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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罗莎·卢森堡逆流而上的思想蜕变史。她的思想在其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中是十分独特却影响至深的：她在国际工人运动日益民族国家化的潮流下推崇国际主义方案；在改良主义逐渐成为主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批判渐进改良的方式；在工会中立化的趋势下，建议采取政治性群众罢工的手段；在俄国十月革命打开新世界时，她在激动之余表达了对列宁的一系列政策可能潜藏危机的隐忧。每一种意见都使她身处逆流之中，不断遭遇理论上的论辩，然而这些看上去散见的、不合时宜的观点，却能够在其理论内部实现自洽和融贯。充分展现罗莎·卢森堡思想遗产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虽然卢森堡在德国革命中牺牲了，但她的思想遗产却能够越出特定的时空，影响至今。包括有关资本主义表现形式之流变及其本质属性之不变的辩证关系的观点，资本积累论等对资本主义空间批判的理论的意义，在全球化时代再次凸显；对群众首创精神的强调和社会主义民主之为更广泛的民主的思考，对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具有重大的启示。 透过与伯恩斯坦、考茨基、列宁的三场论争，看世界历史演变。这三场卢森堡亲身参与的论争，分别围绕德国资本主义的新趋势和社会民主党的新任务、德国群众罢工的领导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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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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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罗莎·卢森堡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她积极参与的三场理论论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深远影响。罗莎·卢森堡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三场论争分别围绕德国资本主义的新趋势和社会民主党的新任务、德国群众罢工的领导权和储备金问题、俄国实现革命的道路和策略问题，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本书通过对比分析德国革命失败和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关注所论及人物的思想与其面临的形势之间的关系，重新评价卢森堡的思想遗产及其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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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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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嘉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学士，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博士，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院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H）博士后出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思想史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在《哲学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读书》《文化纵横》等学术刊物发表中、英、德文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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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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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一、马克思主义之为一种理论和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之为一种理论和实践
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
三、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时代
四、国内外关于罗莎·卢森堡的研究和译介
五、本书的研究进路及结构
第一章 改良还是革命
第一节 改良主义的兴起：论争背景
一、第二国际的改良趋势
二、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
三、马克思学说的正统性及其捍卫者
四、论争前的改良主义潜流
第二节 罗莎·卢森堡的首演
第三节 其他批评者：帕尔乌斯、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
一、帕尔乌斯
二、普列汉诺夫
三、考茨基
第四节 围绕伯恩施坦主义的论争
一、辩证法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
二、灾变论及其局限性
三、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概念
四、阶级斗争的政治策略
第二章 疲劳还是斗争
激荡的1905年
第二节 耶拿与曼海姆代表大会(1905—1906)
一、缘起
二、耶拿代表大会始末
三、曼海姆代表大会始末
第三节 《群众罢工、党和工会》(1906)
一、主旨及理论特色
二、俄国革命的一般经验
三、俄国经验的适用性问题
四、德国工会和政党的关系
第四节 中派与左派的分手
一、1907—1909德国国内外局势的变化
二、党内保守势力的增长
三、《取得政权的道路》(1909)
四、考茨基与卢森堡公开论战
第三章 民主还是专政
第一节 论争背景：俄国与德国的国情
第二节 有关政党组织原则的论争
一、《怎么办 》面临的三组竞争关系
二、作为理论源头的马克思学说
三、卢森堡与列宁论争的原委
四、立论依据与各自的政治环境
第三节 有关民族自决的论争
一、波兰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
二、卢森堡对马克思的理解与继承
三、卢森堡与列宁有关民族问题的论争
四、民族议题与殊异的政治任务
