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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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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那些我们所熟知的分析经济、社会变迁的传统理论与模型，已颇显陈旧，无法准确且充分解释当下全球政治、经济变革中的波动与风险，更无法准确把握全球政治、经济背后的深层次根源。当今全球变革呼唤新的理论和方法，这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而本书作者通过综合运用制度经济学、复杂性理论以及网络结构模型，以一种崭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复杂经济学理论，研究全球化背景下政治、经济变革的多元动力及其相互动态博弈，分析东西方政治经济发展路径， 并回答了一系列体系架构的问题， 包括:一种经济体系是如何形成的? 历史机遇和选择如何奠定当下的可能性? 经济体系的构建方式是如何决定其韧性、促进其创新与构成要素间相互协同的? 聚焦于经济体的构成要素及底层架构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 并考察其对整体行为方式的影响，为深刻理解系统的适应性提供有力的帮助。相比机械而僵化的传统经济学理论， 此书的风格则更具灵动性。同时，本书研究视角将使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超越常规的研究范围，放眼识别更漫长的变化周期，以便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多维互联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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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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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以一种崭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复杂经济学理论来应对世界变化带来的复杂性。传统经济学固守的微观层面（经济人）和宏观层面（经济体系）已经无法解释当下的政治经济现象。此书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从历史的维度对比东西方发展的异同，打破传统经济学理论将经济行为视作一种动态均衡的观点，并以复杂理论为分析基础，揭示经济体不再是一台井然有序的机器，而是一个永远在重构过程中的复杂系统，同时，作者开创性地将复杂网络理论及应运而生的复杂经济学作为分析框架，在对比欧洲和中国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试图以全新的视角来阐释政治经济体系的建构与演进，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伴随着历史变迁而持续演变的世界。此书将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开启一个全新的复杂理论研究学派，以适应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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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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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顿 ·L·鲁特，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与政治学教授，国际政治经济与发展政策研究专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荣誉教授。曾在全球多所知名学府任教，包括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理工学院、伦敦国王学院。担任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的高级顾问。共发表200多篇论文， 出版10本专著。分别于2017年及2018年在中信出版社出版著作《资本与共谋》《国家发展动力》。鲁特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与变革，并力促互赢互利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持续关注并促进中美交流与互信。 刘宝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绿色创业研究中心及北美研究中心主任，历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美国际管理学院院长及中法国际管理学院院长，美国西东大学及马里兰大学客座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提供多篇有关国际形势对策的内参报告；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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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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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概述
