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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为什么说中国三千年历史上发生的最深刻变化是“周秦之变”？“周秦之变”何以奠定了中国文明的框架？
◎秦汉帝国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是怎么形成的？包含了哪些主要内容？该制度在运作过程中产生了哪些弊病？这些问题的积累又如何导致了秦汉帝国的解体？
◎为什么历史上对秦汉的评价会有巨大的差异？矛盾的关键点在哪里？能带来怎样的启示？
◎“汉魏之变”又该如何理解？为什么它不如“周秦之变”重要？为什么它没能跳出秦汉奠定的格局？
◎唐宋与秦汉相比又如何？盛唐超越了汉代的“古典商品经济”高峰吗？
◎为什么汉代与古罗马在经济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实质含义会大相径庭？这说明了什么？
这本书讲透了秦汉，也讲透了中国历史和精神文化中最深层的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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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秦晖在清华大学讲授“秦汉史”课程为蓝本，增加了近年来不断发现的考古资料，几经整理修改而成。
不同于最初的课堂录音，此次成书比录音记录多出近一倍内容。而且，不同于传统的断代史著述，本书略于政治史，而从纵（时间上的周秦、汉唐对比）横（空间上的秦汉与罗马帝国对比）两个维度来探讨秦汉帝国那套政治经济制度和观念的由来，以及它们在秦汉以后的影响，高屋建瓴，对于当下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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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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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已荣休），博士生导师。著有《南非的启示》《共同的底线》《田园诗与狂想曲》《传统十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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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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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中国文明史上的秦汉时代
第一节 秦汉：中国第一帝国 3
第二节 秦汉史授课的重点 5
第三节 秦汉史的史料 6
第四节 秦汉时代的重要性 12
第一章
周秦之变：从族群社会到编户齐民（上）
——小共同体本位的周制与儒家思想
第一节 对周秦之变的评价 27
第二节 周秦之变何以名之 36
第三节 周制的特征 41
第四节 周制的经济基础 66
第五节 儒家与周制的价值体系 72
第六节 周制的危机 91
第二章
周秦之变：从族群社会到编户齐民（下）
——法家的兴起与“百代都行秦政制”
第一节 法家的兴起及其主张 107
第二节 法家改革瓦解小共同体本位的周制 129
第三节 “百代都行秦政制”——秦制的主要特征 150
第四节 秦制的危机 157
第三章 法道互补：“儒表法里”之下的强权与犬儒
第一节
从“儒道互补”到“法道互补”：汉初的黄老
之术 165
第二节 儒表法里的形成 186
第三节 “周表秦里”：由汉武帝到王莽 217
第四章 盐铁论战：帝国经济中的“干预”与“放任”
第一节 “大夫”与“贤良文学”争什么？ 242
第二节 盐铁论战与北宋的“王马党争” 252
第五章 强国弱民：秦汉帝国的政治制度
第一节 秦汉的乡里制 261
第二节
“五口百亩之家”与“闾里什伍之制”：规定与
现实 274
第三节 唯上、弄权、枉法的酷吏与循吏及豪强 282
第四节 连续的历史，循环的怪圈 298
第六章 汉魏之变：儒表法里中的“儒里化”阶段
第一节 东汉以后宗法复兴 325