第四节 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论争
一、风云际会的1917年革命
二、马克思的相关阐述及意涵
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同界定
四、同一话语与迥然的政治形势
第四章 总结与展望
第一节形势、任务与判断
第二节1917年俄国革命和1918年德国革命
第三节 卢森堡之死
第四节 卢森堡的思想遗产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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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马克思主义之为一种理论和实践
本书以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为研究线索，贯穿第二国际三场重要的理论论争。卢森堡是第二国际时期著名的才华横溢的马克思主义者。她一生著作丰富，参与了多次第二国际内重要的理论论战，她的思想也在和理论对手的碰撞中不断完善、发展。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三场理论论争的对象分别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和列宁。这三场论争既关系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也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更直接见证了欧洲工人运动中心从第二国际向第三国际的转移。今天看来，百年以前发生的论争似乎已为陈迹，但关于改良与革命的历史选择及价值评判、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内涵、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联与张力，始终是东、西方思想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和思想史渊源，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第二国际被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黄金年代”。19世纪末，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成立工人政党。当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扩张为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秩序已成历史大势，马克思学说在历经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等思想流派的竞争后，终于脱颖而出，并被新成立的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确立为指导思想。当一种学说被确立为理论正统，就会不断遭遇现实中的各种挑战，这也是马克思学说的特质所决定的。
马克思学说既是理论学说，也是一种实践哲学，其第一个理论特质即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在德语中对应的是Wissenschaft，其意义并不同于Science，即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并非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研究使用的“证伪”。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以逻辑严密和系统性著称，在体系性学说的意义上，亦可称为Wissenschaft，但其研究方法与Science相去甚远。马克思基于实证数据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进而推导出价值规律，将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一根本任务交付给无产阶级革命主体。这一判断并非仅出于对工人阶级历史境遇的同情式理解，也并非简单来自抽象的个体价值或道德立场，而是立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分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随着平均利润率逐渐下降，资本主义社会必将呈现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而工人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促使社会两大阶级日趋对立，无产阶级自发走向社会革命，进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历史性替代。
爱德华·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学说的重要修正就在于，他放弃了科学(Wissenschaft)在系统论意义上的解释。后世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也对马克思学说进行批判——他从社会科学的不精确、定量研究的不完备和历史与社会实验的不可能出发，进而认定马克思学说为一种历史决定论，且认为它因先验地含有一种思辨的理想主义原则，并包含一部分在科学(Science)上未被证实且无法被证伪的东西，因而是不够科学(Science)的。以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为例，马克思主义逐渐被塑造为一种封闭的、总体性的“神学教义”。在进入第二国际历史与理论研究之前，这些对马克思学说“非科学性”的误解，首先需要被澄清。
如果说马克思的学说只具有科学性，那他不过是书斋里的学者，这难以解释他的学说为何会引发如此激烈甚至残酷的政治派别论争，这就涉及马克思学说的第二个特质——实践性。“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学说基于科学论证，在促成历史向着更加符合客观方向发展的同时，使主客体实现了统一。黑格尔有言：“密涅瓦的猫头鹰，黄昏时分才会起飞。”但是对于颠覆黑格尔学说的马克思学说而言，如果希求以新思想改造旧现实，就必须以“清晨之鹰”的姿态起飞，致力于使群众掌握理论并将其转化为物质力量。实践的规定性不仅适用于马克思学说本身，也适用于那些发展和革新其学说的“二代”“三代”马克思主义者们，即真正的问题不仅包括“是什么”，更包括“怎么办”，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后者的迫切性甚至会压倒前者，并重置问题的提出方式。
