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质性探究、真相讲述与研究责任:一位方法论学者的思考与批判
》
售價:HK$
49.5

《
从文化史到社会史:战后历史学家的思想轨迹
》
售價:HK$
107.8

《
问对问题赢学习:DeepSeek中小学生使用攻略
》
售價:HK$
65.8

《
目标感:小成果驱动下的价值交付
》
售價:HK$
138.6

《
礼记的读法
》
售價:HK$
82.5

《
被低估的短命王朝:隋朝37年(强秦的翻版,盛唐的前奏!)
》
售價:HK$
75.9

《
重塑未来:明日世界的警醒和展望(《九大思考》作者玛雅·格佩尔全新力作!关于复杂现实的系统性思考和解决方案!)
》
售價:HK$
75.9

《
漫读人脉圈 轻松应对不同的人 解锁成功密码
》
售價:HK$
54.8
|
編輯推薦: |
1.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丛书全新品种,著名阿拉伯语文学学者宗笑飞力作
2. 从源头开始,全面梳理《一千零一夜》的缘起、传播和流变,从阿拉伯世界到欧洲、美洲和亚洲,这部经典的身世从未如此清晰
3. 由史而论,以专题呈现《一千零一夜》研究的细分领域,启迪新的研究
|
內容簡介: |
本书以宏阔视域,梳理浩瀚史料,系统回顾了《一千零一夜》这部著名民间故事集长达十余个世纪独特而悠久的传播与研究史:从9至17世纪的口传与手抄开始的作品成形,到18世纪加朗译本掀起的阅读热潮,再至19和20世纪广泛译介带来的世界性传播与不同视角下的多样认知,以及21世纪新的研究方向。此外,本书分专题,对《一千零一夜》学术史上的重要研究进行了专门呈现,涉及《一千零一夜》的西传史和对西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是给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等当代名家的文学创作留下的印记,以及作品结构分析、与民族主义思想的关系等,以期为国内学者提供学术启发。
|
關於作者: |
宗笑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东方室阿拉伯文学研究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阿拉伯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主要从事阿拉伯语言文学研究,注重追本溯源,通过文学比较研究,探讨阿拉伯文学的发展脉络。曾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学术译著《西班牙文学中的伊斯兰元素》,随笔译著《别样的色彩》(合译)、《一千零一夜》等;另有专著《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与西班牙文学之初》以及《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阿拉伯卷》(合著)。其中《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阿拉伯卷》(合著)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
目錄:
|
绪言
第一编 《一千零一夜》学术史
第一章 口传与手抄: 9至17世纪
第一节 9至10世纪
第二节 11至15世纪
第三节 16至17世纪
第二章 18世纪
第一节 加朗译本
第二节 18世纪在法英等国
第三章 西方中心主义视角: 19世纪
第一节 19世纪的翻译
第二节 19世纪的接受
第三节 19世纪的研究
第四章 全球视野: 20世纪
第一节 西方视域
第二节 回归东方
第三节 《一千零一夜》在中国
第五章 进入新世纪
尾声
第二编 《一千零一夜》学术史研究
第一章 加朗与《一千零一夜》
第一节 加朗及其翻译译后记
第二节 加朗版《一千零一夜》的影响
第二章 《一千零一夜》西渐举隅
第一节 《一千零一夜》的由来和传播
第二节 《一千零一夜》与西班牙古典文学
第三章 博尔赫斯与《一千零一夜》
第一节 童年的阅读
第二节 独特的阐释
第三节 “影响的焦虑”
第四章 《百年孤独》与《一千零一夜》
