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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作为二战后最为知名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常与诺姆·乔姆斯基、汉娜·阿伦特、苏珊·桑塔格并称,而唯独他靠教授文学为生,并从比较文学的专业出发,发起对西方殖民主义遗毒和帝国主义文化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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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萨义德精读本(1966-2006)》由穆斯塔法·巴尤米、安德鲁·鲁宾编选,涵盖萨义德四十年治学生涯,从爱德华·萨义德二十余部著作(包括遗著)摘选关键篇目,既重温《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的精彩论述,又提示读者关注萨义德身为康拉德研究专家、古典音乐评论家、社会活动家等多重面向。无论是分析犹太复国主义还是巴勒斯坦问题、简·奥斯汀还是叶芝、知识分子的担当还是解读“流亡之乐”,处处体现着萨义德明晰而有力的思考。
本书由玛利安姆·C.萨义德女士撰写序言,穆斯塔法·巴尤米、安德鲁·鲁宾两位编者撰写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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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 1935-2003)
文学评论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系教授。所著《东方学》开启后殖民研究,另有《康拉德与自传的虚构》《巴勒斯坦问题》《音乐的阐释》《知识分子论》《文化与帝国主义》《弗洛伊德与非欧洲人》《从奥斯陆到伊拉克及路线图》《论晚期风格》等二十余部著作。
穆斯塔法·巴尤米(Moustafa Bayoumi)
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英语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系获得博士学位。所著《成为问题的感觉如何:在美国的年轻阿拉伯人》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阿拉伯裔美国人非虚构类图书奖,文章见于《卫报》《国家》《伦敦书评》等报刊。
安德鲁·鲁宾(Andrew Rubin)
在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系获得博士学位,2002年至2014年任美国乔治城大学助理教授,目前在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做访问研究。著有《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编有《阿多诺新论》(与奈吉尔·C.吉布森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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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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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玛利安姆·C. 萨义德 i
引 言 穆斯塔法·贝尤米和安德鲁·鲁宾 i
第一部分 开 端
1 个性的主张(1966) 3
2 巴勒斯坦人的经历(1968—1969) 15
3 叙事小说中的干扰和权威(1971) 44
第二部分 《东方学》及其后
4 东方学(1978) 73
5 从其受害者立场看犹太复国主义(1979) 132
6 作为新闻的伊斯兰(1980) 199
7 旅行的理论(1982) 229
8 世俗批评(1983) 255
9 叙述的许可(1984) 284
10 内部(1986) 313
11 叶芝与去殖民化(1988) 342
12 作为极致场合的表演(1989) 370
13 简·奥斯汀和帝国(1990) 403
14 知识分子的流亡:放逐者与边缘人(1993) 428
15 中东“和平进程”:误导的意象和残酷的现实(1995) 443
第三部分 晚期风格
16 论注定失败的事业(1997) 465
17 关于撰写回忆录(1999) 497
18 定义的冲突(2000) 516
19 作为知识分子的演技大师(2000) 541
20 巴伦博伊姆和瓦格纳禁忌(2002) 559
21 弗洛伊德和非欧洲人(2003) 569
22 尊严与团结(2003) 598
23 回归历史语言学(2004) 610
24 适时与晚期(2006) 636
注释 658
