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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有着充满智慧的故事情节和恰到好处的情感，具有充分的文学、伦理和当代意义。
——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
一部情节复杂、丰富的小说，历史现实和虚构相辅相成。
——西班牙《先锋报》（La
Vanguardia）
一部令人钦佩的小说。充满了历史和叙事的真实。
——西班牙《阿贝赛报》（ABC）
这部小说讲述了那些决心不放弃的战争失败者的生活。阿尔穆德娜·格兰德斯*伟大的美德就是这种给她的人物注入生命的能力。
——西班牙《报刊》（El
Periód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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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长篇小说《伊内斯与欢乐》以1944年的阿兰谷战役为主要背景，讲述西班牙内战以及佛朗哥统治时期一位女性的故事。主人公伊内斯在内战期间支持共和派，因此被逮捕并遭受各种苦难，战后又在家里被哥哥软禁和监视。一天，她在电台里听到流亡法国的西班牙共和派计划收复西班牙的消息，激动万分。她果断逃离家庭的桎梏，孤身一人骑着马，带着五公斤炸面包圈，投奔共和派队伍。在战争和流亡岁月里历经艰险，但在血与火、爱与恨的纠缠之中，也收获了爱情与友谊，见证了西班牙一段重要的历史……
小说灵活运用多重叙述视角，作者叙述的真实历史事件和背景与虚构的主人公伊内斯、“美男子”的自我叙述互相交织，历史人物与主人公也发生密切联系，多有交集，既展现着宏大历史的风云激荡，也有艰苦岁月里个人生活的细致描摹。小说情节曲折，波澜壮阔，文笔流畅自然，反映了西班牙现代的一段被遮蔽的历史和其间的爱恨情仇，并彰显了女性的生命力和她们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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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阿尔穆德娜·格兰德斯（Almudena
Grandes），西班牙当代著名女作家。1960年生于西班牙马德里，毕业于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1989年发表小说处女作《露露年华》，获得性爱文学“垂直微笑奖”，一举成名，享誉西班牙文坛。
格兰德斯擅长描写女性的心理和生活，作品有短篇小说《女性榜样》、长篇小说《我将称呼你为“星期五”》《人文地理地图》《伊内斯与欢乐》等，曾获西班牙“全国小说奖”、意大利拉帕耀·卡里吉国际小说奖、法国地中海外国小说奖、墨西哥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文学奖等著名文学奖项。
译者简介
王军，北大西葡语系教授，博导，教育部高等教育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西班牙语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西班牙语国家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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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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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
