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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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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第集》整理者严格遵守古籍整理规范，对现存刘光第的著述重新进行整理，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搜罗更完备。二、校勘更精确。三、编排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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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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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第集》是对“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生平文字的全面修订与整理，是研究刘光第与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材料。本书内容主要为刘光第所作《衷圣斋文集》《衷圣斋诗集》以及集外诗文、信札等，附录收录研究者所作刘光第年谱、评传等相关资料。通过本书，读者可全面了解刘光第从传统士大夫转向维新斗士的心路历程，亦能窥见维新时期的中国社会之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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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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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亮，中华书局编辑，长期从事近代文献整理出版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文献、出版史。整理出版新编《谭嗣同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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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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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衷圣斋文集
集外文
自京师与自流井刘安怀堂手札
衷圣斋诗集
五言古诗未刊稿补钞
七言古诗
七言古诗未刊稿补钞
五言律诗未刊稿补钞
七言律诗
七言律诗未刊稿补钞
五言绝句
五言绝句未刊稿补钞
七言绝句
七言绝句末刊稿补钞
试帖诗
赋
附录
刘光第诗文写本管窥
——“后写本时代”文学出版与传播的个案研究张玉亮639
出版史视角下的近代人物地缘因素考察：
以杨锐、刘光第为中心张玉亮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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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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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戊戌变法作为中国近代史早期“八大事件”之一，不仅在学界受到相当重视，也是较早走近普通民众的近代重要历史事件。一般认为，这一事件在普通民众中知名度相对较高，很大程度上与影视作品的演绎有关。演绎需要传奇，戊戌变法过程中，君臣遇合、帝后党争、密谋与告密、政变与牺牲……无不充满传奇性。这传奇性不仅吸引了普通民众，也吸引了大批历史学者。目前所见关于戊戌变法研究最热之点，恰恰在于戊戌政变。即便是以人物研究为主的学术成果，其焦点也大多是在戊戌变法（或进一步限定在戊戌政变）历史事件中的活动。甚至有学者认为，一些人物在实际历史事件中的实际作用远不如其所负盛名，故此研究价值也有限。研究历史人物，主要研究其在重要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固然无可厚非，但走出被重要事件条块化分割的视域局限，对人物之生平经历、主要交游、著述与思想等相对全面、完备之研讨仍有必要。这也是我们不避冷门，勉力进行近代人物基本文献整理出版的初衷。本书所收录的，也恰是“戊戌六君子”中最无甚传奇色彩的刘光第的著述。