附录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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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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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对于使人类历史变得丑陋的那些残暴行径和不义之举,人文主义是我们唯一的——我甚至斗胆说——最后的抵抗。
——爱德华·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
在翻阅这本新版文选的内容时,我与爱德华·萨义德共同生活了近三十五个春秋的往事历历在目。即时映入眼帘的,是他问我有没有读过约瑟夫·康拉德《黑暗之心》 的场景。彼时爱德华和我相识未久,我说康拉德的书我只读了《吉姆爷》,他便坚持要我读一读康拉德的那部杰作。我后来的确读了,是我怀上了我们第一个儿子瓦迪时读的。当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注册了爱德华讲授的“现代英国文学” 的本科课程。其他学生不知我有身孕,也不知我是爱德华的妻子。但那个学期行将结束时,我们第一个儿子瓦迪出生了。有爱德华的无限精力和无尽知识作为养分,我们这个年轻的家庭散发着某种独特的智识的生机。我的幸运自不待言: 在我周围,思想观念和讨论交流触手可及,学术同人成为家庭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还记得婚后数月,爱德华就接到了某出版社的一份撰书合约。我本以为写作内容与他推崇备至的英国讽刺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有关。可是出乎我意料,爱德华选择了另一完全不同的主题。此书题为《开端: 意图与方法》,是在我们的女儿娜吉拉出生几天后付梓的,爱德华因此将书献给了他的三位家人。那时我帮他整理手稿,孰知《开端》 一书在某种意义上亦成了爱德华新的开端,从此他便踏上了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的创新之路。
《开端》 一书出版未几,爱德华和诺姆·乔姆斯基开始讨论合著一本关于中东问题的书,可惜他们这么做时间实在不够。然而与诺姆的讨论间接触发爱德华着手《东方学》 的研究和写作,是时他正以研究员的身份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修。我作为他的研究助理,日日泡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浏览一排排书架并查阅所有那些精妙卷帙。到 1976 年秋,他已经撰写了《东方学》 中足够的篇幅,得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高斯研讨会(Gauss Seminars)上发表。听众的反应非常激烈。爱德华受到批评、 质疑,有时还受到严厉指责。但他回顾那些研讨会的经历,总将它们看作某种他通过的某种测试,并说他从中获益良多。
但研讨会的经历与《东方学》 公开出版后大众的反应相比,我们才知道那真叫小巫见大巫。爱德华对此书在各个学科引发的天量评论大为惊讶。评论者似乎泾渭分明,或是庆祝《东方学》 问世,或是对这本书的存在反感厌恶,鲜见中间立场。仿佛一夜之间,爱德华就成了一个世界闻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东方学》 与爱德华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巴勒斯坦人的流亡经历有着深切关联。他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参与,很大程度上是经1967年的那场战争形成的,当年我们在纽约各自见证这场战争。目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重创对我们造成了深刻影响; 此事促使爱德华前往约旦访问,1970年“黑色九月”冲突前数日,他还和许多直接参与这场解放斗争的人士见面。在美国,他在一种人们对巴勒斯坦人或视而不见,或按成见把他们视作恐怖分子的文化氛围中,成为巴勒斯坦人的一个重要声音。爱德华不知疲倦地为巴勒斯坦事业奔走,1974 年亚西尔·阿拉法特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就是爱德华翻译的,他还撰写了部分发言。这些经历使爱德华最终写出《巴勒斯坦问题》,一本研究透彻而亟需的关于巴勒斯坦人悲剧性遭遇犹太复国主义的书。《巴勒斯坦问题》 出版于1979年,是年稍后相继发生伊朗革命和人质危机,未几伊斯兰成了大众挂在口边的话题。爱德华的下一个写作项目《报道伊斯兰》 也日渐明朗,该书以批判眼光审视西方媒体描绘的伊斯兰和穆斯林,于 1981 年出版。
《最后的天空之后》 是爱德华与瑞士摄影师让·摩尔的一个合作项目,其主题围绕如何再现以色列军事占领下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经历展开。摩尔拍摄了巴勒斯坦人在军事占领区日常生活的大量照片,我清楚记得那段时间爱德华面对这些黑白摄影,反复掂量应该选用哪些作为写作素材。
