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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何顺果教授一生在宏观层面研究的结晶和总结
2. 从中国视角出发，强调亚欧农业带在历史上的作用，将中国的历史纳入世界
3. 框架清晰，文字简洁流畅
4. 全书饱含对世界史学科构建和世界历史的独特见解，启发性强
5. 体量适中，单册囊括世界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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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文明演进”的视角观察从远古至当代的世界历史进程，以时间为序，分五编叙述了农业文明在东方的兴起，蛮族入侵引起的文化交流，工业文明在西方的孕育，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道路上进行的各种尝试，以及高科技革命带来的人类社会的变迁。全书体例新颖、综合性强，关于建立科学的“世界历史”概念、构建古代世界历史体系和论证高科技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等发表了许多独到见解，文字也很简洁流畅。
增订版完善了全书的结构和内容，将原先的“补篇”扩大为“第五编”，不仅力图摒弃长期以来以西方为中心叙述文明发展进程的偏见，并且努力还原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凝结了作者毕生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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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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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顺果（1944—2023），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二级教授，曾获聘北大教授一级岗，是美国史、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两个专业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理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世界历史》杂志编委、《美国研究》杂志编委、《北大史学》执行主编。著有《美国边疆史》《美国“棉花王国”史》《美国史通论》《美国历史十五讲》《资本主义史文集》《美国史研究》等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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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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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版序
初版序
导论 人类的起源与分布
第一编 农业文明兴起于东方
1.1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及其特征
1.2氏族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
1.3农业革命：人类最终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转折点
1.4亚欧农业带从狩猎和采集世界中脱颖而出
1.5耕作制度的改进与原始公社的演变
1.6农村公社：人类社会走向多样化发展的起点
1.7基于农业的文明首先兴起于东方：两河流域与苏美尔文明
1.8印度河流域与哈拉巴文明
1.9黄河流域：华夏多元一体文明的诞生地
1.10尼罗河流域与古埃及文明
1.11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东方文明的西传
1.12近农业带游牧民族的兴起之一：闪米特人和印欧语族
1.13近农业带游牧民族的兴起之二：塞族人、月氏人、匈奴人、鲜卑人及中国北方诸族
1.14近农业带游牧民族的兴起之三：突厥人、蒙古人和女真人
1.15远农业带游牧民族的兴起：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和非洲游牧民
1.16远农业带半开化土著人：澳大利亚人及大洋洲其他土著文化
1.17神话时代和庙宇文化：祭司和权威的形成
第二编 蛮族入侵与文化交流
2.1蛮族入侵与文化交流
2.2希克索斯人的入侵与古埃及文明的中断
2.3赫梯、腓尼基和希伯来
2.4阿卡德、巴比伦、亚述和新巴比伦
2.5波斯帝国、安息王国、萨珊王国
2.6吠陀时代、列国时代、孔雀帝国
2.7由夏商周到秦汉：华夏文明的两大转变
2.8由希腊到罗马：西方古典文明的兴起及其理性基础
2.9“丝绸之路”：开辟东西方两大文明交通与交流之路，并赋予“亚欧农业带”以新的内涵
2.10匈奴的崛起及其对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影响
2.11中华民族的重新统一和强大：盛唐时期的文化及其特点
2.12伊斯兰教、阿拉伯帝国和东西文化交流
2.13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和西欧诸国的建立及其封建化