马克思学说的第三个特质是革命性。这一特质在真实的国际共运史中极易被利用，演化为一场谁更“革命”的政治角逐，即通过对革命正当性的垄断从而确立革命的领导权。事实上，马克思绝不是一个不讲条件、一味宣扬革命的冒险家。他认为革命的行动是基于科学分析而自然推导出来的结论，否则革命就将倒退为“布朗基主义”(Blanquism)，亦即变成伯恩施坦们口中的“不切实际的暴动”。相应地，马克思的学说体系和总体范畴也必将同革命原则一同瓦解。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危机持续的产物，也是促使资本主义危机进一步升级的意识主体和历史的执行者。无产阶级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并不是简单依循一种规律，而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依赖于阶级力量的壮大和成熟。“只有当历史的过程迫切需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生作用，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这种阶级意识上升为行动时，这种阶级意识的实践的、积极的方面，它的真正本质才能显示出它的真实形态。”。而在其他时候，这一意识需要在日常的政治经济斗争中经过不断强化、完善，以至于工人具备了自觉的阶级意识，这样当重大危机来临之际，就能成为影响革命过程的主体。
与将马克思学说的体系性特征理解为“神圣教义”类似，其革命性原则也经常被涂抹上“末世拯救”的色彩。这种对马克思学说的误解不仅源自自由主义的偏见，也是马克思学说“继承者们”仅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道德批判所造成的结果。一个广为人知的类比是由罗素(Bertrand Russell)提出的，即“救世主=马克思”“选民=无产阶级”“耶稣再临=革命”“地狱=对资本家的惩罚”“基督作王一千年=共产主义联邦”。与此相似，卡斯培(Walter Kasper)也曾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俗化的弥赛亚主义”。卡尔·洛维特(Karl Lwith)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中评价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时也曾直言不讳：“《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历史程序，反映了犹太教—基督教解释历史的普遍图示，即历史是朝着一段有意义的终极目标的、由天意规定的救赎历史。”进而得出结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发展中，亦可看到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等人对马克思学说之为一种历史哲学的类似诠释。如上假说，在指责马克思主义之时，似乎都预设了一个前提，即马克思学说内含一套凝固未来图景的历史哲学。若要接受这一前提，则预示着马克思学说是一种历史目的论，其革命性也被解读为必然降临的“弥赛亚时刻”。这是一种恢复先验唯心主义传统、重新解读马克思学说的方式，这种做法无异于把好不容易在马克思手上才纠正过来的脚踏实地的历史观，重新拖回到“头足倒置”的黑格尔哲学。
马克思学说是一种社会经济学理论，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后，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其科学性、实践性与革命性在马克思时代是高度融贯的。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有了新发展，工会在经济斗争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工人贵族崛起，社会民主党派及相关政治组织在议会的合法斗争中取得累累硕果，使革命的现实性和迫切性在相当程度上被延宕甚至取消。因而，改良渐进式的道路越来越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逐渐走向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出自身协调机制，将早期出现的经济矛盾和阶级对立逐渐转化为不断完善的动力。伴随选举权的普及，经济斗争的成就和党员与议席数量的不断增加，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事实上壮大起来，但日常斗争的工人们的头脑中并没有自然而然地产生革命的阶级意识。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模型所依赖的关键社会条件发生了改变，致使马克思思想体系原本的圆融和自洽被打破，如继续依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或遵循马克思的一些具体推断，就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结论。
与之相对的，俄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相比于西欧更为薄弱，无产阶级客观上尚未拥有推动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实力，更难以形成俄国的革命的阶级意识。但是走在时代之前，率先觉醒并接受新思想洗礼而成长起来的一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其中的布尔什维克，看到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临近，以及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转变为无产阶级拯救人类的行动的有利可能，强调立刻发动世界性革命的必要性。在布尔什维克看来，党应该严格挑选党员，形成具备无产阶级最优意识的集中组织，对尚未足具条件的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灌输，全面联合资本主义社会内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形成革命的联盟。在列宁看来，工人难以从日常的经济生活中产生果敢的革命意识，因而只能在缺少无产阶级自觉意识的土地上，人为地塑造一支服务于革命的、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革命家队伍。当革命迫近于眼前，无产阶级如想要赢得这场决战，就必须鼓动和支持一切有益于打碎资产阶级社会的力量，并尽最大努力将这些力量争取到整个革命进程之中。对布尔什维克而言，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压倒性的实践要求，这必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重置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前提。
