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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己。”——柴静
央视知名记者、主持人柴静,首度出书讲述十年央视生涯
个人成长的告白书,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
1.柴静个人成长的自白书。从对新闻一无所知的新人,尝遍失败、迷茫、摔打的滋味,到如今成为央视*受欢迎的女记者和主持人,柴静从未停止反思和追问,本书告诉你柴静何以成为柴静,她经历过什么,思考着什么,又记下了什么。
2.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非典、汶川地震、北京奥运、华南虎照事件、药家鑫事件……在新世纪头十年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中,都能看到柴静的身影,通过她在新闻热点**线的真实记录,我们可以更真切、更深刻地读懂中国,了解我们身边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的与我们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大事,知道它们如何发生,我们又该怎样面对。
3.我们自己的故事。采访是生命间的往来,在柴静的节目和文字中,无论是汶川地震、征地拆迁、家庭暴力,还是卢安克、药家鑫,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到我们自己,他们的故事,某种意义上也是你和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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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看见》是知名记者和主持人柴静讲述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性作品,既是柴静个人的成长告白书,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
十年前她被选择成为国家电视台新闻主播,却因毫无经验而遭遇挫败,非典时期成为现场记者后,现实生活犬牙交错的切肤之感,让她一点一滴脱离外在与自我的束缚,对生活与人性有了更为宽广与深厚的理解。十年之间,非典、汶川地震、两会报道、北京奥运……在每个重大事件现场,几乎都能发现柴静的身影,而如华南虎照、征地等刚性的调查报道她也多有制作。在书中,她记录下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私人的注脚。一如既往,柴静看见并记录下新闻中给她留下强烈生命印象的个人,每个人都深嵌在世界之中,没有人可以只是一个旁观者,他人经受的,我必经受。书中记录下的人与事,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你和我的生活。
这本书中,我没有刻意选择标志性事件,也没有描绘历史的雄心,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我只选择了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因为工作原因,我恰好与这些人相遇。他们是流淌的,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漫溢出来,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摇摇欲坠,土崩瓦解。这种摇晃是危险的,但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
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写下这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重建的事实和因果,一个国家由人构成,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已。
——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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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柴静
山西临汾人,1976年出生。
曾在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主持“夜色温柔”,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
2001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先后在“时空连线”“新闻调查”“24小时”“面对面”等栏目担任主持人与记者。
央视一套专题节目《看见》主持人。
公益纪录片《穹顶之下》制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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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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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当陈虻问我如果做新闻关心什么时,我说关心新闻中的人------这一句话,把我推到今天。
话很普通,只是一句常识,做起这份工作才发觉它何等不易,“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忽略,被概念化,被无知和偏见遮蔽,被模式化,这些思维,就埋在无意识之下。无意识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常常看不见他人,对自已也熟视无睹。
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来。
这才是困难的地方,因为蒙昧就是我自身,像石头一样成了心里的坝。
这本书中,我没有刻意选择标志性事件,也没有描绘历史的雄心,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我只选择了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因为工作原因,我恰好与这些人相遇。他们是流淌的,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漫溢出来,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摇摇欲坠,土崩瓦解。这种摇晃是危险的,但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
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写下这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疑问、不断重建的事实和因果,一个国家由人构成,一个人也由无数他人构成,你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要如何报道自已。
陈虻去世之后,我开始写这本书,但这本书并非为了追悼亡者------那不是他想要的。他说过,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无意识,那才相当于死。他所期望的,是我能继续他曾做过的事-------就象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这才是活着。
十年已至,如他所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章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二○○○年,我接到一个电话。“我是陈虻。”
说完他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可能是想给我一个发出仰慕尖叫的时间。
“谁?”
“我,陈虻……没给你讲过课?”
“你哪个单位的?”
“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找你合作个节目。”
我们在央视后面梅地亚酒店见了面。
我打量他,中长头发,旧皮夹克耷拉着,倒不太像个领导。他翘着二郎腿,我也翘着。
他开口问的句话是:“你对成名有心理准备么?”
哟,中央台的人说话都这么牛么?
我二十三四岁,不知天高地厚得很:“如果成名是一种心理感受的话,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过了。”
“我说的是家喻户晓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他都气笑了:“你再说一遍?”