第一节 童年的邂逅
第二节 借鉴的亏欠
第三节 魔幻的互文
第五章 《一千零一夜》的结构及其他
第一节 人物比较
第二节 结构的衍延
第六章 民族主义风潮中的《一千零一夜》
第一节 西行,西行
第二节 艰难的回归
第三节 涅槃重生
第七章 续《一千零一夜》举凡
第一节 照搬或改编
第二节 赓续或演绎
第八章 后现代主义问题—约翰·巴斯与《一千零一夜》
第一节 后现代问题
第二节 巴斯《奇美拉》和《水手某末航记》中的戏仿
第三节 巴斯对《一千零一夜》戏仿中的超越及其现实观照
附录一 重要文献
附录二 人名中外文对照及索引
附录三 书、报、刊名中外文对照及索引
|
內容試閱:
|
绪言
作为东方著名的口传文学或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曾长期处于“流散”或“流动”的状态。譬如江河瀚海,《一千零一夜》在其形成过程中不断汇流纳川,及至形成目前的规模。即使根据最简单的说法,它从最初的源头——古印度寓言——到古波斯传说,再到阿拉伯故事,其中也蕴含了许多未解之谜。这是几乎所有古代史诗和民间口传文学形成的共同奥秘。人们或围炉夜话,或煮酒闲谈,使传奇的发散类似于窑变,于是《一千零一夜》也便有了各种各样的变体。除了迄今发现的各种手稿、编纂本和译本,还有或前或后的《一百零一夜》、《一千零一日》等众多衍生品,加之在世代的传抄过程中出现的杂糅、重复、歧出,甚至讹误,这些都使得这部作品抄本繁多、原始面目难以厘清。是故,内容丰富庞杂自不待言,其与时间同生同新也在所难免,且每每被打上不同时代的社会的鲜明烙印。
如今,《一千零一夜》的变体或衍生品有些仍历历在目,有些则已然湮没于悠悠时空与历史尘埃之中。这是口传文学的必然结果。也正因为口传之故,《一千零一夜》版本众多,且各各差别明显。举个例子,纳训译本中《国王山鲁亚尔及其兄弟》说到沙宰曼刚刚杀死了背着他一起歌舞的王后和乐师,复在他兄弟山鲁亚尔国王的宫中看见了类似的景象:王后趁国王不在,与二十个宫女和二十个奴仆缓步走到喷水池前面坐下,又吃又喝,唱歌跳舞,一直玩到日落。沙宰曼犹豫许久,遂将此事告诉了兄弟,于是山鲁亚尔国王谎称出猎,躲在宫中和兄弟一起再次见到了王后和宫女、奴仆们在喷水池边嬉戏。两位国王顿时万念俱灰,抛弃王位,一同浪迹天涯。在李唯中译本中,国王沙赫泽曼(沙宰曼)回宫时看到王后和一个黑奴正在宫床上寻欢作乐。他于是手起刀落,将一男一女斩于床上。两兄弟在国王舍赫亚尔(山鲁亚尔)宫中看到喷水池边应声走过去一个黑奴,他上前拥抱王后,继之亦云亦雨,直到夕阳西斜,黄昏乃至。于是,兄弟俩万念俱灰,立刻抛弃王位、自我放逐了。而爬梳古叙利亚手稿和埃及手稿,其中所收故事以及相同故事的差别更是俯拾皆是。这些差别使得依从它们而出的英、法等全译本千差万别,更遑论数不胜数的节译本。尽管版本有别,但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大抵分为两层,一层是 8 至 12 世纪的巴格达故事层,另一层是 12 至 15 世纪的埃及故事层。也有学者将引子故事《山鲁佐德和山鲁亚尔》单列一层,认为该故事源自波斯,而波斯又源自印度。这些基本分层,有助于读者了解不同版本的从出。
同样,《一千零一夜》不同版本所撷取的故事数量千差万别,有的译本只涵盖 200多夜,有的则为了凑足 1001夜而增添枝赘。略去暂且无从考证的前抄本时期,《一千零一夜》最早见于公元 879年的埃及纸莎草残片。从那时起直至 14世纪(或曰 15世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一直在阿拉伯帝国的疆域内流传、衍变,有时是在说书人的口中传递,有时则是在抄录者的笔下化合。
再说 13世纪前后,《一千零一夜》的一些故事开始在阿拉伯安达卢斯(即今西班牙南部地区)和卡斯蒂利亚被移译为拉丁俗语卡斯蒂利亚语(即今西班牙语)。其中就有《辛迪巴德》的故事。素有智者之称的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世(Alfonso X)早在登基前便着手组织移译各种古典文本,《辛迪巴德》便是在那个时候被翻译成卡斯蒂利亚语的。辛迪巴德的最初梵文表音是Siddahapati,意曰智者;古希腊文为Syntipas。因此,西班牙语中的两种表现方式(Cendubete和 Sendebar)是根据阿拉伯语音译的。与《辛迪巴德》同时进入伊比利亚半岛的还有动物寓言故事《卡里来和笛木乃》(????? ? ????)