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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本书是杨儒宾教授关于孔子及其前“儒学”的思想史研究,作者熟稔三代史、考古学、神话学、儒学史与古文献文字等多个领域的方法与材料,故研究架构宏大,功力深厚,视野广阔。
“孔子之前的儒家传统”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今日学者所提,其倡议者正是孔子本人;他在《论语》一书中即不时提及古代圣王,拳拳服膺弗失。
孔子的圣人观远有所承,其圣人名单是前代哲人特意挑选的。以《尚书》《论语》为轴心的儒家圣人观是先秦儒者在各种并存模式中披坚执锐、摧陷廓清、竞争而成的太古图像。如果要找到贯穿历代儒者信念的法则,那么自帝尧至孔子的一贯精神当是其中一条。
——杨儒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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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原儒”指的是自尧舜以下直至孔子的圣贤及其儒思。儒门虽自孔始,儒思却其来有自,还原儒学以孔子的面貌问世之前的原初形态,把握儒学在前孔子时代的起源与性质,有助于我们理解上古中国文化价值的蜕变逻辑。
本书从神话传说、经籍史料和出土文物中取得线索,追溯“原儒”的谱系与事件,展现“原儒”如何在巫教、夏、商时期氤氲成形,在两周成就以文王、周公、孔子为代表的经学人文新时代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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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杨儒宾,台湾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台湾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学、神话思想与身体理论。著有《儒家身体观》《儒门内的庄子》《五行原论:先秦思想的太初存有论》《道家与古之道术》等,译有卡尔·荣格《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从易经到禅》、米尔恰·伊利亚德《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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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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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一章 当代学术视野下的经学
第二章 经学的“经”与“学”
第三章 帝尧与绝地天通
第四章 大禹与九州原理
第五章 飞翔年代:巫教工夫论
第六章 恍惚的伦理:先秦儒家工夫论之源
第七章 殷周之际的纣王与文王:新天命观的解读
第八章 对越精神的兴起:周公的“制礼作乐”
第九章 陬人之子孔子:仁与族群政治
结语 未济终焉心缥缈
参考书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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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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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儒”之“原”释义
*文本选自《原儒》,稍有改动,注释从略。
杨儒宾
本书探讨孔子之前的哲学,书名称作“原儒”。孔子之前有没有哲学?孔子之前有没有儒家?孔子之前有没有“儒”这样的身份?儒家的源头在何处?在目前的学术处境,这些提问仍然容易引发争议,但既然本书的视角未必为目前学界所熟悉,所以还是不得不稍加些烦琐的讨论。
关键的原因之一在于“哲学”是个新兴的外来语,作为学科名称的“哲学”一词并不是出自中国原有的知识系统,而是近代西方知识体系进入中国并影响中国的学术建制的一个概念。这个作为philosophy的东方化身的“哲学”进入中国,取得发言位置之后,虽然才不过百余年,它实质上即取得对中国传统重要知识体系如经学、子学、玄学、三教等重新定位的作用。在这种重新定位的过程中,何者是哲学?何者不是哲学?什么叫哲学?这类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即不能不生起。如果依目前学科建制下的“哲学”包含知识论、形上学、伦理学等诸大的类目以作判断,孔子之前当无“哲学”可言。
