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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英国畅销哲普天王”朱利安·巴吉尼全新力作
朱利安·巴吉尼是英国知名哲学家和作家，著有多部广受好评的哲学书籍。本书延续了巴吉尼哲学理论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不仅展示了他对休谟哲学的深刻理解，也将休谟的思想通俗易懂地介绍给读者。
“旅行有许多好处，它是消除偏见的绝佳方式。”——休谟
集传记、游记与哲思于一体的独特作品，追寻休谟的足迹，从苏格兰庄园到巴黎，在旅行中认识一个多维度、立体化的休谟。
“不要把轻松的写作风格和浅薄的思想混为一谈。”——休谟
融合休谟生平与哲学观点，深入浅出，讲道理时清晰、通透，讲生活时机智、幽默；休谟的哲学不仅仅是深奥的学术探讨，更是指导我们日常生活的有力工具。
145条休谟的智慧格言，收获理性与激情、放松与享受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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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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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朱利安·巴吉尼巧妙地将休谟个人的传记与思想史和哲学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展现了休谟的完整人生观。巴吉尼在本书中整理了休谟关于美好生活的145条格言，内容涉及成功的意义、友谊、休闲的重要性等多个方面，展示了休谟如何将自己的哲学付诸实践，过上理性与激情、放松与享受相融合的生活，并证明以休谟为指南，生活可以变得更加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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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朱利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
英国哲学家和作家，《哲学家杂志》的共同创办者和主编，《卫报》《独立报》和BBC撰稿人，多家著名电台和报刊的定期嘉宾和特约撰稿人，著有《一头想要被吃掉的猪：100个让人想破头的哲学问题》《哲学思维：清晰思考的12条关键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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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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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第一章 一位思想家的根基
第二章 自然的智慧
第三章 成功的意义
第四章 保持我们的人性
第五章 孜孜以求
第六章 向死而生
致 谢
附 录 源自休谟的格言和箴言
参考文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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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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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枚深藏于苏格兰的宝石
未竣工的苏格兰国家纪念碑坐落于爱丁堡市中心附近的卡尔顿山山顶上，纪念的是在拿破仑战争中阵亡的苏格兰将士和水手。纪念碑的设计以雅典的帕提侬神庙为原型，从中汲取的灵感却远超设计者的初衷。帕提侬神庙已损毁过半，国家纪念碑则因资金匮乏于1829年弃建，半途而废。
