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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女性主义理论经典之作,开创《阁楼上的疯女人》先声
☆本书直接启发了《阁楼上的疯女人》。
☆本书英文原版在豆瓣上收获9.4高分。
☆本书1977年出版后多次再版,成为文学系的书目。
2.重构属于女性自身的文学传统
☆本书一方面跳出了了男性文学的框架,重构了属于女性自身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论述了女性写作的困境,揭露了男性抑制女性写作的种种表现。
☆本书不仅论述了那些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女性作家,也发掘了那些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女性作家,为我们描绘出一幅19世纪至当代英国女性文学的全景图。
3.受到作者认可的经典译本,译注详尽,方便读者进一步阅读
☆作者对中译本大加赞赏,并亲自撰写序言。
☆北京大学韩敏中教授经典译本,收获无数好评。
☆精心添加106条译注,既补充历史背景,又指明文献来源,方便读者进一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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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这是一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里程碑式的著作。《她们自己的文学》讲述了19世纪至今英国女小说家的故事,重新构建了独属于女性自身的文学传统。本书不仅分析了夏洛特·勃朗特、乔治·艾略特、弗吉尼亚·伍尔夫等耳熟能详的小说家,更是将目光投向众多湮没于文学史的女性的生活和作品。她们面对男性批评家的冷嘲热讽、家庭和事业并挑的两难、性别认同的困境,仍以写作为业,创造出了绵延不绝的女性文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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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美]伊莱恩 ·肖瓦尔特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曾经担任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长,也是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的成员。曾获美国杜鲁门·卡波特文学批评奖。她经常活跃在英国的广播和电视上,并且担任布克文学奖、橘子文学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评委。
韩敏中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文学教学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并从事人文教育相关的话题研究工作,有关于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文学译著多部,包括《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9 世纪英国 :危机与变革》《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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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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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序言
1 女性传统
2 女性小说家与写作意志
3 双重批评标准和女性小说
4 女性小说的女主人公:夏洛特·勃朗特和乔治·爱略特
5 女性小说的男主人公:女性笔下的男性
6颠覆女性小说:惊悚小说和女性抗议
7 女权主义小说家
8 女作家和选举权运动
9 女性美学
10 弗吉尼亚·伍尔夫:遁入双性同体论
11 女性美学之后:当代女小说家
12 大笑的美杜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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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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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我着手写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以 来,对妇女写作与女性文学史的研究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尤其是对女性文学的关注,在计算机处理、编目分类和文学研究方面的巨大发展,以及文学学术的全球化——都影响着我的记忆:虽然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初为女性主义批评者的时代过去不算很久,但是那个时代已经显得越来越奇异、遥远和陌生。