第一部分 政治经济学与复杂系统
第一章 全球经济史上的重大变革
第一节 经济转型中的系统网络结构
第二节 重塑世界的复杂性变革
第二章 经济增长、形式及自组织结构
第一节 全球经济的复杂系统属性
第二节 复杂系统的变革过程
第三节 复杂系统的网络特征
第四节 东西方迥异的系统结构
第五节 变革临界点与相变
第六节 全球经济史中的颠覆性变革与系统结构
第三章 人类行为演化与政治经济学
第一节 历史演进与变革
第二节 全球联通的演化特性
第三节 进化社会心理学的应用
第四节 预防性混乱：全球断裂中的经济机遇
第二部分 政治体制的历史变迁
第四章 欧洲与中国政体的网络结构：稳定性与韧性之辨
第一节 欧洲与中国的超网络结构
第二节 中国和欧洲结构：稳定性与韧性的权衡
第三节 欧洲王朝与君权的持久性
第四节 中国王朝的衰败与更替
第五节 技术进步和系统韧性
第六节 社会制度的多层体系
第五章 网络建构与法制：从封建主义到小世界互联
第一节 收益递增与西方法律体系
第二节 强势且有限政府的起源
第三节 社群主义与理性主义律法：四种协调方式
第四节 西方世界的贡献
第五节 中国的历史传统：法家与儒家
第六章 欧洲与中国的结构性分野
第一节 欧洲的系统结构和创新
第二节 儒学立国与创新的停滞
第三节 颠覆性创新、系统结构的分野
第四节 全球创新主角的转换
第三部分 全球未来格局：稳定与效率
第七章 中国的发展范式
第一节 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
第二节 经济发展任重而道远
第八章 中国梦与全球经济的前景
第一节 中国正在寻找软实力
第二节 轴辐式模式重现
第三节 文化传统与全球化的融合
第四节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第九章 时移势迁的全球网络
第一节 网络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第二节 在国际网络结构中测度权力终结的指标
第三节 国际关系中的网络属性和权力
第四节 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网络
第五节 后霸权主义的转变发展
第十章 全球网络体系变革的未来
第一节 收益递减引发的体系崩溃
第二节 网络结构决定的弹性和稳定性
第三节 不确定性时代的战略调整
第四节 经济史上全球系统的网络分析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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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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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近年来， 众多学者开始重新思考政治和经济史研究的叙事逻辑， 以期更全面地认识历史的演进。 21 世纪以来， 人们对跌宕起伏的世界格局愈发担忧， 对以往的解决方式也失去了信心， 于是新的思维和视角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其中， 人们的担忧主要集中于两种变革中的不确定性: 一是变革的方向， 即全球的发展模式日趋偏离了自由民主主义; 二是均衡理论能否继续担纲解析全球变革进程的最佳框架。
全球的不确定性主要源自东方的崛起， 及其与西方迥异的治理和经济组织模式。 综合多种学科及研究方法， 包括政治经济学、复杂系统理论、 计算社会科学， 尤其是网络科学， 本书将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解析这一问题。 本书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众多关于历史上不同政治经济体稳定性的根本问题。 例如， 蛮族攻陷罗马帝国及其行政体系的崩塌与西方现代法律制度的发展有何关系? 欧洲大陆的工业化进程与其君主国的长期联盟直至消亡有何关系? 为什么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始终难以颠覆旧体制下的社会结构? 为什么美国军队的到来能促使欧洲君主制的最终灭亡， 而 18 世纪的法国大革命都未能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封建社会官僚对商人的蔑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以及当今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之间有何关联? 中国的崛起会损害自由市场的创新机制吗? 社会组织的重大历史变迁有哪些共同特点?
后续的章节将探讨全球经济与近代欧洲和中国网状体制的联系。 实际上， 当我们审视历史上那些深刻影响经济发展的重大制度变革时， 一个基本逻辑是将经济体视作一个相互套接的网中网。这些网状系统相互串联， 形成信息接收与反馈的回路， 进而反复地促进了系统的自我重构。 随着系统之间的紧密联结， 极端事件引发的风险必然产生放大效应， 而联合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同时得到了加强。
