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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虽为法国社会学家编著，但并不受国界局限。编者视野开阔，将人类社会学史上有重要贡献的思想囊括其中。入选的著名学者共计53位（其中两位是亚洲学者），如齐美尔、马克思、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卡尔?曼海姆、赫伯特?布鲁默、塔尔科特?帕森斯、列维·斯特劳斯、埃德温?勒迈特、丹尼尔?贝尔、尔文?戈夫曼、彼得?伯格、拉尔夫?达伦道夫、弗朗索瓦丝?艾莉铁、雷蒙?布东、安东尼?吉登斯等等。
这些入选的社会学经典文本各自阐明了社会科学的科学态度和思维方式，同时还提供了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学家们所积累的重要知识。它们不仅涉及人类社会的具体案例和普遍知识，同时还传授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在选择这些文本时，编者坚持了一条基本标准，即注重社会学的基本知识，因为社会学是经验科学，而不是关于社会的空谈。之所以强调社会学是一门经验科学，是说明入选文本所呈现的社会学都是与某项具体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它是田野的、统计的或是文献的研究。社会学家从某个具体和历史的现象开始展开分析，呈现自己的研究方法，并进一步构建自己的理论。因此，在这本书中，读者们将会明白社会学家们如何通过理论建构自己的研究对象，规范地表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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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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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亨利·孟德拉斯与法国jiayubu督导总局社会科学专员让·埃蒂安合作完成了这本西方社会学界最重要的文选之一。编者以七十五部社会学著作中的精要部分，呈现人类社会研究中最重大的八个主题，即“文化与文明”、“社会结构与等级”、“性别、亲属与家庭”、“社会关系：交换、权力与组织”、“社会化、越轨与社会调节”、“集体行为与社会冲突”、“信仰、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和“理论与方法”。全书以此分为八章，每章收文八至十一篇，各自以不同角度展现上述主题的不同面向，提供重要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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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亨利?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法国社会学家，曾任巴黎十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巴黎政治学院社会学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农村社会学研究组负责人、法国应用社会学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农民的终结》（1967年）、《社会学要素》（1967年）、《法国第二次革命》（1994年）、《农民社会》（1995年）、《欧洲人之欧洲》（1997年）等等。
让?埃蒂安(Jean Etienne)，早年获得法国社会科学教师资格，随后担任法国jiayubu督导总局社会科学项目专员。从2003年开始，让?埃蒂安升任法国jiayubu督察员，并两度被任命为法国jiayubu经济和社会科学处主任，现任法国jiayubu荣誉总督察员。主要作品有《经济学论文写作》（与René Révol合著）、《社会学领域的四位伟大作家：托克维尔、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与Henri Mendras合著）、《社会学辞典：概念、机制与作者》（与Jean-Paul Roux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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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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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 001
