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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作者为著名唐史学家
2.科举制度是贯穿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重要制度，本书对其源头唐代科举进行了详尽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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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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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之名始于宋代。唐代贡举制度宋以后也习称为科举，因为它已具备了科举制的基本特征，故本书亦以科举名之。本书追述了科举制度的产生过程，论述了科举在唐代选官制度中的地位变化，对唐代科举制度中常科和制科中一些主要问题、科目选和学校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还探讨了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并对由科举制度发展而产生的座主门生关系、请托行卷盛行、门荫衰落和进士家族、社会等级再编制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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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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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宗国，1934年出生于南京，祖籍江苏如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主要著作有《唐代科举制度研究》《隋唐五代简史》《中古社会变迁与隋唐史研究》《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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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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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科举制度的产生1
第一节察举制内部新制度的萌芽1
第二节科举制的产生3
第二章 科举在唐代选官制度中的地位11
第一节门荫入仕12
第二节流外入流与杂色入流18
第三章 唐代科举制度之一：常科23
第一节科目23
第二节举格34
第三节乡贡36
第四节考试41
第五节录取和发榜52
第四章 唐代科举制度之二：制举63
第一节制科的设置63
第二节科目65
第三节制举之制73
第四节荐举和自举76
第五节考试79
第六节录取和出路85
第五章 科目选92
第一节拔萃、宏词和平判入等93
第二节唐朝后期的科目选100
第六章 学校与科举107
第一节梁陈齐周的学校107
第二节隋代的学校113
第三节唐前期的学校及其与科举的关系118
第四节私学的兴起125
第五节唐朝后期的学校和学生131
第七章 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136
第一节唐前期进士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137
第二节从文学取士到诗赋取士141
第三节唐后期进士录取标准的变化147
第八章 科举在选举中地位的变化156
第一节进士科与高级官吏的选拔156
第二节明经地位的变化175
第三节制科的衰落195
第九章 座主门生关系的形成199
第十章 请托行卷的盛行210
第十一章 科举中的权贵子弟问题224
第一节子弟问题的提出224
第二节不放子弟局面的形成229
第三节晚唐微妙的形势236
第十二章 门荫的衰落和进士家族240
第一节门荫的衰落240
第二节辟举与进士科的结合244
第三节进士家族和官僚世袭249
第十三章 唐后期应举及第范围的扩大253
第一节阶层的扩大253
第二节地域的扩大259
第十四章 科举与社会等级再编制264
第一节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264
第二节士族含义的变化268
第三节衣冠户272
第四节举人层275
第十五章 科举发展的趋势282
后记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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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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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制诸州岁贡三人，到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科举制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几为察举制实行时间的一倍。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科举制发展总的趋势是：
诸科逐步衰落，逐步集中到进士科。唐代科举分为制举和常举。常举主要有明经、进士和明法等科。北宋也有制举和常举，常举有进士科和明经诸科。明经诸科包括九经、五经、三史、三传等，大部分唐代即已设立。熙宁四年(1071)，宋神宗接受王安石建议，取消明经诸科。此后虽然还有一些变化，但集中到进士科这个趋势没有改变。明清都是以考进士作为科举的最终归结。录取标准逐步集中到经义。这里所说的主要是进士科。进士科的录取标准，经历了文章、诗赋、策问、经义几个阶段。唐初进士试时务策五道。策问中虽然加进了儒家经典和历史方面的内容，但在评定成绩时，主要是看策文的词华，而不是看策文的内容。中宗神龙元年(705)帖经、试杂文和策问三场试的格局最后确定下来后的一段时间里，也主要是看文章做得如何。直到开元、天宝(713—756)之际，诗赋的好坏才成为进士录取的主要标准。到贞元、元和(785—820)之际，随着古文写作和革新浪潮的兴起，诗赋取士受到了强烈的冲击。策文内容的好坏成为录取时的主要依据，帖经和诗赋降到了次要地位。晚唐诗赋取士之风又有所抬头。到北宋，就完全恢复了诗赋取士。宋初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文十条，仍然保持着三场试的基本格局，但在录取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参见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收入《范文正公文集·政府奏议》卷上。
王安石变法，取消明经诸科，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改试经义、论、策。科举毕竟是选拔政治人才即各级官员的一种考试制度，它的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自然应该是服务于这个目的。唐朝前期的以文取士，不过是在社会上文化正在普及、官吏的文化水准亟待提高的情况下一种暂时的现象；也是武则天当政后，由文学之士担任的负责诏敕起草和表状处理的中书舍人在政务处理和官职升迁上都日益处于枢纽地位，因而成为士子追求目标的一种反映。但是，仅有文学是处理不了政事的，更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各种政务。因此，不论是武则天还是唐玄宗，在他们任用和提拔官吏时，除了张说、张九龄当权的短暂时期，都着重于处理政务的能力。反映到选举上，就是文学、政事的长期论争和进士录取标准的不断变化。王安石停止进士试诗赋，改试经义，标志着唐中叶以来文学、政事争论的终结。进士科沿着政事之科向前发展。这是科举考试中的一次重大变革。明代科举考试即沿袭宋元，乡试、会试均考三场，第一场四书义，第二场论、判、诏诰和章表，第三场经策。录取时主要都是看经义的成绩。不同的是，王安石是以考《诗经》《尚书》《易经》《周礼》和《礼记》为主，兼考《论语》《孟子》，而明清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主，并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从以《五经》经义为主到以《四书》经义为主，反映了伴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变迁。
宋元以来，经义即习用对偶，并模仿古人语气，至明沿而未改。到明成化(1465—1487)以后经义文形成了固定的格式，发展为八股文。八股文对于那些以经世治国为己任，博通经史，熟悉社会，才智出众的士子来说，仍然有着广泛驰骋的余地，明清时期许多有名的政治家都是通过科举脱颖而出的。但是，对于那些以科举作敲门砖的一般士子来说，他们不认真钻研儒家经典，不努力学习历代史籍，也不了解社会实际，而去专攻所谓时文，即八股文。他们从思想到行动都被科举这条绳索紧紧地束缚住，即使像《儒林外史》中的范进那样大龄而尚未中举者，也仍然乐此不疲。而这正是统治者所需要的。历代统治者运用科举来选拔具有才学、识见和能力的人才，安排到各级政府，以组成一个强有力的统治系统。这是他们实行科举制的主要目的。而宋朝以后，统治者更是越来越有意识地利用科举来作为控制思想、牢笼人才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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