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海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丛书）》 - [美]侯格睿[Grant，Hardy]著丁波译 - 商务印书馆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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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海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丛书）

書城自編碼： 3752832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文物考古
作者： [美]侯格睿[Grant，Hardy]著丁波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100195614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 2022-04-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大32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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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刀剑与笔锋的碰撞，文人与帝王的较量。
秦始皇称霸青铜帝国，司马迁书写《史记》叙事，谁才是那个定义世界的征服者？

內容簡介：

“青铜世界”与“竹简世界”是侯格睿独创的专门名词，也可以说是文学形象的比拟术语。这两个术语是对中国历史模型文、武两个层面的摹写。侯格睿在书中为我们呈现了一副司马迁与秦始皇争夺世界的画面。在这场比赛中，秦始皇凭借强制和暴力，而司马迁以道德重建作为管理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基础，借助《史记》赢得了比赛。他们争夺的焦点是“定义世界”。司马迁将秦始皇拉回了他试图否定的历史序列中，接受历史的评价；他通过全面记载汉武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以暗含褒贬的叙事手法，将汉武帝置于秦始皇评价体系之下，完成了竹简世界体系的构建。司马迁通过《史记》构建了一个开放的微观模型，并让模型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
秦王朝的崩溃与帝制的结束，表明“青铜世界”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秦始皇想把他的创造传之万世，只是一个幻想。司马迁创造的“竹简世界”，还将伴随时间的流逝与历史推演无限延伸，是真正的传之万世。

關於作者：

侯格睿（Grant Hardy），北卡罗莱纳大学阿什维尔分校历史系助理教授。1961年3月7日出生。1984年获得杨伯翰大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得耶鲁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研究范围为中国历史、中国历史文献。
侯格睿（Grant Hardy）与华兹生（Burton Watson）、杜润德（Stephen Durrant）是美国汉学界史记学研究领域负盛名的学者，被誉为美国《史记》研究三君子，他们分别撰写的三部史记研究论著堪称该领域奠基之作。侯格睿是北卡罗来纳大学阿什维尔分校历史与宗教研究教授和人文项目主任。他在杨百翰大学获得古希腊文学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侯格睿教授因为他的教学和学术获得了大量的奖项和荣誉。在北卡罗来纳大学，他获得了2002年艺术和人文学院杰出教师奖，并在2009年至2010年被任命为Ruth and Leon Feldman Professorship教授。他还获得了国家人文基金会的研究资助，并参加了哈佛大学、海德堡大学等世界著名大学的学术研讨会。侯格睿教授著述、合著、编辑了6部著作，包括《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Sima Qian’s Conquest of History）、《牛津历史著作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卷，等等。此外，他还为《世界百科全书》（The World Book Encyclopedia）撰写或修改了大部分关于中国古代的篇章。
译者简介：
