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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本书可作为清末民初政治史、法律史等方面研究的重要参考。《大清宪法案》系北鬼三郎所作的法律拟制，在晚清中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成为清末制宪官员的囊中书，书中的法律条文从多个面向展现了晚清动荡不安的历史剧变；
2.1909年《大清宪法案》全书收录，呈现法律文本全貌。该书完整收录了北鬼三郎从学理层面对晚清中国所作的宪法草案，共76条，此外，附上其针对每一条“法律条文”所作的法理说明，在还原法律文本的同时，力求展现北鬼三郎针对晚清中国旧邦新造的宪制思考；
3.译本精准流畅，贴合时代语境。该书的翻译难度较大，既要求译者长于语言又熟悉史实，译者用时5年，对原稿进行“本土化”的处理，反复校译，甚至前往日本鱼津，造访北鬼三郎故乡，最终呈现出一部精准流畅的译本；
4.不仅是法律叙事，更是历史写作。作者不仅着眼于拟制的76条宪法条文，更以西方法制为参考，强调了法律条文背后的时代含义，在法律叙事中体察晚清变局中的史事、人物、因果，呈现晚清援西法以自强的衰世景象；
5.装帧精美，设计与内容契合。本书采用内外双封的精装设计，就设计思路而言，晚清之衰，始于战乱，本书为了更好地贴合本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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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一部日本学者为衰朽的中华帝国所作的宪法草案，从法律文本出发，以探寻旧邦新造为题，重返清末制宪的历史现场。
本书为日本学者研究清末宪法的学术作品。作者在清末起草了一部《大清宪法》，共10章，76条。按照宪法草案的结构顺序，北鬼三郎给每一条都注明所参考的对象，并加上或长或短的法理说明，法律叙事皆植根于晚清的衰变，从多个面向剖析晚清中国动荡不安的历史剧变。《大清宪法案》出版后，在中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不仅成为清末制宪官员的囊中书，而且还成为民初修宪者设计国家体制时的理论依据。本书可作为清末民初政治史、法律史等方面研究的重要参考，也可见当时中日学术交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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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
北鬼三郎，1904年毕业于东京法学院，1912年病逝，著有《大清宪法案》。
译者
彭剑，1975年生，湖南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从事辛亥前后的史事研究，著有《钦定、协定与民定：清季制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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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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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宪法案》
立宪预备上谕
立宪继述上谕
例言
《大清宪法案》目次
《大清宪法案》正文
《大清宪法案》法理说明
译者附录
附录一 《大清宪此(法)案》（书评之一）
附录二 《大清宪法案》（书评之二）
附录三 节译日人所著《大清宪法案》
附录四 李景铭节译之《大清宪法案》残件
附录五 《清国中央集权问题》
附录六 《中国中央官制改革案》
附录七 读北鬼氏《中国中央官制改革案》书后
附录八 《清国新内阁官制之公布》
北鬼故乡行纪（代跋）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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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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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宪法案》的写作动机猜测
