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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日本通史》自2008年出版之后，一印再印。
此版为第一版推出之后，作者又以数十年研究日本史的积淀，耗时十余年对上自史前时代下至令和时代的日本数千年历史，以及日本疆域的演变，作了条分缕析的论述，凸显了时间和空间两大要素。
本书既遵循中国“编年体”史书按时间叙事的传统，也兼顾中国“纪传体”史书评人论事的要求，对日本每一任天皇、将军、首相，均作了介绍和点评，既有通史的通达，又有对影响日本乃至整个世界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论述，既秉承“论从史出”的治史原则，注重以第一手资料为据，并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引述的文献详细注明出处，又参阅了最新解密或公开的原始文献，尽可能反映日本史研究的最新学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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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为《日本通史》全新修订本，分上下两册。
上册始于史前时代，终于江户时代末，扼要阐释这一历史时段涉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主要论说“国家三个要素”即国土、国民、政权的形成；叙述“文化三根支柱”即神道、佛教、儒教的由来及思想主张；分析“武家三个时代”即镰仓、室町、江户时代的兴衰和武士道的渊源；梳理“日本战国三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结束纷乱的战国时代，使日本进入长期和平统一历史的进程。
下册始于明治维新，终于平成时代，主要阐释下列问题：为什么明治维新是一场集政变、革命、改革为一体的变革？为什么甲午战争深刻影响了日本以后的历史？为什么日俄战争后日本加入了“白人俱乐部”？为什么大正时代被称为“日本的乌托邦时代”？为什么昭和时代军国主义甚嚣尘上？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能够迅速实现经济复兴和高速增长？为什么平成时代日本会形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崩溃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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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冯 玮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赴日本京都大学留学，1993年获博士学位。自1995年后历任日本神奈川大学客座研究员、韩国高丽大学客座研究员、日本庆应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学术成果：著有《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理论和政策互动》《日本史的路标——要素和真相》《〈菊花与刀〉精读》《日本风情志》《日本外交简史：锁国·扩张·依附》等10本图书；合著有《东亚发展模式与区域合作》等7本图书，另有日译汉《昭和时代见证录》和英译汉《犹太思想》《犹太人》等译著多本。以中文、日文、英文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日本学刊》和东京大学《社会与文化》等国内外权威、核心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曾获上海市教学科研一等奖、复旦大学教学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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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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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通史（修订本）
前? 言
史前和古代史
第一章 史前时代
