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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代表作，详解英国称霸海洋、主导世界的基本逻辑！一本书厘清英国世界霸权400年兴衰的前因后果！从伊丽莎白黄金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在200年的时间里艰难崛起，继而称霸海洋和世界近百年，然后又走上了近百年的衰落之路，其中有着怎样的前因后果？海权在其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注重分析而不是流水账式历史叙事，跳出战争史和军事史叙事框架，采用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大框架，堪称《大国的兴衰》前传作品！肯尼迪还更理性地看待海权，肯定其重要性的同时不忽视其局限性，对于英国世界霸权的兴衰提出了自己的创新解释：英国获得世界霸权不只依靠海权，更依靠海权与陆权的结合；工业革命，尤其是铁路的发明，既强化了英国的霸权又削弱了英国的霸权；海权在16—19世纪很重要，但20世纪后其地位便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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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结束。英国人从此放弃了在欧陆开疆拓土的执念，转头望向海洋，在那里，更大的机遇在等着他们。彼时，欧洲人在造船和航海领域不断取得技术突破，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引领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它们纷纷在全球建立殖民地和贸易站，同时开始大力建设海军，以保护移民和贸易航线。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英国全面参与大航海是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时代。由于孤悬海外的地缘优势，英国可以专注于海军建设，这使得它后来居上。克伦威尔时期，英国海军由一支临时拼凑而成的杂牌军转变成一支国家的常备舰队。17世纪下半叶，在三次英荷战争后，英国的海外贸易飞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大增，有了支撑大规模海军建设的能力。光荣革命后，英法两个海上强国展开了一个多世纪的争夺海上霸权的战争。1815年战胜拿破仑后，英国终于完全拥有了全球海上霸权，世界进入“英国治下的和平”时代。
可谁也没想到，英国绝对的海上霸权仅维持了60年左右。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打破其霸权的正是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扩散到了其他国家，美国、俄国、德国等新兴大国与英国的差距迅速缩小。而英国人发明的铁路，也使得海权相对于陆权的优势开始下降。19世纪末，大英帝国已经疲态尽显。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英国耗尽了经济和军事家底，其帝国体系也在二战后迅速瓦解。英国的海上霸权终于让位于美国的海上霸权。
大英帝国因何崛起，又因何衰落？海权在其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在这本书中，保罗·肯尼迪教授已经开始运用后来他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的研究方法，他将历史叙事与战略分析结合起来，对英国海上霸权的兴衰提出了创新性的解释。他认为，英国获得世界霸权不只依靠海权，更依靠海权与陆权的结合，不论在伊丽莎白时代，还是在拿破仑时代，情况皆然。。他也更加理性地看待海权，认为进入20世纪后，海权的重要性已开始下降，只有同时拥有陆权和海权的国家，才能成为新一代的霸权国家。
没有哪个曾经掌握世界霸权的国家可以永远保住霸权，日不落帝国早已日落。但回顾英国海上霸权400多年的兴衰起伏，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洞悉当前世界格局的加速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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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英]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45—），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巨擘，耶鲁大学迪尔沃思历史学教授，耶鲁大学国际安全研究项目主管，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博士，曾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研究员。2000 年，他因在历史学领域的贡献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2014 年，他因在海事历史研究领域的贡献，荣获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哈滕多夫奖。
