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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威慑与禁忌: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在东亚的核部署研究

書城自編碼: 3910451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政治/軍事軍事
作者: 陈波
國際書號(ISBN): 9787501266623
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3-08-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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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冷战虽已结束,但阴霾尚未散去,特别是两极对抗时期美苏囤积、遗存的大量核武器成为国际和平与人类生存的潜在威胁,核安全正日益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议题。苏联解体后,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的核武器虽已撤出,但在部分欧洲国家及美属海外领地的部署依然存在。同时,就国际核安全这个问题来说,研究二战以来美国在海外的核部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內容簡介:
本书运用第一手的美国解密档案,以韩国、日本、台湾地区以及菲律宾为案例,通过解读艾森豪威尔时期“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展开及实施,力图复原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战术核武器的历史,呈现冷战时期美国核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威慑”与“禁忌”两重性。
關於作者:
陈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出版专著2部。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多项,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研究成果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二等奖,另有成果得到《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研究方向为冷战史、美国史和中外关系史。
目錄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新面貌”与美国大规模海外核部署的开始
第一节 “大规模报复”战略与核政策的“松绑”
第二节 艾森豪威尔政府核武观的更新与统一
第三节 核限制突破后的政策配合与实践
第四节 1957:大规模海外核部署的启动
第二章 朝鲜战争后美国在韩国的核部署
第一节 朝鲜战争后美国对韩国的政策
第二节 美国政府围绕在韩核部署的争论
第三节 韩军裁减与华盛顿的核部署决策
第三章 冲绳问题与美国在日本的核部署
第一节 冷战初期美国在日本及琉球的核活动
第二节 冲绳问题的由来及战后美国对冲绳的政策
第三节 “冲绳返还”与美国在日本及琉球核部署的调整
第四章 美台同盟与美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核部署
第一节 美台军事同盟关系的确立和矛盾
第二节 “屠牛士”入台及其公开事宜
第三节 美台关系的调整与驻台核武撤出
第五章 第二次台海危机中美国的核决策
第一节 美国政府对核政策的反思与检讨
第二节 危机爆发前对使用核武器的持续争论
第三节 无法兑现的“核报复”与“核打击”
第六章 冷战初期的美菲关系、基地谈判与核问题
第一节 冷战初期美国对菲整体政策的演变
第二节 “老生常谈”:1956年美菲军事基地谈判问题
第三节 “双轨并行”:和平利用核能与在菲部署核武
结 语
第一节 核武器部署实施过程中的权力和观念
第二节 核部署之下的美国对外战略与同盟关系
第三节 艾森豪威尔政府核政策的矛盾及其影响
附录 美国在亚太及海外核部署重要数据统计表
参考文献
后记
內容試閱
总 序
在历史研究中,冷战国际史研究不仅着眼于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而且还在这一基础上向外扩展,探讨某一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军事格局的形成和走向;向内延伸,分析在已经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各国国内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就此意义上说,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于国际关系史范畴的新的研究领域。
冷战国际史区别于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特征即在于它的国际性,它是一个国际史。所谓“国际史”,其含义有两个层面:其一在于,无论是学者队伍和史料来源,还是研究对象和观察视角,凡在冷战史的范围内,都不能再以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为中心,而已经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其二在于,冷战首先表现为以意识形态、制度为分野的分庭抗礼,不同制度的国家卷入其中,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国际斗争,由此引发美苏集团对各地区、民族或国家事务的卷入,除阵营国家外,处于中间地带的各民族国家多分别依附于一方,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与两极国际格局的演变已经融为一体。这种历史现象的内涵与外延,已不是一般的国际关系史所能囊括的了。
1991年,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两德统一为标志,冷战作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即之,以俄国档案的解密为契机,一系列前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档案也纷纷见之于世,加上原有的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定期公开的档案,学者们可以通过大量的一手材料更加真实地描述和解释冷战时期的历史。所有这些构成了冷战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异军突起的时代机遇。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于1991年率先成立了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随之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或团队。此后,“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便开始流行,并被国际学界广为接受。
