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对清代学术感到兴趣可以追溯到学生时代，但真正萌生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清代经学的想法，则要到2004年攻读博士期间，反复细读了著名汉学家艾尔曼教授的两部经典学术史著作以后。成书于1984年的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以及1990年的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是艾氏利用当时欧美最新的“新文化史”方法，综汇学术史、社会史于一体，考察了清代考据学的崛起以及常州今文经学兴起的历史脉络，对有关这段历史的旧有观点作了精彩而有益的检讨与修正，这大大刷新了笔者对研究传统中国学问的观念与方法。而艾氏的研究，证明了对那些通行的观点，以及由此而生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的反思，往往是切入问题核心的最好方法。笔者这本小书讨论的正是清代三家《诗》学研究里几个比较重要的旧问题。
学术史通论的著作，往往选取为数不多且为人们熟知的学者及其著述来概括。那些名不经传的人物，那些未经刊刻只有稿本或抄本存世的著述则多寂寂无闻，由此而形成的观点和结论的局限性可想而知。为了突破此一局限，笔者翻检各种书目方志、清人文集信札，经眼知见的清人三家《诗》学著述稿、抄、校、刻本共八十六种，并以量化统计的方法，从著述的年份及其作者的地理分布两个维度，重写清代三家《诗》学的发展。笔者以学术史资料长编的形式，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将著述成书或成稿年份可考的著述系年，再配合作者的出生年份、籍贯、交游仕进等资料进行研究。这种结合时地的研究方法，是笔者反思学术史通行书写方法后的新尝试。这八十六种著述不可能是清人三家《诗》学著述的全部，却已足够容许我们较为宏观地审视清人在三家《诗》研究中所取得的实绩。
本书的另一个重点，是从文献学、考据学、方法学等不同角度，对范家相的《三家诗拾遗》、魏源的《诗古微》、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进行微观的个案研究。这三位大家及其名著是目前通行的学术论著中，作为清代三家《诗》学奠基、转向、总结这三个关键时期的代表，不但论著数量多，内容亦大同小异，以致部分观点陈陈相因，甚至自我复述。例如自梁启超以来，《诗古微》一直被奉为与清末今文学复兴一脉相承的今文《诗经》学滥觞之作。时至今日，魏源《诗古微》仍旧以专言今文三家微言大义，与古文《毛诗》考据学对立的姿态出现在绝大部分的论著之中，以致《诗古微》里大量以清人标准的考据文字，广征博引考辨诗旨、申发诗义的例子往往有意无意地被忽略。又例如研究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论著，无一例外都以“集大成”为其定位，并把王氏定性为陈寿祺、陈乔枞父子继承者的角色，忽略了《集疏》与《三家诗遗说考》在体例上截然不同的特点。笔者于是从宏观的学术史角度出发，重新寻绎三家《诗》学在道光年间转向的源头，将考察的时期由道光上推到乾隆年间，以较少学者关注的庄存与《毛诗说》作为比较，勾勒从庄存与到魏源，常州庄氏一门《诗》学由《毛诗》转向三家的历程。又藉由《集疏》撰作过程中书题的递易、体例的选定、案语内容的爬梳以及王氏晚年学术脉络的考察，以王氏本人的视角，审察王氏对《集疏》在自身学术脉络中的定位，从而突出王先谦有意把儒家《诗》学从东汉《毛诗》系统中解放出来，通过西汉直寻先秦《诗》学的创见与贡献。
清人对两汉三家《诗》佚文遗说的辑佚可谓做到竭泽而渔，对佚文遗说的归属又能条分缕析，自成理论。这既是清代三家《诗》学的一大成就，也是直至今日仍为人们说《诗》、释《诗》时习用的三家《诗》的来源，影响深远。然而此一建基于清人对汉儒治经专守师说的认知而发展出来的归属理论，却存在逻辑与方法的谬误舛错，亟待检讨。笔者以刘向《诗》学、《说苑》性质、《尔雅》诂训为例，分别从汉人家学、编撰概念、成书年代三个面向，检验清人归属理论的逻辑、原则、方法、成果。笔者需要强调的是，清人的三家《诗》归属理论谬误犯驳、强分家数之处固然所在多有，但在材料与方法兼备下却又自成体系。诚如艾尔曼教授1994年在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中译本《从理学到朴学》序言里所说的：
与清代考据学相比，现代文献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有相当大的改进，但这并不能抹煞清代考据学通行的研究方法的历史意义。现代中国学术固然深受西方学术和科学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中国现代的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人员曾受惠于清代学者的考证成果，如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研究，戴震的声类研究，段玉裁《说文解字》的研究，王念孙的训诂学研究。没有清代金石学者奠定的坚实基础，中国考古学者恐怕不可能释读甲骨文。清代考据学的许多特点常使我们想起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众多思想家和学者。
同样道理，今人绕过清人的辑佚成果与归属理论，三家《诗》研究将会困难重重，甚至无从入手。如何修正此一体系中的谬误环节，完善归属理论中的原则、方法，将是二十一世纪《诗经》研究者的一项挑战。笔者提出以《诗》派确凿的石经、海昏简《鲁诗》以及逸出于四家的阜阳汉简《诗》为基础，结合史传所载、互见文献、纬书材料以及民国以来的研究成果，修正清人归属理论，在文献材料与流传脉络互证、互补、互相制约的机制下，构建当代的两汉《诗经》归属理论。本书排印之际，欣闻湖北荆州王家咀出土的战国楚简里有《诗》的材料，其内容可与今本《诗经》“十五国风”的大部分诗篇对读，这无疑是令人振奋和期待的消息。本书获中文大学文学院Publication Subvention Fund资助，谨此致谢。笔者识力所限，错谬难免，尚祈方家不吝指正，以匡不逮。
补记：艾尔曼教授2013年的专著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近日由香港中华书局翻译出版，题名为《晚期中华帝国的科举与选士》。这让笔者想起2016年11月由麻省南下新泽西的那一段美好的访学之旅，荀子说“学莫便乎近其人”，一点也没错。兹补记数语谨志笔者在求学路上遇到的良师益友，并祝贺艾尔曼教授专著中译本的出版。在新材料不断涌现，信息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更需要静心细读经典，以求在观念与方法上得到启迪，这是经典历久弥新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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