丁波，历史学博士，编审。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北京史记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尤其在《史记》方面用力多。在《史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学术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史记?将相表倒书考》等学术论文20余篇。

前　言
第一章　历史的意义
历史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司马迁和历史
第二章　表现世界
《史记》的结构
阅读结构
竹简的世界
第三章　历史之网
历史之网
多重叙述
第四章　事件的意义
事件的意义
评估概括
第五章　塑造世界
判断史
作为诠释工具的《史记》
改造世界
第六章　圣人的历史
文学塑造
圣人的历史
第七章　争夺世界
青铜的世界
争夺世界
第八章　理解世界
适应时代
理性的限度
理解与被理解
结　语
致　谢
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

內容試閱：

怎样读《史记》
——一位美国学者的答卷（代序）
张大可
怎样读《史记》，在当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蔚然成风的形势下，无疑是一个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北京史记研究会会长丁波先生恰好翻译了一本研究《史记》的书，作者是美国学者侯格睿，希望我看后写一点评介文字。我欣然接受，愿意为广大爱好读《史记》的朋友尽一点力。我发现侯格睿氏的论著有一种独特的视角，特别是怎样读《史记》，值得分享给广大读者。下面就是我的读后感，分三个题目来说。
一、侯格睿阅读《史记》的切入点
侯格睿是一位美国当代学者，他写了一本有助阅读《史记》的论著：《青铜与竹简的世界》。这一名称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它怎么与《史记》相联系呢？书名的副题揭示了谜底：“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原来“青铜世界”与“竹简世界”是侯格睿独创的专门名词，也可以说是文学形象的比拟术语。这两个术语是对中国历史模型文、武两个层面的摹写，解剖历史模型就是侯格睿读《史记》的切入点。“青铜世界”，指秦始皇用青铜武器创造的秦帝国这一物质世界，代表中国历史的“帝制”模型。尽管秦王朝十四年就崩溃了，但“帝制”制度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才结束了“青铜世界”的帝制。“竹简世界”，指司马迁用墨水在竹简上创造了《史记》这部史书，它是一个道德层面的文化世界，一个比“青铜世界”更为宏大壮丽的“宇宙世界”模型，生命力更强。“竹简世界”的积淀与延伸，就是司马迁创造的《史记》纪传体史籍的积淀与延伸，它伴随“青铜世界”的帝制，也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积淀为二十六史。秦王朝的崩溃与帝制的结束，表明“青铜世界”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秦始皇想把他的创造传之万世，只是一个幻想。司马迁创造的“竹简世界”，还将伴随时间的流逝与历史推演无限延伸，是真正的传之万世。侯格睿在书中告诉我们，他是把秦始皇和司马迁两人作为中国历史的代表，一个是物质世界即制度的创造者，一个是精神世界即文化对物质世界的模拟，并展开比拟的。比拟的结果，是“竹简世界”取代了“青铜世界”，也就是司马迁征服了秦始皇。化为书题就是“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
上面的表述，很让人“沮丧”（侯格睿用语），是不是有些莫名其妙？为了行文方便，我们把侯格睿的论著《青铜与竹简的世界》，用“侯著”二字代称。侯著全书的语言，如同他的书题一样，“别具一格”。侯格睿打破了常规语言的排列组合，用中国作家王朔的话来说，就是别具一格地“码字码”。例如王朔的“爱你没商量”，就比常规的表达“非常爱你”或“爱死你”要幽默得多，有一种不可用语言描绘的韵味，我们姑且称它为“另类语言”。这种语言增殖了语言的内涵和负荷，它不是一种技巧运用，而是独特的思维方式。技巧可以学习，思维方式是“天才”，即“个性”，无法学习，读者只能去适应，看懂他，所以称为“另类语言”。侯著满纸另类语言，明明是常见的词语，由于非常规的排列组合，不仅要细细咀嚼，还要与前后文大开大合地广泛联系、反复推敲，才能明其所以。
