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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本项目在传统古典文献学分支——辑佚学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最新的数字人文技术,包括各类影像型、全文型数据库,借助CBDB、GIS、Pajek等工具分析了明代状元唐皋的生平行迹和社会关系,进行既广泛又具针对性的查考,最终获得大量传统辑佚方法难以触及的佚作,基本复原了唐皋的《新庵文集》,底本多为海内外公藏的明刻善本,收录内容基本达到存世明人别集所收诗文的平均数量,具有相当的可信性。在辑佚基础上,对收录作品进行校注,考订作品年代,梳理作者生平。全书分内外两编,内编以本项目辑佚成果基本复原了已佚《新庵文集》的面貌,参照传统文人别集的体例,分为文集和诗集两部分,文集中又以策、书、疏、记、序跋、碑铭、传状、祭文等文体分为十一卷,诗集分为四卷。所有作品皆列出其辑佚来源,显示出数字人文技术的强大功能。各篇诗文根据多方线索,尽力考订其创作年代,并按时间顺序编排,且附录辑佚所得的一些疑伪之作并考订其原因。外编为辑佚所得之相关研究资料汇编,包括时人与唐皋唱和互赠之诗文信札,散见于各种历史文献、文人笔记中与唐皋相关的历史资料,如诰命、传记、事迹记载等。末附唐皋年表、亲属佚文、人名索引、以数字技术编制出的唐皋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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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明状元唐皋佚文辑考编年》在传统古典文献学分支——辑佚学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最新的数字人文技术,包括各类影像型、全文型数据库,借助CBDB、GIS、Pajek等工具分析了明代状元唐皋的生平行迹和社会关系,进行既广泛又具针对性的查考,最终获得大量传统辑佚方法难以触及的佚作,基本复原了唐皋的《新庵文集》,底本多为海内外公藏的明刻善本,收录内容基本达到存世明人别集所收诗文的平均数量,具有相当的可信性。在辑佚基础上,对收录作品进行校注,考订作品年代,梳理作者生平。全书分内外两编,内编以本项目辑佚成果基本复原了已佚《新庵文集》的面貌,参照传统文人别集的体例,分为文集和诗集两部分,文集中又以策、书、疏、记、序跋、碑铭、传状、祭文等文体分为十一卷,诗集分为四卷。所有作品皆列出其辑佚来源,显示出数字人文技术的强大功能。各篇诗文根据多方线索,尽力考订其创作年代,并按时间顺序编排,且附录辑佚所得的一些疑伪之作并考订其原因。外编为辑佚所得之相关研究资料汇编,包括时人与唐皋唱和互赠之诗文信札,散见于各种历史文献、文人笔记中与唐皋相关的历史资料,如诰命、传记、事迹记载等。末附唐皋年表、亲属佚文等,为相关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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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唐宸,1988年生,安徽歙县人,上海大学硕士,浙江大学博士,台湾中山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古典文献学专业出身,熟练掌握数据库相关技术,现任