2.14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与罗马法之整理
2.15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及其四大汗国
2.16蒙古帝国在东亚的变体：中国的元朝
2.17突厥在西亚的崛起：奥斯曼帝国
2.18伊斯兰化蒙古人与印度莫卧儿帝国
2.19边缘文明之一：日本国的形成及其文化
2.20边缘文明之二：莫斯科与大俄罗斯的统一
2.21边缘文明之三：黑非洲的古文明
2.22边缘文明之四：美洲印第安文明
2.23宗教时代：四大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与对立
第三编 工业文明孕育于西方
3.1西欧的“黑暗时代”
3.2土地拓殖与耕作制度改革
3.3“行商”的出现、城市的兴起和十字军远征
3.4市场、市集与商业组织的变化
3.5西欧社会经济生活走向商品化
3.6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和东欧的农奴制再版
3.7英、法和西班牙：由等级君主制到君主专制
3.8易北河以东：普鲁士王国、俄罗斯帝国和波兰贵族共和国
3.9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由神权共和国到世俗共和国
3.10革命浪潮激荡于大西洋两岸：英、美、法革命的差别与联系
3.11拿破仑战争：一次对封建欧洲的大震动
3.12重商主义与殖民主义：世界的联系与分割
3.13一场静悄悄发生的革命：原工业化、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3.14工业革命向大西洋两岸传播：工业世界在西方的形成
3.15西欧革命和改革向纵深发展：以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为典型
3.16普鲁士的改革与德意志的崛起
3.17意大利的统一：中断了的发展重新启动
3.18俄罗斯帝国：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争论及1861年农奴制改革
3.19美国内战：一艘来自西方尽头的世界级航船的发动机
3.20日本的明治维新和“脱亚入欧”：从东亚驶出的另一艘初露桅杆的世界级航船
3.21盛开的物质文明之花：19世纪最后30年的经济发展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结束
3.22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工业革命的社会影响
3.23理性时代的思想和文化
第四编 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
4.1西方冲击下的农耕世界：第三世界的形成及历史起源
4.2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与俄罗斯：努力打造“核心地区”之外的第一个新兴工业带
4.3列强激烈争夺中的三大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萨非伊朗和莫卧儿印度
4.4伊斯兰现代化的正式启动：从青年土耳其党到凯末尔革命，伊朗的立宪运动和伊斯兰革命，埃及华夫脱党及护宪运动
4.5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4.6拉丁美洲现代化起步的必要条件：独立革命战争与政治体制的共和化
4.7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拉丁美洲的“依附性发展”
4.8“进口替代”的提出与实施：拉美成为“核心地区”之外的第二个新兴工业带
4.9“脱亚入欧”后的日本：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日本殖民体系的形成
4.10从日本占领到二战后朝鲜与中国台湾的农地改革：亚细亚式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
4.11东亚“四小龙”的崛起：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成为“核心地区”之外的第三个新兴工业带
4.12鸦片战争：中国面临的危机与现代化的启动
4.13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第一次大转换
4.14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起点
4.15发展模式与历史传统：对现代化的文化诠释
第五编 高科技革命与人类的变迁
5.1高科技革命的前提和条件
5.2二次大战如何引发高科技革命
5.3战后两大阵营及“冷战”局面的形成
5.4发展高科技及其产业成为美国基本国策
5.5个案研究：北加州“硅谷”成为引领美国乃至全球的高科技中心
5.6以“创新”为特征的高科技革命在全球的传播
5.7美国联邦政府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苏东剧变、“一超独霸”与“全球整合”
5.8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新中国：17年发展，“十年动荡”“改革开放”与重新崛起
5.9高科技革命背景下的财富分配趋势：就全球而言是分散大于集中，但在一国之内却是集中大于分散
5.10美国的相对衰落与多极世界的初现
5.11高科技引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以美国为典型
5.12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生活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的人们，生产、生活、工作、交往与思维方式的变化
