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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50年的历史，我们只知道结果，却从未关心过程；
我们看似熟知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等事件，但其成因、过程、人物的动机，却不甚明了。本书恰恰通过追究此类历史书写中“不甚明了”“一笔带过”的重要事件的深层动因和发生机制，填补过往认知中“日本为何以及如何侵略”的关键过程。
四条线索、全景式洞悉日本帝国的兴衰起落；
提供内政、外交、战争和历史人物四条线索，多维度还原日本帝国崛起与崩溃的多重原因。究竟谁来承担日本帝国堕入深渊的责任？是天皇、政治家，还是官僚、不法之徒，甚至不成熟的民众？恐怕都难逃其责。
拿起“微距镜头”，还原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珍珠港事件等历史转折点前，日本社会的众生百态；
本书将历史的“微距镜头”转入“舞台后方”——明治天皇明明不想开战，为何无奈同意并含泪写下著名和歌：“四海之内皆兄弟，何以风波乱世间。”？ 几个渔民妻子的井边闲聊，为何直接引发日本民间的全国性大骚乱？
一反严肃的历史书设计，解构主义封面与失序的文字排列，凸显荒诞与唏嘘；
封面展开为一个解构后的日本国旗，代表日本帝国从扩张到崩坏的过程。分解后的四个板块分别对应本书的四条线索。失序、倾斜的书名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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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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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的是近代日本如何扩张和毁灭的历史，时限上起1895 年，下至 1945 年。从四条线索——内政、外交、战争、历史人物——出发，揭露对外扩张和自我毁灭，这一明一暗、并列前行、交互作用的双重历史进程。支撑日本对外国扩张的思想逻辑是什么？导致自我毁灭的制度根源又是如何？天皇、政治家、官僚、民众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 本书旨在揭示日本帝国形成、发展和崩溃的轨迹，分析诸多历史现象背后的特殊性与逻辑关联，让事实自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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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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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兆琦，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东京大学博士，历任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特别研究员、埼玉大学非常勤讲师。专业方向为日本近代史、政治思想史，著有《鉱毒問題と明治知識人》（東京大学出版会，2020年9月），曾获日本思想史学会奖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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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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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近代日本的成功与挫折 /1
第一章 明治的遗产（1895—1912）
一 天皇制的双重性格 /13
二 多头一身的怪物（上）：元老、内阁与官僚 /21
三 多头一身的怪物（下）：政党、议会与军部 /32
四 甲午战前的东亚政局 /43
五 大清是怎样输给日本的？ /52
六 三国干涉与卧薪尝胆 /60
七 “暴发户”的战后经营 /67
八 围绕朝鲜半岛的日俄交涉 /81
九 日英同盟 /89
十 日俄开战 /96
十一 第零次世界大战 /104
十二 桂园体制的形成 /117
十三 “一等国”的诞生 ：日韩合并 /127
十四 明治的落幕与大正的开场 /136
第二章 大正时代的光与影（1912—1926）
十五 《千本樱》与大正时代 /147
十六 辛亥革命与一战的“天佑” /155
十七 “二十一条”与中日关系的转折 /165
十八 出兵西伯利亚 /176
十九 米骚动与巴黎和会 /185
二十 原敬的梦想 /195
二十一 华盛顿体系下的日本 /205
二十二 裁军与关东大地震 /215
二十三 两大政党制的形成 /224
第三章 昭和时代的暗云（1926—1936）
二十四 昭和的始动 /235
二十五 币原外交与田中外交 /246
二十六 昭和陆军的形成 /256
二十七 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 /266
二十八 统帅权侵犯 /276
二十九 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构想 /282
三十 石原莞尔的“最终战争论” /293
三十一 关东军的暴走 ：九一八事变 /302
三十二 政党政治的终焉 /312
三十三 孤独的岛国 /322
三十四 广田外交 /331
三十五 “天皇机关说”事件 /342
三十六 帝国的暗杀政治 /354
三十七 皇道派的全盛与没落 /363
三十八 二二六兵变 /371
三十九 广田弘毅与近卫文麿 /379
第四章 走向崩溃（1937—1945）
四十 七七事变 /393
四十一 全面抗战 /403
四十二 北进，还是南进？ /415
四十三 三国同盟 /426
四十四 日美开战前夜 /437
四十五 偷袭珍珠港 /444
四十六 转折 /452
四十七 胜负已分 /462
四十八 玉音放送与日本投降 /472
四十九 战争责任 /483
五十 丸山真男的赌注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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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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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
中日两国迥然相异的近代命运，曾让我困惑不解。常有人说， 中日一衣带水，同文同种。两国不仅毗邻而居，在文化上也相互接近，同属汉字文化圈和儒学文化圈。直至近代，中国一直是“导师”，日本则是“学生”，日本不仅从中国输入了汉字、佛教、儒学和律令制，还曾数次加入朝贡体系，对中国表示过臣服。
那么，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两国为何走上截然不同的近代之路？为什么明治维新可以帮助日本成功转型，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都无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悲惨命运？为什么国土面积仅相当于云南一省的日本，能够击败中国和俄国，成为东亚霸主？为什么仅有中国五分之一人口的日本，能够侵占中国的半壁江山，又将半个亚太收入囊中？日本帝国的野蛮性和侵略性是什么？其近代化的经验和教训又是什么？带着种种疑问，我开始学习日本历史。经过十多年的学习，我逐渐意识到，这种提问方式或许存在问题。因为中日两国虽然拥有相似的历史遗产，但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社会形态上差 异巨大，简直如同两个世界。