。明证之一是 13世纪卡斯蒂利亚文人拉蒙·卢利(Llull, Ramon, ?—1315)的几部作品,它们都与《卡里来和笛木乃》有着明显亲缘关系。例如他的《动物之书》(Libro de las bestias)原本只是《费利克斯或奇迹之书》(Félix o Libro de las maravillas)的一部分,但后来经常独立印行,成为伊比利亚地区最早的原创性动物寓言。他曾是当时极少数熟练掌握阿拉伯语并改信伊斯兰教的西哥特贵族后裔之一。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西班牙文学史家很少提及他。
至于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同《一千零一夜》的关系,只有博尔赫斯(Borges, Jorge Luis, 1899—1986)等极少数作家和人文学者进行过阐述。博尔赫斯在《七夜》(Siete noches)中认为但丁的《神曲》“充满了《一千零一夜》的元素”。在《第一夜:〈神曲〉》中,他将《神曲》、《奥德赛》和《一千零一夜》等量齐观,将贝雅特丽齐和山鲁佐德相提并论,认为她们都是真正的文学原型。
在阿拉伯安达卢斯时期,深受《一千零一夜》影响的还有胡安·曼努埃尔(Juan Manuel, 1282—1348)。他创作的《卢卡诺尔伯爵》[El conde Lucanor,全名《卢卡诺尔伯爵和帕特罗尼奥的故事》(Libro de los ejemplos del conde Lucanor y de Patronio)]完 成 于1335年,比薄伽丘(Boccaccio, Giovanni, 1313—1375)的《十日谈》(Decameron)早十多年,比乔叟(Chaucer, Geoffrey, 约 1343—1400)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早 50多年。巧合的是,这三部作品无论形式还是意境,都十分相似。《十日谈》是十个青年男女在十天中讲述的 100个故事,《坎特伯雷故事集》是 31名香客讲述的一系列故事,而《卢卡诺尔伯爵》则是谋士帕特罗尼奥讲述的 51个故事。这些故事作为谋士进言的“例证”,几乎独立成篇。只不过引出这些故事(“例证”)的是卢卡诺尔伯爵有关世道人心的一系列疑问。这些疑问起到了贯串始终的线绳作用。
15世纪末至 17世纪,由于西班牙在针对阿拉伯人的“光复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及美洲的发现等一系列戏剧性变化,《一千零一夜》在西方的传播陷入低潮,尽管由《动物之书》和《卢卡诺尔伯爵》所生发的影响继续蔓延。及至 18世纪初,加朗(Galland,Antoine, 1646—1715)译本“横空出世”,《一千零一夜》开始真正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学经典。当然,这个经典化过程充满了令人唏嘘慨叹的故事。
首先,加朗的法文版《一千零一夜》主要依据叙利亚抄本,但其中的《阿拉丁与神灯》和《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迄今没有找到从出的原始手稿。它的出版被誉为《马可·波罗游记》之后最重要的“东方奇谭”。鉴于手稿残缺,加朗从一开始就知道他面前的阿拉伯手抄本是不完整的。除了来历不明的《阿拉丁与神灯》和《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他依从的手稿只有282个故事,故而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辛巴达的故事。而差不多同时现身(16至17世纪)的其他抄本至少还有六份。其中一份现藏于曼彻斯特图书馆,它从第 252个故事开始。可能经过加朗之手的另一份抄本现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现藏于开塞利的手稿虽然以夜为单位,但并不齐全,其产生时间也应为16世纪。马耶手抄本是法国外交官班诺特·德·马耶于1702年在埃及获得的,1738年入藏法国皇家图书馆,其中包括《卡里来和笛木乃》。