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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亲美与反美:战后日本的政治无意识

書城自編碼: 3965451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历史随笔
作者: [日本]吉见俊哉
國際書號(ISBN): 9787532792238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4-03-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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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从“憎恶”到“拥抱”
从“鬼畜美英”到“麦克阿瑟万岁”
战后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
內容簡介:
在东亚地区,日本长期稳定的亲美意识格外引人注目。这不仅源于日美安保体制、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以及经济的快速增长,更与日本民众对美国的多重认知有关。美国对于日本战后社会大众而言,既是解放者又是征服者,既是欲望的对象也是恐惧的源头。尽管经历了1960年代反基地斗争、安保斗争以及日美经济摩擦,大多数日本人依然认为战后经济的繁荣归功于美国的庇护,美国的社会富足是日本发展的理想模式。这种背景下,日本逐渐忘却与亚洲的联系,通过“拥抱”美国来寻找新的自我认同。
本书从社会文化研究和媒体研究的角度,深入探讨了自19世纪“黑船来航”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在日本社会中的形象变迁。从幕末到明治大正时期的理想化憧憬,到帝国主义阶段将其视为敌国,再到占领期及之后的复杂情感,这些变化也折射出了日本政治、社会、经济和国际关系的演变。作者指出了二战时日本帝国主义与战后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历史连续性,强调战后日本与美国的“拥抱”关系既是美国霸权体系的产物,也与日本大众对自我认同的构建紧密相连,并认为日本应超越“亲美”与“反美”的对立框架探索自身的主体性,深刻反思与亚洲、历史以及多元复合自我的关系。
關於作者:
吉见俊哉
1957年出生于东京都,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学院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社会学、文化研究、媒体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都市剧作:东京闹市的社会史》(河出文库,2008年)、《博览会的政治学》(讲谈社学术文库,2010年)、《视觉城市的地缘政治:凝视中的现代性》(岩波书店,2016 年)、《平成时代》(岩波新书,2019 年)、《大学往何处去:面向未来的设计》(岩波新书,2021 年)、《未完成的东京重建:文化首都构想的失败与战后日本》(中公新书,2021 年)等。
目錄
序章 战后的日本是亲美社会?
一 日益高涨的反美浪潮
二 “亲美”日本的历史谱系
三 多重视角下的美国
第一章 作为近代性的美国:“自由圣地”与“鬼畜美英”
一 美国驾着“黑船”而来
二 对“自由之国”的憧憬与挫折
三 如今“非美国”的日本在哪里?
四 “鬼畜美英”与美国的诱惑
第二章 作为占领军的“美国”
一 麦帅到来
二 “占领”的消退与“人间天皇”的出现
三 元帅、人间天皇、伪天皇
四 谁让她们成了这样?
第三章 美军基地与湘南男孩
一 从基地渗透出来的“美国”
二 从基地街到潮流街
三 基地里的美国、沙滩上的美国
四 1950年代日本的“反基地”与“基地依存”
第四章 居家中的“美国”
一 令人憧憬的美式生活
二 电视进入千家万户
三 家用电器化,太太扮主角
四 骄傲自豪,“日本制造”
终章 超越亲美:战后民族主义的无意识
一 冷战与反美民族主义:从朝鲜战争到反基地斗争
二 来自反越战运动的追问
三 外在的美国与内在的美国
后记
內容試閱
作为“反美”之体现的“九一一”
自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遭遇恐怖袭击事件以来,对恐怖袭击的恐惧和报复让美国陷入了“反恐”的怪圈不能自拔。美国武断地高举“反恐战争”大旗,要求同盟诸国并肩战斗,通过一场阿富汗战争重构了世界秩序,并重新确立了自身的优越地位。美国宛若一个焦躁不安的患者,非要根除身上的痼疾并再次恢复健康的体魄,方才心安理得。
