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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中国近代通史》（修订版）共10卷，时间跨度从1840年到1949年，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大型近代史专著。
本丛书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等权威专家所著，它的出版完成了几代史学家的心愿。
丛书内容客观，史料丰富，研究方法突破前人束缚，披露了许多以前未曾揭示的内容，填补了史学研究的诸多空白。修订版在《中国近代通史》首版经过十年的发行后，根据新材料、吸收新成果再予修订出版，继续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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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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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记述1924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的历史。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宣布改组，以此为契机，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发动和主导了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这是中国继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场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国民党由一个缺乏群众基础的在野党，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执政党；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也充分崭露头角，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本书利用大量档案文献和其他稀缺史料，对北伐战争及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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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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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先后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主任，jy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有《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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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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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的形成/001
第一节改组前的国民党/003
第二节苏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早期接触/008
第三节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021
第四节国共关系的初期形态/043
第二章广州国民政府与南方军政格局/055
第一节黄埔军校与党军的创始/057
第二节大元帅府与革命基地的奠立/064
第三节国民政府成立及其初步建制/072
第四节国民政府初期的财政和军事/078
第五节两广统一与革命基地的巩固/084
第三章北京临时执政政府与北方军政格局/087
第一节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北京政变/091
第二节临时执政政府成立/098
第三节善后会议/105
第四节国会的衰亡/114
第五节国民军的崛起/120
第六节军阀之间的循环混战/127
第四章五卅运动与反帝高潮/139
第一节反帝废约与国民会议运动/141
第二节从惨案到运动/156
第三节北京政府的对策/170
第四节五卅运动的影响/178
第五节省港大罢工/183
第五章国共纷争；南方革命阵营的分化/189
第一节弹劾共产党案/191
第二节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203
第三节戴季陶主义/210
第四节西山会议派/219
第五节国民党二大与沪粤分裂/228
第六节中山舰事件/235
第七节整理党务案/244
第六章北伐战争；北方形势与南方的胜利/257
第一节北伐前夕的北方形势/261
第二节国共对出师北伐的歧见/266
第三节从广州到武汉/272
第四节从南昌到沪宁/282
第五节南北地域观念与宣传战/290
第七章从迁都之争到宁汉分裂/307
第一节迎汪复职运动/309
第二节左派问题论争/320
第三节迁都之争/327
第四节南昌与武汉的对峙/334
第五节“四一二”反共“清党”/340
第八章南北三政权的鼎立/353
第一节北京政府/355
第二节武汉政府/366
第三节南京政府/403
第九章国共两党的组织形态/425
第一节国共两党的党员构成/427
第二节从“容共”到“容国”/443
第十章急风骤雨；工农运动/463
第一节工人运动/467
第二节农民运动/493
第三节工农运动的中介群体/519
第十一章三大政党的“革命”观念及其政治文化/535
第一节从“一党独革”到“多党竞革”/537
第二节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550
第三节“革命”与“反革命”/556
主要参考文献/568
人名索引/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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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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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改组前的国民党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中国社会逐渐呈现出一个两极化趋向；一方面是军阀割据混战，社会祸乱相寻，政治极度失序;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异彩纷呈，新思潮汹涌澎湃，新生力量茁壮成长。正是这样一种看似歧异的矛盾格局，蕴育和催生了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
从历史渊源而言，中国国民党乃延续兴中会(1894—1905)、同盟会(1905—1912)、国民党(1912—1914)和中华革命党(1914—1919)而来。自同盟会开始，国民党即是一个组织松懈、纪律欠严的组织。胡汉民曾对同盟会时期的“疏阔简易”情形有如下一番感慨；“党于党员，不能收以身使臂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党员之贤者，笃于所信，其牺牲献身之精神，足令闻者兴起，而不可磨灭，然亦往往出于自动，而非党的行动。”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改组为公开的国民党，革命党人更多迷失革命宗旨，大批党员腐化变质，官僚政客群相涌入，党的革命性和组织性荡然无存，内聚力迅速消失。胡汉民描述当时的情形是；“长衫同志变成政客，武装同志变成军阀，同时军阀加入本党做武装同志，政客也加入本党做一般同志。”在这种情势下，国民党很快被袁世凯分化瓦解。