第一节列岛、祖先的神话和考古
日本的“创世记”神话／列岛形成的科学结论／日本先民的由来
第二节无土器时代（新石器时代）
石器在日本的发现／日本石器时代发展阶段
第三节绳文时代三要素：陶器·贝冢·竖穴住宅
绳文文化的跨度／绳文文化的特征／绳文文化的分布
第四节“弥生”四要素：陶器·铜器·铁器·水稻
陶器·铜器·铁器的发现／水稻的传入
第二章 大和时代
第一节倭·邪马台·古坟
史籍中的“倭”和“日本”／邪马台的历史／作为时代标志的古坟
第二节“神话时代的天皇”与大和政权
天皇诞生的神话／“天皇”号的由来／大和政权的形成
第三节“倭五王”和“部民制”
倭五王时代／部民制的建立
第四节汉字和儒教：日本的路标
日语的语源／“真名”和“假名”／“去汉字化”历史／儒教的传入
第五节内政外交的激变
乙巳之变／大化改新／白江之战
第六节佛教的传入和“三宝”的兴隆
佛教传入／飞鸟文化／白凤文化
第七节宫闱内斗和法制滥觞
壬申之乱／天武天皇的统治／持统天皇治国理政
第八节律令制的确立与“万叶时代”的开启
《大宝律令》和社会管理／“万叶时代”前期
第三章 奈良时代
第一节律令国家的象征
都城奈良的建成／和同开珎的铸造
第二节女皇掌权的时代
女皇当朝和权臣主政／政变频发的时局
第三节统治的强化和版图的拓展
强化统治的举措／软硬兼施收纳熊袭／大军压境平定虾夷
第四节遣唐使的“荣光”和“屈辱”
遣唐史的历史／遣唐风险和遭遇炎凉／大臣·朝衡·鉴真
第五节“天平文化”和“南都六宗”
佛教兴隆的天平／天平留存的文献／“万叶时代”后期／“南都六宗”
第四章 平安时代
第一节光仁·桓武之治和《弘仁格式》
迁都平安京／光仁·桓武之治／“三代格式”的完成
第二节“摄关政治”的形成和演变
“弱帝和幼帝接连登基”／“摄关政治”正式登场／醍醐新政／承平·天庆之乱／巅峰期的藤原氏
第三节院政：太上天皇治国理政
从摄关政治向院政转型／上皇成为权力核心／保元·平治之乱
第四节“唐风文化”与“国风文化”
唐风文化／和歌·日记·随笔／物语和艺术
第五节平安佛教：天台·真言·融通念佛
天台宗的创立／真言宗的创立／融通念佛宗／平安佛教的特征及神佛融合
中世篇
第五章 镰仓时代
第一节“源平争乱”：时代的序幕
武士与平氏政权的形成／强势的平氏政权／源赖朝举兵
第二节“镰仓幕府”：二元政治的滥觞
镰仓幕府问世／源氏将军三代而绝
第三节执权：无冕的“将军”
承久之乱／北条泰时改革／镰仓幕府灭亡
第四节镰仓幕府的支柱：御家人制和庄园制
御家人制的结构／庄园制的“名”与“实”／经济结构的转型
第五节“忽必烈征伐”
“忽必烈征伐”的历史原因／“文永·弘安之役”／“忽必烈征伐”的败因
第六节镰仓时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
武家文化的形成和演变／军记物语的兴起／佛教文化和传统艺能的进步
第七节镰仓新佛教：佛教的日本化
本土的始祖及其宗派／禅宗与日本文化
第六章 室町时代
第一节“建武中兴”和武家叛乱
皇朝复辟和“元弘之乱”／建武中兴／“中先代之乱”／足利尊氏谋反
第二节“一天两帝”和幕府奠基
一国两“号”和《建武式目》／“观应扰乱”
第三节两朝统一和幕府盛衰
幕府的特性和“内讧”／从动荡走向安宁／走向“战国时代”
第四节“一揆”频发“恶党”四起
“一揆”起因／“一揆”频发／“恶党”四起
第五节日明复交与“勘合贸易”
倭寇猖獗／册封与堪合／外交波折
第六节文学与文化的繁荣和“神佛融合”
五山文学的兴起和繁荣／佛教神道的嬗变
第七节“传承至今的日本独特的文化”
公家武家“文化换位”／传统艺能承先启后／和式教科书与连歌
第七章 战国时代
第一节战国序幕：“应仁之乱”
“应仁之乱”的“伏笔”／将军继嗣难题／“应仁之乱”爆发
第二节“一揆”频起体制巨变
“国一揆”／“一向一揆”／“明应政变”和幕府分裂／“大名领国制”的质变
第三节织田信长“天下布武”
“近世的曙光”／织田废立将军／将军借刀杀人／落日余晖
第四节安土桃山时代
本能寺之变／重建“日本之治”
第五节检地、刀狩令和侵略朝鲜
“太阁检地”和《刀狩令》／秀吉侵朝原因／“文禄之役”／“庆长之役”
第六节西商东进西教东传
东西方变动的共时性／西学东渐的序幕／禁教投鼠忌器
第七节“安土桃山文化”和“南蛮文化”
“安土桃山文化”／内涵丰富的“南蛮”文化
近世篇
第八章 江户时代
第一节“元和偃武”：走向和平
关原之战／家康生平和家世／“大坂之阵”
第二节“法度”的颁布和“锁国”的序幕
“法度”的颁布／“锁国”的序幕
第三节“幕藩体制三大支柱”的确立
石高制和兵农分离制／“锁国”目的和真相／家纲和纲吉的“反差”
第四节“江户时代三大改革”
享保改革和“弛禁令”／田沼政治和宽政改革／天保改革和“大盐之乱”
第五节“开国”：江户时代的挽歌
培理叩关和“日美亲善”／条约敕许和将军继嗣／“幕末的京都时代”
第六节文久二年：“历史里程碑”
樱田门外之变／萨英战争／西学嬗变
第七节江户幕府“谢幕”
民族主义的形成／萨长联盟／大政奉还／王政复古
第八节“儒学四大学派”的共性和个性
