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千心理·我的精神分析之道：复杂的俄狄浦斯及其他议题》 - [挪]安德斯·萨克里松著，王觅汪智艳译 -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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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万千心理·我的精神分析之道：复杂的俄狄浦斯及其他议题

書城自編碼： 4041356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心理學→心理学理论与研究
作者： [挪]安德斯·萨克里松著，王觅汪智艳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518451036
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4-11-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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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在介绍这本书前，我想先请大家抛开理论与技术，单纯谈谈精神分析。对于初学者，你的精神分析之路以什么为开端？对于高阶玩家，你会如何回溯这段精神分析之旅？又或者，若这片领域于你而言还是荒地，你要怎样迈出第1步？
如果有1000个读者来回答（作为编辑我希望有10000个，或者更多），可能会出现1000个答案——就像众人品读哈姆雷特那样；当然也可能是999个或者更少——搞精神分析的谁能绕过俄狄浦斯呢？
我们看到，安德斯也写俄狄浦斯。他写的有什么不一样？
这里就要从本书的中文书名说起了。最初的译名是《我的精神分析之路》，译者王觅老师建议把“路”改成“道”，这个修改可谓神来之笔。“道”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多重含义：道路；方向、方法、道理；技术；学术的思想体系……而本书就纸短言长地传达了上述多重内涵。俄狄浦斯在找寻“我是谁？”，来访者也在问“我是谁？”，而分析师会与他们一同走上好奇的探寻之道。
在《我的精神分析之道》的文本里，我看见一个睿智、包容、可爱的小老头儿安德斯。两位译者的文字又带着一些本土化的精神分析味道，翻阅时仿佛有三个灵魂在同频调谐，思辨之余，甚是欢乐。这本书并不简单，却是我读过

內容簡介：

本书名为《我的精神分析之道——复杂的俄狄浦斯及其他议题》，讲述作者如何理解、实践精神分析，但又远不止于作为个体的安德斯——书中涵盖的多重领域的智慧、对“真相”的深刻剖析，将能启发所有读者对自身、对人类以及更宏大的世界的反思。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临床概念、教育及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作者从悲剧《俄狄浦斯王》起笔，阐述了精神分析的知识体系、方法论的复杂实践及对两位著名文学人物的精神分析式诠释，最后回归对俄狄浦斯的再思考，再次升华了本书的主题。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安德斯·萨克里松（Anders Zachrisson， 1943—2024）
哲学博士，挪威奥斯陆大学理学院名誉副教授；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精神分析师、培训分析师、督导师，曾任挪威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生前长期担任“中国—挪威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中挪班）的挪方教师和督导师，深受学员信任与喜爱。

译者简介
王觅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学士、硕士、博士；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中国澳门注册心理治疗师；中国—美国精神分析联盟初级组、高级组、督导组毕业，长期担任中挪班、中英班、中欧班等心理动力学连续培训项目翻译；现任澳门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事务主管。
汪智艳
北京大学心理学学士，应用心理学硕士；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心理咨询师；美国音乐与想象协会音乐引导想象咨询师；中挪班翻译，第1届学员；目前在北京个人执业。

导言　本书介绍

第1部分　理论基础
第1章　复杂的俄狄浦斯
第二章　外部客体之谜
第三章　精神分析—一门科学？
第四章　康德的遗产
第五章　知觉—一种个人化的行动
第六章　心理健康—一种正常状态？

第二部分　临床概念
案例
第七章　一个孤单又充满蔑视的男孩
第八章　移情在中国
基本概念
第九章　移情—基石和概念上的悖论
第十章　反移情—让自己置身危险中
方法
第十一章与青少年工作—方法和直觉
第十二章中立的爱—精神分析的核心
第十三章伦理、技术和边界的延伸

第三部分　精神分析性教育
第十四章　能力的评估
第十五章　精神分析督导—这绝非易事

第四部分　精神分析与文学
第十六章　躺椅上的培尔·金特
第十七章　哈姆雷特—正常还是不正常

结语　对俄狄浦斯和阻抗的再思考

章节的原始发表情况

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我的人生旅程正在接近莎士比亚在《人生的七个阶段》（Seven ages of man）中所描述的那一个点：