网络科学日趋受到学者们的青睐， 因为许多重大的社会议题均具有结构性网络的属性， 包括流行病防治、 制度创新、 科学发现、 社会声誉、 影响和信任、 信息传播 ( 尤其是社交媒体中的谣言传播)， 以及金融、 贸易和供应链等。 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 人们常常忽略那些显性的宏观因素， 比如影响朝代更替的规则、 习俗和法律之间的关系、 统治者对于破坏性创新的接受程度等。 本书将网络科学应用于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即制度经济学， 用以检验制度对长期经济表现的影响。 本书旨在启发研究人员超越新古典经济学及其拘泥于制度结构的研究范畴， 采用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和经济学研究工具来探究网络结构的本源和行为模式， 以便更加系统而全面地把握经济社会的发展动力和进程。
复杂理论视角下的全球历史
道格拉斯·诺斯 ( Douglass North) 将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归功于制度设计， 其研究成果拓宽了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野， 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推动了经济史研究的变革。他认为制度变迁基本上出于人为设计， 呈现出一种循序渐进的“ 进化过程”。 但他同时也指出， 不能把所有的重大变革都归功于人为设计 ( North， 1991)。 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 同时也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 如果制度演进偏离了原有的轨道， 则其本身也会自行演进， 形成新的制度特征。 如此一来， 制度变迁的过程与收益递增相伴而生， 相辅相成。 例如， 通过持续的适应性创新与现实检验， 计算机硬件及其软件系统得以不断加速迭代。 路径依赖与收益递增的特性会脱离人们本初的设计， 而衍生的结果也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这两种现象均会限制初始预设的其他可能性， 二者的结合往往会引发层出不穷的剧烈变革， 而不再是点滴的积累。 新思想的诞生、 新技术的突破及新组织的出现， 都呈现出爆炸式变革的特征， 例如， 宗教改革、 法国大革命、 “ 阿拉伯之春”、 印刷术、 蒸汽机、 喷气发动机、 计算机、 互联网和基因工程等。
诺斯同时指出， 制度并不是决定经济成效的唯一因素， 必须同时考虑政治组织的影响。 德隆· 阿西莫格鲁 ( Daron Aceˇ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 ( James A. Robinson) 进一步提出， 政治与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从根本上影响了经济史的变迁， 于是他们一直试图在均衡理论框架下找出政治和制度变迁的关系。 他们的研究强调政治变革是一个趋近均衡的过程， 但并未充分考虑自下而上的反应， 而后者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 相比而言， 诺斯的观点则更为全面。 他充分认识到政体与经济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而收益递增将促进上下交织的变革进程。 网络科学进一步佐证了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架构。 在缺乏中央控制的情况下， 社会基层可以通过自组织形成局部的规范， 进而自下而上地汇聚成一个庞大的网络结构。
即便如此， 针对历史上不同政体的长期演变模式， 研究者依然不肯放弃均衡理论。 然而， 均衡理论忽视了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 即不同阶段的变革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形态、 强度和广度。 当系统中某种代表性的因子开始发力时， 系统中相互联系的各个因子将群起做出响应， 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之势， 直至造成覆盖全局的改观。 另外， 即便长期稳定社会体系中发生短暂的变革， 也不能称之为均衡。 足以引发变革的诸多环境因素始终相互作用， 并持续反馈与迭代， 因此尝试将其中的外因和内因区分开来实属徒劳。 知识、 实践和规则同样处于持续的变化之中， 多种因素相互交织， 时而苟合， 时而抵牾。 在如此波澜涌动的环境下， 某些局部事件或控制变量的异动能够激发一连串剧烈的波动与变革。
历史上的政体都是多层次的系统， 某个层级上的变化将会直接影响上下其他层级。 相较于初始的变化， 该影响在不同层级间的传播既不均匀， 又不连续， 由此引致的变革往往是离散的。 同时， 支持不同系统运行的内在动力也千差万别， 变革的发生机制、传播路径与影响范围存在无限可能。 鉴于历史上各类政体均属于一套既独立运动又相互连接的典型网络， 复杂系统理论就成为研究其制度变迁的最佳工具。
本书中， 我们将对照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欧洲和中国， 从复杂理论的角度探寻这两个网络系统内在的组成要素及其动态联结的路径， 并剖析其独特的网络组织结构 ( 或拓扑结构) 对创新力、适应性与稳定性的影响。 通过分析两种网络结构的主要差异，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路径依赖和收益递增如何在制度形成期产生， 并如何影响其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变革。 依靠历史学和社会学知识的积累， 我们分别为两种社会结构建立了理论模型。 基于多个国际机构的公开数据， 本书第七—十章将着重比较两者在投资、 国际合作以及国际关系决策中的异同， 并集中从社会网络的角度考察驱动其体制建设与变迁的动力机制。