当20世纪中叶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相互对抗成为过去,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也随即逐渐拉开,各国冷战史学者得以在摆脱冷战环境及其思维定式束缚的条件下,对冷战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冷战的起源,冷战思维对各国决策层的影响,大国关系对国际政治力量改组的影响,小国在冷战格局变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阵营内部关系的变化及其对两极格局的影响,美苏之间冲突、遏制、对抗和缓和的交替过程,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冷战因素,冷战框架和冷战思维对后冷战时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影响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进行比较客观的再思考。由此,国际学术界掀起了对冷战历史研究的新的热潮,参与的学者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课题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文献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几十年的研究。这种新的国际学术潮流,被国际著名冷战史专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称为“新冷战史”(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近年来,冷战国际史的新研究日渐深入,其主要学术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众多冷战史研究群构成了国际学者队伍。在美国和西欧,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位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冷战研究项目、以瑞士联邦技术学院安全研究中心为依托的合作安全平行历史项目(The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Cooperative Security)等,是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冷战史研究中心;此外还有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冷战史研究中心,法国的“欧洲认同、国际关系和欧洲文明”研究所等冷战研究机构。而中东欧各国也几乎都建立了冷战史研究机构,除俄罗斯科学院冷战史研究中心外,经常在国际学界露面的是匈牙利冷战史研究中心和保加利亚冷战研究组。在亚洲,比较活跃的有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韩国参与冷战史研究的主要是韩战研究会和国防部军史编纂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近年也成立了冷战研究中心,侧重于冷战在东南亚的历史研究。香港大学历史系的美国研究中心经常与各国冷战中心合作举办国际会议,是亚洲冷战研究的主力之一。在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组建了一个专门研究冷战时期海峡两岸关系的研究群,“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也有冷战史研究小组。印度学者最近也开始加入冷战史的研究队伍。
第二,档案开放、收集的国际化与多国档案的综合利用。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以第一手的档案文献构成学术论著的叙述主体,不仅如此,这项研究还强调综合利用双边档案和多国档案从事学术考察。以往的冷战史研究,依靠的主要是美国档案,故形成“美国中心论”——冷战史实际上是美国外交史——在所难免。目前,各国档案的开放、收集、整理、翻译及综合利用,已经成为冷战史研究领域首先关注的事情。正是这种档案收集和利用的国际化趋势,从根本上突破了“美国中心主义”倾向,使冷战史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史研究。
第三,研究者学术关怀的重点集中在历史事实的重建。冷战国际史之所以被称为“新冷战史”或“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因为研究者持有相同的、统一的观点,更不在于他们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而是恰恰相反,学者之间在很多观念、概念、定义以及对史料的解读方面,往往存在不同的释义和看法。就学术关怀而言,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首先和重点在于重新描述历史过程,重新构建历史事实。冷战时代结束后,世界现代史在基本史实的认定方面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过去,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档案文献的阙如,冷战双方的研究者无法看到或不想看到铁幕的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学者眼中的历史常常是片面的、虚假的、错误的,甚至是扭曲的或被歪曲的。如今,随着对峙双方档案文献的解密和公布,以及学术研究中意识形态因素的弱化,冷战历史的原貌开始浮出水面。冷战史演进的全过程进入重建阶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国学者首要的和主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四,档案交流和专题研究方面的国际合作日益加强。冷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的趋势,是冷战结束以来各国档案大规模开放的现实促成的,也是其研究领域本身的内涵所决定的。冷战史研究领域的重大专题研讨会,需要多国学者利用多国档案共同参与讨论,如此才能更有效地辨明事实真相,总结历史教训。