……这一切的最后一幕，
终结这一段奇特而不平凡的历史，
是第二次童年和纯粹的遗忘，
没有牙齿，没有视觉，没有味觉，什么都没有。

面对这个不可避免的现实，我屈服于自己内心的愿望，用出版过去几十年的论文选集来圆满我的职业生涯。这么做是为了我的朋友们，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应对时光的飞逝。
这些论文中提及的疑惑和问题有不同的来源。它们与我的精神分析职业生涯相关：临床工作、教学与督导、参与的培训、研讨会、工作组和讨论小组。同时，一种好奇心——想要更好地理解人与人之间奇特而令人困惑的互动的冲动，也让我持续探寻并试图厘清我的思路。这些成果涵盖了精神分析的很多议题。我的野心是对这些主题的本质进行讨论。
我已故的妻子，伊丽莎白·达埃（Elisabeth Daae），是我的第1位也是最好的读者。我的合著者也在我思考的过程中给予了很大的启发。我在世界各地的精神分析活动中——在挪威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其他地方、芬兰、东欧、中国、俄罗斯，以及作为欧洲精神分析联合会组织的教育工作组的成员时遇到的同事和候选人也是如此。
在《人民公敌》（The enemy of the people）中，易卜生笔下的主人公斯托克曼（Stockman）医生宣称，最强的人是最孤单的。但这显然并不总是正确的。富有成效的思考是一项合作的事业。对我来说，能遇见并与这么多有能力而敬业的同事和学生一起工作，是一种荣幸。对此我深深感激。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奥斯陆心理治疗研究所的慷慨资助。
最后，我想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托弗·特拉斯达尔（Tove Tr?sdal）对文本编辑的帮助。

安德斯·萨克里松
2021年4月于奥斯陆

寻求真相的俄狄浦斯

在传统解读中，《俄狄浦斯王》是一部关于寻找自我知识的戏剧。18世纪90年代，将索福克勒斯的戏剧译成德文的荷尔德林（Hlderlin）生动地描述了追寻真相的俄狄浦斯。他在对文本的注释中强调，俄狄浦斯：

……拼尽全力想要找到自我，他粗暴甚至近乎无耻地努力成为自己的主人，愚蠢而疯狂地寻找意识。（1952，vol.5，p.199；鲁德尼斯基译）

荷尔德林对俄狄浦斯的看法是浪漫的。俄狄浦斯不仅是能解答斯芬克斯谜题的优秀的人，也不仅是一个坚决寻求谋杀案真相的人。他还热衷于寻找关于自己的知识。弗洛伊德没有引用荷尔德林的话，但他很清楚这种对俄狄浦斯性格的解释。琼斯（Jones）复述了弗洛伊德的回忆：他还是学生的时候会在维也纳大学的拱廊里闲逛，看着那些著名的老教授的半身像，幻想自己也会有一个类似的半身像，上面刻着来自《俄狄浦斯王》中的合唱的最后一句话：“他解开了著名的谜语，他是最强大的人”（Jones， 1955， p.13-14）。
当弗洛伊德选择俄狄浦斯作为他的智慧英雄之一时，他就有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同伴。这里我再次引用鲁德尼斯基的专题著作（Rudnytsky， 1987）中的内容。亚里士多德认为《俄狄浦斯王》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一个引起观众怜悯和恐惧的家庭戏剧，描绘了随着悲剧的完全展开，从无知到有知的转变。然而，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对神话的阐释淡化了。18世纪70年代，德国的莱辛（Lessing）将《俄狄浦斯王》重新改编为一部关于自我反思的戏剧。因此，它标志着思想史上一个运动的开始，鲁德尼斯基称之为“俄狄浦斯时代”。这指的是，俄狄浦斯在整个19世纪都被视为德国的一个主要知识人物，德国许多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核心哲学家和作者都专注于俄狄浦斯的性格。因此，席勒（Schiller）、荷尔德林、冯克莱斯特（von Kleist）、黑格尔（Hegel）以及后来的冯哈特曼（von Hartmann）和尼采（Nietzsche）都对俄狄浦斯的性格产生了类似于索福克勒斯的戏剧的理解，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些作品中，俄狄浦斯被描绘成索福克勒斯戏剧中的主角——追求真相的俄狄浦斯，一个想要认识自己的人。
然而，弗洛伊德不仅仅是借用了一个流行的主题。他将俄狄浦斯戏剧从描述层面（神话）提升到了动力性和结构的层面。他赋予了俄狄浦斯动力一个核心位置，这并不局限在人格发展（俄狄浦斯情结）的范畴，还包括认知发展。例如，在讨论小汉斯（Little Hans）的案例时，弗洛伊德写道：