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包括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学、数字人文研究等,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古典文献学与数字人文方面的论文多篇,合编《杭世骏集》,参编《历代赋鉴赏辞典》,创办全球汉籍影像开放集成系统(guji.wenxianxue.cn)、中国古典文献资源导航系统(www.wenxianxue.cn)、数字人文门户网站www.dhcn.cn等网络平台,不论在传统古典文献学、古典文学研究,还是数字人文的技术开发应用领域,都有着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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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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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十年來,因古籍光學文本識别(OCR)等數字化技術和數字人文方法迅猛發展,大量結構化古籍數據庫與智慧化古籍平臺相繼問世,爲學者多角度、多方法利用古典文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而在衆多新技術方法中,運用數據庫進行古典文學作品輯佚是潜力頗大的一種。目前雖已有少數學者利用此方法取得一些成果,但學界對其具體路徑策略還缺乏必要的討論與總結。筆者曾於十年前(2012年)以傳統輯佚學方法爲主,以當時爲數不多的幾種古籍數據庫爲輔,對明代狀元唐皋的已佚文學作品進行了輯佚。近期,又利用各類最新數據庫和數字人文技術針對同一對象進行了新一輪輯佚,在取得不少新資料的同時,也産生了一些新認識。上述兩次輯佚工作間隔正好十年,堪稱數字化輯佚在文學文獻研究領域的一場有效實驗,值得深入反思,以就教於方家。
一、前期工作
(一)實驗案例
古典文學文獻的散佚程度各不相同,有全書存而單篇佚者,有全書皆亡者。前者即所謂“集外文”,學者點校整理文人别集時往往順手加以搜集。筆者多年前隨蔡錦芳師整理清人杭世駿集時,曾輯得佚文24篇、佚詩27首,已屬可觀。“全書皆亡者”又分爲兩種情形: 一是全書雖亡,但仍有序跋或目録傳世,可爲輯佚者提供綫索;二是全書體例、風貌均毫無綫索可尋者。相較之下,後一種情形更加困難,也是傳統輯佚學難度最大的課題。此外,佚書原作者的知名度對於輯佚工作的難度也有影響,大抵知名者輯佚其作品相對容易,餘者則難上加難。
本案選擇的輯佚對象爲明代狀元唐皋(1469—1526),字守之,號新庵、紫陽山人,南直隸徽州府歙縣巖鎮(今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區巖寺鎮)人。他早年求學徽州紫陽書院,七戰秋闈不利,至正德八年(1513)方中舉人,次年以狀元及第,時年四十六歲。隨後他在翰林院歷任修撰、侍講學士(兼經筵講官)等職,曾於正德十六年以欽差正使身份出使朝鮮頒嘉靖帝即位詔,與李荇等朝鮮著名文臣唱和。嘉靖五年(1526)卒於侍讀學士任上,得年五十八歲。他的行狀、墓志銘迄今尚未發現,清代官修《明史》未予立傳(萬斯同《明史稿》有簡略附傳)。通觀其一生行迹,除高中狀元及出使朝鮮時將李夢陽復古文學主張介紹到朝鮮二事之外,於學術、文學并無特别突出成就,故知名度有限。他的文集名爲《新庵文集》,但明清目録典籍皆未著録其具體内容、卷數、版本等信息,很可能在他去世後不久就已經完全亡佚了。不論是從作者知名度還是别集散佚程度來看,唐皋作品輯佚工作的難度均很大,故其最終成果也足以成爲古典文學作品數字化輯佚潜力的有效參照。