第二节 以礼入法：法律的儒家化 330
第三节 官员选拔标准的道德化 338
第四节 社会组织变化：小共同体的复兴 348
第五节 政治逻辑变化 358
第六节 经济现象的变化 361
第七节 汉魏之变不如周秦之变深刻 372
第七章 秦汉经济：中国古代第一次商品经济高潮
第一节 集约农业的起源 405
第二节 秦汉的水利工程 414
第三节 秦汉“名田宅”制度 423
第四节 贱商制度下的“伪市场经济” 431
第五节 千古奇文“货殖列传” 440
第六节 汉唐商品经济之比较 446
第七节
汉代的古典借贷关系——兼与古希腊-罗马的
比较 463
第八节 古典租佃制——汉代与罗马的比较 482
余 论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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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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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秦之变”到“汉魏之变”：我的秦汉史教研
1995年我经张岂之先生介绍，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授。清华历史学本来名气很大，但1952年院系调整后变成苏联式的工科大学，这门学科在清华就中断了。我到清华时，该系恢复创设未久，主要人员都是原社科系中国革命史和近现代史基础课教师。所以，那时系里搞过中国古代史教研的，基本就我一人。当时历史系还没有招收本科生，我除了带过两届研究生外，主要是开设全校性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农民史选修课。到了世纪初历史系开始招收本科生，上面也要求开设“成套的”历史系专业课，包括中国古代史的各个断代史专业课。当时历史系已经有了唐宋明清的教师，但仍然没有秦汉这一“断代”的专家，所以上面就要求我来“补缺”，开设秦汉史专业课。这样一直到2009年侯旭东教授入职清华、我向他交棒为止，我在清华大约教授了七八年的秦汉史课程。这本讲义的雏形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
在中国传统史学的“二级学科”分类中，我是属于“专史”而非“断代史”出身的。研究生时期跟随赵俪生先生治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当时的重点也放在明清这一时段。20世纪90年代我主要研究的是农民史和农村改革问题。秦汉史本不是我的专业方向，但是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曾经多次“听从组织安排”去从事并非我“专长”的工作，比如参加陕西通史项目承担宋元卷和这次去教授秦汉史，这倒也并不全是出于“集体主义”或“团队精神”的考虑。因为我本身兴趣比较广泛，而且在专史研究中也涉及过这些时段，觉得还是有一得之愚可以贡献，或者更不客气地说，对该“专业”中流行的一些看法也有些不吐不快的意见，所以还是“义不容辞”或者说是“趣不容辞”地接受了。
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是从所谓“五朵金花”的时代过来的。由向达先生首创的“五朵金花”之说，指1949年后中国史学界集中讨论的五个问题：古史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和民族融合。这些讨论具有众所周知的意识形态背景，但即使在这个范围内也未必一直能够自由讨论，在“文革”时期一度万马齐喑、“金花”凋零之后，改革初年又重新绽放，并且发展到最高潮。而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金花”讨论就已经不再是史学研究的主流。但是如今回头看，这种史学作为五四以后传入的“新史学”中最有影响的一支，在其演变成经学化、神学化的“官史学”之前，曾经确实带来了中国史学的一大进步。至少在两个方面，它的突破和后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第一，它把中国历史纳入了全球化的视野，突破了传统史学除了大中华就只有“四夷传”的狭隘眼界。第二，它打破了单纯叙述王朝兴衰、铺陈人事，而不作制度分析的模式，尤其是打破了“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传统“断代史”格局，而把制度逻辑、社会演变作为历史的主线。我以为，我们的思想解放，在摒弃经学化、神学化、官学化的同时，当然不应该再回到“二十四姓家谱”的模式去。如果考虑到当年“新史学”还可以出现“十批判书”这样的作品，“官史学”就一度只能歌颂“千古一帝”，即便后来学界“告别革命”而回归“保守”，淡化意识形态而转趋西方“学术前沿”，还是盛行“子路颂秦王”与新瓶装旧酒，就能够感到一种深深的遗憾。
