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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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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京教授撰写的《中国经济突围》，直面当前经济热点难点，从看得见的角度观察，从看不见的角度分析，揭示复杂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读来让人醍醐灌顶。不仅有助于理解经济理论，而且可以学会用经济学思维破解现实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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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进入21世纪第三个10年，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未来如何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本书围绕11个关键议题进行分析。
《中国经济突围》系《王东京经济学讲义》的姊妹篇，《王东京经济学讲义》重点用中国案例讲解经济学原理，《中国经济突围》则用经济学原理研究当前重大经济难题，条分缕析，逻辑井然，令人顿开茅塞。
作者长期担任中央党校主讲教员，深谙国情民情，善于用通俗语言解析复杂经济现象，本书写作风格独树一帜，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适合领导干部、企业管理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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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东京
经济学家，历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务部主任、教育长、副校长。长期担任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班主讲教员，一直深受学员好评。所撰写的“与官员谈”系列丛书在领导干部和企业管理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财贸经济》《改革》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在《经济日报》《学习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撰写专栏文章近千篇。主要代表作有：《王东京经济学讲义》《经济学笔谭》《经济学反思》《经济学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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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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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告别数量型经济
发展阶段演进的逻辑
不要以GDP论英雄
产业升级的秘密
用市场机制保护环境
怎样研判经济形势
第二章 立足供给侧扩内需
稳中求进关键是“稳就业”
改进供给也是扩内需
稳就业当从供给侧发力
隐性失业弊大于利
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新基建”
从企业性质看大众创业
第三章 积极财政加力提效
要重视“看不见的代价”
积极财政不是扩张财政
警惕地方债闯祸
结构性减税的两个维度
用财政倒逼改革
反对浪费与鼓励消费
征收房地产税的困难
第四章 稳健货币以静制动
货币政策的目标取向
通胀是否会卷土重来
论货币推动力
“负利率时代”是危言耸听
高储蓄不会抑制需求
股市为何测不准
房价问题症结何在
“东北大米”现象解析
第五章 有为政府与公共选择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行政问责应慎用“一票否决”
政府为何集中采购
公共选择如何体现民意
协商与投票可以并行不悖
将“双减”进行到底
关键要办好职业教育
第六章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体制成本与改革成本
用两招支持实体经济
两问“融资成本”
公共品也需界定产权
债务风险及其警戒线
独董辞职是“积极信号”
资本何以无序扩张
稳定企业家预期
第七章 打通创新“两个一公里”
创新是一连串事件
专利保护的性质
用改革推动创新
谁来承担创新风险
科技人员创业正当其时
推动科技与产业对接
高效率机器不会导致失业
第八章 保护竞争与反垄断
市场竞争及其推论
从等价交换看反垄断
反垄断不是“反大”
市场常态是垄断竞争
技术垄断不排斥创新
企业为何掠夺性定价
第九章 迈向共同富裕
“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
不宜过度渲染收入差距
怎样衡量收入差距
扶贫应兼顾效率
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
第十章 畅通国内循环
国际分工可以共赢
国内循环为主绝非封闭循环
美国为何发动贸易战
特朗普减税的前景
关于贸易战的冷思考
防止“卡脖子”要以卡止卡
第十一章 聚焦乡村振兴
我看乡村振兴战略
中国今后谁来种地
“三变改革”的启示
再论“三变改革”的价值
耕地流转应以农民为主体
农民为何贷款难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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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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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
推动共同富裕不能“均贫富”，国家要严格保护私人财产权，让企业家有安全感；同时要引导企业家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履行社会责任；再有，政府应承担起扶贫的主要职责，用财政资金扶持贫困群体发展生产、提高收入。