书归正传，我们回到侯格睿氏读《史记》的切入点这一话题上来。其实就是一句话：“从解析《史记》的五体结构开始。”多么直白的一句话，谁都能听得懂，但好像是什么都没有说。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史记》的五体结构？你看到的《史记》五体结构是什么样的形象？你怎么解析《史记》的五体结构？于是侯格睿氏创造了“青铜世界”与“竹简世界”这两个另类术语，把“青铜”“竹简”两个名词与“世界”码在一起，还把二者串联起来，“青铜与竹简的世界”，是不是打破了语言的常规组合？侯格睿把他的创造“青铜与竹简的世界”用作书题，什么意思？书的副题“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就是对书题的阐释，《史记》的五体结构呈现在侯格睿眼前就是“青铜世界”与“竹简世界”两个历史模型。这两个历史模型是司马迁创作《史记》呈现出来的，可以看作是对历史征服的战利品。所以“征服”一词在这里就是“阅读”“创作”，或者“复制”的意思。为什么用“征服”呢？“征服”有“驾驭”“把控”的意思。司马迁“阅读”历史，把它重新“创作”或“复制”出来，可以说是对历史的把控与驾驭，用“征服”一词来描述，十分贴切、生动。“征服”，还有一层意思，是“竹简世界”对“青铜世界”的“征服”。侯格睿在书中将司马迁对“青铜世界”与“竹简世界”的创作过程告诉了读者。侯氏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看到始皇陵的建造与规模体制，悟出了这是一个“青铜世界”的“宇宙模型”。始皇陵的建造用了七十万人，劳作了几十年，其规模体制十分宏大。始皇陵的结构有天文、地理，以及秦始皇建立的帝国制度，这不就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以及帝制形成的历史模型吗？《史记》五体结构所包容的历史内容，不就是竹简对始皇陵象征的历史宇宙模型的复制吗？于是，“青铜世界”与“竹简世界”也就诞生了。两个模型放到历史的天平上，是合二为一的，“青铜世界”是物质世界，它是参照物，而“竹简世界”是司马迁对参照物的复制与摹写，岂不是“竹简世界”征服了“青铜世界”吗？阅读《史记》，就要从观赏、参悟《史记》五体象征的“宇宙模型”开始，也就是要从凌空的高度鸟瞰《史记》全貌。一本书怎么鸟瞰呢？所以，《史记》在侯格睿眼里，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宇宙模型”。直白的一句话，读《史记》“从解析《史记》的五体结构开始”，表达不出上述的一大堆思维内容，按照常规的语言叙述或解说也表达不出这些思维内容。所以另类语言不是常规语言的技巧使用，而是一种思维创作，它靠的是作者的灵感与深思。
那么，按侯著的思维方式，是怎样读《史记》呢？具体内容详下第二题的解读。
二、侯著全书的内容——怎样读《史记》
侯著全书共八个章题，中译文字约17万字。全书内容展开分为三个层次，演示侯格睿阅读《史记》的方法。章，揭示司马迁为什么写历史，是个层次。第二、三、四章，揭示司马迁建构《史记》的微观世界，即“竹简世界”的“宇宙模型”是怎样搭建起来的，着重分析微观事例，是第二个层次。第五、六、七章，揭示司马迁对孔子形象的建构和对秦始皇的塑造，演示对儒家历史的探究，儒家与秦始皇是两个宏观事例的分析，是第三个层次。第八章是呼应章所作的补充和余论。
下面我们对侯著三个层次的内容，再进一步作具体的解读。
章，“历史的意义”，揭示司马迁写历史的动机。侯著认为，历史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极为统治者和士人所重视，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祖先崇拜、崇古意识、官僚主义政治需要借鉴。儒家文化兴起加强了崇古意识。历史能为现实的政治提供合法化的解释，也能为批评现实政治的负面提供佐证和隐蔽。传统文化的影响，激励司马迁以一种全面和系统的方式总结世界历史，完成一部中国文化和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建立圣人孔子式的功业，这是个动机。司马谈临终遗言，要司马迁以的孝道完成他开创的未竟事业，即完成《史记》的创作，尽孝道是第二个动机。后来司马迁受难，承受腐刑的奇耻大辱，更要完成《史记》，留待后人评说，洗刷耻辱，这是第三个动机。第八章的补充论述，着重说历史有什么用，也提出了三个方面。其一，《史记》写了许多历史人物事业的成败，提供给人们的教训是“知时变”。一个人想要获得事业的成功，就要懂得适应时代。其二，历史是极其复杂的，有时正确的理性的推断也不可避免失败，或许直觉的感知更为可贵。李斯的悲剧就是一个典型例证。他的理性告诉他，与赵高合谋发动政变是错误的，但他终还是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你从中能吸取什么教训吗？其三，一个人要善于了解别人，还要让人被理解，你的才能才可见用于世，脱颖而出。司马迁的伟大与高明之处，在于他自己不出来说教，而是给读者提供创造性的历史分析机会，自己成为历史学家，自己从阅读历史中引出结论。司马迁怎样做到的？侯著第二章到第七章，用六个章题、两个层次的论述作了回答。
