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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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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目前已经全面脱贫的中国来说，“饥饿”是吾辈人生中“未涉之地”。但这对于世界、世界历史来说，“饥饿”都是人类深刻的伤疤。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一、二战前后这段对于英国现代化十分关键的时期内，“饥饿”如何塑造了英国的乃至世界的历史、政治以及人文情怀。相信本书，可以填补你认知对空缺，或者创造你认知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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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主要阐述了19世纪上半期到20世纪40年代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在英帝国的范围内，饥饿含义的变迁以及治理饥饿的现代体系的形成。本书涉及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年代学、历史学、地理学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用大量的历史材料和史实提供了研究现代饥饿史的新思路。
作者认为，英帝国在改变饥饿的含义和现代饥饿救济制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这一阶段的英国可以作为现代征服饥饿的典范。作者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讲述了人们理解饥饿和感受饥饿的显著变化史，追踪了现代人对饥饿的理解的三大转变（神圣观、道德观、社会观），梳理了现代营养史与饥饿史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对饥饿的理解的转变也促成了治理饥饿的方式的转变，随着各种新观点和新方案的涌现，产生了饥饿的权力观、政治观和消除饥饿的治国方略。随着治理饥饿的现代体系逐渐形成，英国人开始重新反思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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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詹姆斯·弗农（James Vernon），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英国史、英帝国史、帝国史与全球化的比较研究。
主要著作有：《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政治与人民：1815—1867年的英国政治文化研究》《再读宪法：19世纪英国政治史的解读》《英帝国古怪的自由现代性》《英国现代史：1750年至今》等。
沈凌，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外国语言与文化教研室副教授。出版专著《比较视域下的中共执政决策机制研究》，译著《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文化：合情顺理》（合译）等，发表《“欧洲2020战略”实践与启示》《英国高等教育理念》等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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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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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饥饿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第二章饥饿的人道主义发现/
饥饿作为新闻/
饥饿受害者的面孔不断发生变化/
第三章作为政治批判的饥饿/
饥荒与英国暴政/
饥饿游行的诞生/
绝食抗议的政治：“超越普通人的忍耐极限”/
第四章饥饿的科学与计算/
饥饿在技术和社会方面的低效/
一场营养学之战？ /
实验室生活/
殖民地实验室/
第五章饥饿的英格兰与一个富足世界的规划/
重新发现饥饿的英格兰/
确认饥饿的英格兰/
社会营养学与对于富足的规划/
战争与重建：社会营养学成为一门应用科学/
社会营养学的世界性任务/
第六章集体喂养与福利社会/
学校餐和工厂食堂/
社区餐厅：一种“新的社会形式”/
第七章人如其食：培养公民成为消费者/
贫困、无知和消费问题/
家庭管理和节约粮食/
家庭科学和高效厨房/
二战期间在厨房前线战斗/
第八章牢记饥饿：英国社会民主的剧本/
只有懦夫才在沉默中饿死/
历史、记忆和饥饿的20世纪30年代/
结论/