法文版前言 / 005
选文作者简介 / 009
第一章 文化与文明
本章引言 / 003
拉尔夫·林顿
塔纳拉人是怎么变成农民的？ / 007
让·夏贝尔
土布人的氏族、种姓与奴隶 / 015
马克斯·韦伯
古罗马世界衰落的社会原因 / 025
白乐日
古代中国的官僚制度 / 034
马克·布洛赫
作为社会类型的封建制度 / 041
亨利·孟德拉斯
何为农民 / 049
马克斯·韦伯
资本主义精神 / 055
中根千枝
民主是如何进入日本的 / 063
第二章 社会结构与等级
本章引言 / 073
塞雷斯坦·布格勒
何为种姓 / 075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
美国的黑奴制 / 085
卡尔·马克思
阶级斗争与历史 / 097
卡尔·马克思
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 / 106
格奥尔格·齐美尔
贵族制、中产阶级与变革 / 109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
主人与仆人 / 116
埃德蒙·戈布罗
障碍与等级 / 123
大卫·洛克伍德
中产阶级的“虚假意识” / 128
格奥尔格·齐美尔
时尚 / 133
第三章 性别、亲属与家庭
本章引言 / 139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劳动的性别分工与婚姻选择 / 142
欧内斯廷·弗里德尔
寻食、狩猎和园地种植者的两性职责 / 148
弗朗索瓦丝·艾莉铁
性别之异——思想的最终极限 / 155
菲斯泰尔·德·库朗日
罗马时代的父系亲属关系 / 162
埃文斯·普里查德
努尔人的家族制度 / 168
蔡? 华
无父无夫的社会 / 171
爱米尔·涂尔干
夫妻家庭 / 177
弗雷德里克·勒普雷
比利牛斯山区的根系家庭 / 181
塔尔科特·帕森斯
美国的亲属关系 / 189
杰克·古迪
服务于经济增长的亲属关系 / 195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
父权与民主 / 202
第四章 社会联系：交换、权力与组织
本章引言 / 209
马塞尔·莫斯
赠礼与回礼 / 211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相互性的原则 / 215
皮埃尔·布尔迪厄
延迟的交换产生策略 / 220
约翰·沃特伯里
庇护的概念 / 226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
美国人如何凭借结社来对抗个体主义？ / 231
马克斯·韦伯
合法性的类型 / 236
诺贝特·埃利亚斯
权力关系 / 247
马克斯·韦伯
现代官僚制度的理想类型 / 251
米歇尔·克罗齐耶
科层制度的恶性循环 / 258
皮埃尔·格雷米翁
名流的权力 / 269
第五章 社会化、越轨与社会调节
本章引言 / 283
塔尔科特·帕森斯
价值和准则的制度化 / 286
乔治·赫伯特·米德
玩耍与游戏 / 290
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
初级社会化与次级社会化 / 299
尔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的仪式 / 303
爱米尔·涂尔干
犯罪的正常性 /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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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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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我们身处跨学科时代
蔡? 华
读什么书？怎样读书？这是学子们代复一代提出的问题。这部文集可以视为对这个永恒问题的几类答复之一。
四川人民出版社邀我对此文集中文版撰写一个序言，鉴于编者在前言和各章的引言中已经对该文集的主旨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我想，就编者在书中提到的几个问题做一回应或许是有意义的。
人类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每一类生活方式（甚至某些个别案例）均构成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主题。以节选的形式，让·埃蒂安和亨利·孟德拉斯在本书中展示了社会学迄今铸就的一些重大主题。