纪念碑令人联想到古典希腊在现代苏格兰的显现，如此联想乍一看并不相宜。当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西方哲学奠定根基时，苏格兰如同英国其他地方，仍是没有文字的社会。但是，到了18世纪早期，苏格兰可以自豪地称自己是雅典的继承者，是世界哲学之都了。爱丁堡引领欧洲启蒙运动，仅有巴黎这个思想中心可与之匹敌。无论是在爱丁堡，还是英国乃至全世界都闻名遐迩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大卫·休谟曾说，苏格兰人“是当之无愧的欧洲最杰出的文学民族”，此话言之有理。
近代有两位伟大的思想家诞生于爱丁堡这座城市。一位是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闻名遐迩、备受尊崇；另一位是休谟，在学术圈外则鲜为人知。然而，在哲学家这个群体里，人们都会赞美休谟，尊他为最伟大的哲学家。近年有一项研究，邀请几千位学院哲学家（academic philosophers），请他们回答“你最认同哪一位已经作古的前辈？”；他们的答案显示，休谟明显领先于亚里士多德、康德和维特根斯坦。休谟曾描述过一个现象：“学者的活动封闭在学院和小房间里，与世隔绝，缺乏与良好伙伴的交流，故一直遭受损失。”其身后之事足以说明，他也为这种现象所害。休谟享受学术界无上的爱慕；在学术圈外，竟湮没无闻。
许多科学家——并非总是哲学痴迷者——也会提及休谟对自己的影响。爱因斯坦在致信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时说，他“曾怀着热切、钦佩的心情”阅读休谟的《人性论》，“之后不久便发现了相对论”。他甚至说：“倘若没有这些哲学研习，我很可能找不到这个答案。”查尔斯·达尔文的笔记也显示，他读过休谟的几部著作。生物学家刘易斯·沃尔珀特（Lewis Wolpert）曾说，哲学家“很聪明，可是所言没有丝毫用处”；然而，他认为休谟属于例外，承认自己一度“深深爱上了”他。
即使是在学术上崇拜休谟的人，也未必能充分领会他作为实践哲学家的价值。休谟最有名的是他的因果观念、知觉观念以及对宗教的批评。可是，人们学习休谟的思想，往往不是为了过上良好的生活，此可谓一大损失。休谟耗费许多时间思索并撰写的内容，确实大多是关乎玄奥晦涩的问题，但那也只是因为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性，寻求安身立命之所。“关乎人性的最抽象的思辨，无论如何枯燥无趣，都可服务于实用道德（practical morality），并使实用道德的戒律更正确，使它的劝导更具说服力。”例如，休谟认为，因果关系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与我们日常经验的每个瞬间息息相关。休谟绝不允许自己的理智插上幻想的翅膀，总是把自己的思想扎根于经验，把经验称为“人生的伟大指南”。因此，休谟思考日常问题，犹如他思考哲学的终极问题一样庄重、理性。
休谟究竟如何给我们树立了人生的榜样？要知道答案，我们不仅需要阅读他的著述，还要观察他的一生。除了偏执、自恋的让-雅克·卢梭以外，认识休谟的每一个人都对他有极高的评价。他晚年曾在巴黎旅居三年，在沙龙这样的社交场合游走的人们都渴望与他为伴，人人称他“好人大卫”。霍尔巴赫男爵（Baron d’Holbach）在致休谟的书信中说，休谟是“一个伟大的人，您的友情弥足珍贵，我会视若珍宝”。亚当·斯密盛赞休谟：“也许在人之脆弱的本性可容许的范围内，他几乎接近‘智慧、美德皆完美的人’这个概念。”
休谟不仅撰写如何生活的文章，他还以身践行良好的生活方式。他的哲学主张中庸、适度，他倡导人类同情心，对同情心的重视程度即使没有超越，也不次于对人类理性的拥护。他不会恣意乐观地赞美科学和理性的力量，更不会歇斯底里地鞭挞宗教和迷信。最重要的是，他从来不会因为追求学问和知识而妨碍自己享受美酒、佳肴、社交和玩耍这些令人舒缓放松的乐趣。休谟以身践行一种温和、理性、友善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涉及的一切都是今天的公共生活里罕有的。
休谟的所言和所行同等重要，它们一起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这个和谐的整体就是身心合一的生活，它激励我们所有人。我想纵观大卫·休谟这个整体，即此人本身，还有他论及他本人、他的生活方式诸方面时传递的哲学思想。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同时解读他的生活和他的著作。我跟随休谟一生的脚踪，包括他生活和旅居过的地方，旨在说明：跟随他哲学的脚踪，也是同样明智的。
