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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作为清朝统治者所力推的松花石砚，为何没有在有清一代达到端、歙的高度？受到皇帝赏赐的松花石砚，本该是一项荣誉，但在受赏者的笔下却鲜有痕迹留存？
（2）下洞开采原料的石工，在砚石品级的判定上，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反而是砚石成品的使用者——文人精英，建立了一套评价体系。石工丰富的实践经验难以诉诸文字，从而阻碍了相关知识的传播，文人书写的便利性使其在砚石的评价中占据了制高点，甚至为了提高自己的权威性，文人撰写的文本中不乏对石工的贬低之语。
（3）作为清初有名的女性制砚家，顾二娘从众多男性匠人之中脱颖而出，成为流传后世的“顾大家”。矛盾的是，这样一位“大家”的生平事迹，却缺少专门的文字记载，只能在记载其他相关人士的字里行间去找寻，甚至其流传后世的名号，也是被冠以夫家之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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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高彦颐教授倾十余年之精力，聚焦书写用具兼文玩的砚台，以此切入清初工匠与士人之间、性别之间、身体经验与知识生成之间的互动等社会问题，可谓别具慧眼。此书通过文献解读、田野调查、器物鉴赏、工艺过程描述、文人酬唱题铭、市场品牌营造，对以制砚名家顾二娘及其福州赞助人为中心的个案，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堪称一部学术力作。而其自下而上、由表及里的观察与分析方法，也为物质文化领域辟出一条新径。
全书除“导言”和“结语”部分，共分五章。每一章都设置在不同的具体地方：紫禁城里的皇家工场，广东的采石场，苏州及南方其他地方的砚台雕刻工场，福建收藏家的家里。作者追查了砚台在宫廷与社会之间的运动轨迹，并通过砚台的整个社会生活，带入了与砚台相关的制作、使用、收藏和写作的人的生活。此外，这项研究亦展示了这个小物件所产生的强烈的情感和技术投资。
高彦颐的研究不断地挑战我们习以为常的分类范畴。她修正了我们对传统明清女性社会角色的认识,颠覆了五四以来的缠足解释。这本《砚史》更进一步拆除了身体与物、匠与士、工艺制作与文字文化之间的藩篱, 让我们从崭新的角度窥视清代知识建构与政治文化的关系。这也是一本美丽的艺术史著作, 透过石砚、矿工、工匠、雕匠、文人、收藏家的社会史展现中国工艺文明的一个盛世。
——梁其姿（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兼历史讲座教授）
高彦颐教授倾十余年之精力，聚焦书写用具兼文玩的砚台，以此切入清初工匠与士人之间、性别之间、身体经验与知识生成之间的互动等社会问题，可谓别具慧眼。此书通过文献解读、田野调查、器物鉴赏、工艺过程描述、文人酬唱题铭、市场品牌营造，对以制砚名家顾二娘及其福州赞助人为中心的个案，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堪称一部学术力作。而其自下而上、由表及里的观察与分析方法，也为物质文化领域辟出一条新径。
——白谦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教授）
社会史写作关心“人”，乃题中应有之义；难得的是，这部著作同时展现了“物”（thing）的形状、灵魂和光芒。我提醒自己，下学期的艺术史课程书单中，千万不能漏掉这部书。
——郑岩（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史系教授）
这是一部深具透物见人新境界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力作。阅读此书，犹如跟随作者踏上关于砚台历史、技艺和鉴赏的迷人之旅。你会流连于北京紫禁城、肇庆黄岗村、苏州专诸巷、福州光禄坊，透过作者精心考证而构筑起来的采料、雕制、题咏、流转、收藏等诸多场景，体验砚台的生命历程。在这一旅程中，你会与皇帝、官僚、文人、砚匠、石工一一相遇，会心而行。与这些同一时空下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交织在一起，体悟清初社会政治运转机制和人际关系网络的真实图景，鲜活而生动。旅程过后，你也会产生拥有一方自己的砚台的冲动和欲望。
——郭福祥（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高彦颐的《砚史》从清代宫廷所带动的整个帝国的物质转向、广东肇庆开采端石的现场进入，抽丝剥茧地展现一个出身苏州专诸巷谜样的治砚名家顾二娘，其如何在看似男性为主导的士人文化中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超级品牌。
此书不仅为没有自己文字历史的工匠（尤其是女工匠）发声，更重要的是，其让我们看到田野调查、物质分析等经验与身体型的学术劳动，如何可能冲破传统历史学的限制。高彦颐教授结合社会文化史的训练，与其特有的对“物”的敏锐感官与细致写作，精彩地勾勒出一个由小人物与物品所推动，却很少被注意到之历史能动力。这是一本了解18世纪性别、文化史与艺术史的关键性著作。
——赖毓芝（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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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高彦颐（Dorothy Ko），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历史系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其研究方向是古代晚期和近代的中国科技与性别/妇女史、物质文化，著有《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等。
