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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先秦诸子

書城自編碼: 4000352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歷史普及讀物
作者: 易中天
國際書號(ISBN): 9787533976057
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4-06-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精装

售價:HK$ 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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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豆瓣高分,易中天畅销20年佳作,多次再版
☆叙述详细,案例接地气,十分好读
☆结构清晰,逻辑流畅,系统梳理了儒墨道法四大家的观点和异同
內容簡介:
《先秦诸子》,先秦时代的历史总结和思想浓缩。以儒墨道法为大主线,详尽阐释诸子百家,关于人性善恶、德治法治、有为无为,跨越三百多年的大辩论。
墨家关注社会,留下了社会理想,这就是平等、互利、博爱;道家关注人生,留下了人生追求,这就是真实、自由、宽容;法家关注国家,留下了治国理念,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儒家关注文化,留下了核心价值,这就是仁爱、正义、自强。或者说,墨家留下了建设家园的美好理想,道家留下了指导人生的智慧结晶,法家留下了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儒家留下了凝聚民心的价值体系。
一场持续三百年的大辩论,没有答案,却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
關於作者:
易中天,1947年出生于长沙,曾在新疆工作,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现居江南某镇,潜心写作。
目錄
卷首语 1
第一章 / 实话孔子
夫子何人 _ 002 学而优则仕 _ 011
君子固穷 _ 020 头号教书匠 _ 029 谁是好学生 _ 039 伤心事与玩笑话 _ 048
第二章 / 儒墨之争
儒与侠 _ 058 墨子的药方 _ 077 三大分歧 _ 096
孔子的药方 _ 068 两位侠士 _ 086 儒墨再评价 _ 105
目录
第三章 / 儒道之争
隐士哲学家 _ 116 无为之谜 _ 134 老庄之别 _ 152
从杨朱到老庄 _ 125 道之谜 _ 143 儒道再评价 _ 162
第四章 / 儒法之争
血染的思想 _ 173 谋士的哲学 _ 182 横行霸道 _ 191 两面三刀 _ 201 人性是个问题 _ 210 儒法再评价 _ 220

第五章 / 前因后果
事出有因 _ 231 以人为本 _ 240 好大一个家 _ 250 命运呼叫转移 _ 259 士人的崛起 _ 268 魅力所在 _ 278
第六章 / 继往开来
灰色的船票 _ 289 老子与庄子 _ 307 爱的呼唤 _ 326
墨子与杨朱 _ 298 再说法家 _ 317 正义与自强 _ 336
重读诸子歌并注(代后记)346
內容試閱
正义与自强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义,主要是孟子的范畴。但孔子也说“义”,说得还不少,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但孔子一般不把“仁”和“义”并列,搁在一起说是知(智),比如“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智)者动,仁者静;知(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孟子则不说仁智,而说仁义,比如“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比如“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这是孟子对儒家思想体系的重大调整。从此以后,中国人就都不讲仁与智,改说仁与义了,比如不能“不仁不义”,比如“你不仁,休怪我不义”等等。这正是孟子的深远影响。
孟子为什么要仁义并举?因为单说仁,有问题。比如孔子说,只有那些“仁人”,才能够真正做到爱憎分明,喜欢该喜欢的,憎恶该憎恶的,叫做“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这当然有道理。问题在于,仁是爱呀!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怎么去憎恶别人呢?说起来总归别扭。还有,仁,是“不忍之心”。对别人不忍,对自己当然也不忍。但是,有些事情又不能不狠下心来去做,这就需要在道德上有个说法。何况到了孟子的时代,那些“有国者”早就没什么爱心了。整个天下,是生灵涂炭,残暴不仁,孟子也就不能不“以义补仁”。这倒也符合老子的推理,“失仁而后义”嘛(请参看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那么,什么是“义”?
