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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在一个把人当“螺丝钉”的社会中，如何确认自我的内在价值？
在一个专注实现短期目标的经济体系中，如何追求长期目标？
在一个不断分裂重组的组织中，如何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忠诚与承诺？
与阿伦特、哈贝马斯齐名的公共生活研究者解读打工人困境
美国《商业周刊》年度最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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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贺拉斯曾写道，一个人的品格取决于他与世界的联系。“品格”关乎我们珍视和想被承认的个人特质，我们也正因此而被他人所需要。但今天，“谁需要我？”却成了一个受到巨大挑战的问题。冷漠的现代资本主义对人们的努力无动于衷，每个员工都被设计成可以被替代，在一次次企业再造中被利用后弃之如敝屣，这明显而残酷地削弱了人之为人的价值感。
被集体裁员的IBM 程序员、被全自动设备侵蚀手艺的面包师、为挑战自我尝试转行却又铩羽而归的酒吧女店长、达沃斯论坛上如鱼得水的人生赢家……新的职业故事把弹性经验和静态的个人伦理分离，让员工止步于简单又肤浅的劳动，不再深入理解并投入工作。复杂的分工和高科技使专有技术不再属于任何职业，而只存在于支配人的程序之中。
讲究个人品格、相信工作的意义、不断提高技艺并成为不可替代的行家已经是上一代的传说。今天，在这个让我们漂浮不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我们该如何找回自己对工作的掌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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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
社会学家。曾任教于纽约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现为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和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的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社会学、艺术、家庭、观念史与身体史。曾获黑格尔奖、斯宾诺莎奖、哈佛大学百年纪念奖章等。主要著作有《再会，公共人》《眼睛的良心》《肉体与石头》《匠人》《新资本主义的文化》等。
译者
周悟拿
英语、丹麦语、挪威语译者，浙江大学与美国耶鲁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曾在中国香港、英国、丹麦等地交流访学，现任教于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要从事中外文化交流、文学翻译研究，已出版译著《地球编年史：人类起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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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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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漂移
二 常规化工作
三 弹性
四 难辨
五 冒险
六 工作伦理
七 失败
八 危险的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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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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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弹性资本主义”（flexible capitalism）所指的并不只是一种旧调重弹的制度。它强调的是“弹性”，批驳僵化的官僚制度形式，抨击盲目例行公事带来的一系列弊端。这种制度下的工人必须灵活行事，对随时出现的变化持开放态度，不断承担风险，变得不再依赖规定和正式程序。