他的代表作《大国的兴衰》自1988年出版以来已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全球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代表作还有《海权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军与全球秩序的转变》《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联合国：过去与未来》《二战解密：盟军如何扭转战局并赢得胜利》等。他目前还是众多学术期刊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并为《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以及许多外语报纸和杂志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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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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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引言
第一部分 崛起
第一章 英国海权的初期岁月（1603 年之前）
第二章 斯图亚特王朝时代的海军及与荷兰的战争（1603―1688 年）
第三章 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1689―1756 年）
第二部分 顶点
第四章 胜利与局限（1756―1793 年）
第五章 与法国再次交锋（1793―1815 年）
第六章 英国治下的和平（1815―1859 年）
第七章 马汉VS 麦金德（1859―1897 年）
第三部分 衰落
第八章 “英国治下的和平”的终结（1897―1914 年）
第九章 陷入僵局与极度紧张（1914―1918 年）
第十章 衰败岁月（1919―1939 年）
第十一章 虚幻的胜利（1939―1945 年）
第十二章 道路的尽头：战后世界的英国海权
后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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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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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英国治下的和平（1815—1859年）
如果说英国在历史上曾经有某个阶段统治过海洋的话，那就是在拿破仑最终战败后的60 多年里了。劳埃德教授指出，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英国的海上力量发挥了更广泛的影响，比以往任何一个海洋帝国的影响都要广泛”。这种影响力是如此之大，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挑战，以至于当时和后来的人们都称之为“英国治下的和平”。纵观整个历史，仅有的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是罗马帝国对于文明世界长达数个世纪的统治。现在轮到西北欧岛国的人民把自己的统治强加给世界了，这就是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这一表述给人一种双重印象，一是在皇家海军有效而坚定的监督下，各国进入了一个长时间的和平稳定期；二是英国成了一个具有压倒性力量的强大国家，其他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它。
这两种印象都不完全正确，但也都包含了一定的正确成分，因此这样的总体描述被人们普遍接受。一个世纪或更久之后，当人们发现英国作为世界上超强国家的地位，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彻底程度上都明显比不过古罗马的时候，或许我们才能用更均衡的眼光来审视这一现象。19 世纪的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声称，英国主宰地球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而然和不可避免的，这种观点现在尤其需要受到更为严格的审视。这一切都完成后，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只是在某种条件下，才会出现所谓的“英国治下的和平”，因为构成一个国家在世界上地位的一些重要因素，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因素，在19 世纪的前四分之三个世纪结合在一起，互相抵消，最终产生了对于英国非常有利的局面。