作为“官学”的朱子学／日本阳明学／独具特色的古学／日本的国学
第九节神道的成熟和武士道的确立
神道的释义和演进／神道的体系／武士道的历史和源泉／“武士道者，死之谓也”
第十节兰学：“如滴油入水而布满全池”
兰学的形成／兰学外延和内涵／兰学遭遇的磨难
第十一节“争奇斗艳”的文化艺术
多元素融合的“大和绘”／浮世绘：日本的“国画”／传统文艺的繁荣
第十二节市井“风俗”和“四民”风情
江户时代的衣食住／“行”与“宿”／将军后宫：大奥／风吕和钱汤
近代篇
第九章 明治时代
第一节“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定制·迁都·改元／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制／重建经济秩序
第二节明治维新“三大方针”
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
第三节1871年：分别派出两个使节团
赴欧美使节团的任务／《中日修好条规》的签署
第四节明治前期的“维权”和扩张
“修约”的曲折历程／阿伊努和北海道／占有东北和西南岛屿／吞并朝鲜第一步
第五节“明治六年政变”的前因后果
“征韩论”的动因／“明治六年政变”／西南战争
第六节自由民权运动和明治宪法体制
自由民权运动／立宪思想的分歧／《明治宪法》与《皇室典范》《教育敕语》
第七节“超然主义”·政党内阁·桂园体制
超然主义表象和实质／政党内阁的“胎动”／政党内阁的“出生”／“１９００年体制”
第八节甲午战争和甲午战后经营
甲午战争的起因／甲午战争过程／《马关条约》的签署／甲午战后经营
第九节日英同盟和日俄战争
日俄矛盾加剧／日英结盟和“满韩交换”论／日俄战争“三功臣”／从开战至媾和
第十节文明开化后的社会风俗
祭祀·混浴·裸体／关于通奸和卖淫／形形色色的“风俗店”
第十章 大正时代
第一节“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天皇制的“阿喀琉斯之踵”／大正天皇的象征性／“天皇机关说”／大正政变
第二节元老、藩阀、政党“三足鼎立”
山本权兵卫的改革／大隈重信再度组阁／寺内内阁的兴亡
第三节“真正的政党内阁”的建立
“平民首相”原敬／“铁腕首相”原敬／“四大政纲”和选举制改革／原敬被刺身亡
第四节“普选”和“宪政之常道”的开启
“关东大地震”及其影响／《普选法》的颁布／步入“宪政之常道”
第五节加入“华盛顿体系”的前因后果
日本“趁火打劫”／各有算计的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体系的建立
第六节“裁军”和“兵营国家”的形成
偷梁换柱的“山梨裁军”／暗度陈仓的“宇垣裁军”／“兵营国家”的建立／“币原外交”的登场
第七节日本经济体制“四大特征”的确立 “日本株式会社”／日本式经营“三大神器”／间接金融体制／企业的“二重结构”和“互相控股”
第八节大正社会文化与大正民主运动
大正时代的衣食住行／大正时代“新风”和“旧俗”／维护天皇制的思潮／民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理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第十一章 昭和时代（战前）
第一节“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裕仁登基和若槻下台／“宪政之常道”的实施／“田中外交”出笼／皇姑屯事件及其影响
第二节实施“黄金解禁”和签署“裁军协议”
“金解禁”／围绕“裁军”的各方博弈／“干犯统帅权”之争
第三节十四年抗战的开端：九一八事变
“明治大帝的遗业”／九一八事变真相／日本当局对事变的“善后”处理／伪满洲国的建立
第四节“青年军官运动”与“协和外交”
“青年军官运动”的兴起／“五一五兵变”／军人专横跋扈／对华扩张的强化／“二二六兵变”
第五节从试图分裂中国到全面侵略中国
全面侵华前的中日政局／卢沟桥事变真相／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第六节外交困境和体制嬗变
对“日德结盟”的纠结／外交困境和政局动荡／构筑“大东亚共荣圈”／政治经济体制的嬗变
第七节太平洋战争前夕的日苏、日美关系
签署《日苏中立条约》／日美谈判的“预演”／日美和谈的开始
第八节“帝国决定对美英荷开战”
东条内阁的组成／日美谈判的破裂／偷袭珍珠港
第九节从“旭日东升”到“夕阳西下”
日军军旗如“落日残阳”／孤注一掷的“特攻作战”／接连战败和最后挣扎
第十节蘑菇烟云中开启的“终战”帷幕
“天皇地位未定”／“曼哈顿计划”／核攻击：对日本的最后一击／天皇的“两次圣断”
近代篇
第十二章 昭和时代（战后
第一节战败投降和战后初期的政治变革
盟军占领政策的形成／受降仪式和“间接管理”／天皇“走下神坛”
