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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1920—19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为中心，在现代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明了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其时中国的革命性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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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德里克，美国俄勒冈大学“耐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长期致力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等著作奠定了他在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权威学者的地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更将其理论撰著的领域扩展至后殖民批评与文化研究，《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主义》、《后殖民氛围》等著作令其跻身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界重量级学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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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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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话
中文版序
序言
章
问题
第二章
背景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社会政治、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社会史论战的起源
第三章
革命和社会分析
1927年以前的革命分析
共产国际的领导和中国革命
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战
论战及其意义
第四章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
陶希圣、朱佩我和中国的封建社会
封建制度、商业和社会变革
第五章
郭沫若与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
郭沫若的中国历史分期
奴隶制问题
对于郭沫若的批评及郭对其早期中国历史观的修正
摩尔根、恩格斯和郭沫若
第六章
中国历史分期
中国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
社会史论战
论战的消退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院化
第七章
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
第八章
结论：历史和社会变革
参考书目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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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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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问题
“马克思主义”，正如一个挑剔的诠释者所言，“代表了一种历史学上的转折点，其革命的影响我们才刚刚开始意识到”。当“唯物史观”（或者如马克思在描绘其历史观时所用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概念”）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中国思想界的时候，它对于中国历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因其在起源上外在于中国思想而有丝毫的减弱。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系统中，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也许是源于19世纪欧洲思想的为全面的“变革的社会学”，它毫不含糊地断定社会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并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寻求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中国这个新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将“中国的过去”的概念革命化，代表了一种将历史根植于社会结构之上的前所未有的使命。20世纪30年代，一个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历史倾向的增长导致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优势地位。这种趋势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在持续着，在官方的支持下，唯物史观垄断了历史学术领域；而且同样意义重大的是，它使广大中国人民沉浸于历史的意识之中。简言之，唯物史观代表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共产主义革命剧变在思想领域的对应物。
191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使得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性的重新解释成为可能，这也为本研究提供了主题。在此，我主要致力于探讨1927年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初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尽管中国知识分子早在20世纪头10年就开始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但是一开始他们鲜有兴趣将其运用于中国的历史分析。到20年代初，他们对于唯物史观的掌握仍然是肤浅的，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大多是出自一些参差不齐的初级或间接的选本，特别是来自日本的。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的论者，对于唯物史观的使用是非常有选择性的，也未能将其同史学上其他的社会经济方法清楚地区分开来。其原因正如在此所要讨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直至1927年之后才开始成为一种显著的趋向——在所谓的“社会史论战”之后，它作为中国史学中也许是有活力和刺激性的趋势而迅速地显露出来。这一时期所出现的一些创新性著作对于30年代的史学著作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他们提出的问题也为其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进行的许多研究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次阐明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问题从此就为越来越社会科学导向化的中国历史研究者（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海外的学者）提供了解决中国历史根本问题的出发点。
本研究与此前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把这些问题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引发出的政治意识及其随之而来的历史意识的直接产物，而非偶然性的相关物。在评价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贡献时，3其后的研究是否支持他们的某个特定结论，相比之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们运用唯物史观赋予了他们对历史问题复杂性的意识（这种意识远甚于前），将中国的历史概念化了。这种新意识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史学研究领域。1927年之后的10年间，热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活动广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概念，由此，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塑造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中国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观念。与之同样重要的问题是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30年代的心境，不过，这已经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我仅在考察1927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时简单地论及了这一点。本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分析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起源及其性质，阐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对的问题，并考察他们对当时中国的革命性变革的关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
在此，我是从现代中国的思想发展这一视角入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研究的。换言之，我将其视为一个思想史的课题。在采用这一研究方法时，我并不想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仅仅视为一堆缺乏历史有效性的思想资料。相反，我认为，尽管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由其时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所塑造和决定的；同理，它也为理解当时中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起源和发展上都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社会和思想潮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正如我想竭力阐明的，其时的史学撰作是以革命大潮为背景的。注意到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由此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其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复杂性，合理地评价它在现代中国思想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家来说，历史既不是一种消遣，也不仅是一项学术事业；而是具有明显的功能性和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急切地想了解过去，是因为他们渴望去塑造现代社会的命运，而他们相信现代社会发展动力的秘密就存在于过往的历史进程之中；同理，他们所盼望的未来之变化也会明显地影响他们对于历史问题的看法。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与他们的前辈和同时代人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们公开地表明了其史学研究努力背后的政治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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