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性暴力并不仅仅是那些孤立的“病态”个体的问题，是美国社会的普遍特征滋生了这个问题。美国（以及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培育出一种确立男性特权的文化，这种男性特权将女性界定为从属性的，认为她们与男性并不具有同等的价值。但这还不是最糟的。后面我将论证，这种背景文化——即使表面上看来都是表示尊重和喜爱的说法（其中很多可能是真诚的）——拒绝承认女性具有充分而平等的人性所具备的关键特征，并在某些方面将她们看作货品或是供男性使用的物品。
无论是我们的主流宗教信仰，还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世俗文化，长期以来都正确地教导我们说，一个完整的人具有两个核心特质：一是自主性（autonomy），二是主体性（subjectivity）。换言之，人是选择的中心，因此也就应该能够为自己做出某些决定人生的重要选择，而不是由其他人来决定自己的人生。而且，人也是深层的内在体验的中心，他们的感受和想法十分重要——对他们自己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如果是在一个良性的环境下，对于与之相关的其他人来说也是重要的。在现代民主国家，良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被认为有职责保护人们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令人们有机会在关键领域为自己做出选择（例如信仰、言说、政治观点、职业、交往、性与婚姻），由此来保护人们的自主性。同时它认可人们需要空间来形成自己的信念（例如信仰和言说等方面的自由），需要空间来寻获情感上的满足（例如交往的自由、结婚与交友的权利，以及至关重要的、对于“性同意”的保护），由此对人们的主体性加以保护。
以上重要规范对于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都产生了影响，而在过去，这些领域对于女性来说并不是充分开放的，其中包括投票、教育和婚姻选择。当我们思考这本书的主题时，它们便格外具有紧迫性。性侵犯与性骚扰深刻地破坏了人们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它们往往无视甚或肆意践踏女性表达同意的能力，或是通过威胁而强行要求女性做出某种“伪同意”（pseudo-consent），它们将女性视作为男性提供满足的便利物品，认为她们的决定无足轻重。同时，性暴力将女性的情感与想法看成无关紧要的东西，仿佛只有占据支配地位的男性的欲望才是真实的、重要的。更糟的是，有时候这种无视女性思想和感受的态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女性被灌输了一种虚假的“主体性”，一种与男性的愿望完美契合的“主体性”，比如，“嘴上说不，心里愿意”（no means yes），这种观念认为女性其实很喜欢她们所遭受的、强制性的性屈从（sexual submission）。
还有更糟的：有时候，男性对女性的支配采取了一种逐步将后者引向顺从的形式。正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一书 中所说，男性——他称之为“女性的主人”，以此强调与奴隶制的类比——并不满足于控制女性的身体。他们想要的是心甘情愿的服从。“因此他们用尽各种方法来奴役女性的心灵”，密尔接着写道，与此相应，女性从很小的时候就被教导着认为，她们的理想品格是“不要固执己见，不要靠自我控制来自我管理，而是要屈从，要听从他人的控制”。她们学到的是，只有那些关于自我克制的情感对女人来说才是合适的，唯一能对男人产生性吸引的方式就是培养自己“柔顺、依从，放弃所有的个人意志而完全交由男人做主”。女性可能因此而形成了我们会称之为“反自主”的思维倾向，在某种意义上也形成了一种反主体的主体性，这告诉她们，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并不是真正重要的，申明或坚持表达自己的观点是不对的。这令反对性别不平等的抗议活动变得更加艰难。有时候，女性甚至会将自身变成商品和令人愉快的物品，成为男性凝视的对象。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密尔并没有探讨他的观点可能对性暴力问题产生的启发（不过他在接下来的一章中就抨击了法律对家庭暴力和婚内强奸问题的不作为）。我们将会看到，后来的女性主义者接过了这项挑战，拓展了密尔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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