随便举个例子就能明白。比如有个老汉,只有一个儿子,该不该仁,该不该爱?恐怕大家都会说:该!可是如果这儿子当了汉奸,带着鬼子兵来烧杀掠抢,残害乡亲,又该怎么办?恐怕大家又都会说:大义灭亲嘛!这就全明白了:义与仁,刚好是相反的。仁,是“亲亲”;义,则可以“灭亲”。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那家伙罪有应得。所以,义有两层意思,一是“该”,二是“灭”。合起来,就是“该灭”。
其实,这正是“义”的本义。义,最基本的意思有两个,一是威仪的仪,二是适宜的宜。威仪的仪,本字就是义,单人旁是后加的。它的字形,是一个人,头上有羊角,手中有武器。这个形象,可谓“威风八面”。所以许慎说,“义”就是“己之威仪”(《说文解字》)。同时,它也有一个意思,就是“应该去战斗”。适宜的宜,字形是一块肉放在砧板上,因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唐兰先生,文化学家庞朴先生,都认为“宜”有“该杀”之意(请参看庞朴《儒家辩证法研究》)。只不过后来杀气没有了,就变成了“适宜”。
这就与“仁”大相径庭,即仁主生,义主杀;仁讲爱,义讲憎。其实我们去看那些与“义”有关的词,比如大义灭亲,见义勇为,义无反顾,舍生取义,其中的“义”,都不能被替换为“仁”。所以,孟子讲义,就解决了“仁学”无法回答的问题:那些该死的怎么办?孟子的观点很明确:该杀就杀,不该杀就绝不能杀。“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尽心上》),滥杀无辜是“不仁”。但该杀不杀,则是“不义”。
孟子的这个范畴有道理,也有问题。首先,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就说不清楚。我们知道,义,有很多种。比方说,有道义,有仁义,有忠义,有正义,有情义,有侠义。这么多“义”搁在一块,有时候会闹矛盾。《孟子·离娄下》说,有一次,郑国和卫国发生战争,两国各有一个顶尖级的射手出场。然而,当他们在战场上相遇时,卫国的射手却发现郑国的射手一动不动。卫国的射手就问:先生为什么不拿起弓来?郑国的射手说:我今天病了,拿不动。这下卫国的射手为难了,因为他是郑国射手的学生的学生,用“太老师”教的武艺,去杀不能战斗的“太老师”,显然不义;放弃战斗,背叛国家,同样不义。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卫国射手抽出箭来,在车轮子上把箭头敲掉,胡乱射了几箭走人。
孟子讲这个故事,或许是想说明,所谓“义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但我看没那么乐观。卫国那个射手的做法可行,是因为“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战争本身既然无义可言,不战而退也就没什么关系。但如果卫国正义呢?那射手岂不得自己一头撞死?甚至撞死都不行,撞死就不算背义、不算叛国了?大约也只能先杀了“师爷爷”,自己再自杀。不过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大。杀了老师的老师,这是“欺师灭祖”;杀了本国的战士(他自己),这是“叛国资敌”;杀一个没有还手能力的老人,这是“乘人之危”;犯了错误又自杀,这是“逃避责任”。请大家想想,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岂非左右不是人?
其实,义的问题很是不少。比如李逵劫法场滥杀无辜,宋江害得秦明等人家破人亡,却都被说成是“义气深重”;后来一起去投降,也被说成是“义”,叫做“忠义”。这就很成问题。所以我认为,孔子的仁,可以大讲特讲,怎么讲都不过分。讲到义,就要格外小心,不能过分强调。强调过分,是很恐怖的。掌握分寸的办法,是把“义”这个概念,锁定在“正义”的范畴。其他某些“义”,尤其是忠义和侠义,讲起来必须慎之又慎。
实际上,作为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义”,应该就是“正义”。这一点,甚至可能是儒墨两家的共识,即墨子和孟子都主张正义,而且都把正义看得高于生命。墨子说:如果有人提出,把整个天下送给你,请你拿命来换,你干吗?没人肯干。然而,却有人愿意为了正义献出生命,就因为“贵义于其身”(《墨子·贵义》)。孟子也说:鱼,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如果“二者不可得兼”,那就“舍鱼而取熊掌”。同样,生命,是我想要的。正义,也是我想要的。如果“二者不可得兼”,那就“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话,也是很了不起的精神。正是由于有这样一种精神,我们民族才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那么请问,这些“中国的脊梁”是怎样挺起来的呢?正义和正义感使然。
的确,正如孟子所认为,正义和正义感能够塑造伟大而刚强的人格。这是义与仁不同的地方。仁爱也能使人伟大,但仁爱造就的伟大表现为宽厚,正义造就的伟大表现为刚强。为什么?就因为行义不易。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告子上》)羞,就是自己羞愧;恶,就是憎恶别人。由此可见,义是一把刀,既要对别人,也要对自己。这就实在不容易。因此,行义,不但要有精神上的支柱,还要有生理上的支持。这就是“气”,孟子称之为“浩然之气”。这种“气”,是很伟大很刚强的,叫做“至大至刚”。为什么“至大至刚”?因为它是“集义所生者”,并非“义袭而取之”(《孟子·公孙丑上》)。就是说,浩然之气,是正义长期积累的结果,而非偶然行义所能取得,当然又伟大又刚强。