孙中山每遇重大挫折时，常以“改组”“改造”党为革新之契机。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其主旨虽在讨袁，但是建立一个有强固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党，恢复民国前的革命精神，重订革命方略，开创革命新机，更是孙中山的重要考量。但孙中山在组党方式上试图树立强人威权领导，并以秘密会党的某些方式，如立誓约、按指模、讲服从、分等级等来严密约束党员，将革命党引导到一条狭隘、排他性的组织道路，引起许多党人的疑虑和抵制。一批重要党人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的实际运作效果亦距其理想甚远，其严格的组织形式妨碍了党势的扩张。加之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基地主要在海外，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相疏离。在1915年因“二十一条”而起的全国性反日运动中，革命党人在民族矛盾和国内政争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内部意见分歧，基本上置身事外。在护国之役前后，中华革命党并未能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力量。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本部移回上海。与此同时，孙中山为顾及现实环境的需要，逐步扬弃了中华革命党初期若干严格的党律，而采取较为宽松温和的组党路线，党组织又复松弛涣散。
1917年后，孙中山在广东进行护法运动，以武力向北洋军阀争正统，论者一般认为这是革命党继辛亥之后为了维护民主共和所作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奋斗。实际上，此时孙中山护法所依靠的是桂系与滇系军阀，党组织并没有发挥什么力量。当时一般人亦只知道有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相结合的势力，“革命党”本身鲜为时人所提及，表明此时革命党所显示的只有党魁个人之魅力，而少见党组织之群力。
由于“党力”不彰，与孙中山结合的西南地方军阀又并非真心拥戴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因为缺乏实力而被时人讥为无土地、无人民的“空头政府”和“超然政府”。当滇桂军阀不能容忍护法政府时，缺乏凭借的孙中山便不得不怆然离去，护法斗争宣告失败。经此失败，孙中山痛感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自叹“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由于对时局绝望，孙中山一度卜居上海，“暂不过问”实际政治，而潜心研究革命理论，继《民权初步》之后，又著《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三书合编为《建国方略》出版。孙一章中山深感统一革命党思想理论之困难，提出“知难行易”学说。
孙中山探研革命理论之时，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党改组孙中山自然不可能置之度外。翻检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有关批示、函电和演讲文稿，可知他对五四学生运动有过热烈的赞助，对新文化运动亦有敏锐的观察。爱国运动中，学生、工人、商人、妇女等民众纷纷组织起的来，发挥了巨大的政治能量，令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自叹不如。尽管一些革命党人积极参与和赞助了五四运动，但中华革命党并没有以一个政党的姿态，对这场运动发挥领导和引导作用。1923年7月《前锋》杂志有文质问国民党曰；民“国八年学生大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民国四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运动中有没有国民党？……无怪乎五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名字多没有提起……革命党不能，而北京大学却能做革命思想的中心，这种事实实在不能令人满意。”
1919年6月16日中华民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与各省、各都会的学生会联成一个统一的组织。这是当时任何团体、政党所不曾有过的。国民党虽是一个有相当历史的政党，但其组织与党员之间的联络指挥，尚不如这个全国性学生组织完备和运作灵活。此事对孙中山刺激甚大。如何健全党的机器，如何使党与民众结合起来，这成为孙中山亟须应对的一个问题。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希望吸纳广大青年学生加入其革命阵营。但这次改组并没有改变原来革命党那种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状况，亦没有提出具体明确的政纲。中国国民党设本部于上海，规定在各地设总支部、支部和分部，实际上各级地方组织只在海外华侨中部分建立，在国内仅广东建立支部，其他各省几乎无组织基础可言。
对于新文化和新思潮，孙中山及追随在他左右的重要革命党人的反应如何呢？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孙中山命戴季陶、沈玄庐、孙隶三创办《星期评论》；同年8月，又命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创办《建设杂志》，参与新文化的激扬和新思潮的鼓吹。孙中山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新思潮，有表欢迎者，亦有持反对和保留态度者。如他对“文学革命”即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中国文字维系中国民族文化生命于不坠，不愿轻言放弃文言;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白话文是宣传主义的利器，故也不反对使用白话。除孙中山本人外，胡汉民、朱执信、戴季陶、廖仲恺、叶楚伧、冯自由、汪精卫等国民党人也积极回应新文化思潮的冲击，参与新思想的介绍与研究。不过，这些国民党人的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多是个体的活力，难见“党力”的整合。
1920年10月，孙中山利用各派军阀混战之机，命令陈炯明率原驻福建的粤军回师广州，逐走了桂系军阀陆荣廷，并委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统一领导广东军政事务。孙本人亦重返广州。此时孙中山认为光护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护法不过矫正北京政府之非法行为，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无若何裨益。况护法乃国内一部分问题，对内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对外亦不发生国际上地位之效力”，所以，必须建立正式政府。1921年4月，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在广东建立中华民国政府。不久，桂系投顺，孙设大本营于桂林，准备北伐，以期打倒军阀，统一全国。
此次孙中山所依靠的力量本是陈炯明指挥下的党军。这支部队是孙中山从桂系手中夺过来的，是第一支真正属于国民党的部队。孙中山视之为难得的革命武力，甚至批准全体官兵宣誓入党，期望这支“党军”能达成革命任务。陈炯明原是向孙中山宣过誓、摁过指印的党员。孙对陈倚畀至深。未料陈炯明为保存实力、巩固地盘，反对孙中山北伐，并于1922年6月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粤赴沪。陈炯明的背离，使广东革命事业毁于一旦。“变生肘腋”，使孙中山有刻骨铭心之痛；“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这一事件，使孙中山感到迫切需要一个严密组织的革命党和一支真正服膺主义的党军。
在1924年改组前，国民党的党机器，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据鲍罗廷描述，改组前的国民党，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孙(中山)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特别是同陈炯明的斗争目标。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改组前，国民党号称有党员20余万，实际多为“挂名党员”。如国民党广州分部号称有党员3万，其中交纳党费的只有6000人，前来登记者只有3000人。“广东人民对孙的政府持强烈反对态度”，广州的工人对政府的命运漠不关心，对其胜败根本不感兴趣;城市小资产阶级因前线时胜时败和敌军经常进犯而深受无政府状态之苦;滥征捐税，招致商人不满和仇视;至于农民，“他们把孙同陈的斗争看作是只降临到他们头上的一种不幸”。国民党“偶尔发布由孙签署的诸如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等一般性题目的宣言，根本不涉及当前的事件，不对它们作出解释，也不利用这些事件来发展和巩固党。这些宣言作为趣闻被刊登在几家报纸上，然后国民党又沉睡一年又一年”。
这样一个党，显然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改组和改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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