侯著第二、三、四章，揭示司马迁怎样建构“微观世界”，也就是怎样创作《史记》的。什么是“微观”？侯著没有作定义式的解说，从这三章呈现的内容来看，侯著定义的“微观”有两层含义。其一，指全部《史记》呈现的中国三千年古代史的历史框架是一个微观的“宇宙世界”模型，侯著又称之为“竹简世界”，直白地说，“微观世界”就是《史记》一书的代名词。“微观阅读”，就是“《史记》阅读”。其二，“微观”的第二个含义，也可以说是更重要的含义，是指历史细节，侯著称之为碎片化的历史事迹，也就是落实在竹简上的一件一件历史事实。两个“微观”的含义合在一起，才能描述司马迁的创作方法与创作过程。《史记》五体结构的框架，即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是五大系列模块，共同构成《史记》这一个“宇宙世界”模型。这个模型，是司马迁运用海量信息，也就是海量的碎片化历史细节组装起来的。海量的历史碎片，每一个碎片，就是一个“微观世界”。构建模块的历史碎片，是从海量历史碎片中筛选出来的。创作过程就是筛选历史碎片再把它们组装起来的过程。三个章题及其内容的叙述，就是还原司马迁的这一创作过程。
侯著第二、三、四章的题目与释义如次：第二章，“表现世界”，指司马迁组装完成的模型世界，落实在竹简上，今天转换为印刷在纸上的书籍，呈现为五体结构。所以，“表现世界”，解读出来就是“呈现的历史模型”。第三章、第四章，是对第二章“表现世界”所呈现出的模型的阅读，也就是演示司马迁怎样选择历史碎片把它们组装起来的过程。侯格睿在前言中有明确的交代，他说：“从第二章到第五章，我认为《史记》是一个微观世界，并演示了如何阅读它。”这里侯格睿对“阅读”一词做了深度的解释，“阅读”就是对司马迁创作过程的演示。第三章，“历史之网”，是对一件事或一个人的阅读演示，例如鲁隐公被弑、卫州吁之篡权，是一个个的事件，对魏豹的阅读演示则是一个人。第四章，“事件的意义”，是对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的阅读演示，侯著选择的是楚汉相争，为什么汉胜楚败。本文只评说侯著呈现的读《史记》方法，具体演示的内容，详侯著，兹从略。
侯著第五章，“塑造世界”，对应第二章“表现世界”，是侯著设定的“解释原则”。第六、七章，对应第四、五章，是对“解释原则”的演示。第六章，“圣人的历史”，是阅读《孔子世家》，探究儒家历史以及孔子形象的塑造。第七章，“争夺世界”，是对秦始皇记载的解读，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儒家政治的反面典型。
“塑造”比起“表现”，显然是上升了一个层面。具体说，就是《孔子世家》呈现出来的孔子形象以及儒家学说的道德评判是原本的历史模样，还是司马迁“塑造”出来的？更深一层的追问是，历史家笔下的历史著作，是原本的历史，还是历史家“塑造”的历史？再深入追问到原始，那些构建历史的海量的历史细节、历史事实元素是原本的真实，还是“塑造”出来的？也就是常说的生活真实、事实真实。“塑造”，换作“虚构”，在精神世界中也是成立的，那是艺术，那是文学。秀、经典的文学名著，所写的生活真实，并不是事实原型，恰恰是“虚构”的典型。但有价值的文学虚构，却是生活原型的升华，离开了生活原型的胡编乱造，不是“虚构”而是荒诞。《史记》作为文史名著，既是史学，也是文学。毫无疑问，《史记》记事有虚构，否则哪来文学呢？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虚构，而在于虚构的文学真实与事实的原型真实，哪个为主，即《史记》性是史学，还是文学？侯著“塑造世界”对《孔子世家》的阅读，认为组装孔子形象的碎片是司马迁挑选的，有一些碎片不是原型历史细节的真实，而是“塑造”出的，即孔子形象是用文学手法完成的。
侯著在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重新演示或组装中发现，同一个历史碎片多次使用，组装在《史记》五体不同的模块上，有不同的记载，甚至有的是互相矛盾的。或许司马迁对同一事件掌握了不同的资料，但更多的碎片是有案可查的。例如取自《左传》的同一资料，司马迁在运用中有的就作了改造，使用在不同的地方还有差别。侯著认为这是司马迁有意为之，为什么？组装的需要。按侯著演示的过程，可以作如下推断。我们如果把已经逝去的事实，即历史比作一幅名画或者一块玻璃，把名画撕得粉碎或把玻璃打成碎片，那么原有的名画或玻璃已经消失了，成为历史。原来的名画或玻璃是的存在，既然已经消失了、没有了，只剩下一地碎片，那么，历史家创作，就是把碎片重新组装起来。所以历史家笔下的历史已不是原来的历史，不同组装师复原的显然不一样。因为碎片与垃圾混杂，组装师披沙拣金，把真实的碎片捡拾出来，一些已经消失的碎片还要复制即“塑造”出来。你挑选的真实碎片越多，你不得不“塑造”的碎片越逼真，那么你组装的模型就越接近原有的真实。侯著认为司马迁“挑选”的碎片，以及他“塑造”的碎片，是真实可靠的，所以《史记》性是史学，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