注释/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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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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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奇怪得很，我写这本书的念头是在吃午饭时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天，在英格兰曼彻斯特的潘克赫斯特博物馆（Pankhurst Museum）里，当时我正与一位朋友一起吃午饭，向她抱怨我的第二部著作的撰写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朋友建议我去看看挂在餐桌周围墙上的画，画面中那些绝食抗议的妇女参政论者正被强迫喂食。 当然了，学者所出版的书籍往往只占他们所思与讨论的一小部分，那么，为何这次午餐时的特别对话会演变成你将要读的这本书呢？
首先，对于像我这样刚刚组建家庭和开始教书的人来说，这个原因十分重要。这看上去是一个与我的研究不相干的课题，但正是我之前有关19世纪英国政治文化的工作积累使我有能力承担这个课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愈往深处挖掘，就愈需要冒险涉足更多的领域。我意识到，我们不能只从英国政治抗议的传统角度来理解绝食抗议。我首先必须理解，为什么饥饿在20世纪早期产生如此深刻的政治影响。
这项任务很紧迫，既有方法论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而且这两个原因也是不可分割的。
1979年，我14岁，那时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刚成为英国首相。四年后，我18岁，已达到法定选举年龄。此间，她明确提出“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对英国社会民主的两大支柱——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和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进行了批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两大支柱主导了我父母那一代人的生活和政治。1984年，我成为一名学习政治和现代史的大学生。那时候，矿工罢工已全面展开，撒切尔主义似乎依然未被动摇。很显然，左派政治正在瓦解，要将其重新凝聚起来需要花费大量的脑筋。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开始攻读博士。在这期间，历史学家们似乎都站在学术辩论的前沿。因此，在很多方面，我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我所学过的关于阶级形成、劳工运动推进和福利国家兴起的论述似乎都失去了意义。当我试图想象继撒切尔之后的左派政治会是如何，又试图找到一种超越那些社会历史正统观念的方法时，我的这两种尝试相互交织渗透。我认为，这两种尝试都需要将政治和历史从唯物主义框架中解放出来，这种框架总是将政治和历史视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经济利益的产物。然而我却认为，政治和历史是文化的产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因此，政治的职责不是去跟随任何一个阶级前进的步伐，而是通过给人们提供理解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靠的方式，创建跨越社会经济利益集团的选民群体。
带着皈依者的热情，我激昂地宣布，社会和历史学家们失去的仅仅是他们的唯物主义链条而已。关于这一点的辩论十分激烈，观点和立场迅速极化，有时甚至极化得毫无用处。然而，从理性上来说，当人们有可能也有必要对政治和历史的本质进行重新思考时，这又非常激动人心。这也是为什么饥饿的主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会格外吸引我，因为它可以让我证明，即便是饥饿那种为物质的状态，也是文化的作品——或用不那么专业的术语来说，人们对饥饿的理解是如何塑造了真正经历过饥饿的那些人，以及他们是如何经历饥饿的。
在接下来的几页里，我没有对方法论进行讨论，也没有对社会和文化历史的辩论进行回顾。我没有选择一个元理论框架作为讨论的出发点，而只是从两个简单的历史问题出发：饥饿的含义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和结果又会是什么？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帝国史与科学、技术以及其他物质形式的历史结合起来，而不是尝试在更宏大的框架中去调和它们。如同文化史一样，社会史也只善于解决某些问题，而其他问题好还是留给其他不同的历史传统去解决。尽管我会优先考虑我们提出的历史问题，而不是试图发展或保持方法论的纯粹性，但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文化转向后（我希望是超越文化转向）历史实践的产物。否则，我怎么能知道不断变化的饥饿的含义呢？因此，如果不转向文化史，是不可能完成这部作品的，然而，我也不能单单作为一名文化史学家来完成它。《饥饿：一部现代史》也是在英帝国转型后写成的书，尽管我并不同意现在流行的说法，即英国及英帝国的历史总是相互构成的。我希望在此证明，在关键时刻，英国饥饿的含义和饥饿政治是由更广泛的帝国背景和国际背景所决定的。同样，应该成为我们指南的，不应是我们所宣称的领土，而是我们提出的问题：有时它们把我们带到特定的教区或地区，有时又带到某个地区或国家，有时带到某个殖民地或帝国体系，有时又带到国际或跨国框架中。