在除掉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并建立新政权之后,这位患者的自我强迫症仍然没有得到缓释。美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声音、部分国家追随的不情愿以及无数市民的反战运动置若罔闻,以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伊拉克发动单方面的“战争”。据报道,该国的总统看到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崩溃在望时,拍拍脑袋说,“好吧,接下来是伊拉克”,其想法仿佛“头脑中忽闪忽灭的灯泡”。 事实上他本人早在上一年的年末就预告“明年是战争年”。标榜“自由”和“理性”的美利坚合众国沉迷于敲打“无赖国家”的除恶行动不能自拔。
“九一一”事件过去4年之后,美国所发动的战争才消停下来。萨达姆?侯赛因政权被推翻,伊拉克在美国强大的支持下成立新政权,但是,直到现在伊拉克仍陷在内战的泥淖中。布什政权虽然凭借其任性的外交政策在美国国内获得一时的自我满足,却给世界各地带来了为数众多的混乱。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曾给人带来无限遐想和希望的后冷战时代却在“九一一”事件之后给国际社会呈现出最坏的场景。
“九一一”事件对于大多数美国民众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但是对于专家学者而言,却并非不可预测。惨剧发生两天后,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正确主张的那样,恐怖袭击并非懦夫针对“文明”和“自由”的攻击,而是针对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的所作所为而发起的,有着严密因果链条的绝命反击。 所以早在“九一一”事件数年前就已经有学者预言有可能发生针对美国本土的极端恐怖事件。进入1990年代以后,世界各地频繁发生以反美为主旨的恐怖袭击事件,而美国的对外政策正是其招致全球范围内反美氛围渐趋强烈的主要原因。
例如,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到,在整个1990年代,“针对美利坚帝国的反弹”呈扩大化的趋势。“反弹”(blowback)一词最初是指秘密情报人员在国外传播的谣言逆流到本国,并且产生意外后果的现象,后来其语意泛化,成为在国际关系中频繁使用的表述。
约翰逊指出,美国的民用飞机、大使馆等遭到爆炸袭击是出自某些人对美军空袭的反击措施,因此“在被一部分人定义为恐怖主义的同时,这些恐怖分子却成为另一部分人眼里的自由斗士。即使美国政府谴责恐怖主义攻击无辜的市民,但在这另一部分人看来,这是美国一直以来采取帝国主义行动而遭到的报复行为”。恐怖主义者们之所以选择毫无防备的美国市民下手,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法攻击在海上发射巡航导弹的美军舰队以及驾驶高性能轰炸机的美国士兵。
另外,尼古拉斯?盖耶特(Nicholas Guyatt)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中指出,1990年代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军事安全政策及其介入联合国的方式等,导致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对美国充满敌意、危险、广泛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多的孤立地带”。盖耶特称,1971年固定汇率制崩溃之后,支撑西方国家经济秩序的制度框架出现巨大的漏洞。1970年代中期,国际金融秩序中既有的资金流动管制多数被撤销,此后数年,巨额资金游走于各国政府的管控范围之外,在全世界迅速流动。在这一波放宽管制的潮流中,尤以美国的金融资本独领风骚。它们积极向海外进行融资、投机并扩大对新事业的投资。不久后,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在持续出现通胀的发展中国家发现商机,民营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高利率融资日趋增多。
当然,这一全球性的泡沫危机很快以崩溃告终。1982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是其肇始,其后多数国家因追求快速发展经济而陷入债务陷阱。美国政府对这些危机置若罔闻,并采用了“否定多数发展中国家破产的基本事实”的策略。美国采取的办法是延长债务国的贷款期限,以此来确保其偿还能力,并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确保债务国到债权国的现金流,同时IMF也可藉此监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
