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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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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原名《两宋史研究汇编》，初版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作者提倡多元化的历史观，认为研究历史需要学者根据史料近乎情理地测度，探索真相，故改今名。本书稿是一部深入探讨关涉宋代几个大历史侧面的论文集，讨论的都是两宋朝廷重文轻武、文官制度、包容政治乃至秦桧、岳飞评价等问题，作者在大量文献基础上不囿旧窠，提出新见，对于学界进一步拓深宋史研究有启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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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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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美籍华裔宋史学家刘子健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所收集的多篇主题文章体现了作者多元化的历史观。作者由封禅祭典、君主与言官的关系、政治上的包容性来观察宋代的君权和政治特色，由岳飞、秦桧、王安石、曾布、梅尧臣等人来观察宋代士大夫与武将的风格类型，由地方官学私学的消长、考场弊端、道统之成立来观察宋代的教育与道学，由马球、启蒙书、乡绅赈饥来观察宋代的文化与社会，视野宏大，剖析入理，为读者描绘出有宋一代更清晰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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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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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健(James Tze-chien Liu，1919-1993)，笔名“半宾”，祖籍贵阳，长于上海，美国匹兹堡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专治宋史、比较政治史，著有中英学术论述多篇。其有关宋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的论文和专著在宋史领域具有开风气的地位，近些年来，国内外对他的“中国转向内在”观点多有讨论和阐发，特别是在唐宋变革论的视角之下去看待“中国转向内在”值得深入研究。中国和美国两种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学术环境，加之个人的人生经历，深刻影响了刘子健的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塑造了他的中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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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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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君主与政情
封禅文化与宋代明堂祭天
南宋君主和言官
北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
包容政治的特点
略论南宋的重要性
文武的形象
讨论“北宋大臣通契丹语”的问题
讨论宋代行政难题
梅尧臣《碧云騢》与庆历政争中的士风
王安石、曾布与北宋晚期官僚的类型
秦桧的亲友
略论宋代武官群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
岳飞——从史学史和思想史来看
教育与道学
略论宋代地方官学和私学的消长
宋代考场弊端——兼论士风问题
宋末所谓道统的成立
文化与社会
宋代文化变迁之一——马球