历史学家组装出来的历史有什么用？侯著认为，无论是东方史学，还是西方史学，终极目的，即回顾历史是为当今服务，从历史中吸取借鉴。历史家鲜明地将自己的判断写在历史中告诉读者，这才是完整的历史。因为历史家的判断是复原历史的终极目的。希罗多德《历史》就是这样的作品。而《史记》，找不到作者司马迁，他隐身在历史碎片中，对记述的历史没有做出历史家的结论，《史记》是一部未完成的书，是半部历史。侯著又指出，实际上司马迁有很强的自我判断，他只是没有直接告诉读者，而是运用他的组装模块，以及对碎片的挥洒调遣把复杂多样的历史面貌呈现给读者，引导读者自己对历史的结论做出判断，每个读者都是历史家。这正是司马迁的伟大和高明。侯著在后一章和“结语”中说：“通过《史记》的微观结构，他创造了一个模仿整个世界的模型。” “司马迁的书不仅仅是对他所知的所有时间和地点的描述，它是一部所有时代的历史。”“据我所知，《史记》鹤立鸡群，在中国历史作品中独一无二。”侯著给予了《史记》以崇高的评价。
三、侯格睿氏指引了一条阅读《史记》的捷径
侯著本旨并不是为了读《史记》写的一本技术指导书，而是探索司马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人格与风格的学术论著。中国学者李长之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这部名著可资比较，这里称之为“李著”。李著全书共九章，约22万字，两书篇幅相差不大，的相似点均为另类作品。这里所指“另类”的意思，准确地说就是“别开生面”的一种思维方式。李著描绘的是作者心中作为文学家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侯著描绘的则是作者心中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两位作者笔下的司马迁形象完全不一样，但司马迁只有一个，那么，这两个司马迁哪一个更接近原型呢？一千个有建树的作者阅读《史记》，就有一千个不同的司马迁形象，而且常读常新，永远不会有题无剩义，也就是《史记》将会一代一代承传下去，永远不会停止“阅读”的脚步。因此，哪一个作者笔下的司马迁形象更接近原型呢？这一提问与比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一个作者笔下的司马迁形象更完整，作者引出的判断是否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对当前有何种有益的借鉴，这才是各自作品的学术价值。李著与侯著的不同点是语言。李著是常规语言写出的另类作品，读起来顺畅得多。侯著的另类语言读起来确实新颖，但另类语言的穿透力与思维模式更加深刻，非常规语言可比。两者不在一个评级线上，而又各有千秋。
上述一段话是对侯著的学术价值作的一个交代，不是本文评介的内容。本文着重评介侯著带给读者的阅读方法，这是侯著学术价值的溢出价值，但它不亚于本身的学术价值。对于大众读者来说，我认为侯著的这一溢出价值比学术价值更有借鉴意义，所以特为之作评介。本文前面、二两题对侯著阅读方法已作了具体阐释，本题再总括侯著阅读方法的亮点，它给读者指引了一条阅读《史记》的捷径。
“侯著”阅读方法有两大亮点：一是独特的“阅读”视角；一是独特的“阅读”方式。分说于次。
（一）独特的“阅读”视角。此指侯著阅读的角度为凌空鸟瞰，把握《史记》全貌，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史记》五体是一个微缩的“宇宙世界”模型，五体是模型的五大系列模块；其二，《史记》记载的历史内容，是从海量的历史细节中挑选出来的一部分，这些历史细节就是组装模型的历史碎片；其三，历史碎片的排列组合，以及某些碎片多次出现在不同模块上，有一定的章法。章法就是历史的判断，就是司马迁的创作，司马迁自己没有把它说出来，读者自己去领悟，做出判断。所以，读《史记》，人人都是历史家。显然，这一方法是指引给读者的一种思维模式。想一想我们是怎样读《史记》的。我敢负责任地说，每一个读《史记》的人，都是一篇一篇地读，或者把相关的篇章合成一组来读，或者把某一个历史阶段的篇章合成一组来读，侯格睿本人也一定是这样来读《史记》的。但是侯氏的阅读方法与一般读者大相径庭的是：侯氏是鸟瞰，一般读法是在地面上平视。因为《史记》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宇宙世界”，鸟瞰才能看到全貌，平视只能看到一个局部。在这里，“阅读”已不只是在浏览，而是探讨、创作，或者叫深度阅读，要把体会、感悟写成论文，写成著作。平视的读法，是对《史记》记载的一件一件历史事件的思考，或者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思考，或者是对某一个专题的思考。所以，平视的读法看到的《史记》五体，是分门别类的编纂史料，做历史判断的思维受到局限。侯氏的鸟瞰，有如前述，他看到的是一个“宇宙世界”模型，做历史判断的思维境界上升了不知几个台阶。