与私有化和放宽管制相伴随的是在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市场,精英阶层逐渐掌握更多的财富,而最贫困阶层则愈加贫困,既有的官僚主义型国家体制开始崩溃。以美国和IMF为中心推进的国际经济结构调整,让大银行和跨国企业成为全球市场中的获益主体,发展中国家的上层亦被纳入到既得利益的阵营内,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美国“站在这一潮流的最前线,通过对外政策积极推进共识,并在智识领域强化其支配力度”。
经济领域的体制转型与重组带来了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变动。1970年代诞生的撒切尔政权和后来的里根政权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霸权,以及伊朗革命、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的抬头恰恰是上述经济变动在政治上的体现。考察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在全球扩张这一大背景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贫富差距扩大,被歧视的贫困阶层不断增加的绝望感,以及宗教激进主义势力将该群体纳入互助网络的过程。1980年代,在市场主义成为主旋律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与其相伴生的政治意识的分歧与分裂,向着区别于既往东西冷战对立结构的方向发展。这并不是单靠“文明的冲突”就能解释的现象,它同时也是全球资本主义内部冲突滋长的结果。
在此背景下,尽管美国会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而利用国际社会,但也可能会扼杀那些没有美国参与的国际机制。该国的总统常常无视获得联合国多数成员国支持的方案,比如《反地雷公约》以及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等,这些提案最初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但是到了关键时候美国总统却出尔反尔,拒绝在基于广泛共识的协定上签字。在海湾战争中最大限度利用了联合国之后,美国屡次置国际共识于不顾,当它自身需要国际社会的共识来谴责“无赖国家”时,就重视国际社会的作用,当不需要国际社会的时候却又公然拒绝来自国际社会的共识。
也就是说,与“九一一”有着密切关联的“对美国的憎恶”,其实是美国主导全球经济所带来的贫富差距等各类矛盾扩大并渗透到世界各地的必然结果。但是,海湾战争之后的美国,将冷战时对苏联“邪恶帝国”的修辞带到了冷战后,将那些违反美国意志的国家称为“无赖国家”,并以军事力量对其加以封锁。该政策反过来让这些国家把美国塑造成共同敌人,助长了“面对美国压倒性的绝对优势,恐怖主义是唯一选项”的想法。导致这一状况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对实力不均衡的认知以及因缺少能改变现状的政治手段而导致的深度挫折感”。如果国际社会不努力找到应对挫折感的“排气口”,那么可能“会迫使更多的人采取更激进、更极端的手段”来回应对这一状况。

一 美国驾着黑船而来
漂流民眼中的美国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美国是驾着黑船来到日本的。但事实上却不尽然。早在19世纪初期,幕府便通过荷兰或中国了解到有关美国的各种信息。到了19世纪中期,又经由中滨万次郎(约翰?万次郎)、滨田彦藏(约瑟夫?彦)等在太平洋上被美国船只搭救的漂流民,与之有了直接的接触。
土佐 渔民万次郎回国是在1851年,比佩里(Matthew C.Perry) 来日本要早两年,并于1853年出版《漂流记》一书。播磨 船夫彦藏回国是1859年,他的《漂流记》于1863年出版。除此之外,自1830年代开始,也陆续有日本人在日本近海遭遇海难之后漂流到美国并与美国本土有直接接触的案例。1832年从知多半岛赴江户途中遭遇海难的音吉即是一例。他漂流到温哥华附近,尔后在美国上陆,本想搭乘莫里逊号商船回国,不料到达日本后却遭到幕府拒绝而没能成功回国。此外还有1838年漂流到夏威夷、1845年经鄂霍次克海回国的次郎吉,他在回国之后马上被幕府囚禁,留下《蕃谈》一书,回顾了其漂流见闻。
漂流民与美国接触增多的重要背景是太平洋海域捕鲸船活动的日益频繁。当时,鲸鱼油作为照明燃料的需求扩大,美国籍船只在太平洋出没的次数与日俱增。这些船在太平洋中的各个岛屿停靠补给。到了1830年代,美国人、英国人和以海上船只为目标的海盗等陆续占据了此前为无人岛的小笠原群岛 。到了19世纪中叶,父岛 已经成为在西太平洋海域中航行的捕鲸船的重要停靠港。就这样,“美国”越过加利福尼亚的海岸线,西贯太平洋,逐渐逼近大洋彼岸。