事前
33
I.
这里是独立西班牙电台……
177
事中
205
II.
博索斯特的厨娘
365
事后
393
III.
法国西班牙餐厅
545
这段历史的结尾是一个句号，原行续写
571
IV.
五公斤炸面包圈
585
伊内斯的故事
(
后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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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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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内斯的故事
（后记）
《伊内斯与欢乐》是由六部独立小说组成的一个小说计划的部，它们共享一个灵魂和一个共同的名称——《一场无法终结的战争轶事》。它的个词（episodios）不是偶然选择的结果。如果我愿意称它们为“轶事”，那是为了超越时空及本人的局限，将它们与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先生的《民族轶事》联系起来。我在很多场合声明过，他是历代西
班牙文学——继塞万提斯之后——另一个伟大的小说家。
此外，无论作为读者还是作者贝尼托先生是对我的生活影响的作家之一。我一直认为，假如没有从十五岁起阅读他的作品，那有可能的是我根本不会成为小说家。但在
1975
年的夏天，7
月中旬我无书可读。爷爷曼努埃尔·格兰德斯在瓜达拉马河一个名叫贝塞里尔·德拉西埃拉的村子拥有一套房子，我和全家人在那里度夏，那里已经没有我没读过的书籍，的例外是阿基拉尔出版社发行的几本用红皮装订、书脊上用金黄色字母印制的《加尔多斯全集》。我不记得自己终于敢抓起其中一本书的确切日期，那天我偶然打开它，翻阅消遣，直至找到随便一部小说的开头。但我记得很清楚，永远不会忘记，我找到的部小说，我阅读的部作品，书名为《痛苦》。我记得那本书改变了我的生活，因为它粉碎了我直至那时所拥有的西班牙形象以及其他一些观念。该作品无情地讲述了一位神父对一名无依无靠的孤女病态、残酷的肉欲，这对佛朗哥统治晚期的一个女孩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阅读此书时，我开始怀疑自己不得不出生、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国家，时间的推移把这种境遇变成我生活和文学的关键词之一。
因此《伊内斯与欢乐》是力图纪念加尔多斯的书系部，同时也是公开表达对这位作家以及他所钟爱的那个西班牙的热爱。路易斯·塞尔努达在书写一首光彩夺目的诗歌《西班牙双连画屏》时，承认那是他所热爱和需要的祖国，我借用该诗的后几句作为所有《轶事》的共同引文。我原本希望将这一关系表达得更清晰，能够给它们取名为《新民族轶事》，但是佛朗哥及其独裁统治或许永远让形容词“民族的”变了质，而加尔多斯比任何人都更懂得赋予该词以尊严。
