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感谢中国同行，特别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的肖索未老师和北京城市学院的蔡永芳老师将这本书带给中文读者。中译本的出版给了我重新思考的机会，为本书提供一些新的框架和背景。下面我会谈到一些最新的观点和分析，涉及与本书相关的最新学术研究和热点公共事件。
本书自2010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以来，一直广受好评，获得了各种奖项，包括美国国家妇女研究协会的萨拉·威利图书奖和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四项不同奖项。
信息来自美国社会学学会“种族、性别和阶级”“性和性别”“亚洲和亚裔美国人”以及“种族和少数族裔”等分会。此外也作为课程材料布置给许多大学的研究生和本科生阅读。自本书出版以来，我通过撰写学术文章、参与各种形式的公众活动——包括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的美甲沙龙监管工作，对本书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更新。我也在皇后区的韩裔美国人社区中心等场所向美甲店老板、工人、少数族裔媒体和市政府官员介绍了这项研究。我曾作为顾问参与相关纪录片的讨论，如《美甲》（由阿黛尔·范执导)和《涂好的指甲》(由黛安·格里芬和艾丽卡·乔丹执导) 。我还赞助了一些独立研究，指导学生进行社区参与研究和服务学习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学生们参观了美甲沙龙，并采访了店主和员工。
虽然本书已经广为学者和大众所阅读，我仍然希望书中的分析可以更有力地影响公共话语。为了实现这一点，我更加直截了当地提出美甲业中针对劳工权利和沙龙中有害物质暴露的解决方案。同时读者提出的问题让我意识到，我需要扩展本书核心观点所涉及的三个理论面向：（1)身体劳动的跨国流动；（2)身体劳动的种族性化（racialized sexualization）；（3)关于政策、行动和“好顾客”行为的建议。我在后续的写作中表达了这些考量，以加入到一些公共辩论中，具体如下所述。
2015年，《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两篇关于美甲沙龙劳工权利事件的报道，标题分别为《漂亮指甲的代价》。作者莎拉·马斯林·尼尔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但报道的主线却聚焦于韩国移民小企业主，认为他们造成了“严格的种族和族裔种姓系统”。这种框架不仅将韩国业主描绘成恶棍，还将拉丁裔、华人和其他亚洲工人描绘成受害者，忽视了他们为推进行业发展所做出的积极努力。我就这篇报道和公众回复发表了的评论，包括“获得安全又漂亮的美甲可能吗？”“韩裔美国人社区中的性别、移民和流动性:美甲沙龙行业的案例研究”等文章，并在《女性书评》（The Women’s Review of Books）和《性别与社会》（Gender & Society）发表了博客文章。
在给《情境》（Context）杂志撰写的标题为《美甲行业的麻烦》一文中，我提出了以下问题:“我们在解决美甲沙龙侵犯劳工权利问题的同时，如何能不进一步伤害移民工人，不简单粗暴地一笔描绘所有美甲沙龙业主，不助长反移民情绪？社会学能给这场对话带来什么？”
写完这些简短的回复后，我想回应我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看到的更大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单单拎出韩国人，将美容院内部的种族关系视为主要问题，而且这种误导的焦点反映了他们对发生在美甲沙龙之外的跨国过程缺乏理解，特别是有关全球劳动力流动、移民身份和化妆品制造等方面。尽管《指尖上的艺术》（The Managed Hand）在一个跨国框架内对“身体劳动”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概念化，但我想更为强调这一点。《亚洲时代的时尚与美丽》（Fashion and Beauty in the Time of Asia）杂志的撰稿邀请，为我提供了明确命名和探讨“跨国身体劳动”相关问题的机会，具体如下:
是什么让美甲成为跨国产品？纽约市美甲沙龙的工资和劳动条件乍一看似乎只关乎亲密的个人互动和空间。但实际上，它们是连接亚洲工人和美国移民市场的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并促成材料和审美纽带返回亚洲市场。美甲行业问题的长远解决方案是要应对跨国性问题，例如含有潜在有毒化学物质的化妆品的全球制造 (尼尔确实提到了这些问题，但矛头指向美甲店层面的问题，而不是生产过程)，一个为劳动力、商品、服务支付最低价格的全球经济，以及一个破碎的移民体系，该体系倚赖不稳定经济体的工人以低工资从事身体服务工作，但不给予他们安全的保护。
从我早先的研究以来，我谈到了两个重大的跨国转变：（1)无证工人增加；（2)来自不同民族、种族和族裔群体的工人越来越多。因此，我强调了“身体劳动”的跨国层面，展示出尽管它发生在某个地方，但与跨境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进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认为，尽管在诸如服装、化妆品甚至图像等物质品方面，跨国环路越来越易于捕捉，但要把握时尚和美容服务的跨国维度则要困难得多，因为它们看起来是在特定地点进行的。强调这些跨国过程有助于阐明改进建议和可能的解决方案，也有助于钳制过于简单的反应，如批评客户自私或呼吁抵制所有沙龙。在《女性书评》的一篇文章中，我就“如何找到好的美甲护理”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总结如下：
好顾客成就好沙龙
顾客想要最便宜、最快的美甲，这造成了美甲沙龙之间的激烈竞争，压低了价格，进而压低了美甲师的工资、恶化了工作条件。抵制沙龙并不会让问题消失，相反，顾客应该支付合理的价格，理解合理的美甲需要的时间和技能，并支持为争取工人权利、监管有毒化学品和移民改革的集体行动。
劳动权利实施中的伙伴关系与惩罚性方法
简单粗暴地一笔描绘所有美甲店店主的做法是错误的，更糟的是，由此来推断基于种族或族裔的复杂性。相反，官员、倡导团体、顾客、工人和店主可以建构伙伴关系，执行现行法律，以及出台更有效的法律。类似餐馆所采取的评级系统(A级、B级等)有助于认可、奖励和鼓励最佳实践，包括优先采用无毒产品的“绿色”沙龙。
监管有毒化妆品
即使每一个美甲店老板都严格遵守法律条款，工人们也会因为接触美甲产品中的化学品而继续受苦。我们需要更强有力的保护措施，规范制造商在化妆品生产过程中对已知致癌物的使用，并认识到长期大量接触这些致癌物对工人的过度伤害。
长远的解决办法是关注当前的反移民情绪
媒体报道、宣传和研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一段时间以来，由研究人员、记者、政策制定者和倡导者组成的一个小型而坚定的团体一直在努力吸引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他们的方式是认识到整个行业变革的必要性，同时注意避免诋毁所有移民或来自任何特定国家的移民。
回应第二个问题的动力来自于《指尖上的艺术》一书出版后公众的一些令人困惑的反应。尽管本书关注的是美甲沙龙中日常的美容服务，但令我惊讶的是，我收到的第一批媒体采访似乎都认为美甲沙龙是性工作和性贩卖的幌子。这表明在身体劳动、性服务和非法行为之间有着令人不安的混淆，这进一步加剧了美甲师面对性骚扰和性犯罪的脆弱性。因此，我在《美甲和性有何关系？日常服务工作中身体劳动的种族性化》一文中提出了身体劳动的种族性化的概念以回应这些问题。
在恶劣而普遍的反移民气氛的激化下，亚洲女性的身体劳动很容易被大众认为是与性相关的工作。这样的认知助燃了某些顾客期待并创造基于种族话语的性化的服务互动过程，我称这个过程为种族性化。将性的含义强加于美甲服务的提供之上，甚至是这种合并的潜在可能，反映出在具身化工作、移民和种族化的性话语的过程中，亚洲女性与性交易被混为一谈。
上述顾虑悲剧性地集中在了2021年3月的亚特兰大——六名亚洲按摩院的工作者（44岁的冯道友、51岁的贤贞·格兰特、69岁的金善查、74岁的朴松涌、49岁的谭晓杰、63岁的刘容爱）和两名顾客（33岁的德莱娜·阿什利·袁和54岁的保罗·安德烈·米歇尔斯）被害。凶手罗伯特·亚伦·龙称其行凶的原因是“性成瘾”和“消除诱惑”的欲望——不幸的是，警方和媒体的言论复制了这一说法。我在给《女士杂志》（Ms.Magazine）撰写的文章中，根据我对美甲沙龙的研究，将按摩水疗和其他身体服务行业进行了类比，谈到了对这些表述的质疑，质问道:“为什么犯罪者比他们夺走生命的动机更重要？”
