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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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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形态的历史，都可能提供我们意想不到的资粮。古人每每希望在特定的事情上得到前史的启示，但除了期待历史帮助我们在特定事情上成功，同时也应强调，读史如何提升人们整体的心智能力——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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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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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毕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2004年当选“中研院”院士，2005年获选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代理院长，现任台湾综合大学系统主席。专业领域是明清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和史学史，近年来将研究触角延伸到所谓中国的“新传统时代”，包括宋代以下理学思想的政治意涵等问题。着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晚明清初思想十论》《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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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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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导言 我们不可能取消前一刻
第一章 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思考”
“未来”的不透明性
软、硬律则
培养长程与全景的眼光
把握历史发展中的“风势”
历史点染人生的作用
“历史”的鉴戒作用
第二章 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意识”
“没有历史的人”
“可能性知识”的价值
“重访”历史以开拓各种认识的可能性
“在心上的”与“在手上的”
第三章 历史与个人生命的模式
“性格与历史”
历史中的典范人物
第四章 如何读史？——从“读者”角度出发的观点
“观其得失而悟其会通”
“读者对话论”
读史与关键时刻
读史要能“大出入”
“关联”与“呼应”
第五章 历史是一种扩充心量之学
读史与“心量”的扩充
试着从历史中获得智慧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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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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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我们不可能取消前一刻
历史比小说动人。有哪位小说家能编出恺撒的故事呢？
历史这门学问有很长远的根源。在世界众多民族之中，中国是特别重视历史的民族，印度则是特别不重视历史的民族。所以印度佛经里面，即使讲历史，也仅是大象从水里浮出来，背着典册，历史从此就开始了。但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历史，自古以来史书就非常多，连小说都要写成像历史的样子，譬如《牡丹亭》，一开始就要先说宋代南安太守如何如何。
西方不像中国那么重视，但也不像印度那样轻视历史。不过希腊、罗马以来的史学，与中国正史的写作风格不太一样。
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uek， 1906—1980）曾提到过，西方史学的书写方式受史诗的影响，故其历史叙述，从开始便好似有一条线索将众史实绾合在一起，形成一条高度同质的史实大河（homogeneous stream）。中国正史的书写方式区分为本纪、世家、书、表、列传，就好像一个一个不同的格子，贮存着不同的历史，形成种种的“格套”。普实克在这篇文章中是想为中国历史辩护，认为它们比希腊、罗马的史学高明。事实上是否如此，则是见仁见智。
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预言”与“历史”是一对孪生兄弟，而且二者经常是掌握在同一批人手中。美索不达米亚的卜辞是预言未来的“参考资料库”，愈详细愈好，好像法官判案时，所根据的判例愈完整、愈详细愈好。但这是一种以“征象”的重复性来决定未来可能怎样，譬如：如果鸡的内脏是这样，那国王已经攻下城池了；如果是那样，则国王正在攻城。我个人以为，殷墟卜辞储存成仓库，且似有人看守，卜辞的文句又与《春秋》甚为相近，恐怕也反映了“预言”与“历史”的一体性。如果读史可以扩充心量，那么一如美索不达米亚卜辞库的丰富规模，或如大数据的样本数，则掌握“或然率”的比例较高，也就比较容易把握“未来”。
本书讨论的不是“史学研究”，而是“历史与人生”这个严肃的主题。当我投入历史这个行业时，历史与现实、历史与人生的关系，似乎还比较容易回答，但后来史学与现实俱变，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愈来愈难回答。