然而我不仅力图忠实于贝尼托先生《民族轶事》的精神，而且尽可能忠实于他所构建的形式模型，马克斯·奥布在亦为六部的《神奇的迷宫》中以自己的方式重塑该类型小说。我的小说始于马克斯的作品结束的时刻，是虚构作品，其主要人物由我塑造，与我尽可能严谨复制的真实历史舞台上的真实人物互动。倒是没有涉及大的战役，如特拉法尔加战役或巴伊伦战役。我能够讲述的轶事同样是壮烈的故事，但微小得多，是反佛朗哥抵抗运动有重大意义的时刻，它们构成表面普通的史诗，但如果与其持续的时间以及展开的条件相联系，那么它们是宏大的。因为从十分不同的角度涵盖了几乎四十年不间断的战斗，在残酷镇压的环境下持久愤怒和勇敢的行动。多年来如此坚定的决心看似一场自杀，但假如没有它——不论多么不愿意正式承认——永远不可能有民主、沉闷的西班牙，我在这样的西班牙可以允许自己回忆这番决心。所以我确信假如加尔多斯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会理解我的选择。
《伊内斯与欢乐》讲述的是进攻阿兰谷的历史，一场发生在
1944
年10
月
19—27
日、对绝大多数西班牙人来说陌生的军事行动。这一惊人的堂吉诃德式壮举如此伟大、重要和雄心勃勃，我无法不诧异地接受它同时又是如此陌生这一事实，获悉此举的那一刻我感到一种想象力的开启，与此同时看见一个女人骑着马，带着五公斤炸面包圈与游击队员会合。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个女人，为什么骑着马，为什么带着五公斤甜食，为什么得是炸面包圈，但十分清楚自己看见她了，看见她这样，看见她时我变得更加紧张，仿佛她的故事在我内心搏斗以求问世，而我对它还不了解。
那一刻，2005
年
2
月，我还在创作《冰冷的心》，无法考虑另一部小说。创作一部千页小说时难以想象之后再写一部，因为什么都不管用，什么都不充分，同样长度的一本书就像一部两百页的短篇小说一样不切实际。或许因此，因为它在我想象中勾勒的故事特征，我判定好是拍一部电影。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我给朋友“金发女人”阿苏塞娜·罗德里格斯打电话，她是任何小说家所能梦想的同谋。因为我冷不防地问阿苏塞娜如何看待一个共和派女子骑着马、带着五公斤炸面包圈与
1944
年进攻西班牙的
8000
名武装人员会合，即便该女子不知道此事。与我在电话里聊了一会儿之后，阿苏塞娜对我说，她觉得主意很好。
在开始撰写这个故事的笔记本页，我注明日期为
2005
年
3
月
4日。从那时起直到
2010
年春完成这部小说，我多次反复考虑伊内斯、“美男子”和阿兰谷战役，有时候独自一人，有时候与阿苏塞娜，她跟我一样是这个故事的作者。
数年间，“金发女人”和我多次考虑如何把它拍成一部电影。首先，对西班牙电影目前的预算来说太昂贵。数年间我们曾决定又排除了自己制作该片的想法，寻找一个独立制片人或非独立制片人，或直接求助电视台，但从未能够如愿。然而我继续盲目地相信伊内斯和她的故事，一边还是不知道该写什么。
现在我确信近几年遇到的好事情就是没有为这个故事找到电影制片人。多亏了这点，我明白自己该做的是继续写小说。于是诞生了《一场无法终结的战争轶事》。
《伊内斯与欢乐》是一部嵌到真实历史事件报道中的虚构作品。对我而言是一种新模式，为了应对它的写作，我保持了某些忠诚，也采取了某些自由。
我在《伊内斯与欢乐》铺陈的是本人关于攻占阿兰谷的版本，这部小说有三条主线，即标题在括号内的那些章节、伊内斯的故事和“美男子”的故事。
条主线叙述了一连串发生在阿兰谷战役那段时期现实中的历史事件，构成与本书其他章节迥然不同的层次。那是权力的层次，从那个高度决定着游击队员的命运。
另外两条主线完善了由我创作的一个虚构故事，虽然人物及参与的事件以跟括号内章节同样真实的历史和人物为依据。它们倒是发生在另一个层面，进攻士兵的层面，他们不知道在不同的地方对其命运正做出的决定，这些地方有时十分遥远，总是远远高于他们的层次。尽管有那个距离，小说的书页犹如现实的日子，被隧道和近路贯通，允许身居权力高位者不时降落到地平面上。
