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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从明朝视角来研究万历援朝之役,详述来龙去脉
作者回顾了明朝出兵援朝的历史背景、16世纪三国之间的冲突,描写了持续六年的东亚大战的全过程,诸如军力配备、日军攻势、朝鲜官军的一触即溃、地方武装和僧兵的战斗、明军出兵过程、朝鲜的军事改革、战后处置等。
★《隳三都》作者周思成老师翻译,精彩再现惊心动魄的战斗细节
书中着意描绘了一系列围城战、山地野战和海战,如忠州之战、玉浦海战、闲山岛海战、平壤大捷、碧蹄馆之战、晋州城攻防战、南原之战、稷山之战、鸣梁海战、蔚山倭城攻防战、露梁海战等。
★比较三国的军事技术、动员能力、后勤补给和内政外交的优劣
分析三国军事技术长短,特别关注武器与战术、武将性格与能力。既展现了三国各自的体系如何应对战争,也没有忽视朝廷的党争,围绕册封丰臣秀吉的争议。外交场合的尔虞我诈也贯穿整场战争。
★刻画了虽有种种缺陷,却竭力维护明朝军事霸权的万历帝形象
在叙述战争事件的过程中,作者凸显了万历帝在明代国家中的关键角色。
★透过战争看朝贡体系的实际运作与明末清初的东亚局势
朝鲜求援、议和过程中的误解和龃龉、导致战火重燃的恐吓、封贡之争都是朝贡体系的体现。大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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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16世纪末,经过张居正的改革,明朝一扫颓势,年轻的万历皇帝采取积极和颇见成效的边疆政策,延续了明朝的军事中兴,但朝廷党争也愈演愈烈。未来的后金汗努尔哈赤征服女真各部,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宣祖李昖治下的朝鲜饱受党争之扰,内政荒疏,军备废弛。出身卑微的战国枭雄丰臣秀吉平定各方势力,渐次统一日本列岛,开始把目光投向大陆。
1592年春,企图征服明朝的丰臣秀吉集结大军于名护屋城,下达了渡海侵略作战的命令,兵锋直指朝鲜。5月,日军登陆釜山,一路势如破竹,朝鲜君臣无力招架,紧急向明廷求援,一场持续六年、投入数十万将士的东亚大战由此拉开序幕。
在本书中,军事史家石康重视运用中方史料,关注战争动员、战略战术、军事技术、后勤补给和战场环境,分析内政、外交与军事的互动,对围城战、山地野战和海战等诸多战斗细节的描述扣人心弦,立体地讲述了这场大战的来龙去脉。在他看来,万历援朝之役是近代东亚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场战争,不仅改变了当时三国的历史走向,也深深影响了今天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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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石康(Kenneth M. Swope),美国历史学家,南密西西比大学历史学教授、战争与社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他的主要学术兴趣是明朝史,特别是明朝军事史。主要著作有《龙头蛇尾:明代中国与第一次东亚大战,1592—1598》《明朝的军事崩溃,1618—1644》等。
译者
周思成,湖南长沙人,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民族史和军事史。已出版作品《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等,另有译著多部。
校者
孙中奇,南开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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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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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致 谢
凡 例
中式度量衡单位
战争大事年表
导 言 难忘之战
第一章 疆场未宁——万历帝与明朝的军事中兴(1570—1610)
第二章 山雨欲来——战争的前奏
第三章 龙之首——日军猛攻
第四章 蛇之尾——朝鲜获救(1593—1594)
第五章 困于龙与旭日之间——和议与占领(1593—1596)
第六章 重返鬼门关——日军最后的攻势(1597—1598)
第七章 余波与回响——历史语境下的第一次东亚大战
注 释
参考文献
译校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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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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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场未宁(节选)