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卢森堡对列宁的组织路线提出了不同看法，她认为，“列宁所主张的极端集中主义的全部实质是，它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他的思想过程主要是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她反对列宁的极端集中制，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是自我集中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只能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自发地组成阶级。党既不能引发革命，也不能避免革命，而要在过程中担当历史使命、发挥支柱作用，扮演着领导和启蒙群众的角色。关于如何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需工人阶级自我教育，自我学习，并在运动中锻炼先进的政治觉悟。革命本身不可以由党来代劳，革命之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也绝不是一小撮人的专政，而是“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
在如何采取革命实践的问题上，德国的历史条件则完全不同。在改良道路上取得长足进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官僚主义倾向愈益明显，卢森堡相信，自发的群众运动中孕育着历史进步力量，能够克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保守化倾向。在和考茨基进行的有关是否要以政治性群众罢工作为阶级斗争手段的论争中，她反对将群众罢工人为地区分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不满于将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仅仅局限在选举权的斗争上，否定只在有希望获得确定成果的情况下才应该采取大规模群众罢工的观点。在她看来，德国工会所有已经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无不是在哪怕仅有微小希望下积极争取的产物，而考茨基的原则无异于“唯议会主义”。按照考茨基的原则，非但不会产生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就连日常的工会活动也会被取缔。局部的、地方性的冲突每时每刻都在自行扩大，并逐渐演变为普遍的政治革命。相对滞后的政党应该积极配合工人、群众的行动，做好宣传和组织工作，既不能阻止、限制工人阶级的运动，也不能如列宁等革命家所说的替代工人。
由上可以看到，卢森堡的观点在当时东西方社会主义的两条发展道路之间是极其特殊的。卢森堡与同时代社会主义者之间发生论争，究其原因首先在于马克思学说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的特性，正因为这一学说致力于促进现实世界的改变，所以从理论到现实之间的缺口，需要卢森堡及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去弥合。理论家们基于自身的认识和各自的政治目标，对理论重新进行阐释，呈现千差万别的样态。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论争需要一种特殊的书写方式。
——选自《批判的武器：罗莎·卢森堡与同时代思想者的论争》，马嘉鸿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
风云际会的1917年革命
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关注是1917年革命催生出来的，直接服务于布尔什维克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现实目的。1917年2月23日到3月2日，沙皇政权在8天之内迅速土崩瓦解。彼得格勒工人大罢工是这场革命的序幕，二月革命的转折点是从自发的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转变为以卫戍部队士兵为主体的武装起义。在这一过程中，哥萨克骑兵的漠不关心、工人阶级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以及沙皇俄国军队在前线的溃败和国内矛盾的风起云涌共同促成了二月革命的成功。
然而，革命是在没有革命者参加的情况下开始的。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各个革命政党的主要领袖大多不在首都彼得格勒，甚至不在俄国：列宁和马尔托夫在瑞士，托洛茨基在纽约，策烈铁里(Irakli Tsereteli)和唐恩(Fyodor Dan)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切尔诺夫在巴黎。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必须对两个最为迫切的问题给出回答：如何对待临时政府，以及如何对待继续进行的战争。但无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还是彼得堡委员会，都决定依然支持临时政府。国内的孟什维克则延续着党自1905年革命以来对俄国革命发展阶段的判断，即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当前的临时政府是现有条件下最先进的政府，党在当前的任务就是促进民主革命的发展，因为“现在强行加速与资产阶级各阶层分离的过程，对我们是不利的，必须赢得时间，以便巩固革命的成果，做好与临时政府作斗争的准备”。
然而，此时尚在国外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并不这么看，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未来并不乐观。托洛茨基在2月27日示威转变为起义的那一天，就意识到了“我们是第二次俄国革命开始的见证人”。在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发表《告俄国人民书》宣布杜马将组建新政府，负责国家和社会秩序之后，托洛茨基在纽约的《新世界报》上写道：“罗将柯和米留可夫之流们谈论秩序还为时过早。在巨浪滔天的俄罗斯，明天还不会平静……彼得格勒的事态只是开端……第二个巨浪将冲过罗将柯和米留可夫之流的头顶……革命将产生自己的政权……走向胜利的人民的革命机关。更主要的战役和更主要的牺牲还在后面。”托洛茨基和列宁完全分享对事实相同的判断。列宁1月初在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青年党员会议上说：“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决战了。”但是，他的态度很快就因为形势的转变而做出了转变。在3月6日给瑞典社会民主党发的电报中，列宁就转而表明：“我们的策略是：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在《远方来信》中，他修改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的观点，认为俄国发生的革命不会停止在资产阶级阶段，而将很快地向着下一个阶段过渡。列宁回国后，更是发表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又称《四月提纲》)，其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政权的问题。他公开提出，布尔什维克要依靠无产阶级和贫农，将目前的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和彼得格勒委员会都拒绝接受这个纲领，都把列宁的提纲看作“乌托邦式的”，认为列宁这些提法不切实际，表明列宁长期脱离俄国环境，并不了解事实真相。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说：“列宁没有提供具体的指示，因为他把目前的形势估计得和1871年一样，然而，我们这里还没有1789年和1848年完成了的东西……政权不在苏维埃手里。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孟什维克则对列宁的《四月提纲》更加震撼，认为列宁在“胡言乱语”“搞反革命宣传”。波格丹诺夫评价列宁的话是精神病人的胡话。这种党内的意见分歧和充分讨论一直存在，延续到十月革命夺取政权之后，由此也可以说明，党内的工作风气是相当活泼和民主的。