译者简介：
詹镇鹏，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从事明清中国艺术史、物质文化研究，曾于《台大美术史研究集刊》《故宫学术季刊》《故宫博物院院刊》，Late Imperial China，Arts of Asia，Religion and the Arts等期刊发表十余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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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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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时宜的慢书 / I
致 谢 / VII
导 言 / 1
第一章 紫禁城造办处：皇帝、包衣、匠役 / 15
新技术官僚文化 / 18
陶人之心：唐英和沈廷正 / 22
康熙朝宫廷的设计大师：刘源 / 26
刘源的跨媒材龙纹 / 31
“内廷恭造之式” / 42
雍正对造办处的改造 / 46
工匠和皇帝：内廷样式的缔造者 / 49
雍正治下的砚作 / 53
宫廷和地方之间：帝国宣传的局限 / 60
第二章 肇庆黄岗：砚工 / 65
灵砚和书写 / 69
采石的工具 / 70
工匠的识字问题 / 74
勘探和采石的专门知识 / 78
士人：石工知识在北宋的文本化 / 83
米芾：打造权威的鉴赏家 / 86
清代考据学：外省目击者重来端州 / 91
本土专家的自我展现 / 99
重访石工 / 104
第三章 苏州：女工匠 / 107
专诸巷 / 109
顾家父子 / 112
出师 / 116
作品群组 / 121
定制过程 / 123
技艺等级 / 126
镌字 / 129
款识 / 133
杨氏兄弟 / 141
董沧门 / 146
造访顾二娘 / 152
第四章 从苏州至全国：顾二娘的超品牌 / 159
杏花春燕图 / 160
地点、媒材和超品牌 / 168
顾二娘典型砚样 / 177
富立体感的砚 / 181
王岫君的文人山水 / 185
量产的菌砚样 / 193
铭文格套 / 195
从超品牌到神话 / 198
女性在父系家谱上的缺席 / 200
顾二娘与清初制砚之革新 / 202
第五章 福州：藏砚家 / 205
福州藏砚圈与《砚史》 / 208
藏砚在宋代的起源 / 214
玩砚与士人男性特质 / 219
建立一批收藏：家传 / 224
市场中的实用专业知识 / 230
现代性和新奇性 / 235
赠砚 / 241
无形的传家宝 / 250
结语：文匠精神 / 255
实践文匠精神 / 258
金农和高凤翰 / 261
从士大夫到工匠型学者 / 267
文匠的性别问题 / 271
附录1 清初文献记载的顾氏砚总录 / 275
一、大致年代确定者 / 275
二、年代不详者 / 279
附录2 各大博物馆藏带顾二娘款砚 / 281
附录3 福州赏砚圈成员 / 285
附录4 林涪云编辑《砚史》的版本史 / 289
参考文献 / 295
他山之石，可以攻“砚”：读高彦颐《砚史》 / 319
译者后记 /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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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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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时宜的慢书
中文版自序
打从十五年前开始，我便打算写一本书，把性别研究带进当时刚起步的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中。在构思上一部书，也就是后来以“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为题的缠足史（英文原著2005年出版；中译本2007年出版）的时候，便意识到绣花鞋，甚或是缠脚带等织品文物，能和文献对照，互补不足，加强历史研究的深度和维度，更帮助我们接近不识字的小人物们的日常生活、身体感觉。虽然对文物学是外行，但我还是有些心动。中、西的汉学界，一直秉承“重道轻器”的传统，以文献史料为证史的凭据和立论的基础。用系统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物质文化的，主要是考古学、人类学和鉴赏学界。把这些方法和议题带进历史研究，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更遑论添加性别视角了。
北京大学邓小南先生多年前偶尔说的一句话，成了我治学的目标：“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要不重复自己，的方法是重新当学生。于是我大胆地走回教室，旁听考古学、艺术史和鉴赏方法等课程，同时积极在历史档案中找研究对象。唐宋墓出土的陶瓷粉盒和化妆品、清末民初刺绣家沈寿的仿真绣，都曾成为考虑对象，努力试图相知相交，但结果都未能如愿。琢砚家顾二娘，就是在“众里寻她千百度”的迷离境界下，渐渐现身眼前，后成了我的“真命天子”。研究起步后，碰到的难关很多，包括鉴定顾砚的真伪和如何以图证史。不少论点，说服得了自己却说服不了别人。也许这跟科学客观主义依然主导中国史学界有关。
描述与分析