我们观察休谟的生平和为人，能更好地理解他为何没有从学术界的卓越地位“转身”，而获取公众的赞扬。简言之，休谟没有可以彰显知识的魅力和神秘感的个人特征。还有一些浪漫的悲剧人物，遭人误解，默默无闻，不得人心，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休谟亦非如此。相反，休谟和蔼可亲，整日兴高采烈；他去世时，受人爱戴，饱享声誉。他的思想合乎情理，不会惹人反感；他的观念没有明显的极端倾向，不至于令人诧异。他对“狂热者”的厌恶——他指的是各种狂热分子——让他极其温和，不会在仰慕者中间唤起狂热行为。这些品质让他成为一个睿智而完善的人，可是，同样的品质又遏制了他，使他无法成为一个受狂热崇拜的偶像。
倘若我们要在近代历史的某个时间点上回归休谟的哲学，这个时间点肯定就是现在。狂热分子愈来愈多，民粹主义的铁腕政治人物维护人民的意志时，仿佛认为人民的意志是绝对的，且是绝对正确的。在比较稳定的时代，我们也许可以借助尼采式的人物帮我们摆脱中产阶层盲目自满的情绪，或者心存柏拉图式的完美而不朽的梦想。可现在这些哲学理念是多余的，沉溺其中会产生祸害；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健全的理智和非同寻常的见识。
休谟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冒犯，而卢梭看似总在招惹冒犯。卢梭面对的困难主要来自“萨瓦神父的信仰告白”；休谟读完这篇文字，认为“它引起冒犯，不足为奇。他审慎地给自己的情感蒙上面纱；他蔑视已确立的意见，而且不屑于掩盖自己的蔑视；他不曾想过所有狂热分子都会拿起武器攻击他”。
休谟虽然有异议，但这不足以妨碍他承担卢梭保护者的角色。他要把卢梭带回英国，给他提供舒适的庇护。然而，在行动之前，他针对卢梭的品格向一些人求证。他致信维尔德兰夫人说：“我不想仅仅因为一个人是名人就向他效劳。如果他品德好却遭迫害，我会全身心保护他。这些传言是真的吗？”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卢梭为了和休谟这个伟大的苏格兰人晤面，为了跟随他到英国，他从官方获得许可，于1765年12月6日抵达巴黎。休谟和卢梭都知道，官方对卢梭过分抵抗逮捕令的行为已忍无可忍，于是他们在1766年初离开了巴黎。1月9日，他们在加莱启程。容易晕船的休谟渡过海峡时再次遭罪，整个旅程都在船舱里歇息。卢梭则一直站在甲板上，任凭风吹雨打。卢梭经常抱怨自己体弱多病，这次旅程恰好证明他讲话虚假。
休谟和卢梭在1月13日到达伦敦，人们蜂拥而来，就为看一眼著名的卢梭先生。卢梭享受极高的荣誉，他坐下来，让著名的肖像画家艾伦·拉姆齐为他创作一幅肖像画；这段时间，拉姆齐也给休谟画了肖像画。休谟很快安排卢梭住在伍顿庄园（Wooton），这是英国中部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的一处乡村。卢梭离开伦敦之前，休谟在位于莱斯特广场附近俪人街（Lisle Street）的住处和卢梭会面，这是两人最后一次在休谟的住处见面。然而，这个时候，卢梭已经开始疑神疑鬼了。他后来说，有人精心策划一场阴谋，要败坏他的名声，拉姆齐那幅画也是阴谋的一部分。“这幅可怕的肖像画”，他说道，画“一张独眼巨人的丑陋的面孔”就是为了让他显得丑陋，让休谟在反差中显得更好看。这幅画今天陈列于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美术馆里，很难看出卢梭在抱怨什么。卢梭和休谟的肖像放在一起，卢梭看起来更有智慧，他目光炯炯有神，凝视着看画的人；而休谟的目光则显得有些空洞。卢梭比休谟更英俊；他穿着亚美尼亚式大衣，头戴皮帽，呈现异域风格。
一开始，卢梭只是中断了与休谟的通信联系。《圣詹姆斯纪事报》（St.James Chronicle）刊登了一封讽刺卢梭的书信后，他所受的委屈才昭告天下。这封“来自普鲁士国王”讽刺卢梭的书信在巴黎已经流传相当长的时间。国王在信里说，他给卢梭提供安全庇护，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他还说，“你的怪癖，实在与真正的伟人极不相称，你时常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如果你执意拒绝我的帮助，我会守口如瓶，不向任何人透露风声。如果你非要故意去吃没有尝过的苦头，那就去吃苦好了”。书信的最后一句说：“如果你不再以受迫害为荣耀，我就不再迫害你。”