“四月危机”后，第一次临时政府垮台，该政府仍然没能解决和平问题，这招致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两个党派的不满，要求召开制宪会议的呼声日益高涨。到了7月，临时政府计划对德进攻失败的消息再次传来，一方面立宪民主党人遭到因二月革命而瓦解的十月党人、进步党人和保皇派军官团等沙皇力量的抛弃；另一方面又受到二月革命的参与者社会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的攻击，军事基础彻底崩塌。在这种极为混乱的形势下，9月爆发了“科尔尼洛夫叛乱”。随着反革命最后的挣扎被剿灭，最激进的派别布尔什维克才终于有机会登上历史的舞台。十月革命前后党内分裂进一步扩大化，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重新进行了势力组合，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的右派达成一致，要求继续战争；而社会革命党的左翼则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结束战争。当列宁作为十月革命的精神领袖在11月6日回到斯莫尔尼宫以前，托洛茨基已领导革命士兵和起义工人占领了彼得格勒。苏俄中央委员会发表《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颁布《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支持民族自决，成立工农苏维埃政府，执行无产阶级国家的各种职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革命历史的实证研究有非常多著述。历史学家克莱恩·布林顿(Crane Briton)可能是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进行革命比较研究的学者，以他为代表，革命问题研究主要试图总结和归纳革命过程中的一般规律：“革命由旧秩序的瓦解发展而来，经过革命的蜜月时期，依次出现温和派统治、反革命派的攻势、激进派的崛起、恐怖统治和道德统治，最后是‘热月党人’统治。”从这四个阶段可以看到权力变得越来越集中，而且革命的群众基础变得越来越弱。一个十分有趣的事实是，每一次危机之后，革命联盟都会分裂成一个偏向保守的掌权者和一个更为激进的反对派，每一次反对派的掌权都使得社会控制进一步强化。
对于新政权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重要的理论支撑。布尔什维克在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中满足了人民群众“土地、面包、和平”的要求，取得了政权，但是国内的诸多政治派别并没有就此甘心，都希望摆脱在野状态，谋求分享权力，使得新兴的政权受到诸多挑战，时刻处于危机之中。这些不同的势力派别都在利用各自的方式对新政权施加影响。比如，布尔什维克能够成功夺取政权明显是因为孟什维克的失败——孟什维克的部分右派与社会革命党人合流。而社会革命党人则在市参议会下设社会安全委员会，将其作为与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的中心，从布尔什维克的各个政权组织中召回自己的成员，拒绝加入苏维埃政府。甚至为了加速布尔什维克的破产，成立以郭茨为首的“拯救祖国与革命委员会”，组织彼得格勒的士官发动叛乱。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诸多成员也加入了“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之中，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和俄国南方的白卫军取得联系，向白卫军提供大量资金援助。为了配合白卫军的反革命活动，立宪民主党代表米留科夫(Pavel Milyukov)应阿列克谢耶夫的请求起草了《白卫军宣言》，直到1918年5月末，立宪民主党的官方刊物仍然没有停止发行，仍在坚持宣传反对新政权的声音。参见叶艳华：《十月革命后非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转变》，载《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6期。而由高尔察克(Alexander Kolchak)、邓尼金(Denikin)和尤登尼奇(Nikolai Yudenich)所率领的白卫军，更是直到1920年才被红军战胜。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巩固权力，布尔什维克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相应的策略，以上这些派别都是新政权迫切要施以专政的对象。
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新政权给出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权力运行方案。苏维埃政府在摧毁旧的国家机构的基础上，重建了一整套新的权力机关，废除了旧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废除了旧的教会特权和等级制度，代之以人民委员会各个部门，还有人民法院、工农检察院、工人警察以及工农红军；没收了地主、皇室和寺院的土地，交给农民；接管了银行、铁路和工厂；实行8小时工作日制，生产交由工人监督。为巩固革命政权，还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主持的全俄肃反委员会(ЧК，简称契卡)。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就是为上述措施的实行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合法解释，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撰写中，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研究巴黎公社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在如何把国际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如何最大限度动员工农群众的自发力量，并以此作为新政权的民主保障，如何对待地主、旧贵族和旧官僚，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列宁正是以巴黎公社为参照蓝本，以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为思想资源，以俄国特殊的苏维埃运动为历史起点，构建出了一整套有实操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
