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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逻辑清晰，叙述生动。作者把看似冗杂的一段历史做了细致的梳理，将“大跃进”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作了深刻而独特的分析。
2.化繁为简，详略得当。通过对史料进行整合分析，从细节着手，将复杂的问题表述得清晰明了，将严肃的学术问题阐述得引人入胜。
3.论从史出，分析客观公允。作者重点分析了这场运动的经验教训，在评述中既没有一味地苛责前人，也没有简单地为历史辩护，使得本作品能够达到“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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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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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够，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本书以这一段特殊历史为考察对象，从字里行间感悟到历史何以能成为最好的教科书与清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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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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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汉，罗平汉，1963年生，湖南安化县人。曾任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决胜：解放战争何以胜利》 《1938，关键一年》《探寻与阐释：中国革命中的几个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史》《土地改革运动史》《回看毛泽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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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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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进、反冒进与反反冒进
一、1956 年经济建设中的冒进
二、周恩来主持反冒进
三、毛泽东批评反冒进
四、毛泽东为什么要批评反冒进
发动“大跃进”的南宁会议
一、“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
二、“我是反反冒进的”
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为“大跃进”升温的成都会议
一、“马克思主义的冒进”
二、“敢想敢说敢做”
三、助长“大跃进”的几个文件
八大二次会议与“大跃进”的全面发动
一、通过“多快好省”总路线
二、“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三、“插红旗、拔白旗”
四、“敢于破除迷信”
1958 年的全民大炼钢
一、1070 万吨钢的由来
二、“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
三、“钢铁元帅升帐”
粮食高产“卫星”升空记
一、第一批“惊人纪录”
二、“卫星”正式升空
三、“卫星”为何能上天
试析毛泽东对待粮食亩产万斤的态度
一、“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
二、毛泽东为何相信粮食能大幅度增产
三、毛泽东是否相信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
“大跃进”运动中农村公共食堂的骤然兴起
一、全国农村迅速实现公共食堂化
二、经不起推敲的“优越性”
三、农村食堂为何能办起来
农村人民公社建立的缘由
“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二、来自苏联的影响
三、空想社会主义和经典作家的启示
四、对大同社会的向往
关于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几点考辨
一、最早使用“公社”名称的大社
二、第一个使用“人民公社”名称的大社
三、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更名时间
1958 年人们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一、嵖岈山的“全面规划”
二、徐水的试点
三、寿张的共产主义标准
四、范县的“新乐园”
五、“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
人民公社建立之初的供给制
一、“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二、“可贵的共产主义幼芽”
三、“粮食多了怎么办”
四、“放开肚皮吃饭”
毛泽东是如何发现人民公社问题的
一、“整天只有老头对老头，行吗？”
二、“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
三、“这个革命可革得厉害”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共产风”及其初步纠正
一、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举隅
二、“共产风”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
三、对“共产风”的初步纠正
“大跃进”运动的是非得失
一、对“大跃进”运动的不同评价
二、应区分“大跃进”运动与“大跃进”时期
三、“大跃进”运动总体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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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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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正式升空
1958年4月底， 湖北省襄阳专区宣布：预计今年 1000 万亩夏收作物平均每亩产量能达300斤，全区总产量可达30亿斤上下，比去年夏收作物增产1倍以上，相当于去年全年粮食产量的75%，比解放前夏收作物的产量增加10倍多， 超过原来计划的50%。其中光化、 襄阳、 枣阳等县夏收作物粮食产量，都可超过去年全年粮食产量 全区约有20万亩小麦可以亩1000斤上下；谷城县还有300多亩预计每亩可以产小麦2000斤左右。
这个预计的“大丰收”很快变成了现实。一个多月后，襄阳专区再度宣布：专区有 700 亩小麦已收割完毕。根据各地验收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达到和超过了预计产量，涌现了大批高额丰产典型。过去，这里小麦亩产千斤只是个别现象，而今年，这种情况就普遍得多了，甚至创造了亩产小麦1500斤以至2000斤以上的奇迹。谷城县有97亩小麦突破了千斤大关，其中有 29亩5分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1500斤到2000斤。 沈湾乡乐民社第一生产队队长蓝世忠种的1亩1分小麦试验地，亩产竟达到了2357斤。
同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今年有 5 亩小麦每亩平均实产 2105 斤，它比去年湖北省房县双河农业社创造的全国小麦亩产最高纪录 540 斤多565斤。这个奇迹是这个社中共党委副书记王丙寅等同志和第二生产大队二分队社员合作培育的丰产试验田里创造出来的。”报纸在报道时特地使用了《卫星社坐上了卫星，五亩小麦亩产2105斤》的标题。自此之后，这些高产典型就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呼—“卫星”，而宣布“卫星”消息则被称为“放卫星”。
仅仅过了 4 天，卫星社又放出了一颗更大的小麦“卫星”。新华社在其通讯稿中说：“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五亩小麦平均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的消息传开以后， 这个社的小麦经过继续打场脱粒，10 日第一大队二分队又有二亩九分地总产量达到一万零二百三十八斤六两， 平均每亩亩产三千五百三十七斤七两五钱， 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一千四百二十五斤，超过这块地去年每亩亩产七百五十斤的三倍多。”
自此之后， 各类“卫星” 争相放出。7月23日， 国家农业部授权新华社宣布：今年夏收粮食作物空前丰收。播种面积53900余万亩，总产量达到1010亿斤，比1957年夏收粮食作物增产413 亿斤，即增长69% ；平均亩产187斤，比1957年增长70%。在夏收粮食作物中，冬小麦的播种面积 35600 余万亩，总产量达到689亿斤，比 1957 年增产 279 亿斤，增长68%；平均亩产193斤，比 1957 年增长 71%。今年我国小麦产量至少超过美国小麦产量40多亿斤。
............