（二）独特的“阅读”方式。一般的阅读是沿着阅读的对象思考问题，侯氏的阅读是演示创作阅读对象的创作过程，即演示司马迁的创作过程。侯著在“历史之网”中做了淋漓尽致的演示。例如鲁隐公之被弑、卫州吁之篡权，一般的读者限于对所见记载作思考，侯著的阅读则是从模块上把所有关于鲁隐公、卫州吁的历史碎片集中起来按时间顺序排列，思考司马迁为什么选择这些历史碎片，它是怎样组装在模块上的，也就是演示司马迁的创作过程来解释鲁隐公为什么被弑、卫州吁是怎样篡权的。这一阅读方式与其阅读视角是紧密相连的。简明说来，就是阅读《史记》，我们要探究某一个问题时，首先要从《史记》各体中把相关事件的记述全部集中起来，思考司马迁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历史碎片。它在各部分，即在各个篇章的记载有何不同，为什么有这些不同，司马迁是怎么思考的，司马迁的结论是什么。如果读者看不到司马迁的结论，即历史判断，读者自己是怎么判断的，你自己的判断就是这一历史的结论。这一思维路径，这一阅读方法，显然是一条深入思考的捷径，人人都是历史家。

译后记
丁波
司马迁对阵秦始皇，虽不似秦琼战吕布一样无稽，但多少也会让读者诧异。美国学者侯格睿的《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为我们呈现了一副司马迁与秦始皇争夺世界的画面：“两个人实际上参加了同一个比赛。他们都试图通过重新排序历史、命名和分类以及控制话语的基础来定义世界。”在这场比赛中，秦始皇凭借强制和暴力，而司马迁以道德重建作为管理国家和人类社会的基础，借助《史记》赢得了比赛。他们争夺的焦点是“定义世界”。侯格睿是美国当代《史记》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是北卡罗莱纳大学艾塞维利分校的教授。 1988 年，侯格睿获得耶鲁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史记〉中的客观性和解释性问题》（O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Shh Chi）。1999 年，侯格睿的《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其关于《史记》研究的代表性作品。该书出版后在美国汉学界有较广泛影响，被认为是与华兹生《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杜润德《朦胧的镜子：司马迁笔下的矛盾与冲突》齐名的当代美国《史记》研究重要成果之一。
该书的结构和各章的具体内容，侯格睿在“前言”中有简要的概括，读者可以容易地获得全书的梗概，此处不赘述，我们将目光聚焦侯格睿组织的司马迁与秦始皇的比赛上。司马迁与秦始皇的比赛，结果显而易见：司马迁的竹简世界终战胜了秦始皇的青铜世界。侯格睿客观地评判了这场比赛。秦始皇以武力建立了统一强大的帝国后，“试图通过思想的重组使他自己的军事征服合法化。他试图改变人们理解世界的范畴，重要的是他希望自己能够定义世界”，即由他来定义理解和判断世界的术语。“在重新命名的狂热中，……一个新世界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新的名字，它们都来自秦始皇。”不幸的是，司马迁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消除了秦始皇的努力，“司马迁写了一段历史，其意图是点对点消除秦始皇的意识形态结构”。
《史记》不是一部普通的历史，因为它不仅讲述了过去的故事，还试图以象征的方式代表过去。就像秦始皇的陵墓一样，《史记》是一个宇宙模型，一个写在成千上万片竹简上的世界。事实上，《史记》是一个终被证明胜利了的竞争模型。秦始皇试图利用他的政治手段来塑造一个没有历史的新世界，但终他被迫只是在司马迁的《史记》所创造的宇宙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这场不同寻常的比赛中，“历史学家——而不是皇帝——是天地之间的真正联系”，司马迁的胜出也自然毫不意外。为什么秦始皇、司马迁都选择以历史作为定义中国的手段呢？侯格睿认为“祖先崇拜、儒学和官僚主义都促成了在中国文明中历史思想的盛行”，“非常明显的是，中国人不同寻常地将历史作为身份认同和发展方向的源泉”。司马迁不仅把《史记》作为他历史观的代表，“而且也以特别的字面方式代表了世界本身，通过它的存在，寻求改变那个世界”。作为客观世界的模型，“司马迁的历史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他用写实的笔法记录超越普通因果关系的具体话语和行动，旨在以这样的记录影响世界。《史记》就是用这样具有表演感和仪式感的语言呈现这个世界。通过《史记》中的命名、归类和排序，司马迁给予宇宙本身一种特定的结构”。《史记》五体结构的灵活性发挥了重要功用，它允许司马迁在不同主题下，灵活取舍史料，既保证了客观性，又能发挥历史的道德教化功能。司马迁希望他的读者在他的模型指引下自己去理解世界。侯格睿相信，读者即使在模型的指引下找到了理解世界的妙门，也不会离开司马迁，这也是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上鹤立鸡群的原因所在。