因此有三个叙述者。其中两个叙述者，伊内斯和“美男子”，是虚构人物。第三位叙述者是真实人物，因为是我。夹在该书虚构章节之间的四个括号部分汇集了我对那一事件的个人看法，我所能够调查、取证、联系和解读的东西，以便制定出一个仅仅试图对实际发生之事的逼真假设。如果我敢于陈述自己的看法，那是因为对于所发生的事件尚不存在一份官方版本，其动机在这本书的许多页里让人猜测。无论佛朗哥当局还是西共领导层，任何时候都不愿意承担将该事件的陈述定型的苦差事。
从该意义上讲，我尤其想提醒，《伊内斯与欢乐》从始至终是一部小说，因此无论如何不是一本历史书籍。非虚构的那些章节属于一本虚构作品，我的意图从来不是、将来也不是声称自己对这个主题享有任何权威。如果我选择把历史
-
政治情节从该书的主干部分提取出来——出于相似的理由我大概会在《一场无法终结的战争轶事》的第四部和第六部里再次使用这个技巧——那是因为如今谁都对阿兰谷行动一无所知。一方面，像伊内斯和“美男子”这样普通的两名党员能够获取与其生活毫不相干的环境里所发生的秘密情报，从叙事角度看是站不住脚的。但另一方面，假如当代读者不了解全国联盟军行动之后所促成的历史关头和政治阴谋，任何人都无法理解他们以及他们的故事。
十分确凿的是
1944
年
10
月
19
日，属于全国联盟军的
4000
名人员越过比利牛斯山并进攻了阿兰谷，另外
4000
人自
9
月底起陆续从边境的其他地点入境，这一分散佛朗哥军队注意力的计策取得了成功，因为阻止了国民军在任何具体的边境关口集中部队。所有的行动，包括马德里政府反应的迟钝，大体上像该书叙述的那样发生了。然而，尽管事实上设立进攻指挥部的村子是博索斯特，读者所认识的指挥部所有成员都是我虚构的产物。
把“美男子”与“明白吗”置于“二战”期间法国南部的那些轶事情况类似。即便他俩没在那里，并入法国内地军的“西班牙游击队员协会”
的队员们多次遇到被他们打败的德国人的抵抗，德国人称西班牙共和派为
Rotspanier
，不愿意向他们正式投降。那些危机以各种方式加以解决，我选择了其中简便的一种。事实上，在法国解放的阅兵式上有三色旗帜并听到了《列戈赞歌》。
我虚构了“美男子”这个化名，但在“西班牙游击队员协会”的领导中间，不止一人强迫他们的人员洗漱理发、整理军容，以便以完美的队形列队进入他们解放的那些村镇。他们追随共和国人民军第十八军军长何塞·德尔巴里奥于
1939
年
2
月在法西边境所做的榜样，而胡拉多将军只会重复“我们是混蛋，混蛋，我们是混蛋”，正如科登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所述。与此同时，一位外国摄影师捕捉到一名筋疲力尽的妇女用空空的乳房给儿子喂奶的形象，他拍下了一张或许是内战失败残酷的照片，《巴黎竞赛报》急忙在其封面刊登了该张照片。“明白吗”的名字也是真的。它对应的是一名真实的游击队员，他的外号变得那么流行，那些我查询过作品的历史学家一直用它来确定这位游击队员的身份，从来不补充他的名字和姓氏。
同样，进攻阿兰谷的情节反映的是真实事件。对个村子的占领几乎一丝不苟地符合一名游击队员——卡洛斯·吉哈罗·费伊霍，他的证言对我一本接一本的作品依旧是不可或缺的——亲自向我讲述的如何占领韦斯卡一个名叫拉埃斯布尼亚的村子。劳改队和接下来犯人逃跑的情节——虽然发生的时间和舞台与我所选择的不同——还有抓获加西亚
-
巴利尼奥参谋部一名军官、被占领区大部分民众的敌意也都是真实的。
反过来，维拉莫斯战役是我虚构的。我没找到关于占领该村庄的任何叙述，出于真实性的原因我允许自己选择了它。它离博索斯特很近，足以为我所需要讲述的事件提供舞台，又不在那些详细记录在册的被占领村庄之列，这样维拉莫斯就变成了一个类似处女地的村庄。关注过阿兰谷战役的少数几位历史学家大概会发现，除了我想象力的成果，这场虚构的战役特点与实际发生的占领埃斯博尔德斯之战很相似。那场大捷比“美男子”在该小说中所取得的胜利更重要，但那里的防御者也在教堂钟楼负隅顽抗，游击队员的伤亡数量很大，令他们的喜悦黯然失色。