1986 年出版的《最后的天空之后》 并非爱德华与他人合作的唯一作品。1990 年代初,他与举世闻名的以色列钢琴家兼指挥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相遇,凭着对西方古典音乐的共同爱好,二人克服了文化上将他们区隔的各种障碍,成了莫逆之交。2001年,爱德华和丹尼尔录制了一组生动的音乐对话系列,以《平行与吊诡:对音乐和社会的探索》的标题出版。他们将此书献给西东合集(West-East Divan) 乐坊的一群音乐家,该乐坊是一个他们共同创办的项目,使以色列和阿拉伯的青年音乐家在一起交流。
爱德华在事业鼎盛期的 1991年意外诊断出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这是个令人难以承受的消息,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爱德华决定公开谈论自己的病情。他的坦诚无忌使他得以“承压前行”,每当他情绪低落时,他都经常以此自励。在家中的书房独自伏案写作,是他对死亡判决唯一真实的挣脱,而且成果惊人。从 1993 年到 2003 年去世,他写了十三本书和几十篇文章。
这一切为之不易。1998 年他接受了一项实验性治疗,该疗法产生的副作用堪称酷烈。但在疗程间隙,他仍振作精神,撰写并完成了他的回忆录《格格不入》(1999)。之后到 2003 年 9月 25 日去世,他又完成两本书: 为在伦敦的弗洛伊德博物馆讲座而作的《弗洛伊德与非欧洲人》(2003); 为哥伦比亚大学莱昂内尔·特里林讲座而作,和为剑桥大学的艺术、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中心系列讲座而作的《人文主义和民主批评》(2004)。
爱德华去世时,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晚期风格的书,这个题材从他诊断出白血病时就已经形成且从未中断思考。直觉告诉我爱德华是写不完这本书的。迈克尔·伍德,我们的好友,也是爱德华的同事,编辑和汇总了我们能找到的爱德华《论晚期风格》 的手稿,显而易见,在这个主题上爱德华留下的只是一部分,未竟之言要多得多。我记得他说起有意撰写莎士比亚、索福克勒斯、 马哈茂德·达尔维什等人的晚期风格,以及约瑟夫·康拉德最后一部小说《胜利》。但本意并不是想由别人来编辑的。
如同他的另一本书《音乐的极境》,《论晚期风格: 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 也是在他身后出版的,前一部出版于2008年,后一部2006年。目前这部《爱德华·萨义德精读本》 与 2000年出版的第一个选本相比,增加了后续出版之书的内容,还增加了几篇未包括在第一个选本中的内容。我很高兴看到此书收录了《论注定失败的事业》,这是我偏爱的爱德华的随笔之一,该文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 纪念爱德华·萨义德讲座的基石。在《适时与晚期》一文中(该文最初为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的一个讲座而作),爱德华就病疾之于时间推移这个概念可谓与之苦苦缠斗不已。
2000年《爱德华·萨义德读本》 首次出版时爱德华还活跃在世,两位编辑穆斯塔法·巴尤米和安德鲁·鲁宾得以从他那里寻求对缀辑的建议和影响。他们二人都是爱德华的博士生,安德鲁也是他的研究助理。感谢他们二人为承担此读本更新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他们为保持爱德华观点鲜明所做的一丝不苟的工作本身说明了一切。
爱德华留下的诸多遗产之一是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它一直在茁壮成长,巡演地点包括世界上一些享有极高声誉的音乐厅和音乐节。去年,一所从事高等音乐教育的新机构,位于柏林的巴伦博伊姆—萨义德学校(Barenboim-Said Akademie) 正式成立。这所学校本身即是一种对位法——一个音乐术语——的实验产物,爱德华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中首次用这个词来描述某种文学解释的形式,即强调未言之言很可能与既言之言同样重要。对位法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声部的配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 相互依存的,但在旋律和节奏上又是独立的;爱德华常用该词及其概念讨论流亡者的文化视角。他在《关于流亡的思考》(2000)中写道: “大多数人主要都会意识到至少一种文化,一个环境,一处家园; 流亡者则会意识到至少两种,这一视野多重性唤起他们对同时并存之各维度的意识,这种意识——借用一个音乐术语——是对位的。”
对位法在爱德华眼中远非一个生硬的音乐譬喻,相反,他视其为一个机会: 我们必须相互作用影响,拆除那些将我们分隔的高墙和藩篱,质疑我们的臆断,回应我们的恐惧,倾听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现在成立了这所学校,这个对位的家园,在此学生们可以在室内乐中演奏不同的对位声部,可以在哲学课堂里讨论不同的对位观点,也可以通过他们之间人与人的互动,以一种对位的方式去生活。
《开端》 开启了爱德华通向世界的学术创新之旅。《人文主义和民主批评》 则是最后的总结。两者之间的所有篇章,有如对位声部,都是相互关联的。
玛利安姆·C. 萨义德
2018 年 5 月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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