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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两位杰出经济学家联袂创作，反思个人主义何以将人类社会导向极化与撕裂的陷阱
本书由两位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与约翰·凯合作撰写而成，针对等盛行于当代的个人主义、相关观念传统及其引发的社会和经济行为，分析它何以成为人类社会日益走向贫富差距加剧与极化撕裂的罪魁祸首。
★ 重新审视个人主义背后的观念传统，拷问当代思潮之中的关键概念
两位作者回顾了个人主义崛起背后的观念传统，批评性地分析这一传统下的“理性经济人”、财产权、绩优制、身份认同、权利话语等当代社会热议不断的概念，以及它们随着时代演变而产生的变化和偏离后果。
★ 细数战后西方福利国家的兴衰过程及其背后的政治、政策与观念因素，回溯今日世界之源头
作者从政治局势变化、政策方针以及绩优制盛行带来的观念变化等角度，讲述了战后西方福利国家的兴衰过程，解释战后繁荣与平等的西方社会，何以一步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 来自经济学家的社群主义倡议，用务实的行动方案尝试唤醒人的社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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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自私、物欲横流的社会，怎么能说“贪婪已死”呢？
四十年前，“经济人”概念和个人主义在西方方兴未艾。人被视为天生的趋利动物，每个个体都会为自我实现而争取自身利益。同时人们相信，“经济人”能获得理解世界所需的一切知识；合理运用这些知识，国家就能达到善治，人民就能获得幸福。贪婪，各种形式的贪婪—对知识、财富、繁荣的贪婪，被认为是人类奋发向上的源动力。
数十年后，一场金融风暴和一场大流行彻底改变了一切。傲慢的“经济人”概念破产了：人类掌握的知识并不足以应对巨大的不确定性。随着不平等日益加深、个人主义走向极端，社会陷入了严重撕裂。由贪婪精神开辟的进取道路走入了死胡同。
在本书中，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与约翰·凯从社群主义的角度，围绕极端不确定性和社会凝聚力这两个相互交织的主题，回顾了西方战后的政治、经济和商业发展脉络，探问今日世界纷扰动荡的源头与出路。他们提出，我们需要明确国家、市场与社群的角色和关系，重拾人类的社会属性，恢复社群功能，方能共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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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牛津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前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门主任，英国政府顾问，曾获莱昂内尔·吉尔伯奖、克林纳国际书卷奖、亚瑟·罗斯图书奖、埃斯托利尔全球事务杰出著作奖等。著有《最底层的10亿人》《战争、枪炮与选票》《资本主义的未来》等。2010年和2011年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百大思想家”。
约翰·凯（John Kay），英国经济学家，牛津大学萨伊德商学院首任院长，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伦敦商学院教授、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荣誉研究员、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爱丁堡皇家学会院士。著有《极端不确定性》《市场的真相》等多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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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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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完成的时期颇不寻常—跟很多国家一样，英国也因新冠疫情肆虐而处于封锁状态。我们一边写作，一边目睹着两个相互矛盾的现象交织在一起：社交疏离，以及国家危机中人们对团结必要性的普遍认知。全国各地的人都在志愿帮助那些能力不如自己的人应对封闭隔离带来的影响，并以各自的方式支持在抗疫前线奋战的人。在这本书中，我们强调这种团结的价值和必要性，即使在不那么困难的时候亦然。
这本书当然是在人们听说这个病毒之前就已经策划好了。但我们之前的作品中有一些共同的主题，似乎很适用于眼前的危机，同时也适用于分析较长期的政治形势。保罗的新著《资本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Capitalism）回应了英国日益扩大的社会分歧，探讨了如何恢复社会凝聚力。约翰与默文·金（Mervyn King）合著的《极端不确定性》（Radical Uncertainty）是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回应，探讨对模型的依赖所导致的过度自信。
同许多人一样，我们对流行病学没有研究。有几位流行病学专家自诩有研究，号称他们的模型能够做出准确的预测。但这些模型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它们只能确定关键的参数，比如每个感染者能感染的人数以及重症患者的比例。可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参数的大小。因此，当公共政策面临“极端不确定性”时，我们同时看到了模型的用途及其局限性。
同样，对于政府要求大家待在家里的指令和呼吁，我们不知道民众和企业会做何反应。死亡率与年龄相关，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保持社交距离帮助的是别人，而不是他们自己。人们会只顾自己吗，还是会先考虑别人？我们已经看到，由于政府权威不同、社会凝聚力不同，不同国家的国民对社交限制政策的反应有着巨大差异。而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相对实力的差异、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受个人主义情绪影响的集体意识，以及这些相关因素导致的后果。
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新加坡的技术效率与其家庭、社群*优先于个人的价值观相辅相成，这些地方对大流行的防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世界的南北两端，颇具社会凝聚力的新西兰和瑞典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行动方针，瑞典主要依靠公民的公共精神，新西兰则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限制行动的措施。截然不同的执政风格也体现得很明显：瑞典领导人躲在幕后，让科学建议引领抗疫；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敏锐地洞察到了公众情绪，确保了其政府所出台的严厉政策得到舆论的支持；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án）则借机为自己集聚了无限的权力。而此时此刻*，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正在鼓励民众自行注射消毒剂。
英国最初的公众反应是团结一致。只有时间能验证，当个人经济困难到来时，这种团结一致能持续多久。迄今为止，只有美国人走上了街头进行抗议。随着人们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愈发强烈，企业要么用补贴和赤字来保住工作岗位，要么先一步进行裁员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股东的损失，但这样又会加快经济衰退的速度。公司会优先考虑股东还是它们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
我们能否在抑制新冠病毒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损失，取决于社会凝聚力的大小。面对共同的目标，大多数人都能团结一致，但有的社会团结得更紧密、更有效。我们会在后文中充分区分，哪些社会更团结、效率更高，哪些社会做得不够好。
本书有两个相互交织的主题—极端不确定性和社会凝聚力。合作的必要性显而易见，而且它会自然发生。但政界和商界的领袖们刚愎自用，过度信奉借助模型来理解世界，同时个人主义的崛起又削弱了社会为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这两个因素进而产生了相互作用：自信的领导者们坚信自己知道该做什么，同时不相信人民，认为人民会因为过于自私而拒绝合作。与审查监督挂钩的激励政策成了领导者们的法宝。
个体的自私与自上而下过度自信的管理相结合，已经伤害了我们的社会。但你可以改变这个现状—我们写了这本书来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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