被称为巴黎藏本的第823至第1000夜则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抄本,而图宾根抄本则仅有第283至第 542夜。以上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加朗时期或之前《一千零一夜》的主要手稿或抄本。之后又有几乎同样数量的手稿或抄本现世。至于《阿拉丁与神灯》和《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在同时期的抄本和稍后的印本中都是阙如的。这也为后人怀疑和指摘加朗的忠实性提供了口实。我们不妨设想以下两种可能:其一是加朗曾经拥有这两个系列故事的手稿,后不慎遗失;其二是它们可能始终没有形成文字,而是他从阿拉伯说书人那儿听来的。
其次,英国文人紧随加朗等法国同行,开始收集、整理和翻译《一千零一夜》。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旅行家沃特利·蒙塔古(Wortley Montagu, Edward, 1713—1776)。他从小浸淫于奥斯曼帝国文化,回到英国后就读于牛津大学东方语言系。尔后他辗转多地,声称获得了一份《一千零一夜》抄本,并尝试对其进行翻译。该抄本后以“沃特利·蒙塔古本”著称,它也是后来理查德·伯顿(Burton,Richard Francis, 1821—1890)译本的主要来源,并对当时的英国作家威廉·贝克福德(Beckford, William, 1760—1844)产生了影响。后者的小说《瓦瑟克》(Vathek, 1782)充满了《一千零一夜》式的“感官刺激”。在作品问世百年纪念版的序言中,编者明确写道,这是作者献给《一千零一夜》的礼物,“为一千零一个故事增添了一个,即第一千零二个”。作者并且在《瓦瑟克外传》(The Episodes of Vathek)中直接从《一千零一夜》中撷取了不少素材。同样,旅行家亚历山大·拉塞尔(Russell, Alexander,约 1715—1768)在其《阿勒颇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Aleppo, 1757)中介绍了《一千零一夜》,并借此展示了东方的生活习俗。
在法、英两国的推动下,《一千零一夜》开始在欧洲广为流传。这不仅契合西方了解东方的需要,更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抬头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它的传播顺应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即毁灭与重建。这一点在 19世纪体现得尤为鲜明,即《一千零一夜》这部“天方夜谭”如何为西方对东方,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他者化”进程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佐证。
19世纪,《一千零一夜》开始遍地开花。德译本(正文中将要谈到的古斯塔夫·威尔译本和冯·汉莫-波格斯托译本)在德语世界获得巨大成功。法译本,特别是马德鲁斯(Mardrus, Joseph Charles Victor, 1868—1949)本,是在加朗本基础上出版的精选版。在英国更是接连推出了爱德华·威廉·莱恩(Lane, Edward William,1801—1876)本、约翰·佩恩(Payne, John, 1842—1916)本和伯顿本,它们各有千秋。一时间,《一千零一夜》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化产品,其所夹带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俯拾皆是。其他重要语种的版本也大量出现,在此恕不一一列举。与此同时,阿拉伯本土被这种“花开墙外”的轰动现象所震惊,一批手稿相继编辑成书,并付梓出版,其中的佼佼者有加尔各答甲本或一本、布雷斯劳本、布拉克本、加尔各答乙本或二本、贝鲁特本等。但是,较之于西方的青睐和强势的西方中心主义评骘,阿拉伯世界大抵照例视《一千零一夜》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并未对其产生几多兴趣,及至 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反过来看,19世纪西方的《一千零一夜》研究也基本限于译者和出版人的前言后记、旁批眉注,其猎奇心理和“他者化”情趣可谓有增无已。