随着这种对弹性的强调，工作（work）本身的意义以及我们用来形容的词汇也随之改变。例如，“事业”（career）一词的英文词源是马车行驶的道路，最后被用来形容劳动，象征着个体实现经济追求的终身渠道。弹性资本主义已经堵死了事业的直通路线，让员工们可以随时切换到另一种职业。在14世纪，“职务”（job）这个英文词指的是可以四处运送的一块或一片物品。如今的弹性制度让“职务”这种晦涩难懂的意义重回视野，因为人们都在以片段的形式进行工作和劳动，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这种弹性制度会很自然地引发焦虑，因为人们并不知道哪些风险能得到回报，也不清楚该踏上哪一条道路。为了解除“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名词背后的诅咒，人们想出许多迂回的说法来形容，比如“自由企业”或“私营企业”制度。现今社会中，人们把弹性制度当成破除资本主义咒语的另一方法。人们宣称，在打击僵化的官僚主义制度和凸显冒险精神的方面，弹性制度还能赋予人们更大程度的自由来塑造自己的生活。可是事实上，新的秩序并不只是废除过去的条规那么简单，它也带来了新的控制－－但是，新的控制也同样让人费解。这种新资本主义往往是一种难以辨识的权力制度。
也许，弹性制度对个体品格的影响是其中最令人困惑的方面。若我们追溯到古代，当时的英语使用者和英语作家们对“品格”（character）一词的含意没有任何争议，这是一种道德伦理的价值，关乎我们自身的欲望，以及和他人的关系。贺拉斯 曾写道，一个人的品格取决于他与世界的联系。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品格”比它在现代衍生出的“个性”（personality）一词具有更广的涵盖面；“个性”涉及内部发酵的欲望和情感，不足为外人道。
“品格”则特别强调我们感情经验中的长远层面。品格需要通过其他精神来呈现出来，比如忠诚、互相交付的责任、长期追求目标、为长远考虑而延长满足感的做法等等。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处于混乱情感中的特定时刻，我们会想方设法地存留或维系某些情感；这些持久的情感便会帮助我们塑造品格。品格关系到我们在自己身上珍视的个人特质，也涉及那些我们想要被他人认可的个人特质。
在一个心浮气躁、只看眼前的社会中，我们如何判断哪些是自我内在的持续价值？在一个专注实现短期目标的经济体系中，该如何去追求长期目标？在不断分裂又不断重组的机构组织中，该如何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忠诚与承诺？这些都是新兴的弹性资本主义给品格带来的问题。
二十五年前，我和乔纳森?考伯（Jonathon Cobb）写过一本《阶级中隐藏的伤害》（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这是一本有关美国劳动阶级的书。在本书中，我讨论的也是在急剧变化的经济中，有关工作和品格的问题。我原本打算写成一篇长篇论文，而不是一本薄薄的小书；我其实只想在这里呈现一个论点，但分成了几个篇幅很小的章节加以展开。在《阶级中隐藏的伤害》中，乔纳森?考伯和我完全通过正式的访谈来论证。而在本书中，我配合论文的论证形式，采用了更多混合的非正式信息来源，包括经济数据、历史文献和社会学理论；我也像人类学家一样探讨自己身边的日常生活。
我要在开头针对本书指出两点。首先，读者将会常常看到，我把哲学思想运用在所有的个人具体经验中。我认为这样做没有错；思想必须能承载具体经验，否则就只能停留在抽象观念的层面。其次，我很大程度上隐藏了正式受访者的个人身份，也就是改变地点和时间，有时把几种声音汇集为某一人的声音，或是把一种声音分为几个声道。这些伪装需要得到读者信任，但并不是小说家通过炉火纯青的叙述技巧来得到的那种信任，因为现实生活远没有小说叙述那么协调连贯。即使对于环境的描述略有修饰，我也希望能如实反映所听所闻之感。
二十五年前，我从乔纳森?考伯关于工作的讨论中受益匪浅。在加里克?厄特利（Garrick Utley）的督促下，我再度探讨了这个主题，本尼特?哈里森（Bennett Harrison）、克里斯托弗?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和萨斯基雅?萨森（Saskia Sassen）也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协助；本书想要探究的是这些人研究现代经济所得的发现，以及对于个人产生的影响。感谢我的研究助理迈克尔?拉斯卡维（Michael Laskawy），他给我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也承担了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的许多实务。
这篇论文最早发表于1996年剑桥大学的达尔文讲座。感谢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在我写书过程中提供的资助。
最后，我要感谢诺顿出版公司的唐纳德?林姆（Donald Lamm）和阿兰?梅森（Alane Mason），以及柏林出版公司（Berlin Verlag）的阿诺夫?康拉迪（Arnulf Conradi）和伊丽莎白?鲁格（Elizabeth Ruge）为我修订文稿。
一
漂移