显然,孟子的“浩然之气”,就是“正气”,所以也叫“浩然正气”。一个人,如果有了这种气,就会怎么样呢?第一,他就会以天下为己任,以正义为担当,而且“不怨天,不尤人”(《孟子·公孙丑下》)。第二,他就会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第三,他还会成为世界上最美的人,因为在他的身上有一种人格的魅力。孟子说,正气这东西,如果我们精心培养它,小心呵护它,不去伤害它,它就会浩浩荡荡地充盈于宇宙(塞于天地之间),成为“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这种“浩然之气”如果充盈于一个人的胸中,那他就是“美人”,这叫“充实之谓美”。如果不但胸中充满正气,而且还能让这正气放射出光芒,那他就是“大人”,这叫“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如果不但自己光辉灿烂,还能感化和影响别人,那他就是“圣人”,这叫“大而化之之谓圣”。如果不但能够感化影响别人,而且这种感化和影响还是不知不觉的,那他就是“神人”,这叫“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美、大、圣、神,这是人格魅力的四个层次和四种境界,它们都来源于“浩然之气”。
结论是什么呢?是我们应该“养气”。谁来养?自己养。由此,我们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正义必自强。
那就再说自强。
明确提出“自强”概念的,不是孔子,不是孟子,也不是荀子,而是《易传》。《易传》是《周易》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易》一书,其实包括两个部分,即《易经》和《易传》。《易经》比《易传》早,大约形成于殷周之际。《易传》则大约是战国后期或秦汉之际儒家的作品,是解释《易经》的。《易传》共有七种十篇,即《彖辞上》《彖辞下》《象辞上》《象辞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所以又叫“十翼”。自强,就出自乾卦的《象辞》,原文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不过,《易传》虽然提出了“自强”这个核心价值观,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天行健”,君子就该“自强不息”。真正做出解释的是荀子。荀子是先秦儒家的第三位大师。作为战国晚期的儒学大师,荀子面临着诸家,尤其是道家的挑战和质疑。我们知道,先秦道家与先秦儒家的区别之一,就在老子和庄子谈“天”(自然),孔子和孟子说“人”(社会)。孔子说“天命”不说“天道”,孟子说“人性”不说“天性”,结果是什么呢?是儒家在辩论中并不能占上风,也很难说服其他人。于是到了荀子,就觉得非谈自然不可了。
怎么谈?科学地谈。在《天论》篇(下引不注者皆同),荀子集中讨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之分)。他的基本观点,是主张严格区分自然与社会,然后探寻各自的规律。因此,对待自然现象,就应该有一种自然科学的态度,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以为人就可以随意改变它。比如流星坠落,树木发声,便都是自然界的正常现象,只不过比较罕见而已。少见难免多怪。所以,奇怪,可以理解;害怕,就犯不着。同样,天不下雨,就呼天抢地去求雨;日蚀月蚀,就敲锣打鼓地去营救,也犯不着。当然,举行一些诸如此类的仪式,表达一下关切之情,也是可以的,但不要以为真能管什么事。实际上,你不求,那雨该下还是会下(犹不雩而雨也)。不该下,求也没有用。当了真,那错误就犯大了(以为神则凶也)。
这真是十分难得的科学精神。实际上,在先秦诸子中,荀子是最具有科学精神的。如果说,对待自然,孔子和孟子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老子和庄子采取了哲学的态度,那么,荀子采取的就是科学的态度。在《天论》篇,荀子开宗明义就提出一个观点:“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也就是说,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天行有常),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为尧存),也不因统治者是什么人就会怎么样(不为桀亡)。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观点,也是一个相当科学的观点,是荀子看待天人关系思想的总纲。于是,从这一点出发,荀子逻辑地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既然“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那么,我们就不能把人类社会的希望寄托在自然界身上。荀子问:国家的治乱,天下的兴亡,是因为天象吗?不是。日出于东,月落于西,无论是尧当家,还是桀掌权,都一样。是因为时令吗?不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无论是尧当家,还是桀掌权,都一样。是因为地理吗?不是。土地肥沃庄稼就生长,土壤贫瘠庄稼就死亡,无论是尧当家,还是桀掌权,也都一样。那么,为什么尧当家就天下大治,桀掌权就天下大乱?还是因为人嘛!显然,自然是自然,社会是社会,不能混为一谈。自然有自然的法则,人类有人类的规范。人类社会的兴衰治乱,与自然界没有关系。既然没有关系,那就不必受制于自然,也不必拜倒在自然的面前。只要加紧生产,厉行节约,天就不能让我们贫穷;只要丰衣足食,动静守时,天就不能让我们生病;只要遵循规律,坚定不移,天就不能让我们倒霉。一句话:天不可畏,事在人为。
第二,既然“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那么,我们就不能强迫自然服从人类的愿望,只能通过掌握自然规律,去有效地利用自然。所以荀子说,最能干的人一定有所不为,最智慧的人一定有所不思,叫“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什么事情不为?违背规律的不为。什么事情不思?对抗自然的不思。可以做的是什么?可以从天那里了解气候的变化,可以从地那里了解土壤是否适宜种庄稼,可以从四季那里了解如何安排农业生产,可以从阴阳关系那里领悟治乱的道理。掌握了这些规律,再采取合理的措施,就会成功;相反,则会失败。这就叫“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哈!荀子这个观点,夸张一点讲,真可以说是最早的“科学发展观”。