第二节战后改革：两个“三根支柱”的树立
围绕修宪的舆论和动向／《日本国宪法》的颁布实施／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
第三节“东京审判”的真相及影响
东京审判的法律依据／认定甲级战犯的内幕／对甲级战犯的抓捕和审判／东京审判的“回音”
第四节经济的恢复和“旧金山体制”的建立战后严峻的经济状况／“贸易立国”和美国对日政策逆转／朝鲜战争对日本的影响／“旧金山体制”的形成
第五节1955年：政治经济外交的“界石”
“1952年体制”的形成／多党联合政权的建立／“逆反路线”的推行／“1955年体制”的形成／日苏邦交正常化
第六节1960年：“新安保条约”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岸信介登台执政／《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签署／从“政治季节” 转向“经济季节”／《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构想》
第七节“昭和熟透期”的外交
《日韩基本条约》的签署／MT贸易取代LT贸易／《冲绳归还协定》的签署第八节“昭和熟透期”的日本经济政治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环境污染和公害问题／“三岛事件”和“赤军事件”
第九节毁誉参半的“今太阁”与“诚实和廉洁”的三木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因绯闻而下台的田中／“椎名裁定” 三木执政
第十节从福田到竹下：昭和最后十七年
强化对华对美关系的“福田”／“悲情首相”大平正芳／“原社会党议员的变种”铃木善幸／政坛“不倒翁”中曾根康弘／善于笼络人心的竹下登
第十一节战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繁荣
未被知晓的“国家卖春命令”／“赤线地带”和“蓝线地带”／“风俗营业”日趋繁荣／“粕取文化”
第十三章 平成时代
第一节“平成时代”开幕和“ 1955年体制”闭幕
昭和天皇裕仁驾崩／民众心目中的天皇和天皇制／明仁天皇二三事／“十年九相”的“首”相／“清廉”和“鸽派”的海部俊树／“1955年体制”的谢幕
第二节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崩溃
“泡沫经济”的形成／房地产热得“冒泡”／“泡沫”被刺破及其影响
第三节“联合政权”的兴亡
社会党的“转向”／“七党一派联合政权”的兴亡／“自社”联手的“村山内阁”
第四节“改革年代”：桥本和小渊执政时期
桥本内阁的“六大改革”／桥本内阁的外交／小渊的“行政改革”和“法制建设” 第五节“十年九相”的终结和小泉“长期执政”森喜朗的内政外交／“怪人”小泉／“小泉改革”／“小泉外交”
第六节“政权更替”前三任首相的内政外交
安倍首度问鼎相位／安倍面临的难题／“子承父业”的福田康夫／“大嘴”麻生第七节民主党“三世而终”和自民党“东山再起” “理工男”鸠山执政／“蓝领政治家”菅直人的抱负／从“奉行”到“将军”的野田／安倍重返相府
第八节平成文化的“光影”和“一亿中流”的分流
“国家文化”和科技创新／ＡＶ产业光影重叠／“平成废柴”和 “下流社会”
附录 历代天皇、首相、幕府将军在位时间
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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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为了鞭策自己，我在笔记本上写了这么一句话：“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问心无愧地说，我做到了。我不属于聪明的学生，但我肯定属于勤奋的学生。大学时代，为了勉励自己，我在笔记本上写了这么一句话：“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问心无愧地说，后半句我没做到，但前半句我做到了。从大学一年级到博士研究生毕业，整整十年。那十年里，有间屋子经常呈现北窗夜夜进寒风，窗下有个读书人的“景观”。那个读书人就是我。那时的我，心里一直萦绕着一句诗：“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是周恩来总理的诗句。我在吉林长春赴日留学生预备学校完成了一年强化训练，将要负笈东瀛之际，代表全体学生发言。当时，我引用了周恩来总理在赴日留学前说的一句话：“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以治学为业后，我为自己确立了十六字治学原则：“博采众长，标新立异，史论结合，经世致用。”是否做到，我难以自我评判。但是，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始终关注学术动态，不人云亦云，努力言必有据，弘扬“以史为鉴”，可以算作对这十六个字的实践。