……
全球经济的复杂系统属性
经济学研究中， 通常将经济体视作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 某一层次上的变革将会改变另一层次上变革的路径选择。 在复杂理论中， 即便个体自行罗织或主动嵌入某种网络， 它也需要根据新的规则以及相邻主体的预期反应不断进行自我调整， 从而形成新的行为特征。 这类持续进行的主体适应发生在网络系统的各个层面。 早在 1974 年，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 Friedrich Hayek) 就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提到， 在如此起伏不定的环境中， 研究的挑战在于将经济体理解为一种 “ 复杂的建构”。 虽然 “ 复杂系统” 这一术语在当时尚未定型， 但哈耶克敏锐地洞见了复杂性结构的本质， 指出其特征 “ 不仅取决于单个组成元素的属性及其行为的相对频率， 还取决于各个元素之间的互联形态”。
论及传统社会的改变， 为什么一种网络结构比另一种网络结构呈现出更大的自由度? 根本性的变革， 例如革命， 如何相对迅速地引发社会组织的多个层次同步响应? 复杂理论告诉我们， 个体通过发挥自组织的适应力进入互联互动的网络， 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 自然界中的自组织现象比比皆是， 例如鸟群和鱼群的编队， 蜂巢和水晶的构造， 其行为模式最终均取决于主体层面的自组织及其在系统层面所创建的结构之间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制度与均衡
创始于 19 世纪的一般均衡理论在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革命， 并在 20 世纪达到了鼎盛。 理论家们将不同主体间的决策问题以及经济结构的形成与演变问题搁置一旁， 也无意问津协同创新、 集体行动、 信息回路和长周期的经济变迁等宏大课题。 于是乎， 以研究这些课题为己任的政治经济学家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均衡理论普遍将变化中的宏观环境假定为常量， 集中关注诸如就业、消费、 分配、 生产和价格等资源配置问题。 然而， 那些在微观层面上和短期之内用于资源配置的工具和数据， 并不适合描述一个经济体结构的形成过程。 基于实证研究与学术直觉， 部分学者勇挑承前启后的重担， 继续关注那些能将不可逆转的过去与不确定的未来联系起来的重大变革， 但其研究成果尚难进入经济学的主流。
政治经济学始终关注权力和财富的分配问题， 故而能够在社会科学领域坚守自己的一席之地。 但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对经济史的研究却一步步堕入机械化和简单化的窠臼， 多数学者仅探究那些可以用术语和模型来解决的问题。 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 ( John Maynard Keynes) 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大辩论， 并没有成为引领当代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研究框架。 诸如合法性这类对政治经济学至关重要的话题， 已经淡出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经济学家们认为市场可以通过微调达到正和均衡， 这一观点让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所秉持的伦理原则黯然失色， 而曾在经济学分析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政治经济学本身也被迫退居二线。为求得均衡而刻意剔除不平衡因素， 成为解释变革和制定政策的主要分析手段。
针对政治经济学的边缘化， 德隆· 阿西莫格鲁、 阿夫纳· 格雷夫 ( AvnerGreif)、 道格拉斯·诺斯、 詹姆斯·罗宾逊、 约翰·沃利斯 ( John Wallis) 和巴里·温加斯特 ( Barry Weingast) 等学者在其著作中开始探寻补救的办法， 他们运用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和博弈论对经济行为的论述， 简化了微观经济学的假设， 着重研究主体行为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他们认为， 多数情况下通过市场间接互动的经济主体是同质且理性的， 这些经济主体完全有能力预判其行为的风险和回报。
有一种观点在制度经济学中占据了中心位置， 即制度具有向稳定或均衡状态收敛的内在倾向。 今天， 政治经济学中的制度研究， 在解释政治、 经济和社会大变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带着制度即均衡的概念， 该学科逐步回归经济分析的主流， 其中对“ 模式” 的探索通常意味着寻求系统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趋向的均衡、 平衡点或静止状态。 一个经济体被假定要么处于均衡状态( 或均衡区间的某个位置)， 要么处于运动状态， 或者正快速朝某种均衡状态移动。 该假定存在 3 个基本属性: (1) 主体行为的一
致性; (2) 作为动态变化结果的稳定性; (3) 一旦达到均衡， 经济主体就缺乏改变其行为或系统结构的动机。
制度经济学家格雷夫和克里斯托弗· 金斯顿 ( Christopher Kingston， 2011) 认为， 支持上述分析方法的共识正在转变。 他们指出， “ 近来越来越多有关制度的研究将动机理论置于分析的中心， 从而内生了 ‘ 规则的执行’ ……该观点关注有目的的主体之间的交互如何构建系统结构， 而结构又反过来赋予了每个主体维护该结构的行为动机”。 鉴于系统的宏观要素由微观变量集合而成， 系统中跨层次的连通是顺理成章的。