一晃到了20世纪,《一千零一夜》研究终于奋楫扬帆,在潮起潮落中越来越成为显学。开始依然是西方话语占主导地位,从纷纷攘攘的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从心理分析到女性主义和东方主义,上演了甲未唱罢乙登场的局面,其间充满了偏激,甚至套用时鲜理论的雷同与重复。对此,读者只消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在此不赘述。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和整个第三世界开始体现出后发的优势。首先是阿拉伯世界,由于自身的文化及其与西方剪不断、理还乱的“亲缘”关系,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批评风起云涌,后者不忘借鉴西方新理论、新方法,终于催生了以埃及文人苏海勒·葛拉玛薇(1911—1997)和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2006)为代表的一代学者和作家。与此同时,《一千零一夜》在各种译本和影视作品的带动下成为各国作家、学者竞相品评和重构的对象。其中,拉丁美洲作家后来居上,开启了当代《一千零一夜》书写与研究的新范式,这中间尤以博尔赫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 Gabriel, 1927—2014)为甚。在我国,自纳训本出版以来,累计各种版本十余种,研究成果良多,敬请诸位浏览后文。
新世纪伊始,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强劲回归,《一千零一夜》研究方兴未艾。鉴于传播和研究乃《一千零一夜》得以经典化的双向途径,因此,本书第一编首先所要梳理和归纳的,不仅仅限于其学术研究,还有迄今为止围绕这一阿拉伯文学巨制所生发的重要人事,及其有案可稽、较为清晰的历史沿革路径。它们由作家和学者,抄本或译本,甚至无数的仿制或评骘串联起来,简直蔚为大观;至于其印度和波斯渊源,虽为常识,有关影响脉络已有不少研究论述,但具体故事却因大多缺乏确凿可信的对位资料,只能暂且搁置。其次,本书第一编还对进入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学者对其孜孜不卷的研究和探赜进行了梳理。它们不仅伴随着民俗学、东方学研究的发展而发展,同时也推动和拓宽了后者的研究范畴。这些研究相对于其成书和传播而言,尽管相对滞后,却尤为重要,它们呈现出这部民间故事集由民间作品走向经典化的形塑进程。这种进程无疑具有人文学、社会学乃至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譬如,通过梳理西方近现代以来对其的研究,可以透视出前者在文化、思想领域对东方的建构;而通过东方社会的研究梳理,我们也可了解东方社会在近现代自我定位的进程中对传统的回归,和对西方建构主义的应对与反思。这也是我们不断关注和研究这部民间故事集对世界文学的影响的重要意义所在。
本书第二编侧重于对《一千零一夜》研究的反思,分专题对前人的研究,特别是一些重要或是典型学者对《一千零一夜》的关注和戏仿进行评厾,其中涉及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纳吉布·马哈福兹以及约翰·巴斯等作家,以期就个人和学界关注的一些问题略陈管见。当然,这仅仅是个起步。面对《一千零一夜》这座巨大的宝藏、这部罕世经典,不仅我们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迄今为止,世人或许也仅仅窥见了它的冰山一角,而隐匿或深藏部分需要无数“芝麻”潜下心来、开启探索之门。