有关方法论的问题适时让我们回到了政治问题。我希望，追溯英帝国时期饥饿含义的变化能够帮我们开辟全新视角去看待福利国家的兴衰。我的专业观点是在对福利国家和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进行根本性批判的背景下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我写《饥饿：一部现代史》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弄清楚福利国家和唯物主义社会史这两者究竟还剩下什么。
饥饿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历史似乎总是与饥饿如影随形。就在你读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有人正因饥饿而面临死亡。每天都有2.4万人死于饥饿或饥饿导致的疾病，这就意味着每3.6秒就有一人因饥饿而亡。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在美国杀害了2973人，而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约有3.5万人死于饥饿，这个数字几乎是“9·11”事件中被害者人数的12倍。这些死于饥饿的人还仅是全球处于饥饿状态的8.2亿人口的极小一部分——全球有约八分之一的人口缺乏足够的营养和食物。尽管我们常常认为自己已经远离饥饿，只有生活在被饥荒蹂躏的遥远土地上的那些陌生人才会挨饿，然而事实上，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即便是在美国这个世界上富有的国家，也有3500万人“缺乏食物保障”，也就是说这些人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因此，饥饿问题亟须得到人们的关注，正如那些致力于消灭世界范围内饥饿的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所了解的那样。对饥饿的关注使我们与其他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都相信在现代社会中，没有人应该生活在饥饿中，更不要说死于饥饿了。
然而，事情却不总是如此。就在不久前，曾有一段时间，人们并不会因为饥饿幽灵的存在而感到不安，人们也并不关注和同情饥饿者。不到两百年前，人们认为饥饿或是一种自然状态，或是不可避免的和必然发生的，非人力所能阻止。因此，尽管饥饿者经常成为基督教慈善机构救助的对象，但并没有被当成完整的人来对待，人们咒骂和厌恶他们，而非同情他们。饥饿者遭受饥饿，无力对抗自然和天意，这些只能说明他们不够勤奋或意志薄弱。因此，饥饿就被视为一件很好且有必要的事情：饥饿可以教会那些懒人和穷人劳动的道德准则，教会他们如何作为一个勤奋的个体步入现代社会，具备在市场经济中竞争且供养自己的家庭的能力。比起那时，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不再认为饥饿者应该对自己忍饥挨饿这件事负责；我们同情饥饿者的遭遇，以彰显我们的人性；我们经常悲叹饥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破坏性影响；几乎每年都有国家元首或上了年纪的摇滚明星聚集在一起，向全球饥饿宣战。
本书记录的是我们理解饥饿和感受饥饿的方式的显著变化史。作为在所有时代和任何地方都困扰着人类社会的不变的一种生物学状态，饥饿经常被视为人类境况中自然和固有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饥饿自古就有且普遍存在。饥饿的含义以及我们对待饥饿的态度是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的，然而，饥饿的永恒存在和显著不变的物理特征却将这一点掩盖了。其中引人注目的变化就发生在过去的两百年里——这便是饥饿的现代史。
在本书中，我打算追踪现代人对饥饿理解的三大转变——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神圣观、道德观和社会观。我格外关注的是，大约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这段时间里，饥饿的概念要么是上帝神圣计划中不幸的或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要么是个人在道德上无法学会劳动美德的必要迹象，这些概念是如何逐渐被新的概念——饥饿是一个集体的社会问题——所取代的，虽然并不是彻底的取代。人们终认识到，饥饿的过错并不在饥饿者本身。饥饿者本质上是失败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受害者，而这些，饥饿者无法控制。他们所遭受的饥饿不仅威胁着他们自身，而且威胁着整个社会的健康、财富和安全。本书的核心工作就是要对这种转变进行解释，以及解释这种转变是如何影响我们治理饥饿的方式的。
