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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21世纪资本论》《贫穷的本质》同类型作品，探究收入不平等的开创性著作
2.直指经济的发展却没有带来收入增长的巨大悖论，深刻剖析普通劳动者所受到的巨大伤害
3.以犀利的语言指出反垄断，恢复市场良性竞争的必要性
4.荣获Axiom商业图书大奖，普林斯顿劳工关系部图书大奖
5.耶鲁大学教授菲奥娜·斯科特·莫顿、平洛皮·戈德伯格，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加布里埃尔·祖克曼等著名学者诚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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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科技飞速发展，经济日趋繁荣，企业逐渐壮大，为什么我们的收入却停滞不前？
著名经济学家简·埃克豪特在他的研究中，开创性地提出“利润悖论”的概念——少数公司利用了自身强大的市场支配力，破坏了本应正常运作的竞争性市场，创造了可观的利润却没有反哺社会。
这种非良性的市场力量，会扼杀社会的经济活力，加剧不平等和阶层固化。如果没有更好的机制来确保竞争，甚至会导致灾难性的市场崩溃。
本书既对普通劳动者受到的伤害进行了剖析，又为解决利润悖论难题和恢复健康的经济提供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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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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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埃克豪特(Jan Eeckhout)：西班牙庞贝法布拉大学ICREA研究所教授，伦敦大学学院经济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终身教授。研究领域主要关于劳动力，不平等以及市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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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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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悖论 目录调整
引言
第一部分 市场支配力的形成 001
由于合并、 并购、 企业所有权高度集中化等现象的存在， 市场必然会孵化出一些体量惊人的公司。另外，企业的有机成长与技术的不断进步所带来的规模效应，也会导致市场支配力的形成与发展。
第 1 章 管理护城河的艺术 003
第 2 章 科技变革与技术优势 026
第二部分 市场支配力的危害 057
在市场支配力席卷各行各业的情况下，整个经济体系的工资水平出现了下滑趋势；与此同时，那些大公司的管理层以及熟练运用科技进行创富的人，则累积了极大的财富。社会不平等程度在不断加深。
第 3 章 水落船低：工资水平的下降 059
第 4 章 明星经济：收入差距的扩大化 088
第 5 章 无处不在的不平等 113
第 6 章 金表神话：经济活力的丧失 146
第 7 章 穷也郊区，富也郊区 158
第三部分 工作岗位的未来，以及解决方案的探索 181
青年群体的失业率高得可怕，刚刚毕业、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形势要更为严峻。当市场过于自由，以至于竞争程度严重下降时，反垄断机构就有必要去利用监管等手段恢复市场的竞争活力。
第 8 章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 183
第 9 章 工作岗位的发展趋势 217
第 10 章 探寻事实与真相 230
第 11 章 反垄断的可能性 250
结语 295
致谢 305
注释 309
参考文献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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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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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的工资没有增长，但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的工资却有所上升。1980年以来，拥有四年制大学学位的劳动力的工资增加了20%，工资增长幅度最大的则是那些硕士、博士等学历更高的劳动力。换句话说，1980年代以后，受过完整大学教育的劳动力和没有受过完整大学教育的劳动力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收入差距，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为“学位溢价”（college premium）。在美国，平均而言，拥有大学本科或更高学历的劳动力的收入，比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的劳动力的收入高出96%，这一比例在1980年只有46%。
针对学位溢价的演变趋势，我们很难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如今拥有大学学位的劳动力的人数，几乎是1980年的人数的两倍。按照常理来说，既然竞争“高精尖”工作岗位的高学历人才越来越多，那么各企业应当会更加容易地雇佣到高学历、高技术的劳动力，这些企业支付给他们的工资也会越来越低。