1619年4月中旬,萨尔浒之战,明朝派出四路大军讨伐不久前崛起的后金新汗努尔哈赤(1559—1626),结果三路溃败。萨尔浒地处辽东,辽东是长城外的东北地区(故不属于内地)。明朝虽一直宣称统辖辽东,但仅是依靠世袭的部落首领予以羁縻。努尔哈赤就是部落首领之一,明朝认为他忠诚可嘉,却不料他在1616年宣布在辽东建国。尽管明朝与努尔哈赤父、祖被杀脱不了干系,他却成了明军悍将李成梁(1526—1615)的养子,甚至在16世纪90年代提议出兵协助明军将日军赶出朝鲜。
1619年,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剧变,努尔哈赤的女真人(后称满洲)不断扩张他们的领土和势力,大明帝国却日薄西山。正如史家黄仁宇所言:“1619年初的辽东之役,结束了明朝在该地区无可争议的统治,也让满洲能与明朝分庭抗礼。”努尔哈赤善于集中机动兵力,以约六万女真军大败十万之敌;明军却分为四路进军,结果遭到各个击破。在此战中,努尔哈赤充分利用了自己熟知当地地形和天气的优势,他麾下的军队也善于机动。战场上唯一幸免的明军总兵是李成梁之子李如柏(参加过援朝之战)。不出意外,朝廷对李如柏起了疑心,他被指控勾结外敌,怯懦畏战。其实,李如柏只是遵从了主帅杨镐(?—1629)军令而遭遇敌袭。李如柏不愿面对指控,自缢身亡。他死后,崇祯帝(1628—1644年在位)为其昭雪。
尽管多数学者承认,在满洲崛起过程中,萨尔浒之战是一个决定性事件,却鲜有人从晚明军事发展的广泛视角来评价萨尔浒之战的重要意义。这场战役常被视为是给明朝的坟墓又撒下一抷土(且作用颇大),这座坟墓则是此前数十年间一点点挖好的。不过,这一解释更多属于修正主义史观,而非审视原始史料之后做出的冷静分析。从满洲政权的角度看,萨尔浒之战必然要掩盖明朝曾经的军事成就,好让满洲显得更加强大,明朝显得更加腐败低能。辽东战役确实是一场惨败,但是,最好将之视为明朝的军事中兴和对外干预时代的结束,这个时代长达50年,萨尔浒之战并非明朝衰亡的另一段插曲。
在萨尔浒之战前,有整整50年时间,明朝与蒙古相安无事,数次插手缅甸的边境争端。在东北和西北,明朝在女真和蒙古地区发起袭扰和精准打击,镇压了西北要塞宁夏的一次大规模兵变,两度调遣数万军队将日军逐出朝鲜,在西南方向调遣二十多万大军平定了播州土司的叛乱,还对形形色色的盗匪和土著发动了多次小规模作战。自始至终,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明朝仍是东亚的霸主。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比起草原上的游牧民,内地的汉人王朝不太尚武,对外偏好采取守势,奉行孤立主义。这些王朝的疆域通常比不上“征服王朝”,即便现代历史学家,直到不久前也大多轻视其武力。例如,明代的武力,就被广泛指责为帝制中国历史上最弱的之一。与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的看法相似,史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也认为,明军是“社会渣滓,来自流氓无赖、囚犯和盗匪”。明朝的军事制度显然不无弊端,但这一类看法掩盖了如下事实:在明朝存续的大部分时间里,军事制度是王朝统治中一个充满活力、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超过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这个制度有效保证了世界上人口最庞大的帝国的总体和平与稳定。明朝官员竭力应对种种令人困惑的军事挑战,同时不懈地追求军事实力的改善。
尽管明代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和平安宁的时期之一,史家范中义指出,自1368年到1643年,明朝进行了约275次规模不等的战争,这还不包括晚明抵抗满人的各次战争。江忆恩(Iain Johnston)也认为,在此期间平均每年发生1.12场对外战争。他认为,明朝实际上是一个颇有侵略性的军事强权,而明朝的作风符合“武经七书”的传统思想——“比起静态防御和绥靖政策,更偏好攻势战略”。
这种作风要求军事技术持续进步,尤其是火器。明朝在15世纪初便创建了神机营,并在16和17世纪及时地引进了外国的先进火器。明军进攻和防守,机动作战与静态作战,皆用火炮。明人也使用各种火枪,只是颇为有限,有些火枪是国产的,有些仿造自外国型号,例如荷兰设计的“红夷大炮”。明军或许曾用小型火器装备骑兵,因大抵无效,故数量很少。明朝也用火器广泛装备水军,在与侵朝日军作战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范中义认为,广泛装备火器,或许是明朝军事成就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朝着更现代化的战争方式的进步。孙来臣更是提出,明朝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火药帝国,根据他的论证,直到1500年,中国都是全亚洲最主要的火药技术输出者。他断言,明朝应当被视为全球“军事革命”的发起者,否定了西方学者关于军事革命起源于近代早期欧洲的说法。孙来臣还发现,早在1450年,明朝边军就普遍装备了火器。此外,中国的火器在14世纪20年代末传入欧洲,约在同一时间,火药技术也传入朝鲜,比日本接触到火药技术还要早数十年。明朝在战术革新上也居于领先地位,早在1387年,明军就对缅甸的卯掸人进行过火器齐射。因此,正如肯尼斯·蔡斯(Kenneth Chase)新近指出的,在许多方面,明军可谓比后来的清军更“近代”,虽然清军更擅长用火器装备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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