然而即便我为能够塑造一个如此迷人的情节而付出了一切，标题在括号内的那些章节所展开的沉重政治情节的任何因素都并非出自我的想象。其中叙述的事件，从多洛雷斯·伊巴鲁利对弗朗西斯科·安东的爱情，到卡门·德佩德罗的复杂情感轨迹以及她与阿古斯丁·索罗阿的婚礼，都发生在现实中，发生在此书所列举的同一时间和地点。为了叙述这些事件我尽量保持与该书其余部分同样的忠实与自由之间的平衡，鉴于西共出于小说中所指出的各种原因尴尬地回避阿兰谷事件及其主要参与者历程，至今西班牙史学还是大致尊重这种羞愧的做法，因此我被迫做更大程度的解读。但是，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赫苏斯·蒙松曾经存在过，凭借其非凡的才华，同样非凡的野心和胆量，能够建立起“热情之花”1945
年回到法国时原原本本地称赞的“一个崇高的党”，事实上他也应该是像在该书里出现的那个男人一样难以抗拒。
作为总体原则，所有参与阿兰谷行动的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从偶然的，如维森特·洛佩斯·托瓦尔、古斯塔沃·杜兰、塞缪尔·霍尔先生、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巴列多尔兄弟、费尔明、“加泰罗尼亚人”帕科、克里斯蒂诺·加西亚·格兰达或斯大林本人，到直接卷入情节的那些人物，如多洛雷斯、蒙松、安东、索罗阿、卡门·德佩德罗或圣地亚哥·卡里略，事实上都在小说引用他们的时间和地点出现过，按照此书赋予他们的相同心态行事。虽然“伊内斯之家”不曾存在，但毕加索前往图卢兹在“热情之花”五十岁生日的庆祝活动中与她共进午餐。我根本不知道在那个日子是否有人送给多洛雷斯夹心糖，但反过来知道胡安·内格林先生和里克尔梅将军曾经准备在维耶拉以西班牙全国联盟的名义主持一个临时共和国政府。
对
1944
年的绝大多数西班牙民众来说，进攻阿兰谷的战役是不存在的，就跟现在一样，也几乎同样不存在于任何读者可以看到的书目中。甚至对该行动的解读都是复杂和矛盾的，关于这场战役所存的专题著作，如丹尼尔·阿拉萨的《游击队员的进攻》或费尔南多·马丁内斯·德巴尼奥斯的《直至其彻底肃清》，从表面客观的角度讲述那些事件，任何时刻都没有质疑佛朗哥政权的合法性，当它们排除了意识形态因素，为什么不指出这点呢，还有促使西班牙全国联盟成员参战的爱国因素，结果就不那么客观了。我觉得两位专攻游击战的历史学家的不完整叙述对理解阿兰谷战役的真正原因更有用处。我所指的又一次是必不可少的朋友塞昆迪诺·塞拉诺在《后的壮举：战胜希特勒的共和派》和弗朗西斯科·莫雷诺·戈麦斯在《抵抗佛朗哥的武装斗争：游击队员和游击战的悲剧》中的论述。
在我用于创作伊内斯故事的全部时间里，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回忆录的册《失败与希望》一直放在我的书桌上，满是折角和彩色粘贴标签，我在此书中次获悉进攻阿兰谷事件。阿斯卡拉特或许本该是讲述那一事件的人选，因为那是他的亲身经历，但他隐瞒的事实几乎超过述说的事实，虽然没有其他任何更加权威的渠道来重构赫苏斯·蒙松与卡门·德佩德罗在被占领的法国所做的工作和享乐。甚至这部小说里出现的对卡门的描写都来自阿斯卡拉特的回忆，它将被迫与任何其他当代作家在其他任何作品里所能描写的一致。在所有能接触的地方费力寻找她的肖像之后，我决定求助比自己更渊博的人士。但无论是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埃尔南德斯·桑切斯
——目前有关内战期间西共历史的权威人士，因为他对西共档案了如指掌，还是一段时间以来对政府档案总馆的档案进行编目的档案员玛利亚·何塞·贝罗卡尔——那里保管着四十年独裁统治所积累的刑事档案材料，他们都从未见过卡门·德佩德罗的一张照片。