那么，高学历劳动力之间愈加激烈的竞争，真的会导致他们的工资逐渐下降吗？很显然，这一推论与现实数据并不相符——学位溢价现象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像埃琳一样的人，他们有着较高的学历，却从事着并不需要什么学历的工作，拿着相当微薄的工资。据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纳什维尔 到底有多少才华横溢、受过良好教育的音乐家正在餐厅里给别人端盘子送菜？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现象？最为流行的一种解释是，我们的科学技术进步了，以至于那些高学历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以信息技术为例，在它的帮助下，物流经理可以对沃尔玛、亚马逊这种大型批发分销企业中的成千上万家分店进行统筹管理，从而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另一方面，像计算机、软件这种较为廉价的资本品，可以极大地改进那些坐在优步（Uber）办公室当中的程序员的生产效率，但它们对优步司机的影响却微乎其微。换句话说，科技进步导致司机的空驶时间被大大缩短，进而提高了整个企业的运营效率，但由此产生的利润增长其实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程序员，而不是这些司机。
总得来说，创造出这些丰厚利润的劳动力可以得到一笔不菲的回报。另外我们还得注意一下市场范围的逐步扩大。借助更便捷的通信技术、更便宜的运输费用，新技术可以很快地传播开来。1980年之前，企业很难走出本地市场，而现如今，只要稍加创新，企业就可以迅速占领全球市场。就优步而言，市场占有率的迅速提升给企业带来了“赢家通吃”的丰厚回报。对于那些在生产过程中改进了产品、提升了效率、提高了销售额的高学历劳动者来说，他们可以分到很大的蛋糕，可是对于那些司机来说，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智能手机公司也是一样的道理，总部研发的某个时尚功能或许可以大幅提升销量，但由此产生的丰厚利润却和埃琳这样的高级技术顾问没有什么关系。
类似的经济现象还有很多，最典型的就是超级巨星效应了7。在高质量录音技术出现之前，听音乐或看音乐剧的唯一途径就是去音乐厅、歌剧院或剧院。然而，每个音乐厅的座位就只有那么几个，一位艺术家能够提供的表演每天也只有那么几场。对于那些人气极高的歌剧演员来说，想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利用自己的天赋赚到更多的钱，他们只能制定更高的票价，在更大的歌剧院演出，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广播、电视、录音等科技普及之后，有幸聆听到玛丽亚·卡拉斯（Maria Callas）那天籁之音的听众，很快就从几千人跃升至数百万人，甚至数十亿人，卡拉斯也因此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收入。由此可见，超级巨星的嗓音和形象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同样地，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和亚当·莱文（Adam Levine）也取得了天文数字般的收入，因为有数以百万计的乐迷心甘情愿地为他们的音乐打开了自己的钱包。此外，凭借着各种赛事的电视转播权，以及从北京一路卖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签名球衣，梅西（Leo Messi）和小内马尔（Neymar Jr.）也赚取了数百万美元的薪水和版税。
当然了，超级巨星们的高额收入并不意味着今天最好的歌剧家就一定比一百年前最好的歌剧家更优秀，也不能说明赚钱较少的歌手和球员就一定技不如人。我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说明，哪怕能力上只存在细微差异，这一差异也能在科技的作用下得到放大，进而导致收入和名气上的巨大差别。
超级巨星的市场是一个赢家通吃的市场。胜者不仅会捧走奖杯，也会卖出更多的球衣，收获更多的观众，如此往复循环，赢的越来越多。此外，这些超级巨星创造出来的利润越多，他们的收入也就更高。反过来，根据超级巨星们的巨额收入，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他们的个人能力可以带来极高的经济产出。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科技进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让更多人看到了超级巨星的比赛，将球员们的签名球衣销往五湖四海。哪怕球星们的水平没有太大变化，那些杀出重围的超级巨星们也能借助科技进步的东风拿到更多收入。
无论是赫赫有名的超级巨星，还是不那么有名的数据分析师、医生或华尔街银行家，在技术变革的背景之下，他们的生产力均得到了不成比例的提高。因此，他们的收入也是作为一名高级技术顾问的埃琳的数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技术变革并不是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逐渐加剧的唯一驱动因素。大公司市场支配力的急剧攀升，不仅成为了工薪阶层工资下降的决定因素，也加深了高收入劳动力与低收入劳动力之间那本就难以逾越的鸿沟。
劳动力市场之所以逐渐衰退，其实是因为商品服务市场中的竞争行为越来越少。无论是科技行业还是纺织行业，技术的更迭都在不断加快。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飞速进步的时代——进步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能够跟上无线技术更新的步伐，进而统治整个铁路市场。虽然技术的进步给这几家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发展能量；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良性竞争的匮乏，这种匮乏导致了劳动力之间的各种不公现象。