(二)結果量化
2012年的初次輯佚工作,共得到唐皋佚文50篇、佚詩169首。50篇佚文中,13篇爲存目,4篇爲殘篇;169首佚詩,大部分是從朝鮮《皇華集》和“韓國古典綜合數據庫”中獲取的唐皋出使朝鮮期間唱和詩作,在中國境内日常所作則僅爲21首,其中存目、殘篇等作品2首。
2022年的再次輯佚工作,在對初次輯佚所得進行個别删汰之外,還尋獲4篇原標存目之文,合計新增佚文42篇(其中存目3篇、殘篇2篇)、佚詩32首(均爲境内所作)。兩次輯佚合計,去除複重,共得到唐皋佚文87篇(其中存目11篇、殘篇6篇)、佚詩197首(境内詩56首),數量已接近傳世明人别集的平均標準。
題材内容分布方面,以87篇文章爲例,將其與同時期代表性文人李夢陽《空同子集》(明萬曆三十年刻本)、何景明《何大復先生集》(明萬曆五年刻本)作品集對照,可以看出以下兩點。 (一) 序跋類,唐皋作品占比與李何平均值非常接近。序跋屬典型的多載體存留文獻,往往并存於作者别集、序主著作甚至方志、譜牒之内,故輯佚所得較爲豐富。例如,唐皋爲汪舜民所作《静軒先生文集後序》輯自汪氏本人的《静軒先生文集》,爲黄春所作《送武義縣尹黄君伯元之任序》輯自黄氏故鄉的《武義縣志》,爲程永珖所作《上源程君永珖壽圖序》輯自程氏家族的《新安休寧長壟程氏本宗譜》等。(二) 記文類,唐皋作品占比遠高於李何平均值,這是文人存録自作入集時慎存應酬記文現象的反映。在輯佚所得唐皋二十余篇原始記文中,近一半是爲重要人物或場合所作的,例如爲湖廣道監察御史所作《北察院題名記》、爲户部山東臨清分司所作《重修户部分司公堂記》、爲池州府所作《池州府磚城記》、爲大名縣所作《大名縣學科貢題名記》、爲母校紫陽書院所作《紫陽書院記》、爲宋名將張憲墓祠所題《新建宋張烈文侯祠記》、爲著名學者汪循所作《潜德堂記》等,想必若唐皋文集仍存世,這些記文都應在收録之列。至於從家譜等文獻中輯得的爲民間下層人物所寫的諸多記文,則很可能會在文集正式出版時被删汰。
以上結果初步表明: 利用數字人文手段進行古代文人作品輯佚是行之有效的,一方面能够獲取大部分文體,且數量可觀;另一方面,輯佚所得作品甚至較别集更具原始性特點,從而爲我們探究文人創作歷程提供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二、路徑思考
數字人文時代的古典文學作品輯佚,一方面需要延續傳統輯佚學、目録學和版本學的經驗,主動對接數字人文領域最新技術,另一方面也要靈活運用多種類型的數據庫與工具,甚至自行編撰、製作相關專題索引數據庫,從而實現輯佚成果質量與數量的雙重超越。
(一)融會新舊理論與技術
輯佚是傳統文史研究的重要領域,發展到考據學風盛行的有清一代,不少一流學者投身輯佚工作,其中尤以乾嘉諸老對《永樂大典》的輯佚工作爲代表,而章宗源、王謨、嚴可均、馬國翰和黄奭等一批輯佚專家也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皆足以爲今日學者所取法。
在輯佚工作初步準備階段,結合傳統目録學手段明確大致輯佚範圍是首要的任務。對於不同歷史時期的人物和著作,其策略應有所調整。就本案涉及的明清文人來説,若該對象有科舉經歷,應重點關注相應時代範圍内的史部傳記類(科舉録之屬)和集部總集類(課藝之屬)等文獻;若有爲官經歷,一方面應關注史部正史、編年和詔令奏議類(尤其是實録和最新發布的明清檔案數據庫),另一方面應結合籍貫和生平行旅所經地點,重點關注史部方志和譜牒類;此外還應對相應斷代、地域範圍内的集部别集、總集類文獻加以普遍關注。從輯佚所得唐皋詩文的四部分類情况來看,基本不出以上範圍。