……妹妹的出生刺激了他的思考，这种思考一方面是不可能得出结论的，另一方面又使他陷于情感冲突之中。他面临着婴儿从哪里来的巨大谜题，这可能是第1个涉及儿童心智力量的问题，而底比斯的斯芬克斯谜题可能只是一个变型版本。（1909a，p.133）

在案例介绍中，他写道：

求知欲似乎与性好奇是分不开的。汉斯的好奇特别指向他的父母。（p.9）
1915年，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Three Essays on Sexuality）中增加了一个部分，标题是“童年的性研究”，其中第1章涉及“求知的本能”（1905b， p.194）。在《鼠人》（Rat Man; 1909b， p.245）和《引论》（Introductory Lectures; 1917b， p.327-328）中，这种求知的需要被翻译成英语为“求知本能（epistemophilic instinct）”。这也是克莱因在她早期作品的英译本中使用的概念，例如在《俄狄浦斯冲突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中：

求知冲动与施虐之间的早期联系对整个心理的发展都非常重要。这种本能被俄狄浦斯情结所激发……（1928，p.169）

因此，弗洛伊德和克莱因都把俄狄浦斯情结的动力与求知的冲动联系起来，并且都把这种冲动看作一种本能的力量。
格林（Green， 1969）进一步研究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动力及其与认知发展的关系。在他的法语原书中，有一个神秘的标题“多了一只眼（Un il en Trop，英语为An eye too many）”，他引用了荷尔德林的几句话，这个标题正是来自这几句话：

俄狄浦斯王的眼睛可能太多了。这个人的痛苦似乎是无法形容、无法言说、无法表达的。（Hlderlin，1823）

在荷尔德林看来，俄狄浦斯的痛苦和堕落与他努力寻找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密切相关。神谕的预言没有明确提到拉伊俄斯。如果俄狄浦斯满足于凶手必须受到惩罚的观念，故事本可以就此结束。但相反，他更进一步，因此逼出了克瑞翁对拉伊俄斯之死的思考：

在你接手这座城市之前，
陛下，我们的国王叫拉伊俄斯。（p.52）

这将神谕的内容与拉伊俄斯的命运联系起来，尽管他们在一开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俄狄浦斯之所以如此努力地解释预言，用荷尔德林的话来说，是因为他的眼睛太多了。格林解释了荷尔德林的观点。当某人的眼睛太多，他就不得不去诠释（去解开谜语、梦、神谕）。诠释不仅是一种可能性，还是一种义务和必要。这个主体与自己出生的关系构成了这种必要性的基础，因为个人不可能对自己出生的秘密保持沉默——父母共同参与了这个生命的孕育，孩子却被排除在外。对于孩子来说，他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受孕的过程。格林（Green， 1969， p.238）说：“涉及亲属关系，总是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诠释。”伽达默尔（Gadamer）对这个的问题发表过看法：“历史性地存在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永远不可能完全”（见Rudnytsky， 1987， p.51-52）。
近年来，一些作者讨论了这种求知欲。布拉斯（Blass， 2006）在阅读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研究时发现了一种对知识的激情，这种激情也标志着弗洛伊德本人对现实的好奇和态度。她的结论是，精神分析提供了一种认识论，在这种认识论中，激情［而非超然（detachment）］参与了人类对知识的探索，而自我认识的分析目标的基础正是人类基本的求知动力。
菲舍尔（Fisher， 2006）在讨论好奇心和求知的本能时，以比昂的情感链接（affective links）概念［X喜欢Y，X讨厌Y，X知道Y（X Loves Y， X Hates Y， X Knows Y）］为出发点。他认为L（Love）和H（Hate）是快乐原则的表达，而K（Know）是现实原则的表达（好奇心、求知欲）。他说道：