一
刘光第（1859—1898），字裴邨，四川富顺县赵化镇人。咸丰九年己未（1859）出生，于“戊戌六君子”中年齿居第三。其出生时杨深秀11岁、杨锐5岁。
刘氏先世为福建武平人，明末清初迁至四川富顺，至刘光第已五代。刘家数世“奇贫”（高楷《刘杨合传》），自光第幼时，就对先辈所受贫困有过深刻体会：“光弟之生尚幼，即熟闻先大人之受困也。其为人也，面长而肌瘠，隆冬犹衣败絮。寒不可支，则竟日负邻家铁炉坐不去。面目黧黑，亲故至不可识。饥则断莱服叶蘸于青椒之臼而嚼之以代饭。”租住的闽馆公房因不能按时交租，曾被拆墙撤瓦，“每天阴欲雨，举家愁叹，相向而悲”。虽然光第伯父、父亲成年以后学习经商，一度改善了家庭环境，然而好景不长，其父盛年早卒，一家人再度陷入困境。母亲王氏独力支撑门户，抚育子女，在生活极度艰难的日子里，毅然拒绝了亲友让光第弃书从商的建议，并云：“刘氏忠厚之日久矣。今家门当否塞。是儿颇不恶，不读书发志，其曷承先志哉！儿父在日命之矣。”耕读传家是客家人的优良传统，少年刘光第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发奋读书，于光绪四年（1878）应童子试，县令陈锡鬯（洛君）奇其才，力排众议拔置案首。
光绪八年（1882），四川乡试中举，北上应会试，翌年中癸未科殿试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任京官期间，虽生活清贫，但廉洁自律，一尘不染，敬业勤慎，政绩甚佳。公余闭门读书，不事权贵。光绪十一年（1885）三月，光第之母王氏病逝，光第服丧守制，家居三年。期间光第出游泸州、宜宾等地。光绪十四年（1888），光第服阕，北上入京销假就职，从此开始了十年京官生涯，时年30岁，距其初授刑部主事，已经过了五年。除了母丧守制以外，导致其未能早些履职都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层京官开销过大，远非光第家境所能承担。后来，同县宗亲、盐商刘举臣愿资助光第每年二百两银子，当年力排众议青眼相加的县令陈锡鬯亦愿年助百两，光第这才有游宦京华的经济基础。刘举臣为自贡盐商，堂号安怀，为光第同乡族叔。他自光绪十四年（1888）至二十四年（1898）从未间断地对光第进行资助。十年间，光第与举臣、庆堂父子留下大量信函，保留了珍贵的史料。
甲午战后，刘光第见国难当头，每自忧虑，筹思救国救民之策，曾上条陈备述改革弊政、力行新政，未得上达。光绪二十四年，光绪诏授其与谭嗣同、杨锐、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后政变爆发，军机四卿与康广仁、杨深秀先后被捕，于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被杀害于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先葬于四川省富顺县赵化镇，后迁葬于富顺县城五府山。
二
关于刘光第的生平，王夏刚先生《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考辨最为翔实，兹不赘述，仅概述如上以符合前言体例对作者生平的最低要求，节省下篇幅来讨论一个较少被关注的问题——
在一些论者眼中，刘光第的性格端严稳健，是光绪提拔作为维新派官员中的“压舱石”。但其实，他的性格果真如此吗？这需要结合他所处的环境和留下的著述来分析。
刘光第任职于刑部。刑部在六部之中，灰色收入较少，特别是比之户部和工部，相去甚远。有学人通过对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的爬梳，整理出其任户部郎中时的收支情况，虽然俸银与禄米加在一起也没到二百两，但其年度支出高达两千两，弥平这相差十倍的数字的，大多数是灰色收入。刘光第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自幼清苦，在其记述长辈、家世的文章中有所体现。即便科举高中，也无力赴京任职，幸得家乡的地方官陈洛君赏识，以及同乡刘举臣、刘庆堂父子解囊，才能成行。而且这种资助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每年都有。惟其如此，在致刘氏父子的信件中，刘光第屡次道及对方的资助之恩情，以至于用魏象枢初为京官时贫甚、幸得亲戚接济而渡过难关终成名臣的例子，向对方道谢。甚至连获得寄自家乡的土产豆瓣酱，刘光第都感念异常，并大开脑洞赋予丰富的物外之受益：