比《三字经》更早的南宋启蒙书
刘宰和赈饥
附录 中国式的信仰——用类别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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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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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这引言不是自序，只是说明。
汇集了一些短篇的写作，都是课余笔耕。更何况海外孤陋，难免偏差谬误。借此机会，可以请各方学人，赐览指正。
平日教课，多半是通史和导论之类。偶然有个研究班，而学生的兴趣各异，中文程度也高低不齐，无从深入专题。
最初在的学校，原来没有中文书，慢慢才筹措一点基本书籍。十年后转到规模较大的学校，有中日文书籍收藏，可是绝大部分属于近代范围，个人用书还是很不够。近年来任教的大学，才具备研究的条件。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利用假期长途跋涉，到名列前茅的图书馆去借读。来往匆迫，仿佛走马看花。因此，除了有一本中文书，两三本英文书之外，写的都是短篇，疏略急就。
在海外教研，更大的缺憾，是独学无侣，无从就正。这本集子，聊当笔谈。
个人治学，略有所信，也应当说明一下。
治学，非问不可。常觉得中文的“学问”二字，涵义绝佳。学是先学过去已有的知识，接着就应当试提问题，最好是提新的问题。有了问题之后，就可以学胡适先生的口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努力去发掘新学识，试求新解释。然后再学再问，川流不息。英文里也有类似的名词，例如enquiry，意思是钻进去研讨。可是远不如“学问”二字紧密呼应，赅括全盘。
因为有的学生，只会学，不善问，所以常套用《论语》里两句话，去提醒他们：“学而不问则罔，问而不学则殆。”
说起《论语》，它许多节都是讨论问题，甚至有“大哉问”。佛教语录，问答不断。宋代理学受这影响甚大，也有很多语录。就以朱熹本人而论，他著有《四书或问》。而《朱子语类》，更是收集了许多学侣门人的问题。
西方科学，很重视问。例如数学有一定程序，先有命题，也就是问。然后假设，也就是找途径去解答问题，然后才求证。再如苹果掉在牛顿鼻子上，他如果认定理所当然，不去问为什么东西全都往下掉，就不会发现地心引力的原理。近年的理论物理学，主要还在研讨“大哉问”—这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已经从相对论四度时空的量，从数学上问问题，假设到有十种时空的量，有不同的吸力斥力交织。这种大的发展，都是从“问”出发的。
大学里近年逐渐添设新式的学系。这些新学系，不再按照学科去分。相反的，他们以课题为学系的中心，把有关学科集合起来辅助。举两个最显著的例子。计算机学系是以电机、物理、数学等学科，串连配合的。环境学系是以气候学、地质学、地理、化学、植物学、水利工程等，搭配组成的。预测未来这类新学系一定增多，主要的方向是以问题为对象。
学是离不开问的。学术训练的重点有两层，第一层是训练用有条有理的构思来问有意义的问题。或是进一步的分析，或是从另一线索去看关系，或是从其他角度来综合。第二层是训练如何看待问题。可能用什么样的架构，怎样的假说，需要找哪种资料讯息才能寻求解答。
现在从“问”，转而论“测”。也是从科学转到史学。
史学不算是科学，它可以也应当尽量运用所有合用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但史学本身并不是科学。有的人因为科技时代科学的地位响亮，就说史学也很科学，这是含糊其辞，自高身价。
历史是过去的陈述，随时消逝，无从重演，无法反复观察。历史的因素繁复，过程驳杂，无从隔离起来，做个别片段的试验，怎能和科学等量齐观？
那末，史实呢？信史呢？
所谓史实，只是一部分的轨迹，既非事物本身，更绝不是全貌。所谓信史，也只是说这是比较可信的一种纪录。这些名词都是相对的观念，并不是绝对的事实。
史学所用的史料只是纪录，现代社会科学所掌握的现场调查，各种统计，也都不过是纪录。甚至纪录片也还只是片面的，所有纪录都是依据观点、角度加以选择。当然纪录都有价值，必须参考，善加利用。可是既不能以为历史仅此而已，也不能限于局部所知，据为定论。
个人以为，历史只是近乎情理的测度。它的实用是有助于思考，使思想活泼起来，从多方面的关系去看，贵在周详细密，使人不至于陷入盲从、轻信、过简化、教条式的武断与误断。
所谓“测”，即测候、探测、推测的意思。不一定能达到勘测、测量的准确性，但至少远胜于不加思考的妄测、臆测，以致造成错误观念，一误再误地误尽苍生。
因为史学不过是测度，本人是倾向于多元论的。也就是赞成多次研究，从各方面去推论，再进行比较综合，并不一定“定于一”。
...