……发展的动力在于这些冲动的链接和冲突之间的张力。也就是说，在每个阶段，它都处于“K冲动”（要知道）和“L或H冲动”（要感觉良好或避免感觉糟糕）之间的张力动力性变化中。换句话说，发展的动力是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间持续存在的张力关系。（p.1225）

因此，在布拉斯和菲舍尔的文字中，我们都发现了俄狄浦斯式的激情和求知的根本欲望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张力。然而，这种对追求真相的俄狄浦斯的主流观点受到了另一种解读的挑战，这种观点对索福克勒斯戏剧的解读与主流观点截然相反。

掩饰真相的俄狄浦斯

维拉科特（Vellacott， 1993; 也见1971）认为索福克勒斯所写的俄狄浦斯王的戏剧可以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解读：一个是（上述的）传统解读，另一个则认为所有核心参与者从一开始就知道真相，并试图阻止真相暴露。这种解读意味着，在舞台上的故事——俄狄浦斯坚定地追寻关于自己的真相——的背后，另一场更隐蔽的戏剧正在上演：真相正在被掩盖。维拉科特通过指出拉伊俄斯被杀后的事件描述的前后矛盾和被忽视的事实来支持他的观点。根据维拉科特的说法，围绕拉伊俄斯的死有一个沉默的阴谋。俄狄浦斯起初加入了阴谋，但后来开始了“从假装到现实的痛苦旅程”（Vellacott， 1993， p.13）。
尽管该领域的学者对维拉科特的解读没有多大热情，但它对一般读者，至少对精神分析的读者来说是有意义的。斯坦纳（Steiner， 1985）进一步发展了维拉科特对这部戏剧的看法，认为戏剧讲述的是对俄狄浦斯的掩饰，并讨论了导致俄狄浦斯情结的病理解决机制的理解的作用。斯坦纳认为，伊俄卡斯忒、克瑞翁、忒瑞西阿斯、合唱团，尤其是俄狄浦斯自己，都对现实视而不见。他们肯定能认识到这个现实，并且在俄狄浦斯杀死拉伊俄斯后第1次到达底比斯时，他们肯定就已经意识到了。在我的回顾中，我已经注意到一些直接或间接指向真相的事件。俄狄浦斯记下了它们，对它们做出了反应，但他没有得出明显的结论。例如，科林斯青年对俄狄浦斯与父母不相似的评论、父母对他的问题的非理性回答以及神谕明确而不祥的反应。进一步的例子是他杀人时的情况：杀人时间与拉伊俄斯的死亡时间接近，对拉伊俄斯死亡的调查不足，俄狄浦斯对谋杀的惊人无知以及他努力避免将十字路口的遭遇与拉伊俄斯的死亡联系起来的事实。最后，他忽略了忒瑞西阿斯对真相的直接陈述。
与弗洛伊德同时代的剧作家亨里克·易卜生（Henrik Ibsen）也认为，否认与自己有关的现实是人类心理的力量之一。在他的悲剧《野鸭》（The Wild Duck）中，有一段发生在睿智的医生雷林（Relling）和理想主义、夸夸其谈的格雷格斯·韦勒（Gregers Werle）之间的对话，后者是自大而又痛苦的亚尔马·埃克达尔（Hjalmar Ekdal）的老朋友。

格雷格斯：你对亚尔马用了什么治疗？
雷林：普通的那种治疗。我尝试保持他的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
……
格雷格斯：雷林医生，在从你的魔爪里救出亚尔马之前，我是不会放弃的。
雷林：那他会更糟糕的。如果你剥夺了普通人的自我欺骗，你也剥夺了他的快乐。
（Ibsen，1884，第五幕，p.158-159）

19世纪前后，易卜生的戏剧在包括维也纳在内的欧洲德语区得到演出和讨论（Brandell， 1961），弗洛伊德也多次提到它们。与此直接相关的一个是，他梦见一篇“以一种绝对的Norekdal风格”写成的文章（Freud， 19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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