“我知道我能达到的高度。”
……
“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他开了口。
“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
他在烟雾里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你来吧。”
“我不去。”
我有我的节目,湖南卫视的“新青年”,人物采访,很自在,又用不着签约,我住在北京,每月去一趟,录完拿现金。“体制里的工作我干不了。”
他也不生气,把烟头按灭了,站起身:“这样,你来参加一次我们评论部的年会玩玩吧。”
年会上来就发奖,新闻评论部十大先进。
这十位,长得真是……头一位叫孙杰,歪着膀子上了台,手里拿一卷卫生纸,发表获奖感言:“感冒了,没准备,写在这纸上了,我讲几个原则啊……”讲完把纸一撕,擤擤鼻涕下台。
当时正是评论部拆分的阶段,接下去放的是崔永元改编配音的《分家在十月》:“运动啦,七八年就来一次……兄弟们,抢钱抢女编导,一次性纸杯子也要,手纸也要……”领导们坐排,在片子里被挨个挤兑。
“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夜晚,气恨地说:‘《痛并快乐着》,这书只配用来垫脚。’……”坐在排中央的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众抢钱包,现钱全部被撒向空中,大家哈哈大笑。其中一百块红艳艳,飘啊飘,飘到了我手里。
嘿,这个地方好。
陈虻拿了一张破纸,让我在上面签个字:“你就算进中央台了。”我狐疑地看了一眼。这连个合同都不是,也没有记者证,没有工作证,没有工资卡,连个进台证都没有。
“我们看中了你,这就够了。”
瞧他的嘴脸。
他带我去新闻评论部。我边走边打量,看了看部门口挂的牌子: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前卫……嗯,一个新闻部门,还想前卫?我左看右看。
他头也不回地走在前头,一边敲打我:“你就是个网球,我是个网球拍,不管你达到什么高度……”
哦,这人挺记仇。
他转过头盯着我:“记住,我都比你高一毫米。”
切。
一进门,办公室正中间放一把椅子,化妆师熟练地一甩,往我身上套了块布:“来,把头发剪了。”我一直披挂在半脸上的头发落了一地,像个小秃鸭子。“这样可以吹得很高了。”他满意地拨弄一下我那刘海。
男同事们坐一圈,似笑不笑地看着我:“去,给我们倒杯水,主持人,我们一年到头伺候你,你也伺候伺候我们。”我天生没什么机灵劲儿,还在南方女权文化里待惯了,不知道怎么回应这种幽默感,只好呆呆地去倒了几杯水。
他们跟我开玩笑:“柴静,司长大还是局长大?”
我真不知道。
陈虻把我交给那个拿卫生纸上台的家伙:“练练她。”这家伙看着跟那天不大一样,严肃地看了一下我:“你写一写建党八十周年节目的解说词。”
这个……
我倒真敢写,洋洋洒洒。
写完给他,他真是特别善良,看了一眼,连叹气都没叹,诚恳地说:“你回家休息吧。”
我要做的这个节目叫“时空连线”,搭档白岩松,每天十六分钟的时事评论,连线多方专家同时讨论当日新闻。我之前从没做过新闻,陈虻也没看过我在湖南卫视的节目,不过直觉告诉我好别问他是怎么发现我的,这种人绝不会按正常方式回答你,还是少说少问为妙,免受羞辱。他只说了句:“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个女搭档。”
年会的晚上有人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挺像面试。后来才知道,白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
大家跟我聊,他只插空问了两个问题:“你喜欢谁的音乐?”我好像说的是平克?弗洛伊德。他问:“华人的呢?”“罗大佑。”他没再问什么,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期节目就是惨败。是关于剖腹产的话题,我自己联系的嘉宾、医生、生孩子的人、社会学家,约好演播室,化好妆坐进去,几位台领导正从玻璃外路过,看了一眼:“有点像小敬一丹。”陈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就代表认可啦。”
现场采访只录了三十分钟,谈完剖腹产怎么不好,就顺利结束了。那会儿我不把电视当回事,在纸上编完稿子,让同事帮忙剪片子去送审,自己去外地耍了。
放假回来,在办公桌上挂只大画框,是在西藏拍的照片,还弄个水瓶,插了些花花草草。
看办公室人脸色,知道审片结果很不好。大家不好跟我转述狠的话,只说已经这样了,你就把结尾再录一遍吧。
陈虻公开在会上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大,你找了几个层面?”
我越听心底越冰,把结尾一改再改,但已无能为力。
年底晚会上,同事模仿我,披条披肩,穿着高跟鞋和裹腿小裙子,两条腿纠结在一起坐着,把垂在眼睛上的头发用手一拨,摸着男生的手,细声细气地采访:“你疼吗?真的很疼吗?真的真的很疼吗?”底下哄笑,都认同是对我的漫画像。
白岩松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估计他心里比谁都难受。有次我穿印花纱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
每天节目结尾主持人都要评论,我别扭坏了。按我原来花里胡哨的文艺路子,肯定是不行的,按节目的习惯写,我又写不来。一遍又一遍,都过不了关,到后来有一次没办法,白岩松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
每次重录的时候,都得深更半夜把别人叫回演播室,灯光、摄像后来已经不吱声了,也不问,沉默地隐忍着。录完,我不打车,都是走回去,深一脚浅一脚,满心都是对他们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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