曼努埃尔·马托雷利的著作《赫苏斯·蒙松，被历史遗忘的共产党领导人》里面也没有出现任何卡门·德佩德罗的照片，这本书对我来说十分重要，虽然我对赫苏斯的看法在某些方面与他相差甚远。除了那些分歧，假如没读过此书，我永远也不可能得到一些具体的信息，例如赫苏斯被捕的特殊背景或他与奥罗拉·戈麦斯·乌鲁蒂亚的关系，所以我对此书作者永存感激之心。
关于蒙松在国内的活动，我在卡洛斯·费尔南德斯·罗德里格斯的《地下的马德里：西班牙共产党的重建（1939—1945）》里查阅到一段简短但十分有意思的叙述，该书因发行问题本身就几乎是地下的，我能读到它多亏了朋友卡门·多明戈送给了我一本。
有关“二战”期间在马德里展开的紧张外交活动的信息再次来自我的另一本“经典书籍”，哈维尔·莫雷诺·胡利娅教授的《蓝色师团：洒在俄国的西班牙鲜血》。不过我只在“二战”期间霍尔的紧密合作者汤姆斯·彭斯的儿子吉米·彭斯·马拉尼翁的《间谍父亲》一书里，发现了霍尔于
1944
年
10
月
16
日发给英国外交部备忘录这一惊人消息。至于另一个父亲，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父亲，是多年前的一个晚上诗人安赫尔·冈萨雷斯告诉我的，剧作家哈伊梅·萨洛姆成长于尼古拉斯先生位于马德里的住家附近，多年来一直在那些邻居间收集尼古拉斯的信息。他的回忆录是关于这个奇特人物所有故事的首要来源，一些书，不多，甚至推荐了它。
这部小说有大量的小细节取自许多不同的作品，但其中一部值得提及。有关弗朗西斯科·安东被排除在西共领导层之外的那场诉讼的确切日期，我在记得读过的相关主题的所有书籍里寻找之后，已经不期待找到它时，在圣地亚哥·卡里略近写的有关“热情之花”那本书的年谱里遇到了它。安东在该书文本里被经常提及，但从未作为其女主人公的伴侣，也
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张照片中，虽然有一张胡利安·鲁伊斯的整页照片。不过在作为附录出现的年谱里，在多洛雷斯生命的关键日期中间注明了安东的政治垮台，始于
1952
年年末，止于
1953
年年初。或许可以认为那是一次失言，是作者记忆力隐秘区域的一个策略。但这也是“热情之花”想表现在自己身上的一种对真相的忠诚，对事实上超越她本人的那段爱情真相的忠诚。
《伊内斯与欢乐》是一部关于进攻阿兰谷的小说，是从
1944
年
10
月越过比利牛斯山、准备把自己的祖国从法西斯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那些人的角度撰写的。他们不知道与其命运交汇的有什么利益、算计及个人野心，但从未怀疑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我原本可以选择另外同样有趣的视角，例如蒙松的视角，他有自己那部分道理，或西共政治局的角度，也有蒙松缺乏的那部分道理，但任何其他视角都不会这么公正。
任何别的角度也不会这么感动我。
阿尔穆德娜·格兰德斯
马德里，2010年5月
尽管失去了好的战友，
尽管悲伤至极的家人不理解
我希望他们明白的事，
尽管有朋友当逃兵并出卖我们。
涅夫拉，我的同志，
虽然你不知道，
在这场遭受摧残的卓绝苦难中，
我们还留下信念，即快乐，快乐，快乐。
拉斐尔·阿尔贝蒂，《致涅夫拉，我的犬》
《光荣之都（1936—1938）
图卢兹，1939
年
8
月的一天，或许尚在
7
月，抑或是
9
月初。
一个女人抿着嘴唇走在街上，匆忙而专注的架势显得她是身陷困境或有一长串任务要完成的人。她的名字叫卡门，很年轻。有可能的是，具体日期不详的那天她还未满二十三岁。然而此人阅历不浅。
“早上好，先生。”“早安，夫人！”
面包店主人或肉铺主人或水果店主靠在卡门刚刚路过的店门门框上，用满意的腔调问候一位（或许因为度夏而）近日未曾谋面的女顾客，1939年法国人还在度夏，他们生活的世界还存在着工作岗位和假期、配有更衣室的海滩、立着遮阳伞的沙滩、地中海的微波和大西洋壮阔的潮汐。