在19世纪的实证主义影响下所发展出来的史学方法，以客观主义为依归。所谓科学客观性（scientific objectivity），可以理解成为一种君临天下、高高在上的俯视姿态。客观的视角，有人称为“全知神的眼睛”（god’s seeing eyes）。要锻炼这双神眼，需要摒弃个人的直觉、主观经验和想象，刻意经营“知者”和“被知对象”之间的距离，才能站在更高点看得更远，并且进一步把收在眼底的丛生万象，一一比较、归类、分析。我们在研究院所受的史学训练，说穿了不外就是对这客观距离的培养。支撑我们作为专业学者、史学家的权威性的，正是这不自然、经年累月培养出来的、以神人自居的视点。
科学客观性在19世纪作为崭新认知价值的兴起，是和当时日新月异的制图和图像复制技术发展相辅相成的。甚至可以吊诡地说，科学客观性本身，是透过主观的视觉经验和判断，才成为可能的。柏林马普科技史研究所所长罗瑞·达丝顿（Lorraine Daston） 就和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彼得·伽力臣（Peter Galison），合著了一本题为《客观》的书，描述了科学客观主义在欧洲逐渐取代其他视点和认证标准的漫长过程。他们指出，在追求客观的同时，19世纪的研究者们充分认识到主观认知、观察和判断的重要。
19世纪出现的科学客观方法，是可贵的，在今天依然值得重视，但它不是的科学方法。如何恰当地引进主观判断去达致更顺应这个时代的客观，是当今科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我们一起探索。我从事明清社会史研究时，一直遇到一个困惑：我们所用的分析范畴，无论是“族群”“阶层”或是“性别”，都是现代概念，我们凭什么可以确定，当时人们的认知，是我们今天所想当然的呢？尤其是说到“社会身份”和“等级”，现代社会的认识可能和明清社会有较大的落差。现代科学话语，讲究精准明确。出身进士、曾为康熙抄御书的林佶，应该毫无疑问被看成是学者，但是如果我们感受到他对维护自己学者或“士”这身份的极度焦虑，便认识到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不是单凭主观意愿便能定夺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例如穿戴打扮、身体感觉、家中有没有田产可供消费、被谁邀请参加文酒会等。在明清社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是一种摆出来的身段、姿态、视点，是随时会变，而且是需要不断被人认可的。用客观的社会科学词汇，很难准确地传达这不稳定性。
我在写本书时，做了一些不成熟的尝试。我首先认定，清初学者的身段和视点，不只一种，而是千姿百态，匠人、女人，也是如此。假如我们先不预设我们已经了解“文人”“工匠”长什么样，从研究开始先不把这些标签套在当事人头上，我们会不会能用较新的视角，去认识清初社会的复杂性和流动性？这是我坚持在书的前数章，不用标签，只用众多的人名去述事的理由。一直写到后“结语”的时候，才具体引入“学者型工匠”以及“工匠型学者”两个标签，把前述的现象略做解说。我采用寓分析于描述的写作策略，虽然难免议论繁杂，为读者带来困扰，但很庆幸还是达到了目的。
曾在豆瓣为本书作评的侯冬琛问得好：“作为学者，在不自觉地被文人知识结构所形塑的同时，应该保有怎样的自觉性和警惕性，而不致流于学者/工匠的二分法逻辑之中？”我想“寓分析于描述”也许是可尝试的策略之一。描述越具体，就越能建构一块自由的空间，让我们行文时游移在主、客之间而不致流于模糊不清或产生歧义。小时候喜欢哲学的我，个性比较倾向抽象思维，甚至有时会不自觉地轻视“形而下”的具体叙述。读艺术史时才充分认识到，要准确地把一块手掌大小、漆黑哑亮的石砚上的凹凸形诸文字，比读通十本高深理论著作更难。
做学问也是一门手艺
把身体感知和体验带进学术研究，是我写作本书的愿望，也是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在研究采石、琢砚工艺的过程当中，我有幸地认识了多位手工艺人，或是“学者型工匠”，他们钻研技艺的认真、精益求精的干劲、处事的干练周到、待人的坦率热情，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专注一刀一凿，在具体而微的小方块上把大事化小的重要。学者追求概括性的抽象思维，从归纳陈述中，找普遍性的定理，恰好和工匠的具体思维相反。手工艺在现代社会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当下的热门话题，议论五花八门，都是值得关注的，希望以后有机会详细讨论。只想在这里说的是，我生长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亲历过香港纺织、成衣和电子业的繁荣，对机械文明所服膺的高速、效率并不陌生。近这二十多年，中国经济起飞，工业发展屡创高峰，更使人体会到速度和效率对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的重要。也许是有过这些经历，我在步入中年以后，反而越来越珍惜慢条斯理的生活步调，追求“慢食”、慢思、慢写。手工艺给我的启示，就是任何技术的磨炼，都需要时间、耐心和专注。
另一位豆瓣书评人陈妍蓉把这种精神描述为“匠心”，为贴切不过，她对书的综合评论，尤其敏锐，她说：“正是因为作者一片匠心在书中，这本书也给读者带来挑战。书中技术性词汇也不少，加之论点不集中、没有某种具体形式的结构、同一人物或史料在全书所有地方高频率分散出现，这些因素使得这本书不太适合以浏览方式快速阅读，而是要求慢读，要求读者的匠心。”感谢译者、书评人和读者，为这本不合时宜的慢书所付出的时间、耐心和专注。您们的匠心和宽容，是对作者的鼓舞。
译者詹镇鹏博士，把握力度恰到好处，确是高手。他的译文我基本没有改动，只对个别章节为顺应中文读者做了或大或小的删补或改写。
高彦颐
2019年8月20日
于纽约长岛钟港游鱼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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