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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大河上下的波翻浪涌，长城内外的恩怨情仇，荒漠草原的跌宕风云，口里口外的悲欢离合。
一部悲壮、厚重的汉蒙民族奋斗史、团结史。走西口的全景全貌，跃然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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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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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时间限定于清朝中叶至晚清，通过河、保、偏三小龙——李小多、陈嘉丰、郭望苏走西口的曲折历程，展现了内地汉民在口外谋求生存的艰辛困苦，以及勇于向命运抗争的不屈精神。同时通过汉族人民和蒙古族人民的杂居相处、团结交流，彼此间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互渗透、融合，促进了蒙、汉民族长远的共同进步。作品结构宏大、史料翔实，人物形形色色，故事庞杂纷呈，艺术地再现了走西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国内部内容完整的走西口题材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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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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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爱民，1972年出生，山西省保德县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发表过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长篇小说《西口，西口》系山西作协2015年重点扶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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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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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子
1 章 五哥放羊
43 第二章 贡鱼冤
73 第三章 老牛湾
95 第四章 西口遥迢
117 第五章 包头镇
149 第六章 挖大渠
167 第七章 大盛魁
185 第八章 沙壕塔
209 第九章 掏甘草
257 第十章 漫瀚调
289 第十一章 打后套
323 第十二章 水刮西包头
367 尾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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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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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走西口 （代序）李爱民
清朝建立初期，统治者为了防止蒙、汉民众交流团结进而聚众造反，对其统治形成威胁，在长城北边人为设置了一条隔离带，将两个民族隔离开来。这样就形成了两个民族毗连而居，却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然而随着清廷稳定后的休养发展，中原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土地兼并严重，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民不聊生。而蒙古地区则地广人稀，大量 土地闲置浪费。内地丧失土地的贫民冒着杀头的危险纷纷进入蒙古地区逃荒谋生。在此关乎国计民生的大是大非面前，清廷被迫于康熙三十六年 （1697）下达了“禁留地”开放令，允许少数汉人持票进入蒙古垦殖。走西口的大门由此打开。
“走西口”与“闯关东”“下南洋”，是同时期形成的几股较大规模的移民潮，几乎贯穿整个清朝与民国，持续三百多年。
走西口的人群主要包括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和甘肃等省的贫民，其中富代表性的则是晋西北的河曲、保德、偏关三县和陕北的神木、府谷、榆林、横山、靖边、定边六县。晋西北和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发。由于生活所迫下，当地贫民凭借跟内蒙古地土相连的条件，进入土地广袤的内蒙古逃荒谋生。走西口逐渐成为当地人民谋求生存的一种常态。
走西口的汉民在口外主要从事农耕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也有部分从事商业贸易。
当时蒙古地区的主要资源就是土地，正好与内地汉民的需求相对应。起初清廷下达“禁留地”开放令，仅允许在原勘定的沿长城外宽五十里的禁留地内划出二十到三十里的垦殖界限让汉人耕种，史称“开边”，民间称为“借地养民”。这一时期汉人进入内蒙古垦殖需“持票”出口，春出秋归，不准羁留，俗称“雁行客”。后来随着借地养民措施的延续以及“蒙禁”制度的不断松弛，蒙古的土地所有者将土地出租获取利益，从而吸引了大量的汉人涌入当地从事农业垦殖，在内蒙古南部地区逐渐出现了大面积的农业生产区。汉民亦由“雁行”发展为定居农民，在当地造就了星罗棋布的农村。汉、蒙人民杂居共处，直接影响到了蒙古旗民的游牧生产生活习惯，带动其由牧转农，促进了当地半农半牧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至清朝中叶，内蒙古南部的农业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自给有余，还能转销内地。
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汉人和从事农耕生产的农民一样，无不是内地流落而来的贫民。蒙古牧区历来生产生活用品匮乏，加上汉民流入人口增长以及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需求，手工业生产应运而生，正好为蒙汉人民的生产生活填补了空缺，同时也给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在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同时，蒙古地区的商业贸易亦随之兴起。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地商业贸易的兴起，源于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朝廷招募各地商人随军行动提供后勤保障，允许商人携带部分商品与当地牧民进行“军前贸易”。清朝在蒙古地区盛极一时的“大盛魁”商号就是由军前贸易发展而来的。此后即有大量汉人在蒙古地区从事商业贸易，人们称“旅蒙商”。经过不断发展，原有的各种贸易方式 （包括军前贸易） 逐渐为城镇贸易所取代，有众多的城镇形成了规模不一的贸易市场。蒙古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更将当地经济推向一个又一个制高点。
走西口主要的结果，首先是使得无数丧失土地的贫民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达到了维持简单生存的要求与目的。其次是汉人把农耕技术带到口外，打破了蒙古地区单一的畜牧业经济结构，促使蒙古旗民由牧转农，逐渐向农业和半农半牧经济转变。而更为重要的成果，则是通过蒙、汉人民的杂居相处、团结交流，彼此间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互渗透、融合，实现了蒙、汉民族长远的共同进步。
回头看来，清廷治理蒙、汉民族的方式独树一帜，令人讶异。起初，清廷把两个民族隔离开来，并采取完全不同的管理制度 （姑且称为富有清朝特色的“一国两制”）。对于蒙古民族，清廷实施蒙禁制度，又称“封禁令”，其主要内容就是禁止蒙汉交流、禁止蒙古各部越界往来，就连蒙古的王公出境也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清廷实施的这种封闭的政治制度限制，目的就是企图把蒙古打造成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把蒙古族人民驯服成圈养的牛羊，任其驱使和宰割。此后迫于内地汉人的生存压力，在万不得已之下颁布了“禁留地”开放令，实施借地养民措施。然而这一措施与其治理蒙、汉民族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因此对这项制度忽放忽收，时紧时松。后来因走西口的汉人日渐增多，清廷在蒙古地区设置了理事衙门，专门管理汉民事务，形成了“旗管蒙、厅管汉”，旗、厅并存，蒙汉共居分治的局面。此后直到光绪二十八年 （1902），清廷财政枯竭，入不敷出，采取由官府大规模开放蒙古荒地的办法弥补财政不足，吸引汉人进入内蒙古从事垦殖，才彻底取消了蒙、汉人民相交往来的限制。
从总体的结果以及历史的眼光看来，走西口这一事件不啻清廷被迫实施的一次“改革开放”，在其“半推半就、有意无意”之下，造就了蒙、汉两个民族前所未有的大团结、大融合。
这部 《西口，西口》 的内容，半是虚构，半是纪实，目的就是力求还原走西口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走西口。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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