5.13“后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及其影响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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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版序
本书原名《人类文明的历程》，2000年作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中的一种，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后改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并应出版方要求改名为《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
高教出版社认为本书“体例新颖”，而北大出版社则高度赞扬了本书的“综合性”，其实仍有许多遗憾之处。为了完善本书的体例、结构和内容，我经多年准备为出版社提供了这个“增订版”。这次增订，除了将原书后的“补篇”扩大为“第五编”共13章外，还为第二编增写了有关“丝绸之路”的一章：“‘丝绸之路’：开辟东西方两大文明交通与交流之路，并赋予‘亚欧农业带’以新的内涵”，为第四编增写了题为“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与俄罗斯：努力打造‘核心地区’之外的第一个新兴工业带”的一章。之所以要为第四编增写一章，是因为我发现东欧诸国曾努力打造西欧“核心地区”之外的第一个新兴工业带，并对东欧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所以必须对拉美和“四小龙”在新兴工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做相应的改动。在此，我还想提一个请求，如果高校还在用本书作为“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教材，最好改用这个“增订版”。
我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历史专业。历史学系当时可谓大师云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教学极为系统，对学生学习和研究能力方面的训练要求很严，但当时使用的周一良先生所编《世界通史》教材尚缺现代部分，虽然优点很多，但似乎过于拘谨。所以，从本科开始，我就关注世界史的完整和完善问题，在留校任教后，这方面的兴趣因责任所在而更加强烈，尤为重视对“世界历史”的思考和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即使受“文革”的冲击也未停止。我所需要的许多基本书籍都是当时在旧书店找到的，而罗荣渠先生是我淘旧书的引路人，否则我是无缘进入中国最好的古旧书店书库的。我当时也不是仅仅关心历史，也注意到国际学术前沿的发展问题，例如，对于“cliometrics”（计量史学）我就是先从俄文杂志上发现，然后追踪西文而得知的，记得当时为了研究如何翻译该概念及有关资料颇费周折。此事于我的另一大收获，是促使自己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私下联系到本校英语系旁听了一年半的精读课和泛读课，得以在“文革”后校方的升职考试中以第二外语参加考试，又侥幸以83.5分的成绩进入前三名，至今我仍非常感谢私下帮我联系英语系的郑女士。此外，还要感谢在美国留学，然后留在马里兰大学任教的洪先生，是他教会我如何使用电脑。我曾带着问题花三天时间集中检索有关世界史的书籍和杂志的信息并打印留存，使我在此方面的知识得以补充、丰富和更新，而美国图书馆的服务亦十分周到，馆际借书不仅便捷，还能把书送到住地，有访学一年胜过十年之感。我想说明的是，写作本书并不是作者的本意，它是在未征询作者同意的情况下，被推荐为组编的有关丛书之一的，当时是王义遒副校长直接通知我的，结果我只好将原来关于“世界历史”的许多思考和设想尽量放入其中，因为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在此书之外再写一部新的世界史了。但因此也促成了本书写作中文明史与世界史的融合，并给体系的创新提供了机会。
在本书酝酿、写作、修改和增订的过程中，我思考和企图解决的重大问题主要有三：其一，是如何确立科学的“世界历史”概念问题。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史学大国，又曾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在我国的“世界历史”教学和研究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把它当“外国历史”来处理的。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一些大中小学有关教材就是如此，一些世界史丛书也称“外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史丛书”，这造成了中华文明和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缺席，这是对中华文明和历史特别是古代中华文明和历史的极大不公，在当今中国重新崛起于世界的情况下尤为不妥，且此意见我早在本世纪初《上海社会科学报》所约写的一篇短文中就正式表达过，其题目为《应当建立科学的“世界历史”概念》。所以，本书的构思和写作从未忘掉中国，并赋予它以应有的世界历史地位，因为它在古代世界文明的历史中曾经占有重要的甚至中心的地位，中国的重新崛起完全可以从中获取智慧、力量和自信。其二，是如何构建“世界历史”（特别是古代世界史）的体系问题。