2008年，我出版了《日本通史》。2012年，拙著得以重印。之后承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错爱和广大读者的支持，拙著多次重印并出了平装和精装两种版本。在拙著最后的“未了章平成时代”，我写了这么一句话：“再过20年，我将把‘未了章’补充完整。”如今，我提前兑现了承诺。明仁天皇生前退位、平成时代已经结束，固然是我这么做的重要原因，但不是我撰写《日本通史（修订本）》的根本原因。不然，我只需要将平成时代补充完整即可，不必颠覆性地全部重写。恕我直言，许有人说：“好不自量力！”是的，但按照我的理解，想写一部“传世之作”是态度，不是结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至于是不是“传世之作”，必须在经历了岁月的洗涤和淘汰后，才能由社会判定。复旦大学鼓励和支持“坐得住冷板凳的人”，鼓励写学术精品，并从中产生“传世之作”。我作为复旦人，理应以实际行动回应这种鼓励和支持。令我修订《日本通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拙著出版后，在获得肯定的同时，也收到了一些批评指正。例如，有一位读者专门写信给出版社，指出了拙著引用中国古籍的讹误，令我感动和感激。因为读者的关心爱护和鞭策是我治学精益求精的强大动力。本书写于在日四年时间，引文大多采用当时的日本版本，此次修订，又再加核对。
学术研究如同“滚雪球”，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经过十多年的学习研究，我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和体会。这些认识和体会，也是对这本新版《日本通史》和旧版《日本通史》存在哪些差别的说明。
第一，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在《方法论》一书中提出：“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日本通史的书写必须首先确定方法论原则。概括而言，世界历史的书写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按照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的顺序，即“断代”地进行书写。这种书写方式以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为始祖，迄今仍是最“正统”的写法。另一种是将世界划分为若干文明或文化区域进行书写。这种方式书写的历史，被称为“文明形态史”或“文化形态史”，由俄国学者尼古拉·达尼莱夫斯基振翮，由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集大成。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也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以《春秋》为滥觞的“编年体式”，另一种是以《史记》为嚆矢的“纪传体式”。经过近些年的学习和研究，我认为日本通史，最恰当的写法应该是“在历史坐标上”进行书写。中国有强调“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所谓“经”就是纵向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在中国始终具有“兴替之鉴”的功能。但是，正如第二代“京都学派”代表宫崎市定所言，作为历史，不仅要关注“经”即纵向的政权“兴替”，而且要关注“纬”，即不同国家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其影响。这样，既能取得通史应有的“贯通古今”的效果，又能取得将重大事件和人物置于特定时空中进行研究评判的效果。这是我最近十多年的学习和研究体会的“新发现”。当年写《日本通史》，我没有按照这个构架进行铺陈，我为之感到遗憾并决意弥补，而弥补这一遗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重新建构框架，重新谋篇布局，呈现一本全新的《日本通史》。