从事各种工作的亚洲移民女性也经常遭受暴力和性骚扰……(并且)经常受到间接的性暗示或直接的性挑逗，即使她们正在进行日常的身体劳动，诸如美甲……亚洲女性的这种种族性化是更大的社会和历史情境的一部分，用以指责她们造成了从卖淫到流行病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确实，美甲行业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创。许多沙龙长期停业，或者彻底关门。那些能有稳定工作的美甲工不得不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同时还要关注顾客的恐惧情绪。政府提供了一些紧急资助基金，但有些工人并不知道如何申请，或者担心任何形式的政府援助都会使其面临被监视或签证被拒的风险。各种劳工和社区组织，如人权和社会正义协会（Adhikaar for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纽约美甲沙龙工人抗逆基金（Nail Salon Worker Resilience Fund in New York）、纽约美甲沙龙工人协会（New York Nail Salon Workers Association）和全国健康美甲和美容沙龙联盟（National Healthy Nail and Beauty Salon Alliance），已经加紧提供信息和互助，同时谋求更为持续性的援助，如获得医疗保健、住房补贴和房租减免以及全面加强工人和移民的权利。在我撰写本文之时，新冠肺炎疫情对美甲沙龙行业及从业者的影响才刚刚显现，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和行动来保护弱势工人，同时让美甲沙龙东山再起。因此，我想以下一代学者的相关工作作为本文的结束，他们为研究美甲沙龙中当下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框架，并扩展了关于各种工作形式中身体劳动的理论探讨。
金伯利·凯·黄的《固定种族和劳工关系:多数少数族裔社区的越南美甲沙龙》一文考察了加州黑人和拉丁裔占多数的社区中越南人开办的美甲沙龙。它提出了店主员工顾客之间“劳动关系的三角系统”的框架，认为协同合作的运作方式对维持多数少数族裔社区的美甲沙龙业务至关重要。杰丝梅·哈彻的《小自由: 拉纳广场后的移民劳工和“快时尚”政治》聚焦纽约美甲沙龙中的无证尼泊尔移民女性，她们穿着快时尚品牌服装，并将之作为服务的一部分。哈彻认为，一方面，不得不购买和穿着流行服装是一种无偿劳动；另一方面，选择服装风格的能力提供了“小自由”，这些自由具有重要的情感意义，但也掩盖了工作中的不平等和剥削。
最新的研究是里纳·沙达安（Reena Shadaan）在多伦多约克大学环境研究所开展的博士论文研究：《跨越时空的有毒物质:绘制美甲沙龙内外的环境不公地图》（Toxics Across Space And Time: Mapping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n And Beyond The Nail Salon）。她的研究追踪了化学品暴露的长链条——从美甲产品中的石油加工，到劳动力剥削，再到职业健康——对加拿大美甲沙龙工人的影响。这一研究采用多种女权主义方法，利用“职业健康制图”技术聚焦在员工对工作场所危害的了解，并形象地呈现了回应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
在过去的十年里，关于身体、具身化和各种形式的身体劳动的学术研究已成为一个广阔的领域，形成了与各种服务工作相关的新概念，包括按摩、性工作、零售、模特和照护工作。本书非常荣幸地成为这场大讨论中的一部分，我自己的想法也从这个不断发展的领域中受益匪浅。《亲密劳动:文化、技术和照护政治》一书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框架，描绘了不同工作领域中金钱和亲密关系之间的普遍张力，书中问道：“家庭健康助理、呼叫中心接线员、妓女、捐精者、美甲师和清洁工有何共同之处？”结论是他们都“通过抚触、亲密接触和个人护理来谋生”。 艾琳·奥蒂斯的《市场和身体:中国的女性、服务工作和不平等的制造》考察了豪华酒店中的具身化劳动，及它如何暗示了与资本主义和国际都市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阿什利·米尔斯的《VIP:全球派对里的地位与美丽》追溯了豪华酒吧、餐馆和俱乐部的全球社交圈，在这些圈子里，年轻女性用身体资本换取财富、权力和在美丽经济中的地位。乔亚·米斯拉和凯拉·瓦尔特在即将出版的《行走的人体模型:种族、性别和服装零售工作》一书中，探讨了具身化的销售表演和审美劳动的各个维度。
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不仅能够觉得本书的观点有说服力，而且能备感激励，从事各种与身体相关的服务业从业者及劳动权益的研究、写作与倡导活动。
米利安·康
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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