由于世界历史的写作发源于西方，“西欧中心论”长期在“世界历史”的教学、研究和编纂中占统治地位，一部世界史几乎成了西方文明史并包含了大量美化西方殖民、侵略和奴役亚非拉人民的内容，而贬低歪曲甚至忽视东方文明，这种情况至今在我国的历史教材中仍留有痕迹。我的办法，是通过三大步骤，即“农业革命”、东方四大古文明及此后古希腊文明的兴起、“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强调“亚欧农业带”作为古代世界“文明高地”和“核心地带”而拥有东西交流桥梁和南北辐射功能的作用，以恢复中国和整个东方古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为此提出“近农业带”和“远农业带”、“核心文明”和“边缘文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等几对概念与“亚欧农业带”相配合。我认为：“没有后面几对概念及对它们的探讨，就不能真正构筑起‘世界历史’的结构并了解它们的不平衡性，而这种结构及其不平衡乃是世界历史和文明演进的内在动力。”对平衡与不平衡的转换与交替的叙述成为本书的一大特色。其三，是如何估价“高科技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问题。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这场革命给人类发出了一系列挑战：第一，它涉及的不是一般的科学和技术，而是许多长期得不到认识和解决的高端科技领域；第二，它由芯片的发明以几何级数般的速度引发计算机、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的革命；第三，它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架起桥梁，极大地和空前地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物质的、文化的和精神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第四，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以“无形资本”（科学和技术知识）取代了“有形资本”（即劳力和物质资料），而且确实在许多方面改变了以往资本运行的法则和获取财富的“主要形式”乃至判断价值的尺度。作者据此作出的“人类正面临从未有过的变化”的预言，在21世纪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变为现实，新的巨大革命的气氛弥漫于世界各个角落。在筹划本书增订版时怎么能回避这一课题呢？请注意，这里强调的是整个“人类”而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强调的是“从未有过”而不仅仅把它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因而超越了此前西方对这场革命认识的广度和深度。
当然，在本书筹划、写作、修正和增订时，我的探索并不限于上述三大问题，在许多问题和环节上都力图表达个人的见解和观点，以体现作为一个学者的本分和责任。但我以为其中一个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想法是，“世界史”的教学、研究和编纂之所以应当引起国人的高度关注，是因为它为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提供了基本的资料，也是人们进行哲学思考、理论思维乃至构建自己历史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依据，那种把对“世界历史”概念、内容和结构的探讨仅仅视作“专业”范畴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民智大开的当今之世尤不可取。这也是我本人，在繁忙的美国史、资本主义史和历史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中，依然对“世界史”的写作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主要原因。我也从心底不喜过多地涉足众人参与的学术著述活动，因为那样往往流于拼凑而失掉思考和学术个性。这并不是说，所有集体著述都缺乏个性，剑桥系列世界史著作就很有个性，也不是说，本书就一定拥有个性，只是尽心而已。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在此做点说明。我在1999年谈到高科技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之时，认为是这场革命改变了“价值判断的尺度”，这本是对马克思一个重要原理的回应和引申，但此说至今不为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人士所承认。他们的根据之一是马克思关于脑力劳动的价值可以按体力劳动的倍数来计算，但他们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7—218页）中所说的话：“科学水平和技术水平”，作为“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即“科学在生产上的运用”的“这种动因本身”，“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不成比例”，因而也就不能用“倍数”来计算。众所周知，“创新”在科技发展中，特别是在“高科技革命”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灵感”是人们在解决问题时常有的“一种特殊认知经历”。不久前国际科学界，具体地说，德国维茨堡大学的萨斯查·托波林斯基和挪威卑尔根大学的罗尔夫·雷伯，在对人类脑功能进行研究时发现，“灵感”或“即时性”在本质上不仅具有“积极效应”而且具有“突发性”，因而“创造性”思维很难用一般的“劳动时间”的倍数来计算。个人认为这一发现可以作为对上述马克思原理的解释和补充。