第二，人是历史舞台的主角。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因为只有人才能理解社会，说明和解释社会，评判和驾驭社会，按照人的目的、需要、意志、能力，去建立或改变社会。毋庸赘言，人在这种建立和改变中必然或隐或现地显示人的本性，包括人性的善和人性的恶。按唐代刘知几在中国第一本系统性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的说法，治史或书写历史的目的，就是要“惩恶扬善”。所谓的善恶当然是指人的善恶。日本历史风云激荡，历史人物如过江之鲫，如何显现他们的善恶，理应成为《日本通史》的重要内容。然而，遗憾的是，我在此前的《日本通史》中缺乏这方面的“问题意识”。因此，在这本新版《日本通史》中，我对一些重要人物，特别是作为日本统治阶级的天皇、将军、首相，做了扼要介绍和评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统治阶级的重要地位：“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第三，英国评论家马修·阿诺德认为，“历史是一条充满谬误的浩渺的密西西比河”。但我认为，历史是一片充满谬误的汪洋大海，故被称为“史海”。为什么充满谬误？哲学家黑格尔说得好，“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就日本而言，他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了吗？“史海”不是“死海”，日本历史和整个世界历史一样，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有顺流，有逆流，有海沟，有浅滩。作为世界历史一个篇章的日本通史，应该写出“史海”的这种特性。
第四，迄今为止，日本通史类著作就篇幅而言，主要存在两个偏向：一是卷帙浩繁但缺乏通史应有的“通达”，而是如专题研究和论文汇编。毋庸讳言，日本学者撰写的日本通史类论著，大都存在这种偏向。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多人合著，学术兴趣和评判标准各异。正如日本著名史学家久米邦武所言：“学者应该禁戒以个人好恶判断是非。然而，历史书写就是好恶聚集的仓库，其中会有个人好恶的情感起伏。”一是篇幅过于简略，以致原本应该是“风情万种”的“少女”，被描绘成“瘦骨嶙峋”的“老妪”，让人无法“一见钟情”。更关键的是，通史应该是“连续剧”，不是“系列剧”。历史事件的发生基本不会离因果律太远，尽管偶然性也是历史的要素。但很多日本通史类著作，往往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分门别类，从而无异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的“汇编”。拙著老版《日本通史》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每个时代我大都将外交放在最后，这显然不利于读者理解“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一基本原理。在这本全新的《日本通史》中，我努力将日本历史写成“连续剧”而不是“系列剧”。不过，我对每个时代的文化特点都做了扼要论述。这不仅为了使内容更完整并使各时代论述均衡，前后一贯，而且为了强调文化和文明的差别。按照德国学者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提出的观点，“文明”是“求同”的，即文明使人类趋于“一致”，而“文化”是“存异”的，使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存在“差异”。虽然日本总体而言不断趋向“文明”，但日本“文化”特点始终鲜明。
第五，历史学一代宗师兰克在其处女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一书序言中称，他写作该书的目的，“仅仅在于说明史实之真相”，并由此确立“兰克史学”的一项基本原则：“史料本身会说话。”按照西方史学的观点，“历史学就是史料学”。这种说法或有偏颇，但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纵然有敏锐的洞察能力和独到的分析能力，没有史料终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西方史学认为，“史料沉默的地方，历史也在沉默”。史料之于史学，犹如皮之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过去十多年里，诸如《大正天皇实录》和《昭和天皇实录》等原始文献的公开，为我重新认识和评价这两位天皇及其时代，提供了新的史料，使我感到必须重写这两章。因为这两个时代前承明治时代，后启平成时代，其间还隔着战前和战后这个“分水岭”，在日本历史上是非常厚重的两个篇章。我在这本新版《日本通史》中充分运用了这些原始文献，因此较之旧版《日本通史》有显著不同。