在輯佚工作深挖拓展階段,學者往往會注意到人物生平交游和文學唱和等問題,這時掌握的人物社會網絡關係資料越充分,輯佚工作所能合理延伸的範圍也就越廣。數字人文時代涌現出的大量網絡分析工具(例如“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爲我們構建文人交游網絡提供了便利。以唐皋的科舉社會網絡爲例,分别查詢1514年全國進士和成化至嘉靖時期的徽州地域科舉人物(含舉人、進士等),可得到唐皋的同年關係和潜在的同鄉同學關係,并搭配GIS、Gephi軟件工具進行可視化分析。通過對分析得出的百餘位社會網絡關係人物的存世著作和家族譜牒進行針對性專項查考,最終得到不少唐皋佚作。例如,在其同學黄訓《黄潭先生文集》中輯得對於考證唐皋科舉經歷十分重要的《代郡邑祭學士唐先生文》,在其門人胡松《承庵先生集》中輯得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封唐皋親筆信札,在其同鄉汪循《汪仁峰先生文集》中輯得二人涉及理學的重要往來詩文、信札四篇,在其同僚戴祥《績溪戴氏族譜》中輯得《都門别意詩序》等文學唱和作品五篇等。這些通過傳統輯佚手段絶難覆蓋到的作品,因爲有社會網絡關係作爲支撑,其文獻可靠性反而更高。由此可見,利用空間和社會網絡分析等數字人文手段輔助輯佚,有望成爲學界今後致力的全新方向。
在輯佚成果録入校勘階段,就本案而言,因唐皋别集完全散佚且無原書目録可考,故應參照明人别集通行體例對輯佚所得進行整理: 文章依内容性質、詩詞依“樂府、古體、近體”題材次序排列。每一類目之下,先對作品進行必要的考證編年,再依時間先後編排,并將出處與編年依據注於其下。這種兼顧分體與編年的編排方式,能最大程度展現佚文價值,從而爲學界後續利用打下基礎。梁啓超先生云:“原書篇第有可整理者,極力整理,求還其書本來面目。雜亂排列者劣。”曹書傑先生亦云: “(輯佚工作)所輯佚文能詳爲校勘者優,否則次之。所輯佚文能詳辨其真僞者優,否則次之。”而進行佚文的校勘工作,其首要前提應是備具衆本。以校勘工作爲例,本案初次輯得的詩文不少出自二手甚至三手文獻,且缺乏異本,校勘難度很大。待十年後再輯時,大部分文獻都得以藉助影像型古籍數據庫(尤其是筆者研發的“全球漢籍影像開放集成系統”)等渠道更换爲明刻本等更早版本,例如《池州府磚城記》底本由清乾隆《池州府志》替换爲明正德《池州府志》,《重刊救荒補遺書序》底本由現代出版物《中國荒政全書》變更爲明萬曆刻本《重刊救荒補遺書》等;同時也得以利用檢索型古籍數據庫對文字進行更細緻全面的“他校”工作,糾正了初輯時的不少闕文誤字,例如《舉曠典以備大禮疏》一文便利用檢索型古籍數據庫得到《名臣經濟録》《皇明經濟文録》《皇明疏鈔》《皇明嘉隆疏鈔》《皇明兩朝疏抄》等書存録的多個副本,并從《皇明兩朝疏抄》所載版本中獲得了他本均删落的上疏時間等重要信息。上述情况提示我們,輯佚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成效究竟如何,需要經受一定時間的歷史檢驗。因此,學者需要長期關注輯佚目標,反復利用最新可用資料和新開發的數據庫加以校勘考辨,以期達到數量更齊全而質量更精准的理想境地。陳尚君先生的《全唐詩》輯佚、湯華泉先生的《全宋詩》輯佚、周明初先生的《全明詞》輯佚等等,無不反映了這一點。