但如果依传统儒家自己建构的思想系谱,孔子之前有没有哲学的问题根本不需要提,也无从提起,因为严格说来,“哲学”这个概念在儒学的知识光谱中没有出现,所以在儒家义理的传承中也没有位置。既然没有“哲学”一词,如何论儒家的哲学传承?但儒学这个大知识体系当然有儒学传承的脉络,孔子之前有前贤往圣,孔孟之道继承三代圣王,尤其上承三代之前的尧舜之道,这样的叙述是被历代儒者视为自明的。孔子的思想前有所承,他自己也是承认的,《论语》终篇的《尧曰》直可视为儒家版的《传灯录》。孔子的孙子子思也说其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准此,在中、西混合语境的前提下,虽然哲学的内涵为何仍有待厘清,但我们如接受“哲学”这个词语在当代的人文科学的建构中居有、统合一套东、西相关领域的知识,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概念在知识群体的使用中逐渐凝聚成它的本质,像“儒家哲学”这样的概念基本上已成为学界常使用的语言。因此,我们依义不依语,从儒学的内部考虑,“孔子之前的哲学”之提法当也可以成说。
“原儒”的“原”字也须解说,“原”字意指儒家之原本。“本”字带有时间的蕴意,也有依据的隐喻,所以“原本”既有历史义,也有规范义。如果取历史义的话,“原本”义略同“源头”义,“原儒”一词意指探讨儒家的时间性源头。“儒家”是历史上出现的学派,它由孔子所开创,儒家源头只能指向儒家前史的阶段,那是孔子之前、诸子百家的分化尚未萌芽的时代。早在《汉书?艺文志》时期,班固论九流十家的起源,他溯源儒家至王官的“司徒之官”,其说已开启了儒学源头的议题。20世纪新的学术机制启动后,历史意识大彰,章太炎首开儒学之源的议题,后人继之,儒学之源俨然成了人文科学颇受注目的题目。
但“儒家”一词如果取规范义的话,它的内涵与起源应当有另外形式的理解,它乃依经学的叙述而成立,无经即无儒家之教。经学的成立是历史事件,经学的内涵也要在经学史的过程中展开,但由于经学本质上即是规范性的学问,没有规范即不成为经,所以只要经的意识一成立,经学的历史性议题经过“经”这个概念的转化,它即会指向非历史性的根源,事实上也就是义理成立的依据。经学作品所述及的儒家传承往往有历史叙述的形式,却带着非历史性的内容。如《尚书》所述及的远古圣王的传承,这些叙述总有些带有历史的知识,如洪水事件、历象授时事件等等,但这些历史性事件的形式总和一些非历史性的意义联结在一起,如尧、舜的圣之性格,如禅让的政治的理想性格云云。历代儒者阅读这些文献时,不是从文献学的、历史学的角度阅读之,而是跨时间性地、非历史性地以倾听经典发声的方式贴近之。孔子之前已有“六经”,经的意识早已有之,孔子之于“六经”所记载的古圣王,即是信而好古,倾听其隐语微衷的。此时的“原儒”之“原”即是取其义理根据之义。
孔子是儒学史上关键性的人物,更恰当的说法当说他是中国文明史上关键性的人物。从许多不同的观点着眼,我们都可以将中国文明史依孔子的出现分成前后两个阶段。从儒学史的观点立论,孔子出现于历史之所以为关键,在于它划分了两个性质大不相同的时代:一个是孔子之前,“六经”所代表的时代,笔者称之为经学时代;一个是他之后,由广义的诸子百家所代表的时代,笔者称之为子学时代。这两个性质大不相同的时代在孔子身上完成嫁接转换的工程。孔子之前的时代精神见于“六经”,“六经”的内容于今视之,成立的年代多有争议,定本何时成立,甚至是定本该如何定义等等,盖亦难言。可以确定的是,每部经的定本年代不会一样,其下限年代也不同,比如《易?系辞传》成立的年代当在孔子之后。但经部或经学之名出现的年代和经学内涵出现的年代不一样,经学内涵和经的意识泯不可分。大体而言,“六经”主干可视为孔子之前的文化传统的总集,它是三代及之前的文化共同体的具体内容。经的意识何时出现?确切的年代不一定找得到,但大量的道德概念密集地出现于西周,我们不妨将经的意识出现的年代定于西周时期,孔子继“六经”而兴。
孔子之后的时代精神表现则见于诸子百家,诸子百家可扩大解释,它不只指向战国时期的儒、墨、道、法诸学派,它也包含佛教流传中国以后形成的各宗派。诸子百家承“六经”而发,如《庄子?天下》说的,“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我们把“六经”以及“六经”所述及的远古时代视为一个段落,称之为经学时代,它包含“六经”文本成立时期的经的时刻以及“六经”所述及的史前时期的文献、传说与神话。孔子之后的义理发展,可称作子学时期,它包含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于中土境内的诸子百家思想以及秦汉后因佛教东来引致的长期的三教竞合的各派思想。子学时代的思想可溯源于“六经”,“六经”的经学也活跃于子学时代,但其时的道术已为天下裂。孔子的出现可视为子学时代的先声,也可以视为经学时代的殿军。
本书溯源导河,九派流通,经学在先,子学继之。本书设定经学在先,此一设定一方面是历史的叙述,“六经”先于诸子百家而成立,它的内涵指向道术为天下裂之前的文化总体。但此处的“先”字更指向非历史意识的模范、典型,或者说“原型”意识,亦即经书中所出现的圣人及其行事,在关键性的经的时刻出现后,被称为文化世界的典型,为尔后一切后续事件所仿效。窃以为“原”表时间义,或表原型义,言各有当,未必矛盾。即使“原”表原型义,任何时代的儒者进入经的世界时,他仍不能不将时代的处境与个人的关怀带进去。经学的诠释总是存在性的,它的原型中总有时间的痕迹,时间性中也有原型的依据。
从经学、子学的关系思考,我们可以说经学时期的道术之展现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基础,子学时代的百家争鸣从事的则是深化中国文明精神的事业。子学时代继经学时代而起,但经学时代从来没有真正地过去,它的内涵仍会渗透到子学时代的哲人的反思当中;也就是说,从价值体系的观点考虑,“经”的上层位阶或指导位阶从没消失过,直到20世纪以后才产生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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