司马迁的世界模型能够发挥功能，也离不开他独特的叙事艺术和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这也是模型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侯格睿通过《孔子世家》的叙事分析指出，司马迁关于孔子一生的描述，折射的正是司马迁自己的人生际遇。司马迁通过描述圣人，也拉近了他与圣人的距离。遭遇坎坷，通过著述获取后世的认可，这是孔子和司马迁共同的命运。司马迁认为这也是历史的价值，通过历史学家的努力，让那些被埋没的圣贤重新获得应有的地位，这是天道。天道，不应被局限在一个短的历史时期。伯夷叔齐虽然没有善终，但他们被孔子从尘埃中打捞出来，被后世敬仰，这是天道。司马迁自己正在遭受的坎坷，也必将通过《史记》得到应有的澄清。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不惜承受腐刑这样的奇耻大辱。他为何如此急迫地选择这样激烈的对抗呢？侯格睿也给出了他的分析：司马迁发现，他的竞争对手秦始皇从骊山帝陵中复活了，他在汉武帝身上附体了。他们是如此相像，推行的政策如出一辙，甚至两人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也不谋而合。司马迁被恐惧包围着，他一定要完成《史记》，完成世界模型的构建，否则，他与秦始皇的竞争，终将败在秦始皇的孪生者手上。当他的描述突出了秦始皇和汉武帝之间的相似之处时，读者认识到这两个君主其实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相同的批评适用于二者。《史记》的结构允许司马迁将二者匹配。侯格睿把《史记》五体结构下呈现的竹简世界，与秦始皇陵中呈现的微缩的青铜世界作为两个具象对比。秦始皇在地下复刻了自己统治的世界，他试图借助祖先精神对后世的控制，通过地下这个微缩的帝国，万世统治人间。可悲的是，随着秦帝国的灭亡，秦始皇陵也遭到破坏，他的野心也被司马迁曝光。而司马迁的《史记》成为后世膜拜的经典，不断被研究阐发，司马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愿望被光大。侯格睿之所以将司马迁的《史记》看作客观世界的微观模型，秦始皇陵近乎模型的结构一定给了他颇多灵感。过去的研究成果对《史记》五体结构之功能也有足够关注，但鲜有将其上升到客观世界模型的层面，严谨的中国学者更不会将《史记》与秦始皇陵类比，这些给侯格睿留下了足够的发挥空间。侯格睿发现了司马迁的野心，司马迁害怕汉武帝重建秦始皇的世界，不惜承受腐刑完成了《史记》。司马迁将秦始皇拉回了他试图否定的历史序列中，接受历史的评价；他通过全面记载汉武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以暗含褒贬的叙事手法，将汉武帝置于秦始皇评价体系之下，完成了竹简世界体系的构建。
中国文化中，“野心”不是一个褒义词，鲜有学者将这个词用在司马迁身上，侯格睿很仰慕司马迁，把他看作孔子一样的圣人（美国学者杜润德在《朦胧的镜子：司马迁笔下的矛盾与冲突》中甚至将司马迁称作“孔子二世”），他认为司马迁写作《史记》，有征服历史的野心，并无贬义。在他看来，司马迁不仅战胜了秦始皇，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孔子关于道德世界的创建，而且塑造了秦始皇和孔子在历史中的形象。司马迁以这样一种体面的方式，结束了与秦始皇的竞争。《史记》是百科全书式著作，任何一个纬度的解读都有其合理性，侯格睿从“正名”角度切入，把司马迁的著史看作他与秦始皇争夺古代中国的定义权，让人耳目一新。在侯格睿看来，孔子、司马迁借助道德教化改变世界，他们实现历史道德教化的手段，就是“正名”，司马迁通过《史记》构建了客观世界的微观模型，通过这个模型，将历史的道德教化功能发挥到极致。较之于《春秋》，《史记》庞大的结构，五体之间的配合，本身就有寓意，什么样的人入本纪，什么样的人入世家，在史料取舍、排列及叙事手法上有足够的空间，使司马迁能够尽情发挥。它建构的客观世界的模型，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帮助司马迁战胜了秦始皇，赢得古代中国的命名权，它也是司马迁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工具。侯格睿相信，司马迁通过《史记》理解世界、改变世界，他希望他的读者——那些能真正读懂他著作的人，能和他一起在《史记》所构建的客观世界的微观模型中，找到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司马迁选择了“遁形”，读者在一个看不见的向导的指引下，与司马迁共同探寻古代中国，并从中获得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能力。司马迁通过《史记》构建了一个开放的微观模型，并让模型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史记》之所以成为经典，成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钥匙，这是根本原因之一。《史记》传世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代关于《史记》之注释、选本及研究汗牛充栋，特别是 20 世纪以降，海内外关于《史记》的专著及论文更是蔚为大观，侯格睿作为汉学家，对《史记》这样一部中国古代经典有如此宏观之概括，确实值得钦佩，这也是激励我动笔翻译的动力。