这些因素是什么？首先值得研究的是积极因素，以便验证这样一种观点，即英国在世界事务中的统治地位仅仅是当时的一种幻觉，是一个“历史神话”。不过，在本章和下一章前半部分所讨论的年代，可以公正地说，英国是当时世界上仅有的真正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英国在商业、运输、保险和金融领域都占据着巨大的优势，而且在大部分领域还在不断增强势力；英国拥有有史以来最广阔的殖民帝国，而且这一帝国的规模在这个世纪还将成倍扩大；尽管偶尔出现恐慌，但英国的海军实力和潜力几乎无人可以挑战。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地维持了这种统治地位，维持了英国的和平，而国家每年的国防开支仅为每人1 英镑甚至更少—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 至3%。以如此低的成本获得世界统治地位，实属罕见。
英国在19 世纪的特殊地位源于其工业革命，也源于在1815 年其欧洲的主要对手在一系列漫长的战争中被其击溃这一事实。在这些战争中，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经济被削弱，其殖民帝国被蚕食，海军力量被摧毁，而英国—除了1776—1783 年的特殊情况之外—却一直由弱变强。“在这个世纪断断续续的战争中，只有英国赢得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未能得到的巨大胜利：在欧洲列强中，只有英国几乎垄断了海外殖民地，也几乎垄断了全世界的海军力量。”英国崛起成为世界霸主的整个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因果相生的范例。英国海军在18 世纪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使英国商人在海上贸易中占据了绝大部分份额，而海上贸易本身又刺激了工业革命；这反过来又为英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使英国成为一个新型国家—当时仅有的真正的世界强国。工业化不仅进一步提升了英国在商业、金融和航运领域的支配地位，还大大提升了其经济潜力，从而巩固了其海军霸主地位。
而且，这仅仅是个开始：1815 年至1870 年期间，英国在工业、商业、金融业和航运领域全面开花。通过工业革命，这一岛国从“店主之国”变成了“世界工厂”。这两种说法尽管都不尽准确，但都概括了不同时代的观察家眼中英国最显著的特征。在19 世纪中叶，人们肯定认同“世界工厂”的说法，当时英国生产了世界上约三分之二的煤炭、约一半的铁、七分之五的钢、五分之二的五金制品和约一半的棉布商品。1815 年后，尽管英国并未忽视欧陆，但它与热带地区的贸易迅速增长：拉丁美洲、黎凡特、非洲、远东和大洋洲被纳入了以伦敦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圈内，而至于北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伦敦则早已与其建立了联系。在这一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1840 年至1870 年间，除了纯粹的工业贸易外，英国还在许多方面从中受益。事实上，在19 世纪晚期，伦敦人作为投资商、银行家、保险商和托运人的地位比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地位更为突出。工业化向欧陆和北美的扩展，以及热带地区新市场和原材料来源的开辟，主要都是由伦敦提供资金的。英国海外投资的回报从1847 年的1 050 万英镑上升至1887 年的8 000 万英镑；到1875 年，英国的海外投资额超过10 亿英镑，所获得的利息被不断注入新的或旧的投资领域。英国在航运方面的优势是巨大的，因为它已经完全取代荷兰成为世界主要航运商，获得了另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在19 世纪前半叶，通过以蒸汽动力取代风帆动力（这也是英国早期工业化的另一项优势），英国摆脱了美国的挑战，到1890 年，英国商船的注册吨位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由于还可以出口煤炭，从而在驶向国外的航程中赚取收入，因此与外国竞争对手相比，英国商船享有明显的优势。这规模庞大的船队全部在伦敦投保，“劳埃德船级社”在那里已取得了独占的地位。伦敦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各方面的中心：私人和国家的贷款在这里申请，货币在这里兑换，保险在这里安排，商品在这里买卖，船舶在这里租用；从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到上海，从旧金山到新加坡，处理这些事务的外国分支机构和代理办公室纷纷设立，加强了集中化的趋势。最后，不难想象，英国在某一领域（如保险业）的先进地位维持并加强了其在另一领域（如航运业）的优势，而且二者通常是相互促进的
也许更令人瞩目的是，英国采用了一种革命性的商业交换制度—自由贸易，并成功说服许多其他国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效仿这一制度。重商主义理论认为，垄断和国家权力可以创造财富，这正是之前两个世纪里英国扩张背后的意识形态动力，而亚当·斯密、李嘉图及其学派的追随者抛弃了这种观点。对某些人来说，英国在恰好有能力以重商主义的方式取得压倒性胜利之际如此逆转政策，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对自由贸易者来说，这纯粹是一种常识。英国依赖于不断增长的世界贸易，而且是越多越好。此外，由于英国拥有强大的工业优势、庞大的商船队和金融专业知识，它尤其适合从更多的商品交换中获益；而严格的重商主义态度只会迫使其他国家在关税壁垒下更快地建立自己的工业，从而打击国际贸易。既然拿破仑已经战败，这一理念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了。