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具有声誉的公共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在其50多年有关政治、哲学和语言的写作中，为现代语言学带来了变革，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蕞具原创力、蕞广博的政治和社会评论家之一。《乔姆斯基精粹》集合了他1959年以来蕞重要的作品——从他对B. F. 斯金纳的开创性评论到其畅销著作《霸权还是生存》和《失败的国家》——涉及的主题从对公司媒体和美国干预越南、中美洲、巴尔干的批评，到思想自由和有关人权的政治经济学。该书是对乔姆斯基思想前所未有的一次全面概览。
从早期在自由派知识分子杂志《纽约书评》上发表的文章，到著作《霸权还是生存》（Hegemony or Survival）、《失败的国家》（Failed States）和《干预行动》（Interventions），诺姆 · 乔姆斯基所写的政治评论已自成一体。[1] 《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1969）是他的本政论文集（扉页上写着“献给拒绝加入罪恶战争的青年勇士们”），其中收录的文章在40多年后读来依然洞察入微、诙谐辛辣。乔姆斯基在该书中写道：“面对报纸每天披露的消息，人们易于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并无视了一个事实：这一切仅仅是残忍的表象，背后还有更深重的罪行，造成一种注定带来无尽痛苦、耻辱和剥夺基本人权的社会秩序。”乔姆斯基的这番话把他与大多数越战评论家区分开来，后者认为越战并非美帝国主义漫长历史的组成部分，而只是一个“可悲的错误”。[2]
自1969年起，乔姆斯基一边致力于语言学、哲学的研究和教学，一边不断地著书讨论美国在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外交政策。他自始至终都支持力求社会变革的运动和组织，延续了他早在青年时期就形成的以知识理性积极投身社会事务的习惯。
1928年12月7日，艾弗拉姆 · 诺姆 · 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出生在费城的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为了躲过沙皇军队的征兵，他的父亲威廉 · 乔姆斯基早在1913年就离开了俄国，而母亲艾尔西 · 西蒙诺夫斯基（Elsie Simonofsky）在一岁时离开了东欧。乔姆斯基成长的年代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和法西斯势力在国际上抬头之时。他后来回忆道 ：“我对早期的一些生活记忆犹新：家门口附近有人在卖破旧衣服，警察们暴力镇压罢工，还有一些大萧条时期的其他场景。”[3] 乔姆斯基很早就有阶级团结和阶级斗争的意识。尽管父母是他所说的“平常的罗斯福派民主党人”，但其同辈亲属中有加入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的女装工人，还有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乔姆斯基自幼年就受纽约激进犹太知识分子文化的影响，常常光顾出售无政府主义读物的报亭和书店。他后来认为，激进的犹太知识分子文化是一种“具有劳动阶级价值观、阶级团结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劳动阶级文化”。[4]
乔姆斯基16岁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中途差点退学。后来，他从语言学家泽里格 · 哈里斯（Zellig Harris）那里获得了知识和政治方面的激励，也为哈里斯身边独特的知识分子氛围所吸引。哈里斯主讲语言学讨论课，内容涉及哲学讨论、阅读和不受大学体制标准限制的独立研究。乔姆斯基师从哈里斯攻读硕士学位，于1951年获得哈佛大学独立研究员职位，并留校继续做语言学研究。到1953年为止，他“几乎完全脱离了现有的领域”，找到了另一条路径，开始重新审视17世纪语言学（尤其是波尔—罗瓦雅尔学派［the Port-Royal school］和法国哲学家勒内 · 笛卡尔）的丰富见地，以及普鲁士哲学家威廉 · 冯 · 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有关“语言运用的创造性方面”的后期研究。[5] 乔姆斯基的政治评论和语言学著作都基于一种哲学传统，这种哲学传统可以从当代无政府主义源流追溯到“古典自由主义”，再到17世纪的启蒙运动和早期的唯理主义学派，尽管他有时会淡化或否认这其中的关联1955年，乔姆斯基26岁便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其语言学研究开始广受认可。此时，他在政治领域内也开始发挥影响力。他先后为《纽约书评》和《解放》（Liberation）、《壁垒》（Ramparts）、《新政治》（New Politics）、《社会革命》（Social Revolution，后改为《社会评论》［Social Review］）等左派杂志撰写翔实的长篇文章谴责越战，并批评支持越战的主流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这些文章完整地记录了美国政府在印度支那采取的行动并加以谴责，更全面地把此次战争与美帝国主义的历史联系了起来。针对美国发动的此次战争，他是重要也是受尊敬的评论家之一，还被列入尼克松总统那份恶名远扬的“敌人名单”。自此以后，为该体制辩护的人就把乔姆斯基视为肆意诽谤的目标。后来，他因撰写有关以色列的 评论文章，也同样备受抨击。我们从乔姆斯基早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逐步形成了其日后佳作的基本主题：缜密地分析美国的规划性文件、解密档案、官方声明和珍贵资料；不留情面地批评为美帝国主义打掩护的自由派、依附体制的知识分子和媒体评论员；通过分析来证明在越南发动的战争并非因为“错误”“诚实的误解”“好心办坏事的举动”或早该被撤换的无能官员。相反，印度支那战争是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特征的产物。
乔姆斯基不仅是对这场向印度支那人民发动的战争进行批评的知识分子，他还参与直接行动以证明自己的信念。1965年初，他参加了早期的抗税运动。同年10月，他在波士顿参加了波反越战的公众抗议。当时，抗议者人数不敌反示威者和警察的人数，乔姆斯基就是这场运动重要的日常组织者之一。他不仅关心越南，还投身于中美洲的团结运动，抗议美国在1991年和2003年武力干涉伊拉克的活动和许多其他运动。乔姆斯基坚持不懈地仗义执言、提笔写作、接受访谈、在请愿书上签名，尽一己之力涉足那些他认为所能改变之处，而他对语言学方向的学生和他人也热忱相待，在语言学领域内从未停止挑战和修正自己的理论和研究。[6]
乔姆斯基以身作则，力求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启示，事实也的确如此。他提醒通过“福克斯新闻”或美国对外控制的生硬手段来了解美国的全世界人民：美国民众的价值观和理想与美国政治精英们的价值观和理想大相径庭。在发表言论时，他遵循着一个常被忽视的重要传统—秉持异见，从为正义和社会变革而团结并投入战斗的全世界人民的立场出发。他经常与其终身伴侣卡罗尔 · 乔姆斯基一同出行，到过哥伦比亚、尼加拉瓜等国家。他们四处游历，了解其他人的战斗情况，而不是去说教或指导他们。乔姆斯基的言语也充满着无穷的力量，这是出色的评论和分析所能证明的力量—一种为了更好地了解如何改变世界而去了解世界的人民力量。
[1] 诺姆 · 乔姆斯基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所有文章均可从该杂志网站（www.nybooks.com）获得，但有些文章仅供订阅用户参看。另见Noam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 expanded edition（New York: Owl Books， 2004）， Failed States: The Abuse of Power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New York: Owl Books， 2007）和Interventions（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Open Media Series， 2007）。
[2] Noam Chomsky，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9;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2)， 313. 另见Noam Chomsky， At War with As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Oakland: AK Press， 2003)。
[3] 引自詹姆斯 · 派克（James Peck）对乔姆斯基的采访。见Noam Chomsky， A Chomsky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7)， 13。
[4] 引自Milan Rai， Chomsky’s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95)， 8。
[5] 诺姆 · 乔姆斯基语，转引自Robert F. Barsky， Noam Chomsky: A Life of Disse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80。
[6] 例如Noam Chomsky， The Minimalist Progra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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