那么此时，德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奥托·鲁尔(Otto Rütto)两位议员公开反对战争公债。罗莎·卢森堡则由于强硬的反战态度，不幸于1915年2月18日被捕，一年刑期后又在1916年7月10日再次被捕。与此同时，那些坚决反对战争，承认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绝对优先地位的一部分人从党内分离出来，主张建立新的工人国际，领导统一的世界各国反帝和革命的斗争卢森堡此时在监狱中起草《关于国际社会民主党任务的提纲》，，这些人就是“斯巴达克团”。另外，伯恩施坦、哈阿兹和考茨基也因反对战争而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独立出来。1915年6月19日，三人联名署名的《当务之急》，要求在自由协定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却遭受到党内仲裁委员会的批评。他们和主张以战争促革命的斯巴达克派不同，被称为中派。由于拒绝对第三次军事拨款法案投赞成票，以哈阿兹为首的30名中派议员在国会投了弃权票。终于，在1917年1月，34名斯巴达克团成员和123名中派成员一共157人，在柏林召开由社会民主党反对派组成的全国代表会议，以艾伯特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内的右派不堪忍受，由执行委员会出面，向全党发出号召，主张把一切反对派开除出党。1917年4月，所有反对派在哥达重新成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的左派除了斯巴达克派之外，还有两个有影响力的派别，一个是以约翰·克尼夫为首的不来梅左派，另一个是以尤利安·博尔夏特为首的柏林左派。不来梅左派的刊物是《工人政治周刊》(Arbeiterpolitik)，柏林左派的刊物是《光线》杂志(Lichtstrahlen)。在对待和中派关系的问题上，不来梅左派和柏林左派同斯巴达克派存在根本分歧，他们反对斯巴达克派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张和中派彻底决裂，建立左派自己的独立政党。1917年1月7日举行反对派联合代表会议后，不来梅左派提出一个口号“打破同中派建立联合战线的幻想!左翼激进分子的队伍联合起来!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然而，卢森堡和他们不同，她反对分裂。长久以来，列宁批评德国左派的理由是他们在事实上和组织上和考茨基走向联合。但是，这一指责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卢森堡和考茨基在思想上的分裂远远早于列宁。
不仅如此，“罗莎·卢森堡反对分裂也常常被人批评为是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诚然，没有一个及时创建起来的、有自己的干部队伍的革命党，这对当时的局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然而，问题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简单。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唯一政党，它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并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在这样的条件下实行分裂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总是意味着将同群众断绝一切联系。如果从这个在柏林……工人中占多数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再进一步分裂出来，那就要冒着在斯巴达克派周围形成一个真空的危险，而正是在这一时刻，他们最需要的是有可能对群众讲话，以便在斗争中领导群众并且对培养群众的革命觉悟发生影响。如果原则不能化为行动，那么捍卫这些原则的纯洁性也就毫无益处。不来梅的革命派小组没有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他们并未因此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如果斯巴达克派当时没有继续留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那么他们的情况很可能也会如此。当时德国的情况同俄国党内斗争的情况很不相同，俄国党的分裂首先是在流亡的领导人一级中进行的，而且俄国若干年的相对平静曾使他们能够进行自己秘密的组织工作”。综上，仅仅从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来裁定德国党忽视了德国与俄国不同的实际情况。自始，德国社会民主党才在组织上真正分裂。正如卢森堡在1917年1月6日以格拉克这个笔名在《斗争》周刊上发表《致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的公开信》中所言：
自1914年月4日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和瓦解过程就开始了。党内的右派和中派之间围绕着分裂问题展开了争吵，两派都企图把分裂的罪行归咎于对方，但是无论右派还是泥潭派，他们有关党的存在的基本条件的全部观点，完全同出一辙。谢德曼一伙和哈阿兹一伙都认为，协会、领导机关、代表会议、全体大会、账簿和党证都是党。双方都没有看到，协会、领导机关、党政和账簿，转瞬之间已经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物。……双方都没有看到，他们关于社会民主党是分裂还是同一的争吵，只不过是琐事一桩，因为，时至今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整体，已全然不复存在了。
卢森堡生命的最后阶段大多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但是她始终没有放弃世界革命，始终反对党内的中派和右派。这也就是为什么卢森堡会将俄国革命看作世界革命的先兆和信号，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于德国的斯巴达克团有直接的示范性，为卢森堡提供了鲜活的事实，用以佐证资本主义秩序已然走向崩溃，昭示了世界革命的希望，坚定了她的国际主义路线，并对党内的中派与右派否决革命可能性的说法给出了现实的有力回击。
——选自《批判的武器：罗莎·卢森堡与同时代思想者的论争》，马嘉鸿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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