编者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社会学”这个概念的。在他们看来，“四位伟大先贤（托克维尔、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a的研究传统涵盖了从民族学到历史学，再到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广阔领域。”编者举例道：“当那些伟大的历史学家在还原一个时代或者社会变迁过程时，他们就是社会学家。当民族学家分析从田野中带回的民族志素材时，他便使之理论化，确定概念的定义，并且提供一些可供比较的要素，这也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其他社会。”
作为呼应，我们要说的是，反之亦然。史家的经验显示，各类史料较少记录其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细节。缘何如此？基于田野经验，我们可以认定：不言而喻者无须言说。与历史的记录者不同，相较之下，民族志者专司对于土著而言不言而喻的事物的探微与记录。恃此，优秀的民族志刻下的是其作者田野工作时代作为研究对象的那个民族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一张张全息照片。昨天已逝，明天尚未发生，一切既成的书写都只能是对过往的记录。一部民族志写就，便是一部史书。故民族志者亦为史家。
人类的任何经历都发生在时空两个维度上，意欲认识并解释其每一个横截面，都不仅需要研究者通过观察获得的共时性经验事实，也需要历时性的知识。这纯系事物发生的自然状态使然。这样，在寻求对人类行为理解的过程中，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与人文科学结构性地互为依托。故文化和社会研究者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与能力。我们眼前的这部文集的特点之一正在于它提供了不同学科处理人类活动的样本，其中展示了各自的路径、方法和结果。
此外，文集呈现了部分社会学领域不同时期提出的理论假说，这便于中文世界的青年学者在前人理论假说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或者借鉴、发展，甚至超越既有假说；或者诘问、质疑，乃至证伪它们，在挑战与被挑战中前行，以繁荣中国社会科学、参与人类的科学游戏。
明
第一章文化与文明
本章引言
本章还可命名为“从氏族到帝国，再到民主国家”，或者被称为“从奴隶到农民阶层，再到资本主义”。默多克曾经鉴别出三百多种文明，因此，要在寥寥数篇文章中呈现所有的文明并不现实。很遗憾，本章不得不舍弃关于某些伟大文明的研究，尤其是埃及文明、拜占庭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美洲文明。但是，我们将聚焦于西方文明和某些重大问题，这也是自马克思和韦伯以来历史学家们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即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什么？它是如何在西欧被创造出来的？为了更好地指明它的主要特性，即资本主义合理的劳动组织，我们还收集了几篇有关其他文明模式中家族社会的文章，分别涉及古代奴隶制、中国古代帝国和农民社会等方面。
本章伊始是两篇关于涂尔干所说的基本社会或者说家族社会的选文。这两篇选文都以家族为主要结构。选文1是关于马达加斯加的塔纳拉人，他们从必须周期性迁移的火烧地耕种文化，转向了更稳定的、以水稻耕种为基础的初级农民社会。与这种根本性转型的案例相对照，选文2的研究对象土布人则是提贝斯提地区的游牧民族，他们似乎不受时间的影响，没有改变，仍然保留了种姓、氏族、家族、范围狭小的家庭群体和粗野的个体主义。在这些土布人当中，权力几乎完全不存在。前一篇关于塔纳拉人的研究是由美国著名民族学家拉尔夫·林顿完成；而后一篇关于土布人的分析则源自法国一位骆驼骑兵军官的研究成果。这位法国军官在撒哈拉地区度过了自己的主要职业生涯。读者还可以在后面的章节里阅读到其他与众不同的家族社会，例如对努尔人和对中国纳人亲属关系的分析等。
古罗马帝国的覆灭曾经是18世纪所有伟大思想家思考和研究的对象，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也生活在衰落的社会之中。孟德斯鸠试图在罗马人的道德沦丧中寻找罗马帝国衰败的原因。相反，马克斯·韦伯（选文3）从古代奴隶制的消亡和稳定，以及在经过重新调适的新型奴隶制之诞生中，找到了古罗马帝国衰落的内在原因。这种新型奴隶制已经预示中世纪农奴（即个人份地所有者）的诞生。在后面的章节中，菲斯泰尔·德·库朗日还展现了古罗马文明的其他两个方面——家庭和个人所有制。另外，在下一章，我们还可以了解美国的奴隶制，它存在于民主制度和正在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商业经济之中。