我早年所治的土地制度和农民战争史属于典型的“金花”史学，而在这派史学无法回避的“古史分期”问题上，我当时持明确的“魏晋封建论”观点，视秦汉为“前封建”的“古典”社会（我从不用当时流行的“奴隶社会”概念），因此发表过若干以秦汉横向比较罗马、纵向比较隋唐的考证著述。在调入清华前，我在陕西师范大学还开过“古代社会形态学”和“封建社会形态学”两门选修课。即便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道与心路”都已发生重大改变，我现在的研究早已不再是“金花”模式，也不再以社会形态的概念分析周秦、汉魏之别，但至少在上述两个方面，当年新史学的影响是不会消灭的。我后来使用的“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等概念，也明显带有当年新史学的烙印。所以在清华开设秦汉史课时，这些学术经历便起了很大作用，使我的秦汉史课程与一般“断代秦汉史”有很大区别。
我假设学习秦汉史专业的学生应该具备通史阶段的秦汉史知识，没有必要花时间再讲一遍这四个王朝（我认为前后汉完全是两个王朝，中间的新朝亦非“僭逆”，加上秦应为四个朝代）的兴衰概要，所以绝大部分课时都用来讨论这四朝的制度和观念演变。尤其是分析“周秦之变”和“汉魏之变”。前者要讲清楚中国是何以从“三代”走进帝制的，这对此后的中国产生了怎样的深层次影响。而后者则要说明这一由四个王朝组成的“第一帝国”如何发生了不同于一般王朝更替的深刻危机，导致秦制后来发生了不同于一般所谓“合久必分”的长时段紊乱，但周制却复兴无望，最终在经历数百年“中间期”后又走向了秦制框架下的第二帝国。换句话说，我不想花时间给学生讲一套“四姓之兴亡”的故事，只想在有限时间内梳理一下中华第一帝国时期的“世道与心路”，以给今人提供进一步思考的津梁。我一向认为，中华文明数千年，最深刻的变化就是走进帝制的“周秦之变”和走出帝制的“三千年未有之变”。而且对两者的认识紧密相关。对前者认识的深浅，关系到后者的成败；对后者的体验亦能加深对前者的理解。而在这两者之间次一等的变化，就是所谓的汉魏之变了。如果本书能够促进人们对这些变化的讨论，我的愿望就达到了。
我在清华讲授秦汉史虽然年头不算很长，但当时“超星图书馆”做了全程视频录像，据说流传甚广，至今海内外仍有不少受众。当时只是做了课程PPT，并没有成书的讲义。后来我不再讲授这门课，也没有想到要出版讲义。但是，近年来好几位有心的读者却分别根据课程录像，整理成几个不同版本的全文本惠寄给我，并与书界的朋友一起，极力鼓动我出版。浙江财经大学的刘志先生还花了大量时间校对引文，去除语病，划分章节。他们的热心和奉献令人感动，也使我觉得出这本书不仅有它的价值，也还要对得起学生、读者和听众朋友们的厚爱。
当然，从我过去写的秦汉相关论文，到课程开设期间乃至视频传播中，各种评价也都存在。赞同的声音就不说了，批评的意见林林总总，常见的就是说我的秦汉史不合常规，有“以论代史”的色彩。对此我这里做一点回应：
过去我们的史学界有过“论从史出”还是“以论带史”的争论。改革时期由于对过去史学官学化的不满，“论从史出”受到肯定，而“以论带史”则被讥为“以论代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那时用以“代史”的“论”其实只是一些由“信仰”支持而未经论证的理论教条，而把中国历史削足适履地塞进教条编织的框框里，还要不断根据上面的需要而改变叙事（比如因“十批不是好文章”的指示而对嬴政先生从大批到大赞），这固然不是合格的“史”，但难道这能叫“论”？其实这种思维不改变，即便换了一套意识形态氛围，比如不再讲“五种社会形态”而改为追随“国际学术前沿”的“后现代理论”，或者从“反传统”变成“颂传统”的“保守主义史学”，那种“教条多而论证少”的弊病也还是存在的。