信中的讥讽之言，算不上冷酷无情，但是让卢梭气急败坏。他给这家杂志写了一封公开信，说“这封信是在巴黎伪造的；让我痛苦心碎的是，这位冒名行骗者在英国也有同谋”。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这清楚地指向休谟，控诉休谟背叛了他们的友谊。事实上，这封信是艺术史家、贵族、辉格党政治家霍拉斯·沃波尔写的。在卢梭短暂的访问期间，沃波尔去了法国。
休谟一开始相当乐观，只是觉得好笑，没有感到不安。他致信巴芙勒夫人：“难道世上还有比这更不可理喻之事吗？就生活、处事和社交而言，稍好的判断力肯定优于所有天赋，稍好的脾气肯定优于极端的敏感。”
卢梭也在用其他方式考验他恩人的耐心。休谟安排卢梭接受英国国王一年100英镑的年金。这位瑞士人内心的骄傲让他有所抗拒，但最终还是同意接受，条件是休谟替他收取这笔年金。然而，1766年5月，休谟向理查德·达文波特（Richard Davenport）汇报：“他已经谢绝国王陛下的慷慨惠赐。不过，他曾允许我收下这笔钱。他曾请康威先生申请这笔年金，写信求得马雷夏尔勋爵的首肯，然后授权与我，让我转告康威先生他已获得勋爵的首肯。在这整件事情中，他似乎没有把国王陛下放在眼里，把康威先生、马雷夏尔勋爵和我玩弄于鼓掌，但是他从未对这种行为致歉，从未给我写只言片语解释这件事。”休谟明显非常恼怒，但是，他在做结论时特别指出，尽管卢梭“任性善变”，“特立独行，行为怪异”，“我们必须允许他我行我素”。
几周以后，休谟的善心似乎耗尽。他再次致信达文波特，说他一直没有收到卢梭一个字，他现在明白“这整件事简直充满邪恶与疯狂；你可以相信，我发自内心地懊悔，我曾经交往过这样一个恶毒、危险之人”！他请达文波特告诉卢梭，他“迫不及待要得到一个答复”。
休谟本应该很快想到一个古老的格言，要对自己的渴望万分谨慎。卢梭终于回信，直截了当地诉说自己的冤屈，并慷慨陈词地指控休谟。他回首往事，说自己多么信赖休谟。“你知道我满含热泪地拥抱你，对你说，如果你不是最善良的人，你一定是最邪恶的人。”卢梭曾经认为休谟是最好的人，现在却相信他是最坏的人。“我投入你的怀抱；你把我带到英国，名义上为我提供一个庇护所，实际上让我名誉扫地。你主动承担这崇高的工作，付出的热情配得上你的仁心；获得的成功，配得上你的能力。你本来无须费这样的心思：你生活优渥，和全世界都说得上话；我只是一个人孤寂地活着。公众的爱可以欺骗，你很善于欺骗公众。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你无法欺骗；那就是你自己。”
休谟满腹狐疑，但是他平静地回信：“这样狂风暴雨式的指控，泛泛而谈，我不可能理解，也无法回复。但是，事情不可能也不可以就这样站得住脚。我以我的仁慈之心假设，一定有一个恶毒的诬陷者让你误解了我。”
卢梭在疯狂中怒气冲冲地写了18页回信，其中有一句这样的话：“如果你是罪人，那么我是最不幸之人；如果你清白，那么我最应受责备。”卢梭一直愿意相信自己是不幸的人，同样不愿意接受责备；事实上，他这是在宣布休谟有罪。
经过历史的评判，休谟是清白的一方。但是，休谟对卢梭不公正的指控，满怀怜悯而不是愠怒。他写道，卢梭“奋不顾身地冲进孤独中”，休谟竭尽全力说服他不要这么做。但是，休谟断言，幸福的结局不可能发生了。“我预测，在那样的情境中，他不会幸福，正如他在任何情境中一直都不幸福。”休谟认为，卢梭的问题是“在他整个的一生中，他只有感受”。这让他拥有最剧烈的情感上的敏感性，休谟亲眼看见了这一点；但是，这种敏感“让他更剧烈地感受痛苦而不是更强烈地感受欢愉”。休谟接受卢梭情感的真挚，但是他相信，真挚的情感只能增添一层迷雾，不能使卢梭获得清晰的判断。休谟写道：“我相信，他原本想很认真地了解最真实的自己，但是，我同时相信，每个人都是最了解自己的。”
后来，杜阁（Turgot）描述卢梭离开英国的情景，说卢梭口里讲着偏执妄想、互相矛盾的故事；休谟听到这里，又起怜悯之心。他写道：“这个可怜的人绝对是癫狂了，因此，也就无法用任何法律或民事惩罚来约束他了。”休谟致信达文波特说，“我真的为他难过”；不过，在同一封信里，他又说，“你难以想象他既虚伪又如此极端地敏感”，他“撒谎时就像魔鬼”。休谟依然崇尚和平，他再次请求达文波特鼓励卢梭写一封“忏悔的书信”。在这个时候，休谟肯定拥有最好的自我，符合他说过的话：“在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看来，人类的疯狂、愚蠢和邪恶应当是普通平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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