对于这些漂流民而言,“美国”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如万次郎在《漂流记》中写道,近些年的美国比荷兰还要开放,“该国的政治大致与日本相当”,鸟兽基本上与日本相同,“切支丹 之流,在彼国亦是禁忌”。万次郎并没有看到美国革新的一面,其认知框架更多只是关注美国与日本的相通之处。与之相对的是第一位获得美国公民权的日本人彦藏,他在《漂流记》中对美国的总统选举、行政架构、宗教、司法制度以及家庭日常等进行了非常准确的观察。龟井俊介据此认为,万次郎的《漂流记》的内容“除了漂流冒险谈之外再无其他”,而彦藏的《漂流记》则“系统性介绍并大胆赞美了美国历史、政治、法律、宗教、教育、风俗”。 彦藏后来创办了近代日本最早的报社,说他是早于福泽谕吉推广美国主义的人也许并不为过。
提督的肖像
总之,这一切最终促使了佩里的到来。“佩里来航”并非偶然的际会,而是19世纪太平洋地区地缘政治变化的必然结果。佩里提督曾在来航前几年爆发的墨西哥战争中担任美军舰队司令官,在来日之前被任命为东印度舰队司令官,是美国海军的核心将领。可以说,早在麦克阿瑟空降厚木基地的一个世纪前,美国就已经将日本列岛纳入其太平洋战略的视野范围内。
佩里这位将军来历不凡。当时西班牙当局默许海盗在加勒比海域附近肆意袭击美国籍船只,而美国方面镇压海盗的是以帆船为主力的海军。佩里将这支海军整编为蒸汽船舰队,同时通过排挤外国雇佣兵的方式推动了海军士兵的本土化。在佩里的领导下,军船、商船同海盗船界限模糊的状态得到改变,确立了“军船”保护“商船”并镇压“海盗”的关系。 “佩里来航”不仅意味着美利坚合众国的霸权向太平洋扩张,同时也是近代国家逻辑在海洋领域贯彻实现的结果。
关于黑船来航给幕末日本政治意识带来的重大影响,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积累,本书在此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佩里提督可以说是日本大众媒介中第一位被以视觉化形象直观呈现的公众人物,甚至早于明治天皇、西乡隆盛以及明治政府的元老。事实上,在幕末时期以锦绘和版画为中心的木刻媒体中,“黑船”和“佩里”是使用最频繁的题材。 “提督的肖像”先于“元帅的肖像”,更先于“天皇的肖像”在民众中普及。
在幕末日本,佩里的肖像作为他者形象的集大成者而风靡一时。漂流民的“漂流记”陆续出版,加上以“横滨绘” 为代表的浮世绘作品所带来的视觉冲击,都丰富了日本人对美国这一异邦的想象。实际上在幕末维新期的日本,主导日本“开化”的不是英国、法国,而是美国。英国以及稍后的德国在日本的影响力上升始于明治国家体制确立的过程中。所以龟井俊介才主张从幕末到明治初年,日本的“开化即美(国)化”,这要早于明治十年之后的所谓“开化即欧(洲)化”。
美国与自由民权思想
对于幕末的日本人而言,普通民众与美国的相遇主要来自于漂流民不同版本的“漂流谈”“黑船”以及“佩里提督”的形象,而倒幕志士和思想家们则更多是受到美国“自由”观念的影响。龟井的研究表明,横井小楠、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等有共和政治倾向的倒幕志士都抱有将自由国家美国视为新国家建设的范本的构想。
拥有这一志向的不仅限于倒幕派,幕府崩溃之时固守箱馆五稜郭并成立“北海道共和国”的榎本武扬以及自由民权运动中活跃的马场辰猪、植木枝盛等激进派人士都多少受到了美国共和思想的影响。美国作为自由之国的形象,在植木那里被高度理想化,并以此作为其民权思想的重要依据来加以使用。
自幕末到维新初期,对大多数日本人脑海中的美国形象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福泽谕吉的著作。福泽在1860年《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批准换文时,作为幕府使团军舰奉行的随员初次访美,两年后他又作为幕府使节团的一员访问欧洲。基于自身访问的经验以及书本上的知识,福泽于1866年出版了《西洋事情》一书。《西洋事情》对明治时代的日本人了解西洋产生了莫大的影响。福泽认为美国是“基于纯粹的共和政治、真实的民选代议士集会议政、毫无私利之国”,并认为美国实现了理想的“自主任意”政治。
福泽于1867年再度赴美,这次他将其观察汇总在著作《西洋旅案内》,并于1869年出版插图本大众启蒙著作《世界国尽》,以更广泛的读者群为对象,将美国的“自由”以极为理想化的形态呈现给日本民众。福泽谕吉的思想与其对美国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其著作《劝学篇》中有这样一句经典名言,“天不造人上之人,亦不造人下之人”,其实这是福泽谕吉根据美国独立宣言而做出的解读。因此,通过福泽的介绍,“自由”的美国形象得以印刻在明治初期日本人的认识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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