我们讲“史”和“论”的关系，其实就是史料和史论的关系，更一般地说其实就是论据与论证的关系。不光是史学，任何一种实证研究，即既非文艺创作也非单纯的价值弘扬，而是一种以事实判断和逻辑推断为基础、讲究知识增量的研究，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都是论据和论证的结合。无据而论，固然是不着边际的空言，有据无论，也会变成不知所云的废话。有人说“史料就是史学”、“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我是不同意这些说法的。史料不等于史学，就像数据不等于数学、实验室不等于科学家一样。但要强调的是：论证是一种自己的合乎逻辑的思维，它不等于引述理论。我们看过去“金花”时代的某些著述，往往看起来也是旁征博引，不仅史料要“掉书袋”，理论更要“掉书袋”。一篇文章几十个注，史料引证不多，“经典作家语录”引证倒是不少。有人说这是“以论带史”，有人嘲曰“以论代史”。其实这并不是“论”多了，而恰恰是“论”极其贫乏的表现。史学不是神学，也不是经学。离开经典作家，你就不会思考了？
说实话，我受“经典作家”影响也很深。但是除了某些事关知识产权的前人具论外，我是不主张理论上掉书袋的。我的论证主要是自己的思考，当然思考并非凭空，接受各种启发非常重要。除了“经典作家”的启发，我认为现实生活的启发其实是不可少的。例如本书中关于商鞅“坏井田”究竟是国有化还是私有化的问题，关于“乡举里选”是怎么回事的问题，等等，我的一些新见其实都来自生活经历。看到青川秦《田律》，就使我想起亲身经历过的“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而我关于小共同体具有“温情的等级制”的看法，除了“经典作家”的启发，其实也来自常识。我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很多问题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而是“大人物忽视常识却迷信教条”造成的。当然常识不一定对，“证伪常识”往往是重大科学发现的突破口，哥白尼就是把“太阳东升西降，显然围着地球转”的常识证伪，而开创了近代天文学。但是常识可以证伪，却不能无视。实证研究者哥白尼和一个无视常识而高叫“太阳就是从西边升起”的妄人，根本区别就在于此。
当然，研究历史要靠史料，史料的书袋必须得掉。但是秦汉史在这一点上也不同于其他“断代”，因为这一时期存世文献较宋明以后要少得多，没那么多书袋可掉。这一时期的研究比近古时期更加倚重考古，但考古资料与文献相比恰恰是“不自明”的，其意义更加有赖于论证。再就是秦汉史既然很难发现新史料，对前人研究推陈出新就更重要，而与“多一分史料多一分话”相比，对前人研究无论推陈还是出新，也更需要论证。所以秦汉史研究相对于宋元明清而言，其实就是一个论据相对有限、而更倚重论证的领域。当然，作为一个并非治“断代史”出身的学人，我在秦汉史方面的论证对不对，还是要敬请方家赐正。
这本书在朋友们的催促和鞭策下，以刘志先生整理的《秦汉史》课程实录视频文稿为基础写成。但从课程录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近20年，期间秦汉史研究，尤其是考古资料又有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张家山竹简《汉律》的发表、里耶秦简的发现，以及陇东秦西早秦遗址的发掘，都有重大价值，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我当年授课时这些都还没有。我历来主张旧作再版一般不修改，以保存写作的“时代坐标”。但是这本书不同。一是它过去未出版过，是作为新书出版的。二是当初作为讲义是面对学生，现在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读者，对学生我应该给他们以与时俱进的知识，而不是提供一个“时代断面”而已。当年授课时，我的讲义是每年都要修改的，现在出书也应该如此。所以这次成书我做了较大的修改补充，篇幅也比视频记录稿多了近一倍，至于成效，就期待读者的批评了。
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同样的事实判断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同样的价值判断，也可以依据好像是截然相反的事实。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些截然不同的东西，是不是背后也有一些共同性呢？讲得简单一点，康有为说秦始皇开创了一个自由平等的时代，而谭嗣同说秦始皇开创的是一个暴力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强盗的时代。这两者是不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呢？我们可以设想在先秦所谓封建时代，它的主要特征就是社会上有很多主人或者说是领主、封建主，或者说是“小邦君”。每个主人都有自己的一批依附者，显然这个主人是贵的，依附者是贱的，这个时候是有等级制的，是有尊卑之分的。而秦制的确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领主都给消灭了（至少理论上如此），把领主制变成了官僚制。