而这一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也为科学家近期对大脑思维模式的研究所证实，这一研究是在“最具创造性的人”和“最不具创造性的人”之间进行的，结果证实二者之间“有不同的大脑活动模式”。据英国《卫报》网站2018年1月15日报道，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罗杰·贝蒂通过自己的研究“确定了一种在人与人之间各异的大脑连通模式，这种模式与产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有关”。他发现：在极具创造性的思考者身上，看到三个大脑网络之间强大的连通性：一个“默认模式网络与自发思考和思维模式有关”，另一个“执行控制网络”则在“人们专注于自己的想法时参与其中”，第三个所谓的“凸显网络”有助于找出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东西，其中前两个倾向于互相对抗和抑制，而更具创造性的人能够更好地同时参与这两个网络的活动，因而或许能更容易地同时承载所有这些活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准确地预测谁将是下一个爱因斯坦。（参阅2018年1月20日《参考消息》）
笔者以为，这个道理是清楚的和显而易见的，承认这一原理和观点，有助于开发东方这14亿人的庞大智力，并从根本上把这个发展中的世界大国转变成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这也是本书及作者一开始就抱有的真诚愿望和梦想。
以上的话权作增订版序。
2019年于北京大学
第 一 编 农业文明兴起于东方
文明发生的内在逻辑是人的因素对自然的介入。在第一个人工石制工具诞生之前，世界上的一切可以说都是自然的，包括“人类”自身在内，也完全属于自然。当第一个人工石器诞生后，世界便开始不完全属于自然了，因为人在制造工具时赋予它以人文因素，这石器便属于文化范畴了。如果我们不那么严格划分“文明”与“文化”的界限，当第一个人工石制工具诞生的时候，也就有了“文明”的萌芽。所以，本书在讲文明的起源时，首先要讲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与艺术。但这种文化建立在狩猎采集的基础上，并没有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因此真正的人类文明的建立还要呼唤新的革命，这个革命终于在公元前9000年之际发生了，这就是人类学家常说的“农业革命”。由于种植和畜牧活动都要受环境、气候和条件的限制，文明在它诞生之际就显示出多样性来。几千年来，文明的兴衰和冲突、传播和融合，波涛起伏、连绵不绝，对此可能会有许多现实的和历史的解释，但追根溯源，皆缘于文明的多样性。在此，要提请读者注意，“亚欧农业带”，虽然早已是一个流行的概念，但它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并不为人们所充分理解和认识。而本书认为，它前有“农业革命”作为它的前提和条件，后有东方四大文明及古希腊文明的诞生，“亚欧农业带”实际上是整个古代世界的文明高地和核心。
1.1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及其特征
自能人诞生以后，人类已存在了大约250万年，其中99.6％的时间都用在自身的进化上。在此期间，人类的体质变化经历了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四个阶段，但总的来看都还处于形成过程中。由于体质和智力水平的限制，当时人类所使用的工具都还是石制的，且其制作方法主要采用打制法，在学术上这一时期被称为“旧石器时代”。但石制工具的出现意义重大，当第一件石器工具被制造出来之时，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就发生了，因为它在物质中注入了精神的因素，在自然中注入了人文因素。
工具的石器性质是与人类当时的进化水平和生活方式一致的。在由猿转化为人的过程中，由于人类还没有完全脱离动物界，也由于人类所具有的智力水平还较低，其生活资料主要靠狩猎和采集来提供，其食物构成主要是野生动植物。据人类学家研究，在周口店“北京猿人”的遗物中，至少可以清理出97种动物的遗骨；而原始人遗址中，虽然由于植物容易腐烂难以留下，但仍可发现各地原始人食用过的植物不下几十种。这可从人类学家对当今生活于南非的孔桑人的食物的研究得到佐证，据说孔桑人所知道的可食植物不下85种。人类学家相信，虽然各地原始人遗址中清理出的遗存以动物居多，但大多数原始人的生存更多依赖于采集，而不是狩猎。当然，原始人的生活方式因各地环境和条件而异。虽然同属石制工具，但随着人类体质的不断进化，人类因分布而引起的环境的改变，以及因智力提高所形成的应付环境能力的增强，制造石器的原料、质量和目的都有所不同，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文化韵味。
“能人”作为“能干的人”，首先是会制造工具。其早期代表是发现于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东岸科比福拉地区的编号为Fxji50的遗址，其年代至少在180万年以前，或许还要更早一些。因为在该遗址中发现过一些砍砸器、刮削器和边缘锋利的石片，那显然是人工打制的产物。但能人石器文化的主要代表，是存在于200万—170万年前的奥杜威文化，它首先被发现于坦桑尼亚。这个文化的典型石器是砍砸器，其数量占全部石器的51％。砍砸器有拳头大小，以卵形砾石为原料制成，所以也称“砾石文化”。其主要制作方法，是用一块石头打击另一块石头，因而还比较粗糙，难于对它们进行分类。但当时的打击方法已非一种，既有单面打击也有双面打击，其形制已可分出盘状器、多面体、刮削器，甚至原始手斧等。可见，这些原始人在制造这些工具时，已对其功能和作用有所考虑。