追究收入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的根源时，我们会发现，各大企业在这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具体来说，各个企业的区分度正在变得越来越高，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只要对比一下企业的职员表我们就可以看出端倪：在过去，大多数公司都会同时雇佣相当数量的低技能人才与高技能人才；而现在，很多公司几乎只会为那些高价值、高薪酬的劳动力提供一个容身之处，对于保洁、伙食等琐碎的服务工作，他们会选择外包给其它专门的公司。
在高科技行业，这种现象尤为明显。那些大型科技公司们雇佣着大量的高技能人才，给他们发着相当不菲的薪资，提供着极为人性化的福利待遇，尤其是在硅谷。有谁不想在谷歌（Google）总部工作，成为一名享受着高级美食、洗衣和日托等生活福利的高薪程序员呢？
然而科技行业的公司并非都是如此，比如埃琳的公司。尽管已经晋升为高级技术顾问，可埃琳仍旧和大多数同事一样，拿着微薄的薪水。跟谷歌硅谷总部那些员工相比，二者的收入简直是云泥之别。其实在以前，埃琳的公司就相当于企业内部的服务台（Help desk），只有在现在这个年代，服务台功能才会被企业外包给其他公司。
换句话说，原先的一家企业现在被拆分成了两家公司，一家发挥着服务台的职能，给员工支付较低的薪水，另一家则担任着企业总部的职能，负责设计和研发等任务。在以前，这两种职能通常都会由同一家企业的不同部门来完成，清洁人员和安保人员一般也是由企业自主招聘。现如今，大多数公司都会把这些服务性的职能通通外包出去。
所以说，收入不平等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各个企业的区分度越来越高所导致的。手机行业的设计师、程序员和研发人员都拿着较高的薪水，而那些承担着服务台职能的外包公司的员工就比较惨了，他们只能拿到很低的薪水。也就是说，之所以收入越来越不平等，主要是因为企业之间越来越不平等。一些企业只会雇佣那些拓展性较强的、生产效率较高的劳动力，并为他们支付很高的工资，而另一些企业只会设立服务性质的岗位，招聘一些可替代性较强的劳动力，并支付给他们较低的工资。
虽然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有所加剧，但企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却没怎么变过。平均来看，对于收入排在前1%的员工来说，他们的收入是其余同事的20倍，这个比例仅比1980年的水平高一点点。不过，放眼整个经济体系，收入不平等现象还是在急剧增加，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增加来自于企业间不平等程度的扩大8。
由此一来，各企业之间自然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差距：在谷歌总部工作，员工们每周都会有一整天的自由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而在埃琳的公司，员工们每天都只能挤在狭窄的格子间中，行走在低矮的天花板下，在污渍斑斑、卷边脱线的地毯上消耗大量的时光。其实这一切都是1980年以后才逐渐出现的，在此之前，这些人可能都在同样的地点办公，既不像谷歌总部那样高端，也不像技术服务公司那样简陋。就像工作环境的差异一样，人们的收入自然也产生了很大的差距。自1980年以来，企业之间的差距与员工收入之间的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而前者则是整个经济体系内收入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的内在推力。
少数高薪人士所带来的收入增长，不足以抵消大多数工薪阶层的收入下滑。换句话说，即使我们把高薪人士的收入和超级巨星的工资算进去，将所有劳动力的薪酬综合到一起来看，经济体系在劳动力薪资方面的支出自1980年以来也一直在稳步下降。劳动收入份额（Labor share），即劳动力工资总额占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历来都在三分之二，或者说65%左右，余下的那三分之一是经济体系在资本和利润方面的支出。现如今，劳动收入份额已经降到了58%以下9。虽说下降7个百分点，哪怕是下降10个百分点，看起来都好像微不足道，但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一比例不仅考虑到了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其他高收入群体的薪酬我们也早已一并算了进去。这意味着广大劳动力在经济大蛋糕中所分得的份额，比之前少了足足10%。
这一下降不仅比例惊人，而且前所未有。更不可思议的是，不仅劳动力份额在下降，就连资本份额也在下降。换句话说，企业用于资本投资的份额也在变得越来越低。由此可见，1980年以后，经济体系中的利润部分在飞速上升。
综上可见，那些大型企业一边贩卖着商品，一边主宰了相应的市场。我们的经济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既导致了广大劳动力的薪酬的降低，也使得那些企业的拥有者们（包括所有用养老金购买这些企业股票的散户股东们）拿到了比以前更高的收益。
然而，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不仅意味着广大劳动者与资本拥有者之间的财富再分配，也不仅意味着大家有穷有富，有输有赢。在本书中，我会同大家论证分析，向大家解释为什么除了极少数资本所有者之外，经济中正在发生的这种现象对所有人都是不利的。虽然最大的输家无疑是广大劳动者们，但事实上，包括大多数资本所有者在内，整个经济体系的情形都在变得越来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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