总之,挂一漏万或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读者批评指正。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一、《一千零一夜》流传甚广,但有关研究起步较晚,且重复较多,本著不得不有所取舍;二、本著大体上遵循时序,但也不排除必要的穿梭,以期有点有面、适当捭阖;三、因篇幅所限,本著提供的文献目录中主要萃取的是专著、文集,舍弃了海量的论文、随笔,请读者鉴谅;四、第一编第四章第三节“《一千零一夜》在中国” 单列一节,是鉴于从中国学者视角出发,有必要尽可能详尽地呈现中国对这部民间故事集的翻译与研究成果,以便于国内学者参考。此外,该节主要根据郅溥浩前辈和丁淑红教授提供的成果整理,在此谨致敬意与谢忱。
9至10世纪可以被视为《一千零一夜》开始流传并且进入文人视域的最初阶段,同时,这一时期的许多国王或文化历史名人也经常在《一千零一夜》中登场。这些故事最初是以口传形式慢慢生成的。阿拉伯世界自古便有讲故事的传统,早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在追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中,喜欢在太阳落山后的清凉月色中点燃篝火席地而坐,讲述各种部落见闻和传奇;也常常在迁徙之旅中为消磨漫长而寂寞的时光说些笑话或逸闻趣事。随着 8世纪阿拔斯王朝的建立,阿拉伯帝国逐渐兴盛,文化发展进入鼎盛期,许多统治者和达官贵人都喜欢邀请文人或故事能手入府助兴。这些故事以消磨时光和增趣逗乐为主要目的。遇到格外有趣的故事,听者也会命人记录下来。所有这些故事便因此以口口相传或手抄记录的形式流传起来,并逐渐被吸纳进民间文学的洪流之中。而作为民间故事集大成之作的《一千零一夜》,更是吸纳了不少这类印度、波斯、阿拉伯、古埃及、古巴比伦以及希伯来、古希腊罗马等地的故事素材。其中对有名有姓的文人和政客的记录,使它既具有魔幻奇诡的想象空间,又有真实温暖的历史画面。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口传文学在时空问题上往往会有拉抻和收缩,比如将近前发生的故事放到遥远的过去、遥远的地方,反之亦然。限于时间和能力,本章将不重在考证《一千零一夜》的产生时间和确切由来,而是尽可能地将注意力置于相关流传、借鉴、翻译与评说。
《一千零一夜》中比较确切并反复提到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有曼苏尔(714—775)、哈 伦·拉希德(766—809)和他的儿子第七任哈里发麦蒙(786—833)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一千零一夜》某些传说在阿拉伯世界的发轫时间。当然,由于许多故事来自古印度和古波斯,同时《一千零一夜》作为民间传说又具有一般口传文学的基本特性,即时间和空间的任意性,我们因此很难明确界定任何篇什的确切时间,甚至无法指认有关阿拉伯故事的具体年代;对其真正的空间更是难以定位。最初时空坐标的阙如,自然是《一千零一夜》学术史面临的第一难题。然而,由于《一千零一夜》较多地提及阿拔斯王朝,本著姑且从 9世纪说起,况且这也是学界相对认同的重要时间节点。
当然,《一千零一夜》还时常讲述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并委婉地提到伍麦叶时代,比如偶尔谈及阿卜杜·迈里克·本·麦尔旺( 647—705)。这是《一千零一夜》第44至第110夜的故事——《欧麦尔·努阿曼国王及其儿子》,谓:“阿卜杜·迈里克·本·麦尔旺就任哈里发以前,巴格达有位国王,名叫欧麦尔·努阿曼。欧麦尔·努阿曼是一位强大的君王,曾打败多位波斯科斯鲁和罗马皇帝……”
人们常说许多流行的民间史诗都基于历史,但这种基础显然是极不可靠的。《欧麦尔·努阿曼国王及其儿子》这个故事便是将10至13世纪进行了时空颠倒、顺序交杂,并嵌入一系列充满骑士侠义精神和神秘魔法的故事,这使得故事情节变得极为冗长,而且悬念迭出、延绵数代。这和19世纪欧洲的连载小说(feuilleton)一样,都喜欢先从 8世纪以来的拜占庭战争和1090年之后针对十字军的鏖战中汲取灵感。某些故事虽然最初是独立成篇的,但后来被收进了《一千零一夜》。前面说到的冗长的史诗般的故事(在伯顿本中长达250页,就嵌套了不少小故事)虚构了一段 7世纪穆斯林国王与基督教君士坦丁堡国王联手对付基督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斗争历史,糅合了穆斯林 12世纪反对十字军东征的战争,强调了法兰克人的“邪恶”特征。