因此，英国降低了关税，废除了《玉米法》和《航海条例》，对殖民地的态度也更加宽松。后来，科布登（Cobden）和布赖特（Bright）认为，自由贸易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给人们带来繁荣，确保国际关系友好，防止战争。然而，其他国家的人并不那么相信这一点，他们怀疑，英国人发现重商主义对自己不再有利时，就会将其抛弃。正如一位德意志经济学家在1840 年所说的那样：“当一个人到达了伟大的高峰［即工业化］时，他就会踢开梯子，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聪明做法。”在他们看来，自由贸易不过是英国维护经济主导地位的一种措施。然而，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西欧国家都部分地听从了科布登的教导，世界贸易蓬勃发展；仅在19 世纪50 年代，世界贸易就增长了80%。许多公司、个人和国家都从这一趋势中获益，但其中主要的赢家还是英国。
由于“贸易、殖民地和海军”这一战略和经济三角关系中的一个角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至少从外在看起来如此），其他两个角也要受到影响—事实上也是如此。英国对拥有殖民地的总体态度和皇家海军（一直是国家政策的工具）在海外事务中的总体角色都发生了变化。然而，这又是一次风格上的改变而非实质上的改变：也就是说，1815 年后，大英帝国和海军政策的转变（就像自由贸易一样）只是因为它顺应了整个国家的发展。实质上，英国的“永恒利益”—帕麦斯顿首相喜欢这样称呼它—依然如故：繁荣、进步与和平，其中和平须以光彩的方式赢得。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意味着，通过更新的政策可以更有利地实现这些目标。
在帝国领域，英国工业和经济理论革命所造成的注定结果是英国对维持庞大殖民帝国的兴趣减退。然而，历史学家们在1815—1870 年所宣称的“反帝国主义”，只能代表公众对正式控制海外领土的态度。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们认为，在世界市场和原材料向每个人开放的时代，控制大量海外领土没有什么意义；用迪斯累里的话说，管理和防卫海外领土的费用简直就是英国纳税人脖子上挂的“磨盘”。他们运用一系列非常适合功利主义思维的损益计算方法，得以说服其他人相信，如果不刻意增加海外殖民地的面积，而是鼓励其自行管理，那么这对整个国家来说会更有利；毕竟，自1783 年以来，英国与美国的贸易额已经翻了好几倍。但像赫斯基森（Huskisson）、韦克菲尔德（Wakefi eld）和格雷等自由贸易的提倡者，他们并没有主张从世界舞台上让出地位、收缩和退出，而是认为当一个完整的全球市场向他们自己这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开放并供其开发时，这会带来很高的利润、影响力和声望。韦克菲尔德一再呼吁：“整个世界就在你们面前。”这些人提出此类主张的动机并不是他们认为拥有海外殖民地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而是他们认为拥有海外殖民地既会产生巨大消耗又多余。
在这一切的背后，是蓬勃发展的工厂日益增长的需求，尤其是纺织业，其产量远远超过了国内市场和旧帝国的消费能力。因此，英国商人转向开拓和发展“一系列新的、不成熟的、不在大英帝国版图内的地区—东南亚、巴西、阿根廷、非洲西海岸、澳大利亚以及中美洲和南美洲西海岸”。 因此，一种被称为“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的政策，或者说是一种态度，逐渐兴起。 所谓“ 帝国的正式领土”并不受欢迎—尽管19 世纪英国撤出殖民地的例子非常少—相反，人们更欢迎商人、金融家、领事、传教士和海军军官所施加的非正式影响。对于西非酋长领地、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共和国、伊斯兰世界的苏丹国和东方日渐衰落的王国来说，与英国贸易带来的商业利润这根“胡萝卜”，以及皇家海军巡洋舰或炮艇偶尔带来的“大棒”，都是相当大的驱动力。在美国和其他“白人”定居的殖民地，社会风气良好，政治稳定，在这些地方，“大棒”是不需要的，在政治上也是毫无意义的；而在其他地区，英国则要展示和使用“大棒”，因为英国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对外商业的维持和发展。只看地图上被涂成红色的地区（即英国的海外领地），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做法，因为英国近70%的移民（1812—1914 年）、60% 以上的出口额（1800—1900 年）和80% 以上的国内资本（1815—1880 年）都流向了帝国的正式领土以外的地区。