承赐豆瓣一罂，拜谢拜谢！且闻系出婶母亲造，尤当顿首遥拜而后敢食之也。抑兄之意更有感者，豆为谷类，其勉我安于薄淡乎？椒有姜桂之性，其戒我蹈于甘软乎？其物历久迁地而性味不变，其诏我守道固志而不渝乎？然则一物之微，不惟拜嘉厚贶，其饱德多矣，远胜锡琼瑶而赠币帛也。（第二十八函）
从这段文字折射出的，与其说是他自律甚严的道德修养，毋宁说是长期受人恩惠而形成的习惯性的感念与谦卑。除此之外，刘光第在信中还多次表表现出对价格的异常敏感：
前承雅托购买鹿茸，因局中新货腊月廿边始到得齐，第已与参茸局说明，拟于明正买一关东上好黄毛为妙。庆弟所说纱补挽袖，亦已于荷包巷（凡针黹金线作物等都在此街）向来熟识店中看好（挽袖花样虽多，都是白缎，青缎是叫他现作），但诸货均好，其价已出六数之外；惟余数第当任之。论来此等物件，理该买送，何至尚动来数。只因京中景况，钱米艰难，任是节省，亦须许多用度。加以腊正之交，银贱（现换十四千几）物贵，（百物涨价而银独跌价，即如车钱一项，常时拜客，一天不过京钱七八吊之谱；正月拜客，则贵至十六七吊一天，他物称是）。年节各师门酬应并衙门酬应，而冬腊印结，向来不旺（前十月甚至分到四两零），京师风气，新到者一二年中，不能久拖久欠，是以仅仅敷弄得过。前月家中信至（是亲戚处信），言第名下欠帐尚有七八十钏，都是历年积累的。写信通知，虽是亲戚情重，不好明索；惟第自思：既在官场，无论穷富，岂可久拖乡中亲戚，只有在京中寓所减衣缩食，撙节得多少，还他多少，已于鹿苹处打兑数十金还帐；所以京中愈无余数，实实力量绵薄，以致此等货物不能买送，诚可愧恨！惟恃老叔仁爱聪明，必能见谅，不致介怀，曷胜惶恐之至！
在现存54通函件中，光第与刘氏父子所言最多的就是，算账与筹钱。这些记录并非如一些研究中所说，只是反映刘光第十年京曹生计艰啬、洁身自好而已，其中很多细节值得重新认识。
关于“印结”。第一函云：“路上盘费共用一百七八十金之谱（有家眷真不容易）。到京置买家业、送各老夫子代土仪耗数十金。且喜今年尚有印结可分，多少不一，多每三四十金、少十余金甚或无。明年停捐，便不行矣。”第三函云：“七月份印结顿减，幸领俸银三十，勉强支持。”第六函云：“今年印结共得六七十金（正月带腊月卅金，二月八金，三月卅四金），勉足敷用。”第八函云：“六、七两月印结无几（六月七两、七月四两）。好得五月尚好，不然几至断菜。”第十一函云：“兄今年京中尤窘迫非常，六、七、九、十月份印结均坏，以致连厨手都不能请了。”
关于“交游”。不少关于刘光第的文字言其不事交游，但细考各函，实不尽然，光第对一些官员调动事宜还是很关注的。当然，其程度远远达不到交游广泛，而且内中不乏关心家乡地方官员任免、为资助他的安怀堂刘氏父子等收集情报因素。如第一函中就记载：“昨见张子青师（即张之万中堂），询及富顺风土人情，并问地方官，第略述洛君先生治状，师大加赏叹，以为难得（第与洛师信中亦言及此事）。又问洛师的家世渊源，赞美不置。”“见徐荫轩师，言及长安居大不易（言京师之难处也）。第即对以有本家资助，师问是亲房否，第对以虽非亲房，其关心之切、望我为好官报朝廷之意却甚过亲房。袁师亦诧异久之。”第三函又云：“弟自移居后，逐渐应酬不菲：座主乌、房师钱并放学政，同年放主考者四人、学政者五人……”
由此可见，刘光第并非一介不取，也并非不事交游。相反，他对印结的关注度和需求程度甚至远远高于人之常情，这无非因为其家境贫寒——价格敏感换做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穷。其交游之寡，也很大程度上出自经济实力的不允许。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其耿介与拒绝，就显得更为难得，这种拒绝不是严谨稳健，而是一种疏离于其所处大环境的异端。
也正因为这样，尽管他在入职之处还向资助者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和所谓前景：“本司印、稿（掌印、主稿）两郎中颇相得（老夫子处，都加分送，所以相得），事事肯说，第又虚心领教，故到司即派看公事。大抵今年可得谳审，明年即得帮办主稿矣。”但相处日久，他的秉性中的正直还是令他与上司产生分歧：
即如八月间，部司里分得一案，系福中堂斋中老妈子将人致死，老妈子却又为原告（即在步兵统领衙门告的），言死者系抢他儿子银两，他报厅上将死者看押病故，而九门提督又命仵作出结，言实系病死。我们以案情可疑，即饬步军校传尸亲不到，并传原告亦不到，情愈可疑。乃传厅上官人来责打，彼言原告母子均避在福中堂斋中。我们乃言，尔可持票同看街兵直向福中堂斋指传，回明定要将人交出，况系原告，何必怕耶？乃不二日，刑部堂官嵩（名申，从前四川崇将军之子，新升刑部尚书）特到署中告左堂薛（名允升，左侍郎），求转告我们司中，此案原告可以不传了，案便不办就是了。司中掌印唯唯受命。兄乃力争于印稿之前，言案关人命，何得含糊了结，我们即不调人另验，亦当传原告到案，细究情形；况尸亲日后有人出头，且恐为别人说话，后来堂官司官均有处分，堂官必定加恩留任，司官何所抵耶？于是持稿不办，又去面回薛左堂（系他当家），左堂亦知究里，但攒眉嘴，摇头数回，总劝我们是与他办稿算了。我们言，如果日后云云，左堂言，且待日后有人举发再说。此明明谓福中堂神通广大，巧于弥缝，保定日后无事，然而此一条人命遂白送矣。（第十函）