在輯佚成果的辨僞定本階段,應靈活運用傳統“知人論世”法與數字化考據方法。傳統方法方面,例如本案曾在明萬曆四十年(1612)刻本《重修濟陽江氏宗譜》中輯得舊題唐皋所作之《竹窩序》,開篇云:“正德辛巳春仲,竹窩之居成,居士招予往落之。”“正德辛巳春仲”爲正德十六年(1521)二月。然唐皋於正德十四年秋間曾因改葬先墓乞歸,十五年五月返抵北京,十六年春季在北京作《贈梅軒之任序》《送謝少尹之任德清》和《明故武陵縣尹謝公墓志銘》,故不可能在十六年二月親臨江氏竹窩,《竹窩序》必屬僞作。數字化考據方法方面,例如本案曾在日本東京中央拍賣香港有限公司2019春季拍賣“中國古代書畫”官方網頁上獲得唐皋手跋明宣宗御筆《魚樂圖》畫册,全詩曰:“禹門人道不凡才,咫尺烟波萬里猜。剛見赤鱗三十六,尚疑平地有風雷。清池玄鯽映霜空,鱗尾分明素浪中。顔色未能同赤鯶,似應呼作黑頭公。正德九年歲在甲戌十月,翰林修撰臣唐皋拜書。”落款看似無誤,但使用古籍數據庫檢索相關詩句即可發現此詩實爲明代内閣首輔、著名詩人李東陽的《畫魚》二首。再將其書法與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藏品總目”數據庫著録的唐皋手書真迹“吴德源等二十七家諸體書玩芳亭詩文卷”(文物號: 新00098055,一名“吴德源等二十七家行書題玩芳亭卷”)對比,風格相去甚遠。因此,流通於拍賣市場上的所謂唐皋手跋《魚樂圖》應屬僞作。
(二)靈活運用各類數據庫工具
當下古籍類數據庫大致可分爲檢索型與影像型兩類,其中少部分檢索型數據庫還兼具圖文對照功能。針對全文檢索型數據庫,一般需要結合輯佚工作的實際需要預先設置一批關鍵詞,并結合輯佚所得隨時加以增補調整。以唐皋爲例,預設的關鍵詞邏輯公式主要有: 姓名字號類之“唐皋”“唐 皋”“唐 守之”“唐 新庵”“唐 心庵”“紫陽山人”,官名稱謂類之“唐修撰”“唐侍講”“唐侍讀”“唐學士”“唐正使”,及交游雅稱類之“唐 狀元”“唐 殿元”“唐 太史”,等等。在本案初次輯佚成果中,便有60%左右的文獻是利用上述關鍵詞在各大檢索型古籍數據庫中獲取并加以篩選得出的,其中尤以地方志類文獻爲最多。當時僅獲知綫索而未輯得全文的存目作品,十年後復輯時已有不少得以寓目原書并加以抄録,這自然得益於數據庫質量、數量的不斷進步。例如受到桐城派著名作家劉大櫆《書唐學士〈德俠傳〉後》一文表彰而知名的唐皋《德俠傳》一文,最初踏破鐵鞋遍尋無果,只得列入存目,復輯時終於通過數據庫檢索在明萬曆刻本潘之恒《亘史鈔》中發現,得以據此考證出唐皋早年生平的諸多細節。
至於影像型古籍數據庫,近年來數量也迅速增加,收書量不斷增長,圖像清晰度普遍提高。國家圖書館建設的“中華古籍資源庫”目前已發布古籍影像兩萬余部,成爲古籍輯佚的重要增長點。在本案再次輯佚的新增成果中,有18篇佚文和20首佚詩是從該數據庫及其各子庫中輯得,分别占新增佚文、佚詩的43%和61%,而這38篇文獻的出處有很大一部分是家譜文獻(皆經辨僞後抄存)。與地方志文獻已被愛如生“中國方志庫”、籍古軒“中國數字方志庫”等多個大型全文檢索數據庫作專題建設不同的是,目前家譜類文獻仍然以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美國猶他家譜協會等幾家機構建設的影像型數據庫爲主,支持檢索功能的僅有愛如生“中國譜牒庫”(目前第一期僅收録家譜300種,效用有限)。因此,我專門組織學生團隊對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中的明版徽州譜牒進行了版本調查與索引編目,製作了結構化的“明版徽州譜牒藝文數據庫”(第一期),已索引明版譜牒七十餘部、藝文六千餘篇。就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明版徽州譜牒所存録的明代徽州文人佚作比比皆是,且文本相對可靠,僞作概率較低。作品數量最多的文人是程敏政,約70篇,其中不見於《篁墩集》者有十餘篇。其餘文人,若以曾入選《徽郡詩略》爲名家標準,則作品超過30篇的有汪循、范準等,20篇以上30篇以下的有汪思、李汛、汪玄錫、蘇大等,10篇以上20篇以下的有潘滋、王寅、汪道昆、程亨、吴子玉、唐文鳳等。至於本案的輯佚對象唐皋,在“明版徽州譜牒藝文數據庫”中共檢出詩文近20篇,數量十分可觀。可以預期,家譜類文獻全文數字化的推進將對明清文學文獻輯佚和辨僞工作産生重大推動作用。