一个日本人，为何会写一部与中国宪法相关的书籍？俞江曾经认为北鬼三郎是因为受清廷委托而写《大清宪法案》，但当看到《大清宪法案》例言第一条的时候，他放弃了这一说法。这一条例言写道：“本书是我数年来私下研究的一个问题，与将于宣统八年(明治四十九年)宣布的清国宪法没有直接关系，唯借清国为题材，作为钻研学问之一端而已。”俞江之所以一度认为北鬼氏是受了清政府的委托，大概是因为他认为北鬼氏是一个著名宪法学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北鬼氏实在算不得著名宪法学家。即使清政府要委托一个日本学者来制定宪法草案，那也应该请一个著名的学者才对，怎么会找一个没有名望的人来为帝国起草宪法呢？因此，北鬼三郎确实不是因为受清廷委托而写《大清宪法案》。
那么，他写作此书的动机究竟何在？是不是像他在例言第一条中所言，纯粹出于钻研学问的目的？《大清宪法案》初稿完成于1908年2月，正式出版于1909年6月，为何在二者中间还有一份手抄的《大清宪法案理由书》？并且，《大清宪法案理由书》为什么最后出现在中国？联系这些问题，我们就会意识到，其写作动机，似乎不会如此简单。
《大清宪法案理由书》的《例言》最后一句值得注意：“兹届临近完工，谨祝阁下身体健康，且特表敬意。”
这一句提示我们，在初稿完成之后，北鬼三郎之所以要制作这么一份手抄本，乃是为了送给某一个人。那么，他特表敬意的这位“阁下”会是谁？考虑到书稿是关于中国的，并且书稿最后流落到了中国，笔者目前倾向认为，北鬼三郎是将手抄本送给了一个中国人。这一猜测，可以从《大清宪法案理由书》与《大清宪法案》的一点细微差别得到印证：《大清宪法案理由书》中几乎没有照顾日本人阅读习惯的表达，而《大清宪法案》则加上了许多这种表达。《大清宪法案》在日本出版，主要面对的是日本读者，故在行文中特意加上有助于日本人理解的表达(如在中国官署名称后面加一个注释，告诉读者，这个官署相当于日本的什么官署；又如，在光绪某某年之后加一个注释，告诉读者，相当于明治某某年之类)，《大清宪法案理由书》没有这种情况，正好说明在北鬼三郎心中，它的读者对于书中的内容不存在跨文化的难度，能轻松理解。如此，《大清宪法案理由书》应该是被送给了一个中国人。
那么，会是谁？
如前所述，手抄本的第二册上显示，它是容庚在1928年送给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受其影响，笔者曾经怀疑是不是送给了容庚的先辈，因而成了容氏家藏。但是，经查，容庚的祖辈、父辈并不显达，似无缘接受北鬼氏的“敬意”。此书很有可能并非容氏家藏，而只是因为容庚喜欢收藏古物，在市场上看到此书，顺手购得，捐赠给自己任职的燕京大学了。
北鬼三郎等不及正式出版，花费心血手抄书稿送人，受书者应该不会是等闲之辈。1908年秋天，在日本的中国官员中，与制宪问题最为相关的，当系李家驹。李家驹原本是中国驻日大使。1907年，清政府派遣三个大臣分别前往日本、英国、德国考察宪政，受命前往日本考察的是达寿。但是，尚未考察完毕，达寿就因故回国，继续考察的使命落到了李家驹的头上。李家驹的考察工作，是在1909年完成的。宪政编查馆在宣统元年(1909)八月奏派李家驹为本馆提调的时候说他“新由日本考察宪政回国”。手抄本完成的时候，李家驹正在东京。因此，《大清宪法案理由书》送给李家驹的可能性比较大。
很有可能，李家驹接受了北鬼氏的馈赠，并且带回了中国，然后在某个时间因某种原因，书稿流落到了市场上，后被容庚发现，购买了下来，写上“民国十七年三月赠燕京大学图书馆保存”，签上自己的名字，盖上自己的图章，送给了燕京大学图书馆。
如此推测，似乎很圆满，但是没有证据，只能是推测而已。
不过，从北鬼三郎将书稿手抄一份送人，还对受赠者恭恭敬敬地说“特表敬意”来看，他写作此书的动机，应该不仅仅是“钻研学问”。在钻研学问的同时，他似乎也希望引起中国高层的关注。
并且，他如果要送给中国高层官员，还是可以找得到门径的。据1899年发行的《东京法学院大学学制一览》(其时北鬼三郎在学)，在该校任教的学者中，有穗积八束、冈田朝太郎等人。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到日本的时候，穗积八束曾经给考察大臣载泽等人介绍日本宪法；数年后，达寿和李家驹在日本考察的时候，穗积八束是负责给他们讲解日本宪法的最重要的日本学者之一。至于冈田朝太郎，则从1906年起受聘于清政府，任职于修订法律馆等机构，1911年，奉命起草宪法期间，汪荣宝曾经向冈田请教有关问题。另外，前已述及，北鬼三郎在1906年曾作为来宾参加东京法学院大学的毕业典礼，这次毕业的人中，有一个中国人高种，《卒业式》，《法学新报》第16卷第8号，明治三十九年8月1日发行，第96页。此人从1907年起任职于宪政编查馆。老师和学弟，都是可以借力的重要资源。并且，那次毕业典礼的来宾中，还有很多校友和政界高官等，说明北鬼氏至少是有机会认识这些人的，而这也可能成为他将手抄稿送给中国某位“阁下”的渠道。
选自[日]北鬼三郎《大清宪法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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