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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战旗飘飘 名副其实 走在前列 起好示范——习近平
通过“一二三四”解读乡村振兴的成功经验,探索中国乡村建设的全新方法论:
一个核心——乡村作为中国“去依附”的微观基础;
两个视角——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相结合;
三个阶段——政治化竞争阶段的红色战旗、产业化竞争阶段的金色战旗、生态化竞争阶段的绿色战旗;
四个启示——成本内化、村社理性、资源权益、空间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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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通过查阅大量档案、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记述了四川省战旗村自农业学大寨立村以来55年的变迁历程,分析了村庄演变中宏观政策调整和村庄内在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一二三四”:一个核心——乡村作为中国“去依附”的微观基础;两个视角——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相结合;三个阶段——政治化竞争阶段的红色战旗、产业化竞争阶段的金色战旗、生态化竞争阶段的绿色战旗;四个启示——成本内化、村社理性、资源权益、空间正义。以“三生三治”协同作用下的“村社理性”为基础,在一定的资源权益制度空间和社会企业分配内涵下,乡土社会可以有效消化国家宏观风险,从而成为中国在国际挑战中维护主权独立和综合安全的坚实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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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董筱丹,女,1978年9月出生于黑龙江省,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区域发展、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等。主要著作:《再读苏南》《去依附——中国化解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参与写作:《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解读苏南》《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等。以和主要获奖人身份累计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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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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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概述 中国里的战旗,战旗里的中国 / 1
一、三维空间里的战旗 / 3
二、中国里的战旗 / 6
三、从乡村看中国:地方竞争制度 70 年演变 / 18
四、战旗启示 / 26
篇 1949—1973:红色战旗——社会主义补课与村庄内生动力的激发
章 社会主义教育补课 / 38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 38
二、征粮受阻与推行合作化 / 42
三、集体经济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 52
第二章 农业学大寨,西部举战旗 / 63
一、农业学大寨与战旗农业高产 / 65
二、平衡家庭理性与集体理性,实现副业高产 / 82
第二篇 1974—2003:金色战旗——村庄工业化起步与扩张
第三章 村庄工业的艰难起步 / 96
一、核心脉络: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 96
二、政治红利促进内部化积累 / 98
三、集体企业案例:战旗砖厂 / 100
四、管理制度:工分制(1974—1982) / 107
第四章 制度环境变化与村庄工业结构化扩张 / 110
一、乡镇企业的属性与目标 / 110
二、资本扩张下的大规模建厂 / 113
三、集体企业案例:凤冠酒厂 / 117
四、管理制度:承包制(1982—1994) / 120
第五章 宏观经济波动与集体经济制度演变 / 123
一、背景:乡镇企业改制 / 123
二、集体产业勉力维持经营 / 125
三、集体企业案例:复合肥料厂 / 129
第六章 集体经济二次改制与租理论视角下的改制分析 / 136
一、管理制度:股份合作制(1995—2003) / 136
二、管理制度:租赁制(2003—2020) / 140
三、宏微观要素与乡镇企业改制 / 143
四、租理论视角下的乡镇企业改制 / 145
第三篇 2003—2019:绿色战旗——重构新型集体经济与生态化转型
第七章 土地再集中与集体经济再出发 / 153
一、2003 年土地集中初试水 / 157
二、2006 年新政推动 500 亩耕地向合作社集中 / 168
三、2007—2011 年宅基地整理助推全村土地大集中 / 175
四、经验归纳:撬动土地集中的村社理性 / 203
第八章 产权制度改革与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 207
一、产权制度改革:明晰产权奠定入市基础 / 208
二、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一槌三鼓”自我赋能 / 211
第九章 新时代的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转型 / 229
一、生态化转型的宏观背景与时代特征 / 229
二、以组织整合和要素整合为基础的空间重构 / 230
三、空间资源生态化利用在战旗村的实践 / 233
四、新农业,新资源,新价值 / 241
五、生态化转型的正外部性 / 250
第四篇 专题研究
第十章 社会资本运作与土地价值增值 / 256
一、农村土地价值增值的宏观背景 / 256
二、政治信任的基础和强化作用 / 258
三、制度场的撬动作用 / 261
四、亲友缘网络的促进作用 / 263
五、链接型网络的提升作用 / 264
六、结论 / 269
第十一章 村社企业发展的“天时 地利 人和” / 271
一、依托村社整体资产优势“占天时” / 273
二、“一头在内,一头在外”享地利 / 279
三、重构村企治理边界得人和 / 287
四、小结 / 297
第十二章 一个宏观周期中的村社企业 / 298
一、宏观经济高涨中起步(1992—1993) / 298
二、经济过热与萧条危机下的企业改制与经营(1994—2002) / 301
