟疾。脑型疟疾。他刚从疟疾中恢复过来，又染上了肺结核……这一切都在短短二十页中发生！
必须承认，卡普希钦斯基很懂得如何渲染。每隔几页，他就被“汗水浸透”。在撒哈拉沙漠，太阳“像尖刀一样扎下来”。走出阴凉地，你“会被烧成灰烬”。在蒙罗维亚，蟑螂大得“像小乌龟”。这些是否有所夸张？卡普希钦斯基自己提醒我们，存在这种可能性，他说自己“可以添油加醋”描述蟑螂的故事，但决定不这样做，因为 “这些都不是事实”。
不过，这种可能性始终存在。经历只是起点—有些作家比其他人需要更多体验。加缪曾指出，不必离开书桌也能过上充满冒险的生活。而在另一个极端，登山家乔·辛普森（Joe Simpson）只有在攀附于个人经验的悬崖时才能写作。但偶尔，你会遇到尼采所说的“非常罕见但令人愉悦的情况：一个才智卓越的人，同时具备与这种才智相称的性格、爱好和经历”。卡普希钦斯基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们常常不清楚他是在回顾四十年前发出的报道，还是刚刚才写下这堆惊人的经历。时间线被故意模糊，叙事被打散。在同一页内，不同的时态争夺着主导地位；他的文字既有动荡的即时感，又带有历史的反思。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非洲一隅发生的事，仿佛是多年后利比里亚或卢旺达命运的缩影。
有人将《纽约客》作家、“《卫报》首作奖”得主菲利普·古雷维奇（Philip Gourevitch）与卡普希钦斯基相提并论。古雷维奇的《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 Killed With Our Families）是出色的报告文学，但卡普希钦斯基的成就属于另一个高度。作为一位拥有伟大创造力的作家，他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理的素材。他的书或许根植于个人经历，但也充满了惊人的离题旁述和插叙文章——关于如何酿造白兰地，关于亚美尼亚书籍的历史，关于一切的一切。这些旁述始终与作品的构思紧密相连。在他游牧般的生活中，他描述了真实的远方—如《生命的另一天》（Another Day of Life）开篇著名的安哥拉“板条箱之城”—这些地方像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一样奇幻。在埃塞俄比亚，他遇到了一个人，“他正往南走。这是关于他能说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他从北向南走。”仿佛J. M. 库切小说里的角色迈克尔·K闯入了《太阳的阴影》。成群的迷你小说中的角色短暂出现又离去：“整个非洲都在移动，在去往某个地方的路上，流浪。”
他的文字在简练之中有诗意——正午的昏睡中，一个村庄“就像海底的潜艇：它就在那里，但不发出任何信号，无声无息，一动不动”——而且常常滑稽得令人捧腹。恐怖与荒诞的闹剧交替上演，而无论哪种情绪，一种无限的惊奇感始终主导着一切。他是无畏的见证者，也是充满活力的文体家。
《太阳的阴影》与布鲁斯·查特文的《歌之版图》（The Songlines）或许有表面相似之处，但对比之下，它也揭示了布鲁斯·查特文的本质：富人版的卡普希钦斯基。卡普希钦斯基深谙他所见一切的政治内涵。他的勇气——无论是实际行动还是文学创作——建立在他对“同情”与“政治”复杂关系的深刻认识之上：政治如何使同情变得复杂，而同情反过来又如何影响政治。他，一个白人，在非洲国家摆脱殖民枷锁的时刻出现在那里。但他也来自一个屡遭邻国的帝国主义野心蹂躏的国家。他懂得“一无所有，徘徊在未知中，等待历史说一句公正的话”（《足球战争》）是什么滋味。这也正是他在非洲、在地球上最底层的人群中间感到自在的原因之一。
尽管与当地的普通人打成一片，他仍是外来者，这使得他“寻找共同语言”的努力更为迫切。对卡普希钦斯基来说，代表人类想象力最高成就的不是曼哈顿或巴黎的拉德芳斯，而是一个“怪异的”非洲棚户区——“没用一块砖、一根钢筋或一平方米玻璃，就建造了一整个城市！”在这些贫苦民众的慵懒之中，诞生了一种极其惊人的创作力。同样，他从未淡化自己目睹的腐败或暴力——相反，这些现象的普遍性使得善良的存续更加珍贵。作为回报，他总是给出他从历史中渴望的东西：“一句公正的话。”
“人类值得钦佩之处多于可鄙之处”——这是加缪在《鼠疫》中演绎的伟大真理。从《足球战争》（The Soccer War）那段经历死里逃生后，卡普希钦斯基更为简洁地表达了这一点：“这个世界充满垃圾，但突然间，诚实和人性又出现了。”在《太阳的阴影》中，他表达得更简单、更微妙。总结他与一位司机的交往时，卡普希钦斯基最终实现了他渴望的人际关系——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关系，而是充满“温柔、温暖和善意”的关系。他并非天真或多愁善感：那份善意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但也只能用金钱换来。这种经历会阻碍他看到非洲的精神吗？本书的最后一页给出了答案，以一种震撼人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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