韩愈在《师说》中写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虽然三十余年在日本史这块土地上的耕耘，使我自认为有些心得，写了这么一部自认为融知识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专著，但日本通史上下数千年，涉及广泛领域，以我绵薄学力，要深入正确地阐述拙著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有鉴于此，后学哪怕是我的学生，或许也能够凭一得之见，指出拙著中因学识的浅陋所产生的讹误，更何况学术精湛的学长和学术前辈，肯定能够赐教于我。我真诚地欢迎和期待读者诸君能不吝赐正。当然，这么做的前提是您先花时间读一读拙著。我相信，您在发现问题的同时还会发现我问心无愧的这句话：拙著涵盖了日本史的主要知识点，信息量不小，而且相对很多类似史书的“严肃”，拙著大多数章节都比较“活泼”，略有文学色彩。我这么做是为了增强可读性。“自古文史不分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和史的关系同样如此。“严肃”未必“严谨”，“严谨”未必一定要“严肃”。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克说：“以轻松活泼的方式完成别人必须严肃认真才能完成的事，需要一种智慧。”我并不具有这种智慧，但我想努力这么做。这也是我撰写本书的一项原则。当然，本书略有文学色彩，但绝没有文学的虚构。
迄今为止，中国的日本史著述未形成统一的纪年格式，本书的年份在1873年（明治六年）日本采用公元纪年前，均以日本年号附括号注公元纪年表示，1873年后采用公元纪年，除必要情况，不加括号附注日本年号。这样做，一是为了显示日本史的特点（改用公历纪年，也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一项重要内容），二是有利于区分公历和阴历的差别，使读者能一目了然。特此说明。
最后做一个友情提示：读了“前言”，建议您再读“后语”，看我是否“前言不搭后语”，然后决定是否有必要读一读这本篇幅不小的著作。如果您真这么做了，我谨向您表示敬意。因为，这说明您尊重我的意见。
倭·邪马台·古坟
学界主流意见认为，大和时代指大和政权定都大和地区的公元250年至538年。这一时代存在很多独具特征的古坟，因此也称古坟时代。之后是以奈良县的飞鸟（奈良县高市郡的藤原京）为都城至710年迁都平城京的飞鸟时代。但也有学者认为，应将大和时代下延至公元250—710年，即710年均属于大和时代。本书采纳后一种观点。因为“大和”是地名，当时的统治者虽屡次迁都，但其范围始终没有脱离“大和”地区，而且如此划分和后面分别以都城命名的“奈良时代”“平安时代”能更好衔接。但必须说明的是，大和时代的象征是古坟，因此大和时代也称古坟时代，而飞鸟时代的象征是“佛教三宝”即佛、法、僧，两者有显著的区别。史籍中的“倭”和“日本”“倭”是日本的旧称。汉代刘歆整理并呈献汉哀帝的《山海经》中的《海内北经》，已有关于“倭”的记载：“盖国在钜南，倭北。倭属燕。”这是关于“倭”最初的文字记载。《论语》称，倭是“九夷之一”。中国官修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均有关于“倭”的记载。司马迁的《史记》关于“倭”的记述，在“徐福东渡”中就有涉及。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的记载。由于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在朝鲜设立了四个郡：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因此，中国对倭和倭人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这句话说明，当时列岛上并没有叫“日本”的国家。那么，“日本”这一国号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日本书纪》大化元年（645年）条有“日本天皇诏旨”一句。有学者认为，这是“日本”的首次出现。但《日本书纪》的有些内容实在离谱，根本无法确信。例如，称神武天皇活了127岁，怎么可能？也有学者认为，大和政权681年编纂的《飞鸟净御原（律）令》，才正式开始以“日本”为国号。“日本”作为国号正式对外使用，则是在702年日本使者向唐朝武则天递交的国书。2004年在中国西安发现的遣唐使井真成的墓志铭，刻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墓志铭称井真成的祖国“国号日本”。这说明“日本”这个国号，至迟在8世纪初已经被大唐王朝正式接受。唐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十二日，唐朝颁发给日本入唐求法僧、后成为日本天台宗创建者最澄的“过书”（通行证），证明他是“日本国求法僧最澄”。这说明“日本” 国号肯定出现在这以前。但是，“日本”国号究竟何时出现，迄今仍无定论。