从秦始皇以后，可以这样讲，贵族和平民的差异性缩小。即使不能说完全消失，但至少是贵族下降了，以后的贵族也不是原来意义上那种贵族。所有人都成了皇帝的奴才，奴才有时甚至成了一种资格。比如像清朝，在现存清宫档案中有大量的奏折，谁能够对皇帝自称“奴才”，这是要有规定的。一般的汉族大臣向皇帝上奏，只能说“臣某某”，比如林则徐，他就要说“臣林则徐启奏皇帝陛下”，只有满族亲贵琦善、穆彰阿这些人，他们给皇帝上奏才可以说“奴才琦善启奏皇帝陛下”，“奴才穆彰阿启奏皇帝陛下”，敢称“家奴”者一定是满人而且是关系很亲密的人，不是谁想当奴才都可以当上的。如果不是满族亲贵，哪怕像林则徐那样官至正二品，即使是颇受重视，也颇有权力的人，也不配当“奴才”。能够当奴才，那要有一定的资格。不是满族人，要当奴才，人家还不认，你只能当臣。的确可以说，从皇帝之下皆奴才这一点讲，是平等了。
秦汉以后的制度基本上就是以官僚制取代了贵族制，这一点是比较明显的。把周代所谓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语出《左传·昭公七年》）那样一种贵贱分层的制度变成了一种“尔等皆为奴”这样的制度。从这个角度讲，说实现了一种“平等”，至少相对而言比以前毫无疑问是平等了。虽然彼是一个宰相，尔是一个引车卖浆者流，至少在一点上是平等的，那就是皇帝要杀你和杀他是一样的，想杀就杀了，没有什么两样。皇帝要提拔谁也没有人能阻拦，比如百里奚、吕蒙正，皇上一旦看重，就可以做到“布衣卿相”。
但是这样的一种平等，是使大家都变成贵族了，还是使大家都变成附庸了呢？答案应该是明摆着的。我觉得康有为的说法最大的问题，大概就在于这一点。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平等，是秦始皇治下那个样子的平等吗？是追求皇帝不管对宰相还是引车卖浆者流都想杀就杀，想赏就赏的这种平等吗？当然不是。秦始皇所要追求的无非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他的奴才，在这一点上是没有贵贱之分的。秦制使人无尊卑，都隶属于“大盗”，在这一点上讲，是很“平等”的。
可以说秦制的成功也在这里，如果没有这样的“平等”，它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对人力、物力的动员能力，先秦时代哪一个领主能够做到？每一个领主只能调动依附于自己很少的人，可是秦始皇就不同了。最直观的，就是周王陵与秦始皇陵相差悬殊。周王陵规模小到难以辨认，而始皇陵仅一个兵马俑坑就号称“世界第八奇迹”。统一至秦亡不过十余年，长城、始皇陵、阿房宫这些重点工程一个接一个，动辄70万人、50万人齐上阵，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的确是前无古人的本事。
在诸侯时代，小领主和自己的附庸往往是有直接的人际关系，是互相认识的，有直接交往的，甚至是有血缘关系的。比如河北出土的一件兵器上刻有一个家族世系，一共四代20人的名字被记录在上面。它毫无疑问是个熟人社会，主人和自己的附庸之间是一种小共同体的依附关系。可是到了秦始皇时代就不是这样。
西周时期，按照周制，即所谓封建制，虽然周天子不认识下面一班臣民，实际上他也管不到下面的一班臣民，下面的一班臣民有自己的领主，领主又有上一级的领主。庶人之上有士，士之上有大夫，大夫之上有诸侯，诸侯之上是周天子，是一种身份性的即固定的等级关系，下两层的人是不可能越级与上面的人发生联系的。
周天子当然不可能认识庶人，但至少在理论上，他应该是认得诸侯的，因为这些诸侯，从理论上来讲，都是西周宗法制度中的大宗和小宗之间的关系，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内的嫡长子和其他兄弟，或者类似于父子这样的关系。同理，诸侯一般都是认得卿大夫的，一直下来，每个人和他的主人之间都有一种比较固定的附庸关系。
可是秦始皇他怎么能认得全国人民呢？他也没有办法直接管理全国几千万臣民。因此所谓的秦制，它和封建制真正的区别在哪里呢？封建制是很多的主人各自管束着自己的属下附庸，而且附庸至少在理论上是固定的，是一种长时期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而秦始皇有无数的附庸，他根本认不得也管不过来，因此他只能用一些他看中（提拔）的奴才去管理其他奴才。理论上讲，这些人都是秦始皇的奴才，从宰相到农民，对于皇帝而言都是臣下之奴，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不过宰相受宠，皇帝给他很大的权力。