首先,做妇女作家的研究,即便是研究那些受到好评的维多利亚小说家,也被视为有点女子气,不是文学学者所应从事的严肃工作。同时,许多19世纪英国女作家的作品在那个时期很难获得。一些重要的收藏散见于美国各地,如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伊利诺伊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要得到这些藏品并花足够的时间去探索,那是花销非常昂贵的事。除了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其他人鲜有平装本作品,于是我开始在旧书店、教堂和慈善义卖会以及拍卖品目录册等处搜寻女人写的小说。那时几乎没有女性小说的可靠版本,只有极少量维多利亚女作家的传记和屈指可数的那么几部女作家的书信集。那时也根本没有专门研究妇女或她们的文学的学术期刊,在专业的文学期刊上几乎看不到对她们作品的批评。我既然试图确定一种女性文学传统的范围并勾勒出其样貌,就需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多多阅读女小说家,多多阅读其小说作品。
1973 年到 1974 年,我花了一年时间在伦敦为我的书做研究,不仅阅读小说本身,还读了大量的杂志、日记、手稿、私人存档,以及有关争取妇女选举权的人士等妇女团体的社会文献。当然,在没有计算机、数字化和因特网的时代,学者必须四处旅行、搜寻,直至找到原始资料,还需花费很长时间对材料进行条分缕析,并做大量的笔记。我在大英图书馆那间著名的圆形阅览室里做研究工作,在过去的日子里,从卡尔·马克思到弗吉尼亚·伍尔夫等几代伟大的学者和作家都曾在那里从事研究。我也在伦敦图书馆做研究,那是托马斯·卡莱尔在1841年创建的一所极佳的私人图书馆,使用过该图书馆的人中就有狄更斯和萨克雷。
文学学者通常都会奔这些规范的图书馆而去,但我还在妇女收藏资料馆里度过了许多时光。坐落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的一所老宅里的福西特图书馆,那时仍然是福西特学会——20 世纪初参加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妇女的会社——的总部所在地。她们每月碰头一次,听一个讲座,并计划要搞的活动,例如每年向她们的创始人米莉森特·加勒特·福西特(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的塑像献上一个花圈。福西特图书馆堆满了杂乱无章、不分编目却又令人惊叹称奇的文献和书籍,它们拥塞在一个个小房间的架子上或零散地摆放着;然而那里也是年轻的女性主义史学学者和文学学者的非正式俱乐部。你只要在来访者登记册上签上名字,就必定会在用茶和吃点心的时候遇到一些别的研究者,大家交换信息,互通有无。在伦敦的另一头,在肯辛顿宫的地下室里则收藏着“一战”前参加绝食抗议并被捕入狱的选举权女斗士的有关文件和各种有历史纪念价值的物品;我在那里也度过了许多时日,阅读她们的日记、信件、故事和小说。
1974年的冬季,英国各地都有产业工人罢工,全国性的停电事故频频发生,这就使得 20 世纪70年代初期的伦敦更平添了一层维多利亚时代的气氛。一个星期中总有好几次,我们会凑在烛光下读书,没有暖气。英国人管那个时期叫“不满的冬季”,但我正有滋有味地奔跑于英国各家地方图书馆之间,四下追寻着那些被遗忘的女小说家的书信和日记,由此成为某位作家逝世以来打开一盒信件或读到从未有人触碰过的日记的第一人,我乐在其中。
“萨拉·格兰德”(Sarah Grand)就是这些作家中的一个。她的私人文件由她的一位忠实的陪伴者遗赠给了巴斯(Bath)市立图书馆,自此从未被打开过。在20世纪70年代我重新发现格兰德的时候,她已完全湮没无闻,可现在她被视为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重要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和有创新精神的小说家。中国读者可能有兴趣知道,她嫁给了一位军医,1871—1878 年间跟随他四处旅行,曾在斯里兰卡、新加坡、日本和中国等地生活过。在她的第一部小说《艾迪阿拉》(Ideala,1888)中,那位有自传色彩的女主人公在伦敦的一次茶话会上告诉英国女人,她去过远东。“‘哦,很怪异吧,中国的生活?’有人问道。‘看起来是不一样,’她说,‘但感觉和我们的生活很像。’”
如今大英图书馆已经搬出大英博物馆,在圣潘克拉斯国际终点站附近拥有了自己具有最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大楼,而那间老阅览室里的图书和目录早已撤走,再次成为一个展览空间。伦敦图书馆则彻底翻新并扩大了。甚至争取选举权的团体的文献资料、刊物和书信等也被堂堂正正地收藏在伦敦东面一座崭新的楼里。所有这些图书馆都已经数字化,在网上即可调阅使用。21世纪的学生不再需要为阅读维多利亚女作家的作品而跑到剑桥、洛杉矶或伦敦去,他们很容易得到多得数不清的版本和在线文本,而后者只要有计算机的地方都可以读到。在有限的时空中为特定的读者所写的书,现在很轻易地就能在世界各地读到。
在写作《她们自己的文学》时,我用一个美国人的眼光在审视一个并非属于我自己的英国文学传统,然而我渐渐感到我对这些女作家的亲近感更胜于自己的姐妹。我努力地找出女性进入文学市场、改变市场并被市场所改变的过程;尽管我密切关注的是150年间英国的一群作家,然而上述过程似乎已为许多地方(我不曾造访过的地方)的女性作品评论者和读者所熟悉。这部书由聪慧、细致、热忱的韩敏中教授译成中文,我感到很幸运。我希望中国读者和学者也能从这一文学中认出自己的面孔和故事,虽然这并非他们自己的文学,但它是不会让人有陌生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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