在上述古籍數據庫之外,一些學者習見常用的其他領域數據庫有時也能爲古典文學作品輯佚工作提供意想不到的幫助。在本案輯佚成果中,有不少文獻最初是從中國知網、讀秀學術搜索等常規學術文獻數據庫中獲得綫索的。例如,唐皋爲明代代表性琴譜《西麓堂琴統》所作序文,是筆者初次輯佚時通過讀秀搜索從前人琴學論著中偶然獲知的。在獲取原抄本并對該序進行編年考證的過程中,又發現唐皋落款時間“嘉靖己酉”(即嘉靖二十八年)應爲“嘉靖乙酉”(即嘉靖四年)之誤,從而糾正了學界長期對《西麓堂琴統》成書時間及其與幾部相近重要琴譜關係的誤判,有力推動了明代古琴學史研究。再如,唐皋爲同鄉黄時聚撰寫的《黄霽峰記》,載於《虬川黄氏重修宗譜》,最早由劉尚恒在1999年撰文介紹該譜時偶然提及。2012年筆者通過中國知網全文檢索前述關鍵詞獲取到此一綫索,遂前往上海圖書館借閲該譜的抄本并抄録了全文。十年後再輯時,發現《虬川黄氏重修宗譜》的兩個版本已被分别數字化發布在“中華尋根網”和“中華古籍資源庫”的“上海圖書館家譜”子庫,遂又得以獲取高清圖像進行二校工作。唐皋在這篇《黄霽峰記》中説:“時聚果能由夜氣所息者以致夫吾心之良知,其卓越也確乎不移,其昭融也炯乎不昧。”這顯然是王陽明的心學學説。陽明是在正德末年(1521)左右提出“致良知”學説的,唐皋此記的寫作時間應在嘉靖四年前後,最晚不可能晚於其卒年嘉靖五年(1526)。衆所周知,當時的徽州仍是程朱理學的根據地,地方學者對陽明心學采取嚴厲排斥態度的不在少數。唐皋是徽州紫陽書院畢業生,程朱積澱深厚,却能够主動調和陽明心學,并以在職翰林、經筵講官身份和徽州民間人士進行互動,這在心學的早期傳播與地域突破,甚至整個明代“朱王之争”問題上,都是前人從未注意到的一則典型案例。當然,作爲從家譜中發現的“孤證”,筆者曾一度對《黄霽峰記》的可靠性感到憂慮。幸運的是,在2024年11月本書即將定稿之時,筆者在中國知網偶然搜索“唐新庵”一詞,竟從黄山學院馮劍輝教授的論文中獲知該校所藏《新安文獻志續編》孤本中存有唐皋所撰《慕庵記》一文。在潘定武教授的中介下,馮教授爲筆者提供了《慕庵記》文本。筆者展讀一過,見該記開篇云:“慕緣於愛,愛發於情,情根於性,性統於心。”又云:“《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良知動之也。”竟再度出現了典型的心學表述。該記的創作時間,經筆者考證在嘉靖四年前後,與《黄霽峰記》近乎同時。至此,唐皋的理學思想“調和朱王論”終可定案了。通過知網、讀秀等常規數據庫獲取以上學術意義非常重大的邊緣化、離散化文獻,堪稱大數據互聯網檢索時代特有的機遇。
在數字化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利用各類數據庫和數字人文工具進行古典文學文獻輯佚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技術手段,值得學界重視利用,及時總結經驗。與此同時,學界也有責任、有義務將各類有用的數據庫和數字人文工具聚合在一起,從而降低學者和民衆利用數據、接觸前沿的技術門檻。筆者建立的“中國古典文獻資源導航系統”網站(又名“奎章閣”)和“全球漢籍影像開放集成系統”等網站在這方面已作出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數字人文是一個新概念、新領域,因此,跨學科形成“學術共同體”,積極對接傳統理論與最新技術,是數字人文的應有之義,也是相關研究者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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