秦制的“好处”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办法，可以实现中央集权，可以有很强的对人力、物力的调配能力。但是，我们通常从人之常情讲，受宠的奴才管理不受宠的奴才，往往要比主人亲自管理奴才更糟糕，对奴才的怜惜和照顾的程度恐怕要更差。因为道理很简单，就算奴才不具人格只被视为财产，而个人的奴才不管怎么样，“产权明晰”是你自己的，这个所有权是很清楚的。比如你有一匹马，这一匹马既然是你的，你总不会无缘无故把它虐待死，杀了它对你有什么好处？你的“财产”不就损失了吗？大家都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这个道理，那是因为窝边草是它自己的，它更愿意去吃别人的草。
但是受宠的奴才不太可能对不受宠的奴才产生一种“己物”爱惜照顾之心。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陌生人，没有什么依附关系，这些人不是他自己的人，而是皇帝的人，他本人也是皇帝的人。对于他来讲，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巩固皇帝对自己的宠爱，而不是怎么争取更多的人依附于自己——像我们经常讲的招降纳叛，吸引更多的人来投奔自己——在秦制下这可是大忌，要杀头的。
秦以前不是这样的，秦以前每个领主都要标榜他对下面很不错，然后才会有“良好口碑”，使很多人投奔他。所谓“毛遂自荐”“冯谖弹铗”就是这种口碑。因为，首先他们处于熟人社会；其次，持久依附关系要考虑长期性；第三，隶属关系边界比较明确。如果反之，那就会造成一种现象，受宠的奴才整不受宠的奴才往往比主人整奴才还要凶狠，他们有狐假虎威之横暴，而无损及己物之顾惜。这种现象应该说是人之常情，即使在官僚制内部也有这样的现象。
在秦以后的历史中，被士大夫最痛恨的是什么人？就是宦官。为什么宦官最遭痛恨？因为宦官是皇帝身边的人，的确是比一般的官僚更可能得宠的奴才。皇帝与宦官接触最多，往往很信任宦官，所以他们最得宠，或者说最容易得宠，最有机会得宠。而皇帝如果给宦官赋予很大的权力，让他去管理他人，宦官的残暴往往比朝官更甚。
这是因为与朝官相比，他更是名副其实的受宠奴才。取得皇帝的宠信是他唯一的目标。如果说朝官还略微顾及考虑一些别的因素，宦官因自身的条件限制除了“争宠”没有其他了。宦官用以前阶级分析的方法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出身“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绝不可能是贵族出身——哪一个贵族会愿意“净身”自宫为奴？秦始皇宠信的赵高，现在有人考证说他不是阉奴，至少没被阉净。但是他出身“世世卑贱”是史有明载，从无争议的。
然而无论出身如何卑贱，宦官一旦被皇帝宠信，权倾一时，就常常会忘乎所以，做出一些糟糕透顶的事。对此，当然不能用“阶级分析”说事：因为他们是穷苦出身，就会为穷人维权。宦官如此，朝官亦然，程度不同而已。“布衣卿相”绝不是“代表布衣的卿相”。从常识判断，皇权爪牙对无缘皇宠的百姓（“布衣卿相”对一般的“布衣”），比贵族对自己的附庸更无情，这不说是规律，也应是大概率现象。
我们可以说，谭嗣同讲的暴力或者说是“大盗”之制，和康有为讲的“平等”，用官僚制取代贵族制后的这样一种结构，也就是说用受宠的奴才管理不受宠的奴才这样一种制度——就是同一事物的两面。皇权之下，大家都是奴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好的说法；“朝为座上宾，暮成阶下囚”，这是坏的说法。朝贱暮贵者有之，朝不保夕者有之。但是两者都一样，个人的命运是完全托之于皇权的，不像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包括先秦时代的那些贵族，甚至也不像我国历史上汉族以外少数民族地区的那些世袭土司，官僚群体没有自己的领地、属民和其他独立依凭。“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平等”与“大盗”，都是这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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