卡门大概想念那一切，或许想到一个群岛，那儿有晒着床单的屋顶平台，或被绿葡萄串重压变形的葡萄藤，午睡慵懒的宁静中阳光在墙壁的石灰上反射，一只苍蝇因数小时围着同一个圆形奥妙的陶制大肚水罐飞来飞去而晕头转向，半裸的孩子带着无花果汁或西瓜汁的微笑，这些瓜果的甜水在他们的下巴画出快乐、舒畅的溪流。那是另一个年代，卡门现在觉得近年的夏天如此遥远，一个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国家已经消失，但将继续拥有关闭的窗户、放下的遮阳帘，好似抵御酷热的盾牌。在城里，喜欢过夜生活的酒鬼和歌手挤满露天吧台，他们幸福地目睹另一天降临在大街上。在沿海，村镇也将继续存在，那里的斜坡陡得令人目眩，犹如满是尘土、没有护面墙的灰土滑道，在尽头露出一片自家的大海，那么洁净、美丽、蔚蓝，永远不可能是外国的海洋。“好不知道，不记得。”卡门一边远远地听着一个陌生女顾客在询问店主这个或那个东西的价钱，一边想着西班牙，愈发加快脚步，抿紧双唇，那种决心的夸张变体是绝望者的遗产。
“喂，马塞尔！你这是去哪儿？”脚踏板的声音，齿轮急速转动发出的
金属巨大嘎吱声，妨碍卡门听懂剩余的提问。
“再见！”相反卡门倒是听见了回答，自行车手调皮、机灵的语调把这
个中性的表达变成了一个她无法破解的暗号。
他们交会时，走在人行道上的那个少年还在笑，虽然几分钟前他朋友的自行车已消失在一个街口。他大概不知道这位反向行走的姑娘几乎每天总是低声发出差不多相同的一个词，“salud
！”尽管听到它谁也不会发笑。即便他知道，大概也无所谓，因此卡门宁愿不去想这些，急匆匆地行走，尽力关注周围发生的事情而不引起路人的注意。至少对这位小矮个儿、宽胯、双腿短得不成比例的女孩来说，这点向来不难；她长着一张和蔼的脸庞，机灵的小眼睛，爱笑，算不上丑，对那些有时间或愿意打量她两次的人来说，甚至是耐看的，但卡门尤其是一个从内心到外表都普通，甚至有点俗的女孩，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卡门·德佩德罗一直是这样的。直到她，虽然大写的她或许更加公平、准确，在众人中选择了卡门，并交给卡门一个太超出其志向、更超出其能力的任务。
从那天起卡门睡不好觉。从那天起她害怕一切，特别是害怕自己，害怕在完成一项比她伟大得多的任务时可预见的失败。她入党时还是个少女，几乎是个孩子，从来不敢想象某一天落到肩上的重担会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会耗尽她的想象力，震动她的良心。现在她感觉那种责任好似一块棱角锋利的巨石，每走一步都在撕裂她的皮肤，在她醒来的每一刻、在其惨淡梦境的昏暗缝隙里，播种怪物，怪物式的危险。
那便是卡门行走在图卢兹时所看到的，她或许走过雅各宾派大街、米尔普瓦大街、莱昂·甘必达大街，狭窄的街道两边是石砌的房屋，街道尽头没有任何海滩。这位向来安分守己的好姑娘，马德里中央委员会的打字员，的确亲眼见识过几乎所有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但这仅仅是因为她用打字机誊写过他们的发言，誊清过他们的信件以便之后领导人在信上签名；因为他们到来时她为其开门，嘴唇上带着同样的微笑送别他们之后把门关上。这是她会做的事，也一直是她的工作，她从未期望别的。图卢兹还在享受法国舒适、温和的另一天，享受这样无聊的生活，法国什么也不想知晓，不知身处何地，也不知活在哪一天，谁是它的邻居，邻居们在玩什么游戏，有何企图，而卡门·德佩德罗却背负着一个地狱，一个便携的痛苦，另一个该死的西班牙祝福，行走在图卢兹的街道。
“夫人，一会儿见！”
“再见，玛丽，星期天见！”