第五,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目前,在持续关注冷战起源、苏联与冷战的关系、中美和中苏关系、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诸多热点问题的同时,冷战史学者也开始走出大国关系史研究的光环,注重考察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的互动关系。从战后基本同步、并列延伸的冷战和殖民主义瓦解的进程来看,冷战的发展实际超出了东西方对抗的范畴,成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多元化特征的历史过程。两个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地区争斗的日益激烈,使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中的冷战对峙和民族独立运动这两大历史脉络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冷战的规模由此拓展至全球。这期间,第三世界扮演的角色不容忽略。只有进一步考察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中的地位和影响,才能使人们更加深刻而全面地了解冷战年代世界格局的内涵,以及在这一总体格局中各国历史的发展道路。此外,冷战国际史研究还进一步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范畴,把观察的视野转向经济、文化和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冷战”“文化冷战”“宣传战—心理战”等研究逐渐兴起,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发展趋向。战后以来,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社会等各类专门史,都不可能摆脱冷战这个核心;与此相应,研究冷战史,研究国际格局产生和变化的过程,也必须考察经济、文化、科技、宗教、社会等问题,因为正是这些问题与国际关系问题融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冷战时代本身。也只有运用多维视角,才能完全展现出冷战史作为一部国际史的价值和魅力。而就方法论言之,一些学者正尝试着在合理的新历史证据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冷战国际史概念、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而这种做法本来就是冷战国际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重新建构历史活动之中的应有之义。
作为冷战中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角色和作用是冷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的发展轨迹与冷战进程交织在一起。以此,中国学者在冷战史新研究兴起之初就参与到这一学术潮流中。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正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新中国对外政策、台海危机、越南战争等一系列冷战史重大课题的研究中,许多中国学者的观点及其所依据的史料都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具备了与国际一流学者对话的能力。因此,与其他学科稍有不同的是,中国的冷战史学科一开始就是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同步的,目前冷战史学界的新趋势也是贯穿在中国冷战史学科发展之中的。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其作为中国学术界新兴学科的地位也已经确立。
不过,中国学界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仍然存在某些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其一,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仍然是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大宗产品”,从事其他方面研究的学者比例过低。其二,多国多边档案的互证对比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三,偏重政治、外交和军事史研究,对社会、科学、经济和文化方面冷战的研究尚显重视不够。在中国日益崛起的今天,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还须迈出更为坚实的步伐,学者们的视野应该不断“扩张”,探索也应该“面面俱到”。毕竟冷战的历史极其丰富和鲜活,队伍庞大的中国研究者应当尽可能均衡地关怀和揭示冷战史的方方面面。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要求。
近年来,“新冷战”(New Cold War)问题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大国之间围绕利益和权力展开的对抗,国际政治中出现的对峙和遏制,似乎重演着冷战年代的是是非非。面对新产生的“世界是否会进入新冷战时代”“目前国际紧张状态中有哪些因素来自冷战年代”“国际局势今后将如何发展和演变”等问题,人们只有通过思考过去的经验教训,才能做出合乎逻辑的解答。由于当代世界的结构性因素和重大国际问题的渊源都与冷战时期密切相关,所以,冷战史研究可以为理解和把握后冷战时期的历史运动规律、应对及管理现实的国际危机,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和战略性评估。这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入地加强冷战国际史研究,并在学科建设方面将这一研究提高到应有地位的现实意义所在。
有鉴于此,为了推动中国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继续拓展和深入,促进中国现代史、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以及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选择对外方针提供政策咨询,我们着手编辑并出版了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此套丛书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既有中国学者的最新专题研究成果,也有国外学者的冷战史研究新作,以及口述历史著作。该套丛书将持续编辑出版下去,以期集中反映中外学者冷战史研究的面貌,拓宽中国冷战史学者的思路,开掘冷战史研究的新材料。
我们相信,经过中国学者的努力,中国的冷战国际史学科,必将不断走向成熟;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也必将以其客观、严谨、厚重、创新的学术品质,跻身于世界史林。

冷战国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20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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