不止是具体的刑部任内工作，对于时局朝政，刘光第在信中也多所抨击，前辈学人多有征引，此不具录。惟从收信者的态度中，亦可略窥其言辞之激烈。在“自京师至刘安怀堂手札”的第十三函中，刘光第回复刘举臣关于慎言的叮嘱，援引“中兴”名臣胡林翼“指斥当时要人”，“初不以为是可以贾祸而有害者而不敢言也”。不仅长辈刘举臣如此叮嘱，其平辈刘庆堂也叮嘱刘光第“清勤之外，更须于慎字留心”。即便如此，他还是在此后的书信中屡屡针砭朝政，如对人才之摧抑：“故纷纷挂朝笈者不下数千，而国家隐有乏才之叹。不知人才时时俱有，惟不用之，则不见耳；且更摧折之，愈不见矣。而细求其所以然，则在独揽乾纲之一人。上而英明，则大小臣工，靡不战兢奉职，无敢不公，无敢不敬。乃都下纷传，今上不甚管事，以致魁柄下移。其弊在圣学不讲之故。”（第二十四函）政务之废弛：“此皆由于捕务废弛，各衙门均不认真，以致盗贼公行，肆无忌惮，徒令旁观者太息痛恨而已。”（第二十五函）政治之腐败：“要之，一人一家之事，何足萦怀，所虑者，时势痿痹，已大成麻木不仁之症。加以讳疾忌医特甚，空令志士仰屋太息，而贪位固宠者，方且处堂而嬉，了不为计。”（第二十六函）而且，这种直抒胸臆针砭时弊并非仅仅在给刘氏父子的书信中才有流露，他在给其他师友的信件中也往往口无遮拦：“现在司中人数较多，而真能以公事为家事者，亦不多觏……兄近来志事心期，可看与洛师书，便悉梗概。”（第二十二函）甚至在刚刚考中回乡途中，见到时方家居的湘军名将鲍超大修府第，居然以诗劝谏：“将星耿耿钟夔岳，世局艰难待枕戈。臣子伤心在何处，圆明园外野烟多。”可见，即便先不讨论刘光第的具体思想倾向和政治观点，仅看他书信中反映出的屡屡放言不吐不快的性格，也很难说他是一个稳健派。
除了在书信中痛陈时弊之外，刘光第还借助诗歌抒发对现实的不满。刘光第在名家辈出的晚清诗坛，也占得一席之地，于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中，被点为“天异星赤发鬼刘唐”。然而得到如许评价的，多是其纪游诸作。学衡派健将胡先骕在《评刘裴村介白堂诗集》一文（刊《学衡》1924年第34期）中，尽管出于对时局的失望、对戊戌变法的评价不高，并谓：“关于介白堂刺时之作，时过境迁，后人或淡然视之，而其刻画山水之秀句，则在中国三千年所为诗中别开生面者，中国文明一日尚存，介白堂诗终可流传于天壤间也。”但从这些被淡然视之的刺时之作，恰可看出刘光第的性格。胡先骕甚至认为，“戊戌谭复生说袁世凯率兵围颐和园之密谋，彼实不与。此言固信，然谓裴村不疾视西后、疾视朝政、欲为澈底之改革，或能知几待时、明哲保身，则其诗适以证其不然”，列举了诸如“阳刚抱龙德，阴气散乾坤。主山遭厄圮，五岳噤不言”“妲己倾有商，褒姒灭宗周。天意信遐邈，女祸亦因由”“海军且扬威，嬉此明湖曲。仙人且弄姿，媚此西山绿”等诗句，证明“戊戌政变，裴村虽不与谋，而心必不非知也”，认为许多措辞“大非臣子所宜出者”。尽管“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人物研究中对于诗文创作中表露的倾向当加警惕，但文学作品与友朋书札两相结合，在联系其家世背景、生平履历，对反映作者性格的可信度应该说相对就比较高了。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给刘光第一个大致的画像：他家境贫寒，自幼苦读，考中后又因为贫困无力赴京任职，幸得地方官和同乡族亲的资助才得以成行；京官本就“入不敷出”，他所就职的又是灰色收入更少的刑部；惟其如此，他是一个对价格极端敏感的京官，无论是物价还是他的灰色收入的“收成”，在信中不厌其烦斤斤于是；但尽管如此，他也在“正常的灰色收入”之外，不事夤缘攀附，并且为了信念与正义敢于拒绝、甘于清贫，宁可在与同乡的书信中一再哭穷告贷；他对具体工作和朝政时局有着自己的清醒认识，且不吐不快，其性格正直、耿介，但却不乡愿、懦弱，甚至不乏激烈。
三
众所周知，在革命史观的研究范式下，维新运动与戊戌变法作为三大高潮八大事件之重要组成部分，是符合“潮流”的，那么，在此过程中呈现出的激进程度，在相当程度上被与“进步”画上等号。在此架构之下，对刘光第（也包括杨锐）之所谓“稳健”的辩护，就成为为其历史功绩、地位与评价“赋能”的重要方式之一。其实，这种套路在戊戌变法之后不久就出现过。反对维新的胡思敬在《戊戌履霜录》中记录了杨深秀“八旗宗室中如有徐敬业其人，我则为骆丞矣”之语，作为其“狂肆”之罪状。对刘光第之“稳健”的辩护，可谓异曲同工。另一方式则为对维新人士中激进举措的批评，通过批评躁进而赋予稳健更大的价值。如王炎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评判历史人物的重要依据。导致维新运动失败的‘激进’与力挽危机的‘稳健’，孰高孰低，不言而喻。” （《从珠岩山人戊戌诗三首看杨锐、刘光第与戊戌变法》载《杨锐刘光第研究》，巴蜀书社1989年11月版，第37页）