分为百余国的“倭人”，究竟什么时候开始称他们的国家为“日本”？唐朝的张守节在723年撰写的《史记正义》里写道：“倭国，武皇后改称日本。”据《日本书纪私记》记载，承平六年（936年）某日，参议纪淑光和一个博士有一段关于“日本”国名由来的对话：“参议（纪淑光）问云：‘倭国在大唐东，虽见日出之方，今在此国见之，日不出于城中，而犹云日出国欤？’博士答云：‘然则唐朝以在日出之方，号云日本国，东夷之极，因得此号欤。’”
因认为“日本”国号系由中国命名，在江户时代后期，日本出现了一些对“日本”这一国号“非常厌恶”的国家神道家。例如，会津藩国家神道的狂热鼓吹者佐藤忠满提出：“心安理得地接受‘日本’这一唐人称呼吾等国家的国号并用以和唐朝交往，实在令人非常厌恶。”
1943年，日本建设社出版了井乃香术撰写的《日本国号论》。在皇国史观盛行的历史背景下，《日本国号论》的出版受到极大关注。战后，这一问题仍得到日本学者持续关注。1993年出版的坂田隆《日本的国号》一书，列举了13种关于“日本”国号由来的观点。1997年吉田孝的《日本的诞生》一书提出，所以定国号为“日本”，是以太阳神信仰，以及明确意识到日本西面亚洲大陆存在帝国为背景的。按照他的观点，认为“日本”国号由中国所起，与史实不符。日本著名史学家网野善彦也持同样观点。他在《何为日本》一书中写道：“毫无疑问，日本的国号按照字面理解，既非特定的地名，也非王朝创始者的人名，而是指这个国家在东方，并且将观察的视点置于中国。我们可以从日本这一国名中看到，大和统治者一方面强烈意识到中华大帝国的存在，另一方面则试图作为一个小帝国与它抗衡。”著名古代史家林屋辰三郎也持同样观点，他这样写道：“由飞鸟的圣德太子提出的日出之国的构想，堪称‘日本’诞生的前提。因为这一构想使人们认为‘日本’这一国号诞生于受普遍且理性的佛法，以及统一且规范的律令支撑的‘法’的感觉。”
但是，按照中国史籍记载，不是中国改“倭”为“日本”，而是日本自己嫌弃“倭”这个名称不好听而改为“日本”。例如，《旧唐书》（《隋书》）是这样记载的：“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右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在《旧唐书》中，“倭国”和“日本”两种称呼都有。《新唐书》不再称“倭国”而只称“日本”。中国自《宋史》开始，不再有《倭人传》或《倭国传》，只有《日本传》。《宋史·日本传》有关于“倭”为何改为“日本”的说明：“日本国者，本倭奴国也，自以其国近日所出，故以日本为名。或云恶其旧名，改之也。”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涉及异国和异国人的文书中，多称“日本”或“日本人”。例如，《今昔物语集》中的“日本”，即相对于“唐”“天竺”。“日本”国号也用于“彼岸世界”。《今昔物语集》第十一卷记述，某僧死后复活称，他在阴间的“阎浮提日本国”嫉妒行基（奈良时代的高僧），遭到阎罗王严词怒叱；第十六卷记述，某男因拯救了一条被捉的小蛇，被蛇带入龙宫，受到龙王赞誉，称“日本人心善良，实属难得”，并将“金饼”装入一个箱子赐予该男子。《平安遗文·金石文编》收录了一些埋于土中、用以奉献佛主和流传后世的经筒。许多经筒的铭文也都刻有“日本”国号。德岛县大山寺的经筒铭文大治元年（1126年）十月十二日条，记有“南浮提日本国阿洲于大山寺”。表达意愿、祈求获得神佛护佑的“愿文”，也称“日本”。例如，兵库县极乐寺落款日期为天养元年（1144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愿文”，书有“南瞻部洲大日本帝国播州极乐寺别当大法寺禅慧”；文永二年（1265年）九月四日大和国西大寺光明真言会“愿文”，书有“南部洲大日本国西大寺卧云沙门轈尊”。虽然“日本”国号在大和政权问世后出现，但“和州”“和国”“和朝”等名号，依然与之并存和延用。例如，《吾妻镜》建久三年（1192年）十月三十日条，有武者所宗亲试图从燃烧着的家里取出风筝而烧掉胡须后称，“唐国大宗之须施赐药之仁，和朝宗亲之须显惜弦之志”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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