我想先检视三种很有影响力的观点。第一，尼采曾经用异常凶悍的笔调写过一本小册子《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他用了许多尖刻的话来形容“历史的疾病”，意思是人们如果读了太多历史，会被过度的“历史重负”压得直不起身子来，变成早熟灰暗的青年，这种病的解药是“破历史”与“超历史”。尼采认为只有服务于人生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文明的包袱越少越好，他抗议学习太多的历史只是加重人身上的负担。第二，因为许多史家刻意迎合当代的需求（如国族认同）或当代的渴望，写出来的历史变成了现代社会的翻版。就像在一个情报局中，情报员所收集的材料太想迎合局长的偏好，以致所搜集的情报变得毫无用处，历史成了“活人在死人身上玩弄诡计”。第三，人类始终有一种古老的期望，期望能够借由阅读历史获得像占星家般预测未来的能力。近代史学的发展虽然早已摆脱这种思维，但是一般的历史阅听者却仍然渴切地想找到这方面的指引。事实上，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最大的不同而又同样精彩之处，即在于其无限可能性及不可定律性。当人们模糊地感觉到他们已经走到一个尽头、变不出什么新花样时，下一代人却马上翻新出奇、另进一境。人的无限性、复杂性及创造性即展现在这些地方，所以历史中不可能有像地心引力那般精确的规律。
英国史家亨利·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曾经试着导出一些规律，即当气候、物质条件变化时，人的出生率、自杀率、离婚率会呈现何种变化；巴克尔曾经风靡一时，可是后来渐渐被抛弃，可见要在历史中建立某种定律是近乎不可能的。话说回来，虽然牛顿从苹果落地悟出地心引力的规律，却不能预测苹果将于何时何地掉落下来。
此外，在现代的史学研究中，历史不但没有规律也不会重演，人们认为过去历史有现实用处时，常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假设即历史会重演。例如1936年，陈登原写过一本小书《历史之重演》，用许多古往今来的事例，说明历史会重演。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玩味书中所举的大大小小事例，会发现有许多在今天看来是荒谬无稽，或勉强之至的事，是书从古今事例中归纳出的种种“例”，大多是令人不安的。尤其是当人类生活的改变一日千里，硬性意义下的“重演”也就更不可能，使得要从过去事件中推出可用的教训，变得愈来愈难，所以“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变得愈来愈稀薄。
所以不少人直接宣扬“历史无用”论。1969年，普勒姆（J.H.Plumb， 1911—2001）的一本小书The Death of Past，便宣称历史的死亡，主要是说学院化的历史不再有任何现实的用处。作家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说：“找史学家来帮忙总是一件不幸的事。”“那些愚蠢可笑的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便以她引用研究西班牙内战发展的著作为例，说明历史几乎没有办法直接地预测未来。
回顾过去近一个世纪的史学发展，人们经常感到：专业史学的进步与历史对日常人生的导引往往形成反比。何以历史变得没有明显的用处，我认为有两部分的原因：一、传统史学以及近百年来史学的典范逐渐失去笼罩力；二、当代史学发展中的若干层面，把历史与人生拉得愈来愈远。相较于传统派史学或左派史学因为明火执仗地鼓吹某些价值或指出未来的方向，现代专业史家恐怕需要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思考一些被丢掉将近一个世纪的老课题——历史对人格的培养、对价值及方向的引导、对治乱兴衰的鉴戒作用等。
但是，历史就归于无用了吗？事实上，传统史学强调“以史为鉴”，历史的功能以及历史与人生、现实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在客观考证史学兴起之后，它变成了一道难以解决的课题。然而，人注定是历史的动物，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虽不能取消前一刻，却能超越前一刻，否则孔子、孟子等人的出现便不能完全解释了，甚至于家族中六百年来没有人中过任何科名的曾国藩，也没有办法完全解释了。人即使能超越前一刻，也还是活在整个古往今来的历史之中，所以在超越前一刻之前，仍然得好好了解前一刻，就像看电影不能只看最后那一幕，人也不能满眼只是现在。所以，了解“历史”与“人生”、“历史”与“现实”是一道不可能推却的习题。
为了应对上述的悲观论调，我想提出“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的观点。为什么说读史可以扩充“心量”？譬如说看到历史上伟大人物的成就，因而希望向他看齐，不以眼前的自己为满足，希望达到一个更远大的人生目标，即是以史来扩充“心量”。譬如说借着读史不断地积贮内心中的资粮，使得思考、应事时有更多凭借，即是以史来扩充“心量”。也就是说把人的内在世界想象成一个空间，平日就不断地开拓它、充实它，使它日渐广大，不至于心量浅陋，甚至收缩成一道扁平的细缝。
如果把历史作为扩充（既扩又充）“心量”的资粮，自然而然便有“用”在其中。我们要积贮各种知识、经验来扩充“心量”，积贮的内容可以是各式各样，而历史知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个心量广阔充实的人，立身、应事，志量视野都比较宽大，而且因为资源丰富，便自然而然地得到用处。如果心量过狭或心中没有积贮，即使是天资非常高的人，其深度、广度都很有限，只能靠着一些天生的小聪明（street smart）来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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