当能人进化到直立人后，石器制作中的文化因素就更为明显和丰富，其典型表现是阿舍利文化。这个遗址1847年发现于法国的圣·阿舍利，其地质年代在全新世中期，距今约40万—30万年。手斧虽然不是最早出现于阿舍利文化，但却是阿舍利文化的主要特点。与奥杜威文化粗糙的砍砸器一样，阿舍利文化中的手斧是一种有聚合刃口的工具，即其两边的刃口聚合在一点上，说明其制造者事先必须想到制品的形状，不能随便敲打而成。该遗址的手斧尺寸各异，从几英寸的卵形手斧到1英尺多长的不等，可用于挖掘根茎、加工木头、宰杀猎物、刮兽皮等。人类学家发现，手斧与直立人的发展过程相始终，从150万年前一直延续到20万年前。这一点在奥杜威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文化可分为四个地层，在每个地层都发现了手斧，年代大约为180万年前至70万年前之间。但手斧在世界各地直立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一样，在阿舍利文化中手斧特别突出，但在中国蓝田猿人、北京猿人中以及东南亚、中欧某些地区和不列颠不同，砍砸器则比手斧重要得多；在英国东部，还发现了包括数以百计的砍砸器、石片、石核而没有手斧的直立人遗址。如年代大约为20万年前的伦敦附近的克拉克顿遗址，就是如此。不过，无论在何地，从奥杜威峡谷到泰晤士河流域及印度半岛，手斧形状都十分相似，并且均为直立人所有。
在大约20万—4万年前，人类由直立人进化为早期智人，其石器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而以法国莫斯特文化为典型，其遗址发现于多尔多涅地区的莫斯特洞穴，是古代尼安德特人的遗存。与以往各类文化不同，莫斯特石器无论在制作方法上还是在类型上，都更为复杂和先进，其文化特点有三：其一，预先准备好的石核技术，即“勒瓦卢瓦”和盘状石核，其生产方法是先按标准尺寸打成毛坯，再进一步加工成别的工具；其二，出现了以前没有的“复合工具”，即用几个部分组合而成的产品，如矛头、矛杆和将它们捆在一起的绳组成的矛，有了细致修整的尖状器和刮削器；其三，埋葬习俗、宗教信仰的起源，如在尼安德特人遗址中不仅发现了墓穴，而且还在墓葬旁边发现了完整的熊的骨架，说明当时人类已有了某种关于死后去向的迷信或宗教观念的萌芽。
距今4万—1万年前，是人类加速进化的时期，早期智人演化为晚期智人，即完全形成的人或现代人。与此同时，由于智力的提高，石器文化也达到新的高度，使旧石器文化达于顶点。其主要特征是石叶工具占据首要地位，出现了标枪、长矛、骨针、鱼叉、枪矛等新工具，骨制品明显增多，还产生了绘画、雕刻等艺术品。石叶工具虽也以石片打制而成，但长度是宽度的至少两倍以上，石器的两条边几成平行。存在于1.9万—1.7万年之间的梭鲁特期的桂叶形石器，其器壁之薄几乎呈透明状。以兽骨、鹿骨、象牙制成的工具或武器，其特点是规格大小变化自如，由于骨质坚韧，不易折损断裂，还可根据需要刻成不同形状，与其他构件连接或拆开，构成“复合工具”，如鱼叉、枪矛等。这不仅增加了工具的品种和类型，也提高了工具和武器的性能和作用，以至于有人估计石叶工具的利用率高出能人的砾石工具200多倍。这是不难想象的。
顾名思义，“旧石器文化”以石器为主，但也有木制、骨制和陶制工具。另外还要加上火的使用。树木作为工具自古猿起就已有使用，在由猿到人的整个演变中不可或缺。旧石器时代早期使用的木制工具在东南亚的适宜环境中被保存下来，旧石器时代晚期发明的弓箭，就更不用提了。骨器在石器时代到来之前就已存在，P.达特在对南方古猿使用的工具进行研究后发现，羚羊角就被南方古猿修理后用作打击工具，且重现率很高。火也是一种工具，其使用不晚于直立人，使用火的遗迹发现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其灰烬共几层、厚达几米。在匈牙利的韦尔特斯泽勒斯，也发现了原始人使用火的灰烬。陶器是伴随着火的使用而诞生的，在捷克多尔尼·维斯托尼发现的窑坑和烧制的人和动物陶像，存在于2.8万年之前，说明人类此时已开始有了制陶技术。
旧石器时代文化，并不仅仅限于上述石器等工具的制造，还表现在雕刻和绘画上。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在匈牙利塔塔发掘出的莫斯特文化中，就发现过一块约10万年前的猛犸象牙板，被雕刻成舌形椭圆状，被认为是供佩戴的随身护符，表明一定的审美意识的出现。但雕刻和绘画的真正产生，还是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其主要表现是大批岩壁雕像和洞穴壁画的出现，这类雕刻和绘画遍布于从乌拉尔到大西洋的广大地区，其中心在法国和西班牙，有壁画的洞穴在法国就不下70处。乳房小、体态丰满的女性小雕像，是这个时期雕刻艺术的典型形象，研究者把它们比附于希腊文化中的“维纳斯”，一般认为这是母系社会的象征。但这个时期造型艺术的最高表现，不是岩壁雕像而是洞穴壁画，重要遗址有法国的拉斯科克斯洞和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这类壁画各有千秋，但所画题材都是野牛、野马，以及其他早已灭绝的猛犸象、毛犀等动物。据勒鲁依古朗对法国65个洞穴壁画的研究，野牛、野马几乎占绘画动物的一半，且往往是野牛位于洞穴中央处的主要壁面，而野马则遍见于其他各处，布局呈现出某种规律。他猜测，这既与原始人可能萌发的世界阴阳两极的思维有关，也与当时社会以女性为中心的结构有关，是旧石器时代宗教信仰仅有的残留。
但作为原始艺术，它们表现的主要形象是牛、马等动物，而不是人和植物，即使几十匹马、几十头牛画在一起也是单个排列，说明它们还不存在构图和情节，只不过是当时某种宗教活动的“道具”，与日后人类“美化生活”的艺术品不可相提并论。总之，虽然它们标志着艺术的诞生，但在性质上还是原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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