选文4主要研究古代中国的帝国制度。它历经几千年，却没有改变自己官僚体制的结构。尽管有些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得承认，这种官僚体制无法与西方封建制度或现代官僚制度相提并论。中国古代官员依靠自己管理的农民阶层而生活，他们并没有形成英国式的绅士阶层，也没有形成法国式的行政制度。
西方社会源自西方的封建制度。马克·布洛赫（选文5）最终把这种封建制度模式化。在研究社会关系的第四章中，我们还将阅读有关当代新型庇护关系的内容。领主和农民的关系为经济生活提供了保障，农民在适应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绝对君权和共和政体的同时，以封建主义的方式继续生存下来。选文6解释了农民适应不同形式整体社会的能力，就像在后一章中马克思分析19世纪法国的情况一样。
选文7是基础性的。马克斯·韦伯在该文中阐明了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及其两个重要支柱：利润和劳动组织。今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在思考后工业、后福特时代、后现代社会，以及民族国家的解体问题。但是，单纯地为了展现不同观点而提供纷繁杂乱的各类文章，这种做法并非正确。
最后，本章以一篇研究日本的文章（选文8）作为结束，因为日本是唯一从19世纪末就成功跻身于西方阵营的亚洲国家。众所周知，马克·布洛赫曾认为，这一成功是因为日本的封建制度与西欧的封建制度更加接近。
塔纳拉人是怎么变成农民的？
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
塔纳拉人（les Tanala）是马达加斯加西部地区的山地部落。两百多年前，他们生存的经济基础是旱稻耕作文化，即通过火烧地的方法耕种。这种方法能够确保用火烧地后的第一年里获得好收成。随后的五六年中，在同一块地上的收获尚可接受。可是，再往后至多二十到二十五年里，人们就必须放弃这块地，直到这里又重新长出茂密的灌木丛。既然通过火烧开垦出来的新田地能够带来最好的收成，那么塔纳拉人惯用的方法就是把能满足村寨耕作需要的、离村中心又不是很远的灌木林开垦完毕，然后把村寨迁移到新的定居点，周而复始。在这种条件下，个人土地所有制不可能出现，只有作为整体的村寨才掌握一块可以满足不断迁移需要的土地。在森林里的劳动所获，例如在该领土上打猎得来的猎物属于打猎者，而人们在灌木林开垦出的田地上所获得的收成则属于大家庭。当然，人们尽可能公平地分配有待开垦的土地。村子里的老人把待开垦之地分成几个相等的部分，然后每个大家庭各分一块，人们把这种做法视为传统。根据这一传统，家庭成员共同开垦土地，直到开垦出来的田地能够满足整个家庭的需要为止。如果其中某个家庭某年的收成不好，那么来年这个家庭将得到更多的照顾。这样的话，在各个大家庭之间就不易产生明显的经济不平等。用来出售剩余劳动成果的市场并不存在，所以人们不会试图开垦更多不需要的土地。而且，收成由大家庭的家长来分配，每个小家庭都能收到满足自己需要的那一份。
塔纳拉人从贝希略人（les Betsiléos）那里学会了水稻耕作。这种耕作方式首先出现在塔纳拉人领土北部边境的氏族当中。刚开始，灌溉耕作只是作为旱稻耕作的辅助而已，而且适用于山谷里的湿地地区。似乎从一开始，这种劳动方式就是通过小家庭而非大家庭来完成的。灌溉耕作的工作量比较小，不需要整个群体的相互协作。后来，又出现了梯田耕作，这也是从邻里部落那里学来的。但是，在塔纳拉人接受这种改良的耕作方式时，小家庭耕作的模式早已深入人心。于是，大家庭很少修建梯田，也就不会参与劳动收成的分配。
甚至在引入水稻耕作方式之前，塔纳拉人就已经拥有一些健全的个人所有制模式。而且，与这些模式相结合的还有家庭短期拥有土地权的概念，即家庭可以短时期内提高自己的收成。于是，这些模式也就得以催生出土地个人所有制以及小家庭对自己开垦耕种的田地享有专有权的观念。水田可以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提高收成，而且在换季间隙还需要维护，因此，这些田地一直处于使用中，也就无须返还给村寨进行再次分配。可灌溉耕种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如土壤、用于灌溉的水源，以及其他自然因素等），那些一开始既无精力也无远见去寻找耕地的小家庭最终陷入无水田可种的境地。不知不觉地，在这个之前没有阶层划分的社会内部最终也形成了地主阶层。而且大家庭的组织形式也相应地衰退下去，因为对大家庭的忠诚是建立在成员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长期协作基础上。与此相对，如果小家庭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也可以耕耘自己的灌溉田，那么该家庭就自然不愿意和没有参与耕作的他人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