书院的意义深远。政府是集权在中央，学术的领导在地方，政府控制考试，但是不能约束思想。
说起考试，世界史上以中国为先。讲中国考试制度，很少人提到，像第十四篇所说的，考场弊端，考前通关节，考场内外耍把戏，考后誊录看卷，还可以做手脚。在这篇短文发表之后，转任普林斯顿大学，才看见馆藏珍品，有一件长袖短衫，穿在长衫内，一点不显，而短衫上密密地写满了蝇头小楷，经史参考，赫然具在。想来南宋还没这类珍品，可是不难推测制度史的通则，凡是制度愈形式化，竞争愈厉害，弊端的技巧也随之而愈发达。
考试就舞弊，考中了做官，能奉公守法吗？
考试又短促，又拥挤，又只见卷子，不见本人，是甄别人才的好办法吗？王安石的三舍法，就主张在学校里，用长时间，经过多次测验，加上平时教员的观察，这就比较接近现代用的方式。当然这类方式，费事得多，终于复旧。南宋政府从头就墨守旧规，后代沿用，也很少改进。
南宋有理想的士大夫，也觉悟到许多制度上困难重重，既看见弊端百出，又无法推动改善，怎样办呢？他们不再像王安石那样，从制度上着想，以为制度改来改去，都有毛病。基本的毛病在人性，这是北宋，一般说来，不够留意的。经过亡国之痛，退到南方，认为别出心裁，必须在基本上重建。士大夫必须有自觉，充分理解儒家的精神，切实遵行道德的行为。人人守道，制度自成余事，全国载道，天下何患
不平？
这就是第十五篇所讨论的道学。可是道学的命运，还是受到政权的干扰和利用，只能做到用行舍藏，各行其是的地步。道学初起，相当突出，为执政权相所嫉，遭受党禁。但这压迫是失策的，性理之学，何罪之有？打击这些书生，反倒使他们成名，得到同情，反倒显得当权的一般人气量小，违背包容政治的作风。不久这权相因败战而身死名裂，风潮就算过去了，道学也还没大盛。
又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位擅长包容，久踞相位的权臣，深觉需要重新收拾人心，巩固势力。一则是道学方面，不少学术名流。二则因为承继皇位，处置不公，权相几成众矢之的。三则国防情势紧张，而道学有道统的理论。南宋与中原远隔，好像不算正统，但拥有道统，就俨然正统，与暂时失去土地无关，大可鼓舞人心。于是由皇帝出面，崇尚理学，因为曾经排斥道学，所以换个名称。同时起用理学名流，但给他们的是清高职位，并没多少实权，也没有真采用他们的政纲，也没有多听他们的主张。总之，政权把理学包容进去了，换汤不换药。
儒家与宋代国家，从积极方面来说，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但从消极方面看来，也是相依相违的。所谓相违，是指儒家理想和现实政治始终间隔着距离，甚至互不合辙。
可是政治既不能摆脱儒家，而从南宋晚期公然崇尚理学，形同国教，从此再也不能动它。政治只能在政治范围内包容操纵，至于学术思想、社会礼教，那就由理学支配了。可惜理学也和政治一样，发展的模式都是“定于一”。定于一未必错，但久于一，就无从多，不多即缺乏新生，这文化就随着停滞。从保守到固守。等到强大的外力侵入，终于守不住。
最后的第四部分，涉及一般文化和社会之中，较为突出的一些情况。文化有各方面，有的进，有的守，有的衰退。重文轻武的影响，不但军事差，连体育都忽视。第十六篇是个很生疏的题目。原来在唐代，从西域引进来的马球竞赛，北宋已经不再盛行，到南宋，就消失了，只有军队里留下一点。不仅是马球，各县衙门向来有射圃，可是儒家式的记载中，大约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比较多，极少提到赛射。体育的功能，何止娱乐？健身之外，还能培养分队竞争，队员齐心协力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从宋代起缺乏体育比赛，直到20世纪，才从外国重新发现。
领导中国文化，自南宋以理学为主流，除了哲理、思想以及价值观之外，它最大的力量，并不在政治方面，而是在深入民间。正因为如此，它才会根深蒂固，哪怕外族入主，还是历久不衰。其中一个大关键是启蒙教本。南宋中期就有理学家编抄教本，把经史大意，编成简短三个字的句子，易懂，易读，易背，幼童或初受教育的，很快留下深刻印象，时时引用，终生不忘。这种教本，再改进，就出现了通行全国的《三字经》。