前不久，我在机场偶遇一位朋友。我称他为“瑞科”，我们已经15年未曾谋面。我曾在25年前采访过他的父亲，当时我正在写一本关于美国蓝领工人的书《阶级中隐藏的伤害》（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那时他的父亲恩里克做着一份清洁工的工作，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瑞科那时刚进入青春期，天资聪颖，而且是名运动健将。我和恩里克失去联络是在十年之后，那时瑞科刚在大学完成学业。而在机场旅客休息室里出现的瑞科，手提时尚的皮制电脑包，显耀着一枚顶部刻有图章的戒指。他穿的那件西装已经超过了我的购买力。看起来，他已经实现了父亲的梦想。
我初次见到恩里克的时候，他在市中心的写字楼里做扫厕拖地的工作，从事这行已有二十年之久。对于工作他可谓毫无怨言；对于实现所谓的“美国梦”，他早已放下执念。他工作的长久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养家糊口。他努力了十五年才存下足够的钱，在波士顿郊区买了房子。从此，他和往日的意大利社区切断了联系，因为住在郊区对下一代更好。后来，他的妻子弗拉维亚也开始离家工作，在一家干洗衣服的工厂做女工。我初识恩里克是在 1970 年，那时他们夫妻俩正在存钱，为两个儿子上大学做准备。
恩里克那一代人让我深有感触，因为时间在他们的生活中呈现出如此的直线性——他们做着一成不变的工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们的成就是在时间线的延续中逐渐累积的，恩里克和弗拉维亚每周都会核算存款的增长，衡量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房子里添置用品，改进布局。最后，他们的余生是可以预期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恐慌已经淡去，工会能够保护他们的工作岗位；虽然我第一次见到恩里克时他才四十岁，但他已经确切知道自己的退休时间，以及退休金的数目。
对于社会底层人民来说，他们可自由支配的资源只有时间。为了实现时间的积累，恩里克需要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所说的“铁笼”，即一种把时间的使用合理化的官僚结构。以恩里克为例，工会对于薪水有论资排辈的规定，而政府也有关于养老金的规章制度，这些都起到了脚手架一般的保护作用。当他在这些资源之上再加上自律，带来的结果就具备了经济之外的意义。
他为自己刻画出了一个脉络清晰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他物质和精神上的经验都得到了积累；因此，将他的生活以线性叙事的方式加以呈现，对他来说是合情合理的。虽然势利之人可能会认为恩里克的生活索然无味，但从恩里克的自身经历而言，岁月是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他一次次修修补补，一次次偿付贷款利息，剧情也随之向前推进。这位清洁工觉得他是自己人生故事的执笔人，尽管他社会地位不高，但这种叙述方式赋予他自尊。
恩里克的人生故事虽然一目了然，但又绝不是只有简单几笔而已。特别吸引我的一点是，他如何横跨两个世界，在他的老移民社区和新兴郊区之间穿梭往返。在郊区邻居的眼中，他行事低调，是个安静的居民；当他回到旧时社区，就变得较为引人注目。他被那里的邻里视作一位可敬的长辈，虽在外面闯出了名堂，但每个礼拜天仍会回来做弥撒、吃午饭、喝咖啡闲聊。那些与他相交有年的老朋友对他的故事知根知底，他们都认为他已经出人头地。新邻居也在心里默默地尊敬他，因为他的举止比较随大流，家里始终窗明几净，花园总是打理得井井有条，生活风平浪静。恩里克独特经历的耐人寻味之处，主要在于不论他走到哪个社区，他在两边的世界中都能得到认可——他只有一种使用时间的纪律性，却生发出了两种身份。
如果这个世界充满了幸福和公正，受人尊敬的人便会以同等的尊重来回报他人。这是费希特 在《国法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National Laws）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对他人的认可（recognition）会带来“互惠效应”，但现实世界并不以如此慷慨的方式运行。
恩里克不喜欢黑人，虽然他曾和黑人共事多年，彼此之间也相安无事；他也不喜欢那些非意大利裔的外国人，比如爱尔兰人，虽然他的父亲几乎不会说英语。他不赞同同类相争，但也没有阶级盟友。但最重要的是，恩里克不喜欢中产阶级。他说，在我们这些中产阶级的眼中，他只是“像个零蛋”一样的隐形人；他担心因为自己受教育程度较低，而且有一份做粗活的工作，我们就会心照不宣地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对待他。他的怨怼之情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和他自己吃苦耐劳的能力相对比，他觉得黑人喜欢无病呻吟，习惯自怜自艾，外国人是带来不公的侵入者，而中产阶级没有付出努力却能享受特权。