安在门轴上的小铃丁零响起来，仿佛一条有异国风情的欢快响尾蛇，一种悦耳的奢华，与那位珠光宝气、发型整齐、衣着讲究、看上去一辈子都很富有的老妇形象契合，她手里端着一个点心托盘跨过门槛，一个约莫十岁大的女孩为她敞着门。
“再见，妮可！”这声问候让小女孩微笑了，她的嘴唇粘着糖，右手是放学时拿的面包圈，咬了一半。
“再见，夫人！”
玻璃后面是穿着雪白围裙的女孩母亲，她商店的名称“卡皮托利糕点店”绣在华丽书写的蓝色字母上，等到女顾客消失后，她才命令女儿立刻上楼做功课。甘必达大街在汇入卡皮托利广场之前稍宽了几米，广场宽阔和谐，犹如没有临近图卢兹的大海。他在一根廊柱下，半藏于一家商店门口，假装兴致勃勃地在那儿观赏橱窗，里面展示着精心遴选的但他根本不感兴趣的雨伞、奶酪或书籍，他在等卡门。
几天来他一直远远地跟踪她而不被发现。他知道卡门住在何处，与谁交往，通常几点出门，走哪条路，在哪里与谁就餐，几点回来，而且是独自回家。他原本可以在前一天或后一天沉着、极其自然地接近她，但他以同样的方式决定，不，你瞧，必须是今天，一边观赏片刻自己在玻璃窗中的身影，缓慢纠正额头上帽檐的角度，把手插在兜里，突然转身，眼睛盯着地面穿过广场，装出一副匆忙的样子，切断那位女人行进的直线，直到与她相撞。
“对不起！”当他与她面对面时，直到此刻他才抬起头，望着她的眼
睛，张嘴露出一副排练过的表情，以此来表示无限的惊讶，“卡门！”
“赫苏斯……”她半天才认出他来，往他左边、右边和后面张望，确认他是独自一人，再次注视他，看见他的微笑，她终于也笑了。
“卡门，真意外！”他朝卡门伸出双手，抓住她的手，或许亲吻了她的
面颊，“你好吗？”描写这个男人绝非易事，很难将其与战友、同胞和同代人相比较。从内心和外表都很容易爱上他，很难忘记他。此人高大强壮，肩宽手大，也许有某种将来会发福的迹象，但眼下我们不在意，因为与
1939
年
8
月，或
7
月抑或
9
月他在法国的政治流亡者身份不相容，此刻的赫苏斯·蒙松·雷帕拉斯尤其是一位像家一般热情、宽厚的人。他的面孔说不上漂亮，因为他的头好像直接坐落在躯干上，省去了脖子，前额上的头发已经稀疏。然而有时当他微微一笑，他的眼睛闪烁着一丝斜光，斜度与嘴唇采纳的角度一致，使得其所有的聪明智慧和不怀好意（两者都不少）将他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地位，远远超出了大多数美男子软绵绵、肉乎乎、圆滚滚、经常孩子气的美貌所能达到的层次。因此他不仅是一个有魅力的男人，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他知道这点。
这就是当时的情形，或至少可能是这样。现在可以确切肯定的是，卡门·德佩德罗与赫苏斯·蒙松直至那时仅仅是认识而已，见过面，仅此而已。他们在夏季的任何一天，1939
年
8
月，7
月，甚或
9
月，在法国相遇，可能是在图卢兹，表面上是偶遇。相关细节不清楚，因为他极有可能留心以确保无人目击一次改变了许多事物并且差点儿改变一切的偶遇。
那时赫苏斯·蒙松尚未满三十岁，但看上去老十岁。他严肃、成熟的相貌对他远远利大于弊，特别是在危险复杂的岁月，那时谁也不敢相信别人，西班牙共和国的许多部长、议员和名人表现得就像怕得要死的鲁莽小青年，要不然就像一条可以把自己的母亲也踩在脚下的鬣狗，只要能在一条墨西哥船上找到舱位。此刻，赫苏斯·蒙松先生完美的礼帽、他那件做工无可挑剔的英国大衣，在潘普洛纳好世家之一从出生起就呼吸到的、之后内战期间供职于阿利坎特和昆卡省政府所获得的沉稳，把他变成了一个极为宝贵的人物。一方面，赫苏斯·蒙松给人以信任感；另一方面，他有能力掌控任何处于危急关头的局势。但赫苏斯·蒙松不仅看似极其有价值。他的确很宝贵，即便西共领导人从未信任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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