一开始，土地个人所有制的出现并没有严重影响那些没有水田的人，因为这些人仍然可以通过旱稻耕作来开垦无法灌溉的土地。但是，当村寨周边的土地越来越贫乏时，没有水田的小家庭就不得不去越来越远的地方寻找灌木丛。通常，那些田地是如此遥远，以致一天内无法往返，于是这些没有水田的小家庭就在新田地周围修建房舍。去遥远的田地耕作也就逐渐成为小家庭自己的工作，而不再是大家庭的事务。也许，当这一体系建立起来后，大家庭合作模式的消亡也就提前到来；大家庭也可能不愿意让许多人远离村寨去冒险，以避免敌人分隔攻击一小队村民。
当村寨分裂成需要迁移的贫困家庭和不愿放弃资产的土地所有者两个群体后，深深扎根于村寨的迁移惯例又将何去何从呢？导致的结果就只能是基于大家庭上的体系不断崩溃。也许，以前也有村寨分裂形成新的单位，但是，这种分裂一直以大家庭的形式产生。至多不过是同一支系的三四个小家庭在各自领头人的带领下离开原来的群体，去新的村寨里建立支系。因此，当村寨分裂之时，离开的人并非土地的所有者，迁移的群体不过由分裂后的不同支系组成罢了。在新的地方，同样的进程重复发生，直到某个村寨周围率先布满了同根同源的其他村寨，而村寨的成员又因为遍布四周的水田而留下来不再迁移。
定居生活的发展和大家庭的分解还带来了其他的后果。从社会层面上看，流动的村寨是自主的、实行 内婚制的单位，而定居村寨往往并非如此。大家庭维系着自己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即对共同祖先的崇拜。甚至大家庭失去自己的重要功能，而构成它的小家庭又相互分离后，这一宗教信仰的重要性也依然如此。在举行某些仪式的场合下，定居在不同村寨里的家庭成员还是可以聚集起来。这种来往可以打破村寨与世隔绝的古老模式。族内通婚变得逐渐流行起来，尤其是在梅纳贝（Menabe）分支的氏族里。这些氏族往往限制不同村寨间的族内通婚，而实行交表婚模式。因此，最初的独立村寨模式就逐渐转变为部落模式。
这些新情况还对战争的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流动村寨的防御工事只是一条简单的壕沟和一道栅栏。人们没有兴趣在不久之后将被放弃的地方大费周章。通过突袭的方式，一小队敌军就足以攻占这样的村寨，夺走大量的牲口和年轻漂亮的女人，并把群体赶出被兼并的领土。因此，每当某个村寨觉得自己人口过剩时，就会去兼并其他的土地。于是，当人们长期定居于某个地方后，他们就把防御工事修得非常牢固。东部的一些村寨最先掌握水稻灌溉耕作技术，定居的时间也最久。当欧洲人来到这里的时候，甚至连配备火炮的军队都很难攻克这些村寨。它们由三条圆形环绕的壕沟保护着。每条壕沟宽七米，非常深，沟壁也异常陡峭。各壕沟之间还种上仙人掌作为藩篱。这种防御工事很可能是塔纳拉人定居后从贝希略人那里学来的。新出现的条件让塔纳拉人熟知并采用了这种很有必要的防御技术。
由于土著人没有攻城器械，这些异常牢固的工事反而让战争变得不可能。进攻者只能通过内奸来攻占村寨，因此，早期的大规模战争逐渐退化成小规模的抢劫袭击，而且目标是那些远离村寨的人。这个趋势在奴隶具有经济价值之后变得更为强烈。尽管阿拉伯人、欧洲人和伊梅里纳人的奴隶贩子一直都存在，他们用火枪来交换奴隶，但是这种交易的规模并不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还要等到奴隶具有经济价值后，抢劫袭击才变得越来越频繁。以前，奴隶的经济价值有限。后来，人们才把奴隶与水田耕作结合起来。另外，奴隶制的发展还催生出各种勒索赎金的方法。比如后来，为了让女性奴隶和主人的关系合法化，奴隶家庭需要支付她一半的身价，这样才可以让她升级为合法的妻子。通过这种方式，村寨间一些新的关系得以建立。甚至，当村寨又分属不同的氏族时，整个部落就变得越来越统一。
这种变化的最后环节是在不到一个世纪前才发生的。在第一个时期，当群体还是流动之时，塔纳拉人的组织完全民主。村寨里某个支系的首领只是评判者和执行者。首领没有任何的授职仪式，也没有真正的权力。出了村寨，其权威也不被承认。与此相反，在东部的定居部落中，国王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而且这些部落正在建立封建体系以加强中央权力，甚至该权力超越了不同氏族之间长期存在的界限。公元1840年前后，塔纳拉人的一个氏族确立了自己对北部其他氏族的统治，他们声称被赋予了国王的权力，并宣布其最古老支系的世袭首领从此就是塔纳拉梅纳贝人的国王。另外还需要指出，这位国王的权力依然非常薄弱，他只是对定居氏族才拥有真正的权力，无法对那些迁移的群体发号施令。尽管在适合的政府体制被建立或者说被借鉴之前，王国就已经消失了，但是，首任国王还是创造出两个新的文化要素，这些新文化要素都是从贝希略人那里借鉴而来：第一，国王给自己修建了个人陵墓，这与塔纳拉人长期建立的丧葬习俗迥异；第二，在国王死后，塔纳拉人接受了一个新的信仰，即过世之后国王的灵魂便化身为蛇。
选自拉尔夫·林顿，《人论》，子夜出版社，
1968年，第378-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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