首先，在明清中国，皇权主宰一切，由于缺乏挑战，整个体制如同铁板一块，除非改朝换代，否则很难松动。相比之下，德川时代的日本是个大名联合国家，将军执掌中央政权，大名控制地方权力。中央政权统治弱化之时，地方大名可伺机而起，抗衡中央。国家权力的多元和分散为政权的自我更新提供了契机。其次，明清中国的统治阶层是士大夫，而德川日本的统治阶层是武士。儒学是中国的官方学问，也是统治思想和主流价值观。受制于儒学的大一统地位，中国士人很难改变思维模式，接受近代的科学精神。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儒学的影响虽然不小，但它既不是官方学问，也不是统治意识形态。因此，在遭受外来文化冲击后，日本武士能够迅速转向西方文明。
最后，常被拿来比较的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尽管发生在同一时期，也都是由统治阶级发起的自救运动，但洋务运动旨在维护旧制度和旧文化，明治维新则旨在建立新制度和新文化。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是传统社会的受益者和捍卫者，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则是传统社会的受害者和破坏者。洋务运动只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采用了某些西方技术，但未触及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本身。明治维新则在诸多方面进行改革 ：在政治方面，废除了封建领主制，创建了集权统一的国家，并导入了君主立宪制和民选议会制 ；在制度方面，废除了旧的法制，编制了新的法典，并对司法机构进行了改革 ；在军事方面，引入了征兵制度，建立了国家常备军 ；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废除了武士阶层的世袭地位，倡导四民平等，并努力学习西方的器物和文化 ；在生活方式方面，还确立了新的历法和时间标准。相比之下，洋务运动只不过是一场改良，明治维新却是一场革命。
由于明治维新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就，日本迅速由一个封建岛国转变为一个近代国家，并在 19 世纪“西力东渐”的惊涛骇浪中成长壮大。至 1912 年明治时代落幕之时，日本不仅捍卫了本国的独立和自主，还跻身于世界列强之列。因此，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往往被认为是 19世纪唯一成功实现近代化的非西方国家。
二
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明治维新是成功的，日本为何后来会异变为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为何在战败之后需要重启近代化之路？要知道，从明治落幕的 1912 年至战败投降的 1945 年，其间仅仅相隔 33 年。考虑到这一事实，我们或许只能说，由明治维新开启的日本近代化遭遇了巨大的挫折。
日本近代化失败的原因纷繁复杂，可从多个角度进行解释。简单地说，实现近代化是一项漫长的工程，需要个人、社会和国家这三方的相互配合，缺一不可。在个人的近代化实现之前，社会和国家的近代化无法得到保障。“二战”之前，日本的国力虽然增强了，但并未培养出具有近代精神的国民，也未形成健全的国家机构。
明治维新的元勋们想建立一个平等、自由和繁荣的近代社会，又想捍卫国家的独立和自主，使日本跻身于列强之列。为了实现这双重目的，他们以天皇为核心，组织了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军队 ；为了赋予该政权以正统性，他们要神化天皇的历史（当时的普通日本人早已不知道天皇的存在）；为了唤起日本人的国家认同感，他们还塑造出所有日本人同属一个祖先的假象。他们以皇室为机轴，将国家、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统合起来。他们对内改革，推动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对外扩张，追求亚洲乃至世界霸权。在此过程中，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蔓延开来，不断压制自由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声音。这就造成了政府、官僚机构和军队的权力过于强大，而社会和人民的力量相对弱小。明治维新后成立的新政府，远比它推翻的德川政权更强大、更集权、 更具侵略性。
但是，将日本步入法西斯歧途的责任都归咎于专制政权和暴虐的军队，也并非公允之论。因为在日本转向法西斯的过程中，不健康的民主主义也难辞其咎。
明治维新推翻了封建制度，打破了身份限制，废除了等级差别，带来了相对的平等和更大的自由。明治政府开放舆论，允许民间办报和自由结社，并逐步放宽选举限制，这些政策使得国民大众有机会参与政治生活。就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大众崛起值得肯定，但这一趋势既可以构成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也可能倒向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尤其是在赢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民众产生了“一等国”的民族虚荣感，并开始盲信军事的力量。此后每当外交出现挫折时，民间就会形成用武力解决的强大呼声。民众利用舆论和选票给政府制造压力，给野心家以可乘之机。
此外，作为民意代表机构的议会和政党，到了昭和时代变得越来越堕落。政治家与财阀勾结，漠视大众的普遍利益；议会丧失了监督政府的职能，沦为权力分赃的交易所。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政党不惜与军方和右翼联手，破坏议会政治。持续性的社会分化和间歇性的经济危机，加深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经济和文化的鸿沟，也加剧了民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出于对现状的焦虑，以及对政党政治的失望，越来越多的民众转而支持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把社会问题归结为腐败、邪恶、不具民意代表性的少数阶层，与善良、正义、有民意代表性的多数阶层之间的冲突，从而激发国民大众对精英阶层的嫉恨。极端民族主义则渲染敌人打压、入侵的恐惧，怂恿国民憎恶他国政权和他国民众，以向外宣泄不满情绪。嫉恨和恐惧的大肆泛滥，为社会的持续动荡提供了心理动力，也为法西斯思想的蔓延提供了温床。
可以说，“二战”前的日本只得了民主制度的外壳，并未得到民主的精神。日本的民主制度先天不足，缺乏坚实的历史基础，一旦遭遇危机，很容易被法西斯主义和军部势力劫持，并最终沦为帝国主义的帮凶。
说起来，我最初对日本历史感兴趣，是想要了解日本成功的秘诀，但到后来，反而对日本的失败更感兴趣。这是因为，成功的经验往往可以被复制，而失败的教训却总是被遗忘。正因人类不愿意吸取教训，历史才经常上演重蹈覆辙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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