在传统中国影响最多人的书，不是“四书”，是《三字经》。各地翻印，到处教人，有各种方言注明发音的本子，有满文蒙文的译本。因为儿童，不论贫富，都在背诵，连文盲的成人，包括妇女，尽管不认字，听来听去，也能引用几句。以《三字经》和欧洲中古教会的主祷文比较，立刻觉到中国文化的社会教育更深更广。时至今日，多数人已经不知《三字经》为何物，但是“三字经”这三个字，早变成概念式的通用名词，大家都懂得这名词，等于基本口诀，简易要义，便于经常引用的。足证它当初的功能，何等切要！
有的理学人物，在政界学界之外，另以热心社会事业著名。关于族规、义仓之类，早有许多人研究过。第十八篇所详叙的是一位曾经有名，而被埋没了的大慈善家。他以自己有限的田产收入，几次开办粥厂，独力救济成千甚至上万的饥民，在收容饥民时，还注意卫生，以防传染病。把他认作世界上在近代以前最大的私人赈灾者，决非过言！
他的伟大表现，从反面来看，也反映许多社会上的严重缺陷。按说有荒灾，地方官吏应该负责，但他们却束手旁观，?不知耻。社区上户，也应当有动于衷，组织经常的团体，以应付当时以及日后类似的需要，然而并没有这种民间团体出现。在唐代救济的事多半由寺院担当。在宋代，宗教团体也渐就衰微，虽说是礼义之邦，太缺少社会组织了。不仅如此，连这样绝无仅有的大慈善家，中央政府也只在形式上褒奖他一下，并没有表扬他的榜样，让全国效法义举。
收集短篇写作本想到此为止。因为提到宗教，又加上第十九篇。严格说，这篇不在宋史范围之内，是谈整个中国式的信仰。它和西方不同，不以一元的信仰为主，相反的，中国式是复合的多元信仰。而多元信仰并存的基础，是行为规则的礼教，这模式在宋代已经确立。理学家其实已经放弃反佛，不再引用北宋欧阳修的“本论”。而在金代统治的北方，全真教就大张旗鼓地实行三教归一，礼教和宗教正式复合。
传统文化，因停滞而退化。因此“五四”运动时，有人痛斥吃人的礼教。礼教不合理的种种，应当痛改，而并不应当因噎废食，采取激烈主张，打倒礼教。试问破坏礼教之后，是否社会秩序混乱？又用什么制度，去培养社会道德？笔者身受日本侵略之苦，并非亲日，但眼看日本维新，也修改旧式礼教，而始终不放弃传统中好的礼教，包括当初从中国传过去的风尚。它是坚守复合式的途径的，很值得中国人反省。
说明了本书各篇，再赘上结语，大胆的假设，把“一”与“多”看作概念化的公式，以为理想的文化，端在“一”与“多”，谋求平衡。
君主集权是“一”，最好有“多”种士大夫来平衡。除了行政官，另有言事官，除了言官，其他士大夫也准许言事。国家是“一”，但士以天下为己任，当然看法不是“一”，要它“多”。除了士大夫，还得有武官参预。在传统中国，言事论政，类多限于高层，那还是“一”，谈不到“多”方面，较合理的制度是“多”层讨论，以求平衡。
思想学术亦复如此。王安石想“一道德”，是走不通的。理学高举道统，何尝不是“一”？自宋以后，这一统的大套子，又有多少新发展？应该在“一”尊之外，也重视“多”说，经过竞争重新综合。这样才能生生不已。学校更是如此，官学之外，应该多些私立的。“四书”、“五经”、诗、赋之外，还要多些书，不错，有启蒙的《三字经》，可是中级读物呢？不错，也有《千家诗》之类的，但是真不多。
社会组织，上面已经说过，太少了。政府高高在上，不愿老百姓结社，这是一个大原因。儒家思想是另一个大原因。从“齐家”一跳就跳到“治国”，在“家”与“国”之间，空了一大段。其实职业行会、业余结社、宗教团体、私人为公益的组织，愈多愈好，否则，只是一个大政府，压在社会上。
这种多元社会的想法，一半是因为现代化已经显示这大方向，一半也是笔者，用多元的观点，从宋代的史料里，得到的概念。至于是否言之成理，那倒并不“一”定，总希望大家“多”研究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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