故事中描写的“敌人”显然是对戈弗雷·达·布庸(Bouillon, Godfrey da, 1060—1100)的扭曲和丑化,后者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领导者之一,也是第一位统治耶路撒冷的法兰克人。虽然融入了魔幻色彩,但故事中阿拉伯帝国与拜占庭时而紧张时而缓和的战争与和平的复杂关系,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现状。
欧麦尔故事中的英雄在大臣们形形色色的阴谋诡计的裹挟下踏上艰难旅程。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史诗品格并非阿拉伯文学独有。事实上,拜占庭史诗《边境的狄吉尼斯》(Digenis Akrites)的许多细节似乎都取自欧麦尔·本·努阿曼的故事。诗歌讲述了一位戍边英雄如何奋不顾身、为拜占庭而战,它在主题与描述手法上都与阿拉伯故事惊人地相似。阿拉伯故事还极有可能影响了其他地区的同类作品,诸如11世纪的佚名亚美尼亚史诗《萨逊的大卫》(David of Sasun)和 12世纪格鲁吉亚邵塔·鲁斯塔维里(Rustaveli, Shota)的《豹皮骑士》(Knight of the Panther Skin,又译《虎皮骑士》)。当然,这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回到《一千零一夜》本身。早期的故事还有不少涉及哈里发拉希德和麦蒙。二者是阿拔斯王朝最著名的统治者,在他们的执政时期,阿拔斯王朝的政治和文化发展几乎达到了顶峰。
比如《哈里发哈伦·拉希德与艾卜·哈桑》《哈里发观景》《哈里发笑纳才女》《诗人与哈里发》《哈里发与诗人》《哈里发与少女》《哈里发与阿基米》《哈里发、诗人与少女少男》《麦蒙与金字塔》《哈里发麦蒙与学者们》和不少哈里发的故事中都有拉希德、麦蒙等阿拔斯统治者的身影。同时,许多故事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麦蒙与其兄弟艾敏的微妙关系。其中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正面形象的化身,他勤政廉洁,经常微服出访,体察民情;他心胸开阔,重视知识而轻视出身,经常延揽非阿拉伯血统的有识之士;他还恪守宗教戒律,微服出巡参加宴饮也从不沾酒。这些都反映了阿拉伯人民对统治者的良好期许。他的两个儿子因争夺哈里发继承权而时常发生矛盾和冲突,于是拉希德任命亲呼罗珊的麦蒙继承大统。后者继续重视波斯文人,主张文化开放,海纳百川,建立了著名的“智慧宫”,这些都充分反映出当时民族融合、宗教兼容的宽松政策。而在《一千零一夜》中,麦蒙的形象也明显好于艾敏,后者在《脚夫与三女子》中便被塑造为一个沉溺女色又心胸狭隘、满腹猜忌的“庸人”。许多当代阿拉伯学者曾著书立说,专门研究《一千零一夜》中的哈伦·拉希德形象及其寓意。关于这一点,容待后文详述。
此外,《一千零一夜》也会经常提到阿拔斯王朝的一些历史名人,如艾布·优素福(731—798)。他是阿拔斯王朝的著名法学家,伊斯兰法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一千零一夜》时常提及的人物,涉及的故事有《法官巧断皇家案》《法官巧断婚案》等,它们无不彰显艾布·优素夫的机智与诡辩。又譬如哈贾吉·本·优素福(661—714),他是阿拉伯伍麦叶王朝重臣,曾任伊拉克总督,素以刚强严厉而闻名,在镇压起义和抵抗外来干涉的战争中屡建功勋。因此,《一千零一夜》中传有他残酷任性的故事,例如布雷斯劳本中的《哈贾吉与三个年轻人》,以及布拉克本中的《哈贾吉与劲敌》等。其中,在《哈贾吉与三个年轻人》里,哈贾吉下令当街处决了一名警长。在《尼阿迈与努阿迈》和《美女杏德与哈贾吉》等故事中,不是他绑架哈里发的女儿,便是他自作自受、惨遭美女戏弄。当然,这个人物在当代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续写《一千零一夜》的《千夜之夜》中也重磅登场,尽管依然是一副刚毅严酷、不苟言笑的面孔,这是另一个话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