侯著怎样读《史记》，本文就评介到这里。后本文要给读者提出一个警告作结束语。任何一种方法，任何一种理论，它都有一个适用的角度，过了度，真理就成谬误。侯著的“阅读”方法过度运用就可能出现悖论。例如“历史之网”对魏豹的“阅读”就作了过度解读。侯著集中了魏豹在《史记》不同模块上的历史碎片，说是五个不同的版本，就是过度解读生出的悖论。所谓五个版本，指魏豹降汉、背汉、被汉将韩信俘获，这个过程，各个时间点、背叛情节，在《史记》五个篇目中记载不同。这五个篇章为：《魏豹彭越列传》《高祖本纪》《外戚世家》《淮阴侯列传》《秦楚之际月表》，侯著依次称之为版本1、2、3、4、5。检索这五个版本，按编年法整理成一个版本，如果前后协调一致，那就是一个版本，五个版本的说法不成立。表的模块是司马迁首先完成作为全书写作的提纲，《秦楚之际月表》这一版本对魏豹的降汉、背汉、被汉俘获有着明确的记载，摘录如下：
汉二年三月，魏豹“降汉”。（引号内为表中文字）
四月，高祖“王伐楚至彭城，坏走”/魏豹“从汉伐楚”。
五月，“王走荥阳”/“豹归，叛汉”。
六月，“王入关，立太子，复如荥阳”。
九月，“汉将信虏豹”。
《魏豹彭越列传》：
“汉王渡临晋，魏王豹以国属焉，遂从击楚于彭城。汉败还，至荥阳，豹请归视亲病，至国，即绝河津叛汉。”
按：魏豹降汉、从汉伐楚，在汉王渡临晋时，套入表中，即在汉二年三月；魏豹向汉王告假归国在“汉败还，至荥阳之时”，套入表中，即在汉二年五月或六月。其间，汉王一度入关请救兵，魏豹告假，或在汉王离荥阳之时则在五月，或在汉王返荥阳时则在六月。
《高祖本纪》：
“三月，汉王从临晋渡，魏豹将兵从。六月，……汉王稍收士卒，与诸将及关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荥阳，破楚京、索间。三年，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即绝河津，反为楚。汉王使郦生说豹，豹不听。汉王遣将军韩信击，大破之，虏豹。……其明年，立张耳为赵王。”
《淮阴侯列传》：
“汉之败却彭城，六月，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国即绝河关反汉，与楚约和。汉王使郦生说豹，不下。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击豹，信遂虏豹。”
按：这两个版本套入表中，得到完整的编年序事：魏豹在汉二年三月降汉，将兵从高祖伐楚，四月高祖从彭城败还退至荥阳，安排诸将阻击项羽，高祖入关请兵，六月返回荥阳大败楚兵。六月，魏豹告假归国，反汉。汉王派郦生说魏豹归汉，豹不从，其时当在七月。八月汉王遣将韩信击豹，九月虏豹。《外戚世家》的记载只是补充魏豹叛汉的一个原因，不必引录。
上面的对照可以看出，《史记》对魏豹的记载，只有一个十分协调和完整的版本，根本不存在五个版本。其中《高祖本纪》记载“三年，魏豹谒归视亲疾”，与《秦楚之际月表》在“二年”，整整差了一年，这难道不是两个版本吗？答案是否定的。只要看看上下文的语境，这“三年”二字是《史记》在流传中发生的讹误。“三年”前面的文字，记录汉王在京索间的大捷，“三年”后面的文字，即记录魏豹告假归国，按《秦楚之际月表》《魏豹彭越列传》《淮阴侯列传》的记载，均发生在汉二年六月，中间怎么会突然插入“三年”二字呢？再对照下文：“其明年，立张耳为赵王。”按逻辑，“三年”后的“其明年”是“汉四年”。而张耳为赵王是在“汉三年”，因此这“其明年”之前的“三年”二字乃“二年”之讹。当然，也可能是错简，“三年”二字是在“其明年”之后，属下一段文字的开头。我们把“二年”代入原位置，或把“三年”移动在“其明年”之后，上下文豁然贯通。如果找不到版本证明，通过上下文的语境有如上述，在校勘学理论上叫理校。必须先完成这一步校勘再作历史分析。侯著把一个文本讹误导致的历史碎片，当成了司马迁特意为之的历史碎片，因此所作的“阅读”，即为悖论。
这个例证在侯著中是大醇小疵，也许是作者的一个偶然失检导致的。此处为何花这么大的篇幅来“阅读”这个“小疵”呢？因为它有着特别的警示意义。一个不真实的历史碎片，可以导致重大的历史判断失误。这一例证也从一个侧面证实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严谨，他采择的历史碎片，乃至“塑造”的历史碎片都是真实的，或者说接近原型的。正如班固、刘向、扬雄所评价的那样，司马迁序事，“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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