在《怎样衡量收入差距》一文中我说，经济学家在研究收入差距时，应将企业家财产与收入分开。企业家所拥有的厂房、机器设备等是他的财产；而用于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费用，才是他的收入。两者不可混为一谈，不然会夸大企业家与普通人的收入差距，误导视听。
人们的幸福感受，不仅取决于自己收入的高低，还取决于收入比较的参照。要是自己与自己比，增加了工资他会感觉到幸福；但要是告诉他，其他同事的工资比他增加得更多，就属他最低，他可能立刻转喜为忧、愤愤不平，之前的幸福感也荡然无存。
所以我一贯的观点是，在现阶段，我们既不能无视收入差距，也不宜过度渲染收入差距，更不能夸大收入差距。最近学界正在讨论“三次分配”，为参与讨论我写了《“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不料文章发表后有一位相熟的企业家打电话问：“三次分配”何时启动？我明白他担心什么，他是担心“三次分配”是否会“均贫富”。
事实上，中央讲得很清楚，“三次分配”是鼓励人们自愿捐助。可人们为何会有此担心呢？在我看来，是人们一直对“共同富裕”有误解。何为共同富裕？传统观点认为，共同富裕是同等富裕，不存在收入差距。而要消除收入差距，不仅要调节收入增量，还要调节财产存量。所谓调节财产存量，说白了就是“均贫富”。
从理论上追溯，此观念最早来自英国学者莫尔。1516年，莫尔出版了那本著名的《乌托邦》，指出人类的理想社会是消灭了财产私有且人人平等的社会。后来法国学者巴贝夫等人指出，人人平等的社会，收入应该平均分配。再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了“收入均等化定理”，说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就越接近最大化。
这当然是学者的看法。令人不解的是，普通民众知道莫尔、巴贝夫、庇古的并不多，人们“平均分配”的观念从何而来？对此，美国学者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做过讨论。他认为，“平均分配”是人类普遍的价值认同，或者说是人的天性。其实，中国民间也流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说法，意思与罗尔斯的解释不谋而合。
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远的不说，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前的30年，国家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制度，可那时实际搞的是平均主义分配，吃“大锅饭”。改革开放后，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虽然人们的收入都有提高，但却出现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究其原因，是有人对“收入差距”不满，产生了仇富心理。
由此见，目前社会上有人确实存在“平均主义”观念，而且根深蒂固，短期内不可能根除。也正因如此，对推动共同富裕，人们往往会想到“均贫富”。而我要指出的是，共同富裕绝不是“均贫富”。那样做既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也有悖于市场经济分配原则，最终不仅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反而会导致共同贫穷。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讲，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而同时又说，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按照他的构想，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让先富带动后富。当年上大学时，有位教授对邓小平的构想做过形象解释。他说好比坐公交车，若乘客不排队，一窝蜂地挤，堵死了车门谁也上不去；要是分先后排队，反而容易上车。
回头看，邓小平当初的构想是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人先富起来了，中等收入人口超过了4亿，那么怎样让先富带后富呢？中央明确讲，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国家宪法也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是说，先富带后富不是“均贫富”。
有人说，政府可以鼓励富人捐助。富人愿意捐助当然好，可低收入人口多，捐助怕是杯水车薪。我的观点，政府应支持富人投资创业。要知道，支持富人投资就是先富带后富，而且可取得长效。投资增加，生产的财富会增加，政府税收和就业岗位也会增加。读者想想，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国家税收越来越多，政府是不是可以更好地照顾穷人？
倘若不是这样，反过来让人们“均贫富”，效果必事与愿违。听朋友讲过一件真事。张大爷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城里打工多年，后来回乡办养鸡场，收入可观；小儿子一直在家种地，至今没娶上媳妇。于是张大爷让大儿子先富带动后富，拿出10万元资助弟弟做生意。结果呢，弟弟不善经营，不到半年便血本无归，而哥哥资金周转不灵，收益也大不如前。
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也一样，不能简单“均贫富”。经济学讲，人的行为选择是在特定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站在富人的角度，国家若不保护私人财产权，富人没有安全感，自然不会放手投资；站在穷人的角度，如果允许“均贫富”，可以坐享其成，他们也不会勤劳致富。
分析至此，我最后的结论是，推动共同富裕不能“均贫富”，应重点做好三件事：第一，严格保护私人财产权，让企业家有安全感，支持他们放手投资，将财富“蛋糕”做大；第二，引导企业家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履行社会责任；第三，政府应承担起扶贫的主要职责，用财政资金扶持贫困群体发展生产、提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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