虽然恩里克感觉自己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荣誉，但他一点也不希望他的儿子瑞科重复这种生活。我的这位朋友被“美国梦”鞭策着，期盼子女能够向着社会上层流动。瑞科放学回家做数学作业时，恩里克好几次向我夸耀：“他讲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我听过很多瑞科这种孩子的父母说：“我不了解他。”他们的语气严厉，好像被子女抛弃了一样。在某些方面，我们都会或多或少地违拗家庭神话给我们安排的特定位置，而向着上层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则让这段历程更加盘根错节。瑞科这样沿着社会阶梯攀爬的年轻人有时会因父母而感到羞耻，因为他们说话带有劳动阶级的口音，举止粗鲁。不过，更经常让这些孩子感到窒息的是，父母永远对金钱精打细算，又总是把时间掰成小块。这些有天赋的幸运儿都想要摆脱束缚，开启自由放飞的人生旅程。
在许多年后的今天，由于这次在机场的偶遇，我才有机会了解恩里克的儿子之后的际遇。我必须承认，我不太喜欢在机场休息室里看到的情况。瑞科身着昂贵的西装，可能只是出于业务的需要。但是，他戴着的那枚带有图章的戒指则既像是一个谎言，又像是对父亲的背叛，因为这样的戒指往往被视为上流家庭背景的标志。不论如何，我和瑞科机缘巧合地在这一班长途客机上再次聚首。这并不是那种美国式旅行，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向你推心置腹，落地之后提取实体行李，便永远消失在人海之中。我虽没有受到邀请，但还是主动坐到了瑞科旁边的座位。从纽约到维也纳是一段漫长的空中旅途，我在最初的第一个小时中就想方设法地向他打探消息。
我了解到，瑞科实现了他父亲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期望，但也确实摈弃了父亲的生活方式。瑞科蔑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也看不起被官僚主义盔甲保护得严严实实的人；相反，他认为要乐于迎接变化，勇于承担风险。他也获得了成功；恩里克的收入位于薪资等级结构的底层，只超过全社会四分之一的人，而瑞科则已经攀升到了前5%的位置。但瑞科认为，他的故事也并没有那么幸福圆满。
瑞科首先在当地一所大学的电子工程专业就读，毕业后去纽约的一所商学院继续深造，在那里遇见了未来的妻子。她和瑞科是同学，是一位家境较好的年轻新教徒。这对年轻夫妇的教育背景让他们做好了心理准备，以后也许会频繁地搬家换工作，后来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瑞科毕业后的十四年职业生涯中，他已经搬了四次家。
硅谷计算机行业发展之初是一段振奋人心的时期，那时瑞科开始在西海岸的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担任技术顾问；然后他搬到了芝加哥，在那里也有不俗的工作表现。不过，他下一次搬家则是为了妻子的事业发展。如果瑞科是巴尔扎克笔下那种野心勃勃的人物，他绝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不但没有获得加薪，而且还离开了高科技活动的温床。他转去了密苏里州的一处办公园区，那里虽然绿树成荫，但位置更加偏远。弗拉维亚离家工作时，恩里克多少感觉面上无光；瑞科则把妻子珍妮特视为平等的工作伙伴，并且已经适应她的节奏。就在珍妮特事业开始起飞的关头，他们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生了。
在密苏里州的办公区，这个年轻人碰上了不确定的新经济形势，陷入困境。 就在珍妮特得到晋升的时候，瑞科却被裁员了。他的公司被另一家更大的公司并购，而那家公司原来就有自己的分析员。因此，这对夫妇又搬了第四次家，回到东海岸的纽约郊区。珍妮特现在管理着一个会计师大团队，瑞科则创办了一家小型咨询公司。
他们的发展势头都很不错，而且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能够互相支持，堪称是对模范夫妻。但是，夫妻双方都经常担心自己会轻易失去对生活的掌控能力，这种恐惧已经深深根植于他们的既往工作历程中。
就瑞科的情况而言，他对于失去掌控力的恐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涉及到时间管理。当瑞科告诉同辈伙伴他要创办自己的咨询公司时，大多数人都表示赞成；咨询公司似乎是一条迈向独立的路径。但在创业之初，他发现自己被一大堆琐碎任务吞没。比如，他需要自己去复印，在此之前他只需要理所当然地拿到复印文件。他发现自己还陷入了无休无止的人际联络工作；每个电话都必须接听，每个泛泛之交都必须保持联系。为了拓展业务，他不得不跟随别人的时间表来行动，而那些人并没有义务答理他。他像其他咨询顾问一样，希望能按照合同所拟定的咨询范畴来开展工作。但他又说，这些合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虚有其表。一个咨询顾问通常要根据付费客户的想法来处理问题，而他们的想法总是不断变化，还会有一时兴起的奇思妙想；瑞科在工作上扮演的角色并不固定，因此他不能说：“我做的就只是这些，我负责的只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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