然而，如果忽视海外领土的重要性，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英国在热带地区的制海权有赖于一系列遍及全球的战略基地，并依赖从这些基地施加的影响力。与19 世纪末或20 世纪初的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相比，1815 年的这些海外领土显得相当渺小和无足轻重，它们包括加拿大部分地区、印度部分地区、新南威尔士以及一系列岛屿和沿海定居点。然而，我们不能轻易忽视最后一组领土。在海外领土如此容易获得、陆地交通如此不便、国际商业发展如此迅猛的时代，地理位置优越的基地对于拥有它们的国家来说具有巨大的价值。仔细观察这一连串的岛屿和定居点，会发现它们包含了世界海路运输线上大多数最重要的战略港口；用费舍尔将军后来的话说，它们是锁住全球的“ 钥匙”。英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清醒思考反映在其与法国斗争的过程中获得的海外领土上，英国对这些领土的占领在 1814—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得到了确认。其中，黑尔戈兰岛、马耳他岛和爱奥尼亚群岛加强了英国对北海和地中海的控制，同时也为英国提供了更多的基地，使其能够在未来更有效地封锁大陆。更重要的是那些在通往印度和东方的日益重要的航线上获得的领地：在大西洋沿岸，有冈比亚、塞拉利昂和阿森松岛；在南方，有开普敦—这也许是海权时代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在印度洋，有毛里求斯、塞舌尔群岛和锡兰；再往东，有马六甲。在西印度群岛，有圣卢西亚和多巴哥，南美洲还有圭亚那。正如格雷厄姆教授评论的那样，“ 英国现在在世界各大洋都拥有一个便利的基地”，只有太平洋除外。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扩张领土的步伐并未就此停下；甚至在1815 年之后的“反帝国主义”年代，英国还选择性地吞并了其他一些地方。正如一位专业人士所说的那样：在19 世纪不断困扰英国的以商业为目的的领土扩张计划中，英国最不反感的是夺取岛屿和转口港的计划，这些计划的目的是在人口众多的广阔地区建立由英国控制的商业中心。而当这些战略要地拥有良好的港湾和可防御的阵地，同时也可作为海军基地时，不愿支付额外开支和承担守土之责的国家当局的阻力也会相应减少
因此，1819 年，英国接管了新加坡，从而控制了从西边进入南海的大门；1833 年，占领了荒凉的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该群岛能俯瞰通往合恩角的航线；1839 年，占据了亚丁，从而扼守住了进入红海的南部入口。在19 世纪末，英国又相继占领了拉古什、斐济、塞浦路斯、亚历山大港、蒙巴萨、桑给巴尔等基地，尽管这些可能都不如早期获得的基地重要。不过，皇家海军的优势和英国商业的扩张需求使得获取这些战略要地都既容易又合乎需要，而拥有这些战略要地本身又强化了这种优势，并进一步增加了经济增长的机会；贸易、殖民地和海军这相互支持的三角关系再一次为英国带来了好处。
这些基地中的大多数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绝大多数都是出于海上控制的因素，即使是后来占领的基地也不例外：例如，占领塞浦路斯是为了牵制俄国，而拉古什和桑给巴尔的基地则分别供在西非和东非海岸巡逻的海军分舰队使用。在占领这些基地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出现所谓“不情愿的帝国主义”的迹象，也没有任何明显“漫不经心”的情况。因此，在滑铁卢战役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占领这些基地的行动与英国更具“大陆”风格的其他领土扩张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占领印度的大片土地、五大湖区以西的加拿大土地、开普敦背后的广袤腹地，以及占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未开发地区的行动。在这些地区，白人定居者对土地的渴求，以及让总是“摇摇欲坠”的边疆稳定下来的军事需要是扩张的主要动力，而贸易增长所提供的动力则小得多，完全不符合海军部的战略要求。就面积、贸易额和人口而言，印度和未来的白人自治领是帝国皇冠上最耀眼、最引人注目的宝石；但就实际的海上力量而言，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可提供的，实际上是战略上的负担，因为（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仅靠皇家海军是无法保卫它们的。然而，在19 世纪初，这在北美以外地区并不是一个尖锐的问题。
“英国治下的和平”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方面是海军本身。皇家海军在与拿破仑的长期战争中得到了长足发展。1815 年，皇家海军的阵容十分庞大：拥有214 艘战列舰和792 艘各类巡洋舰。11 然而，当时皇家海军的许多战舰已经失去了作战能力，而且即使是英国也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同时维持100 艘以上的战列舰同时服役。反正法国的挑战已经失败，就不需要再维持如此庞大的海军了，况且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海军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来自财政部和整个国家政坛要求其厉行节约的压力，因此海军部建议在和平时期保持大约100 艘战列舰和160 艘巡洋舰的规模，这支力量足以同时抵御任何其他两个海军强国。虽然舰队的大部分舰只，包括其中的86 艘战列舰，在平时都会被闲置一旁，但人们很快就认识到，即使是这一计划也过于乐观了。尽管在1814—1820 年，皇家海军报废或出售的军舰超过550 艘，但仍有太多老旧无用的船只；同时，窘迫的海军造船厂也无法落实更换计划，以使海军保持满员状态。无须修理即可服役的战列舰从1817 年的约80 艘减少到1828 年的68 艘，到1835 年进一步减少到58 艘。小型船只减少的幅度甚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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