三、企业转制与村社集体经济再出发(2003) / 305
第十三章 空间资源整合开发的模式创新 / 309
一、迈高公司及其运作模式简介 / 309
二、迈高公司和战旗村合作的契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 313
三、迈高模式在战旗村的应用 / 316
第五篇 战旗启示
第十四章 成本内化 / 326
一、党建引领、勇于担当 / 327
二、集体为先、团结互助 / 329
三、艰苦奋斗,敢于创新 / 331
四、与时俱进,善用政策 / 333
五、公字当头,勇于斗争 / 334
第十五章 村社理性 / 336
一、东方农业文明与政府理性 / 337
二、作为村庄发展制度内核的村社理性 / 342
第十六章 资源权益:乡村资源收益的实现和维护 / 358
一、资源的多重属性辨析 / 359
二、“龙虾两吃”的战旗实践 / 361
三、新时期空间资源主权的实现机制 / 368
四、小结 / 375
第十七章 空间正义 / 377
一、背景 / 377
二、社会企业并非“舶来品” / 378
三、以乡村作为社会企业的战旗 / 383
四、展望:农村社区的新发展阶段 / 400
后记 /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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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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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农民集体的“伟大斗争” ——兼谈中国去依附的微观基础
本序言标题给定的主体是“农民集体”,其斗争之所以称得上伟大,主要在于生活在村落的农民集体与村落的生态资源,是以村社地缘边界为产权边界的,这一制度特点成为乡村“在地化(localized)”发展的内生性条件,由此,乡村振兴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所体现的农民集体利益,与应对全球化挑战、确保综合安全的国家利益高度一致。因而,农民集体的伟大斗争才内在地具有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据此,本书关于战旗村经验的客观分析,也就有了记录中国农民获取自主发展权的伟大斗争的重要内涵。
笔锋起处,心气稍顿;“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们团队尝试着开展不同地方发展经验的比较研究,试图形成经验层次的“解读”并使之成为系列,算下来已经至少有 15 年了。我们十几年前先做了《解读苏南》和《解读珠三角》,十年前开始做《解读重庆》《再读苏南》,三年前开始酝酿解读战旗村的《一个村庄的奋斗:1965-2020》。《再读苏南》于五年前出版,现在,《一个村庄的奋斗:1965-2020》先于《解读重庆》完成,其他的解读研究仍在调研之中。
一、“偏师借重黄公略”
2017 年,无论是君不见,抑或视而不见,都难以忽略是年影响中国发展大局的两个重大政策——年初的“农业供给侧改革”和年末的“乡村振兴战略”。
先是 2017 年“一号文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针对农业结构性过剩的农业供给侧改革,明确要求向绿色生产方式转型;接着是同年 10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在十九大上确立了乡村振兴战略,并于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接续着为乡村振兴做出了统筹规划,为中国农民组织起来以集体的方式获取自主发展权的伟大斗争擘画了宏伟蓝图。
诚然,农业供给侧改革已然明确其指向是“结构性过剩”,与 2015 年出台的工业供给侧改革要求“三去一降”并无二致,使已然习惯了“粗放数量型增长”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及其部门碍难跟进,遑论乡村振兴!遂有一个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性安排发生——为了强化全党贯彻乡村振兴战略的统一意志,书记带领中央十九大当选的全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农村工作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与之呼应的是,2018 年 2 月 12 日,书记到四川省战旗村视察乡村振兴工作和集体经济的发展工作,这是书记在党中央确定了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之后视察的个以“重构新型集体经济”为特色的村庄。书记对战旗村的集体经济发展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称其“战旗飘飘,名副其实”。
由此,郫都区创新开办了“四川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邀请我们长期从事“乡村建设行动”的实践团队 1 参与学院的研究和培训,还为我们开展在地化的工作设立了“温铁军工作室”;同时成立的还有以战旗村党委书记名字命名的“高德敏工作室”。于是,我们科研团队和战旗村的干部群众便一起承担了归纳分析战旗村经验并且使之从特殊向一般升华的研究工作。
这个重大转变的同期,虽然这边厢中国人已经在自觉地做出符合人类发展方向的生态文明战略调整,但那边厢偶然中带着必然的交响乐也开始鸣奏:美国总统特朗普甫一到任,即确立了以中国为敌的新冷战意识形态,并于 2018年对中国先发起“贸易战”,随之发起打压中国科技进步的“科技战”和“教育战”,再辅之以遏制中国海外投融资的“金融战”等“莫须有”的单边主义制裁措施,极大地颠覆了跨国资本既往坚持的国际秩序,中国在 2019 年做出以乡村振兴作为压舱石应对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2020 年做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调整……
我们看到,全球化危机频仍之际,农民组织起来作为有资产规模及有谈判地位的发展主体的战旗村,不仅率先践行中央要求的“三变改革”重构新型集体经济,实现了向“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也更加凸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正是这种“乡土中国”内生性的村庄与国家发展之间的深层次关系,使战旗村经验对于如何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趋势下贯彻乡村振兴战略,以深化改革
实现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和促进乡村实现生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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