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要展示一个我们现在熟悉的文化历史诀窍，去揭示一些看似永恒不变的状态，而在于我们理解饥饿的方式在不断转变，因为这些方式塑造了人们解决饥饿问题的体系：追溯一个体系的历史必然意味着重新思考另一个体系历史。按照这种思路，饥饿的范畴成为重新思考治理方式和治国方略如何产生和运作的关键所在。我发现，饥饿的三大现代解释观（神圣观、道德观和社会观）并没有清楚地描述18世纪的旧观念是如何转变为19世纪的自由主义观念，再转变为20世纪的社会民主观念的。例如，人们尝试用社会手段治理饥饿时经常采取非常自由的方式，以致福利形式往往会采用过去那种惩罚饥饿者的行为，让他们为自己的苦难负责。因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新评估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福利国家和全球机构是如何消除饥饿的，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它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多么有限和不稳固。
我认为，英帝国在改变饥饿的含义和现代饥饿救济制度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英国作为个工业化国家在18世纪后期有效地摆脱了饥荒或大规模生存危机，但饥饿在英国本土仍然普遍存在，在其不断扩张的帝国领土上亦是如此，在英国以及殖民想象中仍然占据了核心地位。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早提出了饥饿的现代政治经济学。虽然他们对于饥饿是人为造成的还是上天注定的现象各执一词，以及对新兴的市场经济到底会消除饥饿还是将饥饿作为刺激工业发展的动力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两人都认同，生产的富足或匮乏应该由市场决定，不受政府的干预。同样在英国，在19世纪下半叶，这种观点首次受到挑战，因为此时人们开始把饥饿视为一个人道主义问题和社会问题，即市场未能创造足够的国家财富，以及国家未能保护其公民免受他们无法控制的经济衰退的影响。还是在英国，饥饿被认为是一个帝国主义问题，随后又被认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采取新的国际救助形式。在英国，新的政治运动和治国方略的发展提出要解决饥饿问题和战胜饥饿。简而言之，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的英帝国，现代化的故事部分是围绕着征服饥饿或者至少是将饥饿驱逐到尚未 “开发”的土地上而展开的。
本书阐述了饥饿不断变化的含义和治理饥饿的现代体系，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饥饿仍然大规模地存在于全球范围内，也没有阐释该怎样消除饥饿并将其载入史册。我认为，与其解释现代世界饥饿的起起落落，不如来对现代营养史做个研究。首先，英国正是因为摆脱了饥荒和生存危机才成功地通过充满活力的经济扩张过程成为个工业化国家。其次，英国的殖民地不停地遭受着灾难性的饥荒的折磨，然而在英国，不断增加的卡路里摄入量（通常是从殖民地汲取的例如蔗糖等廉价食物中获取的）和更好的营养解释了为什么现代英国人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且寿命也得到延长。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在涉及饥饿历史的卷帙浩繁的文献中找到答案。我并不想去重新审视这些过程，我关注的重点是在历史上人们是如何理解这些过程的，以及我们为什么首先要提出有关饥饿的本质、缘由和解决之道等问题。
在各种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早期的饥饿史往往是我正在写的这段历史的产物。在这段历史中，那些早期饥饿史重现了表明人们对饥饿问题不断变化的看法和反应中某个特定阶段的辩论的措辞和分析的形式。这其中的许多饥饿史都写于20世纪中期，我的历史叙述也正好结束于那段时间。这并非巧合。而人们把英国作为现代征服饥饿的典范，也并非巧合。
许多学者认为饥饿阻碍了现代化进程，于是他们开始探索欧洲是如何以及何时摆脱了使其衰退的饥荒，其研究的目的在于希望欧洲的现代化之路能为其他仍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提供经验。根据广义的马尔萨斯模型计算，哪怕仅仅是为了驳斥饥饿阻碍现代化进程的观点，学者们主要研究的是1750年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是如何支撑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尽管受到歉收年份或者其他环境灾难的影响。在对这一进程的众多描述中，有些学者关注的是长期的环境变化，有些学者关注的是诸如新食品、生产形式或公共卫生措施等技术的发展，还有一些学者关注的是不断改变的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但所有的研究都关乎摆脱饥饿和创造农业剩余是如何为下一步的现代化即工业化奠定基础的。劳动人口不再依赖土地，他们可以迁徙到蓬勃发展的城市和工业中心。由于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推动价格下降，尽管这些城市和工业中心会面临周期性衰退，但人们的生活水平依然逐渐上升。正如政治动荡是饥馑年代的产物，经济现代化会直接促进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
这些历史学家讲述的早有记录的，也是在英国取得成功的现代化的故事，就是关于征服饥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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