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声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章说：“今年（山东） 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 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 两万斤玉米、 谷子，这样高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像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 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 两千斤，根本没人提了。”
进入9月后，“卫星”就放得更热闹了。《人民日报》报道的比较大的粮食“卫星”有：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中稻亩产 82525 斤；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小麦亩产 8585.6斤；河南商丘县王楼人民公社第八生产队，亩产玉米35393斤；河南沈丘第十二人民公社郭庄大队第六生产队，亩产高粱 22720斤；山东临沂县涑河乡南光明二社，亩产大豆4517.12斤；福建晋江县金井乡集力农业社塘边村欧自强生产队，亩产花生 26968.12斤；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9月18 日的《人民日报》还报道了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获得中稻平均亩产130434斤10 两4 钱的高产新纪录的消息，这也是该报报道的最大一颗水稻“卫星”。
“卫星”为何能上天
那么，1958 年那些“卫星”是如何发射升空的呢？看一看当时河南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7320斤这颗“卫星”的产生经过，就可知其大概。
对于这颗“卫星” 的发射情况，1958年7月12日的《人民日报》作了如下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二亩小麦丰产试验田，总产一万四千六百四十斤，平均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这是河南省今年麦收中放出的小麦亩产三千斤以上的第二十九颗‘卫星’。”“这二亩小麦长得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一百四十八万六千二百株，密得老鼠也钻不进地。最大的麦穗有一百三十粒，一般的麦穗有七、 八十粒，最小的麦穗也有五十粒左右。这二亩小麦是 6 月18 日收割的。全队十二人从上午五时到夜十二时才割完，实割十九个小时，每人平均只割一分六厘六毫。6 月21日起，这二亩麦开始打场。头遍是单打的，共打了五天、 五场。6 月 26 日起开始扬场、 晒麦。7月 1日过秤入仓。总计头遍共打了一万四千零四十斤。 第二遍场是和一般麦混打的， 根据推算共打了六百斤。”
这颗大“卫星”实际上是这样制造出来的：1958 年 6 月 18日，与西平县邻近的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农业社（也叫卫星集体农庄） 放出了小麦亩产 3520 斤的“卫星”。这时，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西平时属信阳地区，今属驻马店市） 对西平县委第一书记说，西平的条件比遂平好，亩产一定要超过遂平。根据地委领导的指示，1958 年 7 月初，西平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小麦高产数字的问题。会上，县委领导要各农业社自报产量。该县的和平农业社属于高产区，开始报了亩产 200 斤，县委领导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各社又相继报出了亩产400斤、600斤、 800斤，但仍与遂平县的 3520 斤相差太大，故而一直没有得到县委领导的认可。最后，和平社大着胆子报出了亩产 1100斤，这才勉强过关。随后，西平县委召开庆丰收大会，对和平农业社进行表彰奖励。
虽然和平社大着胆子报出了小麦亩产1100斤，但这个数字还不到遂平县小麦“卫星”产量的三分之一。为了放出超过遂平县的“卫星”，西平县又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内容还是报小麦产量。会上，县委第一书记反复介绍了遂平县小麦亩产3520斤的高产“经验”，并大讲“思想有多高，产量就有多高”的道理。尽管如此，在大会上各农业社仍然不敢再往高报。于是，县委领导就采取个别鼓动的办法，召开以往产量较高的和平、 猛进两个农业社的负责人开座谈会，动员这两个社报产量。开始时，猛进社只报了亩产 300 斤，县委领导坐在一旁不吭气。两个农业社的负责人一看气氛不对，就不断地将产量往高报，猛进社一下报出了亩产 7201 斤。这时，和平社所在的城关镇党委书记立即鼓动和平社再报高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和平社社长报出了亩产7320斤。这样，座谈会才算结束。
紧接着，和平农业社开始找亩产7320斤的“依据”，办法是按小麦的颗数、 穗数、 粒数进行推算，先算出一斤小麦有多少粒，再算出一穗有多少粒，一颗有多少穗，最后算出一亩地有 1486200 穗，每穗平均 75 粒，可收7560多斤。随后，和平社组织全社的整、 壮劳力，套了两辆大车，从全社12个生产队拉来了14640斤麦子（平均每亩7320 斤），全部堆放在那块所谓的“试验田”里，然后向县委报喜，县委再组织所谓“验收”。随后，《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等报纸相继报道了和平社小麦亩产7320 斤的消息，并由此吸引了全国 24 个省市的参观者前往观摩学习，前后达3个月之久，甚至苏联和捷克斯诺伐克政府还专门来信，要求中国有关方面介绍西平县小麦“丰产”的经验。
1958 年确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风调雨顺之年，这年粮食也确实获得了较好的收成。据国家统计局后来核实，1958 年全国实产粮食 4000 亿斤，比 1957 年增产了 300 亿斤，但远不及当时正式宣布的 7500 亿斤。由于浮夸风的影响，认为粮食产量可以大幅度提高，从此耕地也就不需要那么多了，导致安排1959年农业生产时较大幅度地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这也成为 1959年粮食总产量比1958年减少600亿斤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放卫星”，给人们造成一种粮食问题已经解决、 农业已经过关的错觉，因此不但可以放胆大办工业，而且可以考虑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就由此而来。
——节选自 《 特殊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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