均衡的制度设置理论使我们能够观察到， 追求自利的个体如何根据外部环境的约束， 通过制定、 改变和执行制度规则开展互利合作。 假以时日， 随着规则的制度化， 尤其是在针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机制建立执行之后， 个体间的交互将趋向一种整体的社会均衡， 其中遵守制度的设定 ( 游戏规则) 符合每个个体的利益。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一种主体层面的均衡， 进而转化为一种制度化的整体系统均衡。 选举制度， 议会或国会制定的法律， 规范贸易往来的合同法规， 均属于规则制度化的范畴。 从这种由主体层面的均衡演变而来的系统性均衡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系统层面的稳定性。
然而， 当研究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时， 在主体层面使用均衡分析方法， 并不能揭示政策选择和主体动力如何与系统网络或宏观层面的变化过程产生关联。 例如， 在内生的制度变革中， 革命或政变的威胁被认为是产生宏观变革的微观动力， 然而， 除非全面渗透至整个宏观环境， 否则这种动力不太可能持久。 在多层次系统经历分裂或振动冲击之后， 其不同层次间网络连接的形式将决定新的制度能否得以构建并延续。 历史社会学家尼尔· 戴维森( Neil Davidson) 在一项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中指出， “ 在充满冷漠和敌视的环境中， 但凡孤立的起义， 都会在外部弹压和内部叛离的双重夹击之下偃旗息鼓”。当变革在系统层面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之前， 其向前推进的步伐时刻面临挑战。 因此， 包括 16 世纪后期的荷兰以及 18 世纪的法国等欧洲国家， 旨在建立共和制的民主革命可谓千折百回， 很快在周边君主国的强烈干涉之下宣告失败。 由此可见， 如果不改变欧洲的宏观权力结构， 共和制革命就会举步维艰。 单一国家的革命运动能否实现不可逆，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的国际环境。
拿破仑深谙此道， 这就是为什么他在 1812 年敢冒着牺牲一大半军队的风险入侵沙俄。 用他的话来说， 欧洲的权力结构是由贵族王室编织而成的一张巨网， 并以其作为枢纽与整个欧洲大陆的藩属公国建立紧密的联系。 拿破仑坚信， 若想传播法国大革命的基本价值并巩固其影响， 唯一的途径就是摧毁旧结构中遍布各处的枢纽， 然后才能建立一个新的治理结构， 让自己成为整个网络的轴心。 他担心， 如果不彻底粉碎旧的网络系统， 得以残存的少数几个枢纽就可能联合到一起卷土重来， 重建被摧毁的其他枢纽， 将革命拖入危险境地。 ( 假如拿破仑取得了成功， 他很可能会建立一个像中国那样的治理体系。)
拿破仑失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沙俄成为 19 世纪欧洲的禁卫军， 并帮助奥地利最终镇压了 1848 年匈牙利爆发的起义。 沙皇治下的臣民主要是斯拉夫人， 但他把自己的利益与同为君主的奥匈帝国统治者裴迪南皇帝的命运捆绑在一起， 而全然不顾其治下臣民的利益。 欧洲 1848 年革命的失败在更普遍意义上证明， 除非能够改变系统整体的网络结构， 否则囿于单一国家内部的颠覆性变革最终难以修成正果。
随着政治经济学再度受到重视， 并进入更宽阔的学科领域， 一批新的研究成果陆续浮出水面， 但这些成果并不能冲淡本书的开拓性。 针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展， 本书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度思考的问题: 继续沿用理性行为人的假设， 简单地转换同类均衡模型的应用场景， 是否构成振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唯一途径。 例如， 在消费者风险的标准均衡分析中， 对逐渐变化的外部环境的反应可以用线性序列方法进行研究， 典型的经济主体 ( 如消费者、 家庭) 将对连续的线性趋势做出反应。 传统的假设是， 经济变革周期通常是由经济行为的调整缓慢积累而成的， 然而， 经济主体做出的风险规避决策， 既不能预测也不能消除宏观经济动荡对其全部资产的冲击。
布莱恩·亚瑟针对特定地区研究了经济聚合效应的递增现象，结果表明， 一般均衡理论给经济学研究留下了有待解答的重要问题， 即当用动态的眼光进行观察时， 通常会发现经济系统存在多种均衡状态， 并且实现均衡的方式是不确定的， 而随机出现的小事件可能将系统引向飘忽不定的均衡状态。
对风险的均衡分析， 无法预测某些大变革的出现及其阈值， 或受这些变革和阈值影响的主体行为。 因此， 它无法对不时出现的巨大变革进行准确解析， 更无法达到促进社会变革的目标。 剧烈的变革不一定需要源于外部形成的冲击， 系统内部产生的动力足以具备同样的作用。 事实上， 从一种稳定状态到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转换具有很强的规律性， 正如有序的系统因难以预料的主体行为变化而陷入混乱的状态。经济主体对其创造和组成的系统运行模式做出反应， 并导致宏观环境发生变化， 进而引发新环境的适应和反应。随着经济主体在原有行为基础上引入新的元素， 经济体的形式和变化将是无穷无尽的， 这些变化在经济系统中以一定规律产生影响， 使其实际上处于一种非均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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