第三,既然“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那么,自然界就是自运行的。这叫什么?这叫“自为”。同样,人也好,人类社会也好,既然与天、与自然界无关,当然也只能“自为”。这样一来,荀子就既接过了道家的思想武器,又与道家划清了界线。道家的思想武器是什么?以天道说人道。这是道家的方法,也是荀子的方法。不同的是,道家认为天道的本质是“无为”,荀子认为天道的本质是“自为”。在道家看来,既然天道无为,那么,人也应该无为。荀子则认为,既然天道自为,那么,人也应该自为。于是,从这个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出发,荀子提出了又一种人生智慧: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奋发图强;与其听天由命,不如自力更生。也就是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皇天上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所以荀子说,一个君子,最看重的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尊重自己的不懈努力(敬其在己者),从来就不凭空指望自然界的恩赐(慕其在天者),这才能够天天向上(是以日进也)。请大家想想,这不就是“君子自强”吗?至于“君子自强”与“天道行健”的关系,前面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天自为,则人自为;天行健,则人自强嘛!荀子说,天,是不会因为人们怕冷,就没有冬季的(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也是不会因为人们怕远,就不再广阔的(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那么,一个君子,难道会因为小人吵吵嚷嚷,就停止行动了吗?当然也不会(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奋发有为,自强不息,把所有的义务和责任都担负起来,这才是君子的高贵品质!
这实在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人生智慧,也是荀子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卓越贡献。前面我们说,荀子是诸子当中最有科学精神的。其实,他也是最有人文精神的。冯友兰先生甚至认为,荀子的理论可以称为“文化哲学”(《中国哲学简史》)。因为在他那里,自然只是自然,文化却属于人。自然的东西是“性”,人文的东西是“伪”。伪不是虚伪,而是人为。没有人为,自然不可能自动地变成文化,也不会有真善美,这就叫“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既然如此,人能不努力吗?
这就是荀子留给我们的思想文化遗产:事在人为,科学发展,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这种精神,一直在鼓舞和激励着我们中国人,当然毋庸置疑地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当深受荀子影响的《易传》说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时,就为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画上了一个闪光的惊叹号!
似乎可以总结一下先秦诸子这笔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了。也许可以这样说:墨家关注社会,留下了社会理想,这就是平等、互利、博爱;道家关注人生,留下了人生追求,这就是真实、自由、宽容;法家关注国家,留下了治国理念,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儒家关注文化,留下了核心价值,这就是仁爱、正义、自强。或者说,墨家留下了建设家园的美好理想,道家留下了指导人生的智慧结晶,法家留下了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儒家留下了凝聚民心的价值体系。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而且,当我们把这些宝贵的遗产抽象地继承下来时,我们就有希望实现中国人民、同时也是全人类的一个共同理想——
众所周知,这就是“和谐”。
关于和谐,讲的人已经很多了,这里不再赘述。要说的是,和谐的一个基本定义,就是“多样统一”。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从总体上说就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他们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方法是不同的,这就是“多样”。他们的问题、态度、愿望和目标则是相同的,即都在面对中国社会的重大转型,都在认真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也都希望天下太平。这就是“统一”。所以,诸子的思想,是可以求同存异的。我们可以各取所需,但不必厚此薄彼。相反,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从各家汲取营养,再把它们统一起来。统一于什么呢?统一于我们祖国的和平崛起,统一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统一于全人类的共同幸福。这就是“和谐”。我相信,这也应该是先秦诸子的共同愿望。
现在,让我们起立,向所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让我们告诉他们,中华儿女一定会无愧于自己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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