这里无意于对上述观点进行驳正，只是想指出，脱离了历史情境，以今人的后见之明来考校前人的功过得失，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不好说，但至少不是值得信赖的治史路数。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的观点，至今仍有意义，因此不惜篇幅，恭录如下：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治哲学史如此，治近代史亦当如此。比如，刘光第的书信中保留了大量关于灾异的记述。如第五函：“今年腊月十五夜，贞度门不戒于火，竟将太和门延烧（是九重第五重，为紫禁城内正大门）。至十六日下午火始扑灭。将来元旦朝贺并大婚时，拟搭彩棚为门，有心者窃忧之，以为此非佳兆也（从前康熙、乾隆中，大内起火，皆主兵兆）。第以为天降灾警，此时为君为臣者总当力加修省，着实见诸施行，不徒以空言了事，其庶几乎。”第十函云：“方今时事多故，天变非常。去年太和门灾，非常矣，今年天坛祈年殿又为雷火所烧。此殿形如圆亭，高约九丈，覆以青琉璃瓦，系祈年时列祖列宗神牌配天之所，今乃为雷火延烧，论者私谓此似上天之心、祖宗之意有大为告警者。窃思明末，但雷震郊坛，而明祚不永，今更有甚焉。噫！天心果何如耶？”……又有谁会苛责于他的封建迷信呢？这里若结合刘光第本人思想形成的过程、当时知识分子的阅读史与知识结构来分析，或许会有更具价值的发现。研究者比之当事人，更加科学完善的知识储备和上帝视角，固然可以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视域局限，但也往往容易陷入以今绳古的误区，简单得出“今不如古”“历史局限”等即便正确却也无甚意义的判断。
时下晚清史研究的热点集中于清政府方面对时代变局的因应，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但同时，戊戌六君子的研究似乎已过早地透支了研究者的兴趣。茅海健先生根据康梁以外的大量档案文献，研究戊戌变法的“另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令人钦佩。而学术界关于戊戌六君子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连本面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尚未厘清，比如，这六君子的性格是分别是怎样的，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究竟如何，等等。或许这并不重要吧——一种观点认为，戊戌六君子的出身、年龄、籍贯、政见、性格各异，其被集成为一个群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保举、任职和政变中被杀害等偶然因素，并不具备集中研究的价值。但我们依然认为，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近代史上留下印迹，理应对其进行带有了解之同情的复原，首先要了解他们是怎样的人，经历过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言论和举措，其行为逻辑和情感逻辑是怎样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回答，为什么各自情况差异如此巨大的六君子，共同成为了当时中国最高当权者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危险分子，这说明当时的国家染上了怎样的病状，爱国而正直的知识分子为何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世一些聪明的论者认为极不可取的举措，清政府古老而陈旧的权力运行机制有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其他途径和空间，维新派的“操切”“躁进”之举与后来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革命力量相比有何相同与不同，为何一些论者对暴力革命尚能肯定却对他们的“操切”“躁进”如此不以为然……
对比充满后见之明的观点，张灏先生的谭嗣同研究中对其“苍然之感”的深刻把握与精微剖析，及由此反映出的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之同情，显得那么难能可贵。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决定先从基础文献做起，于是有了新编戊戌六君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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