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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部《中国通史》，通古通今通天下，知兴知衰知未来。华人世界公认的国史巨著。易中天、黄仁宇、柏杨推崇备至。
★吕思勉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他和陈垣先生、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一起被推重为“现代史学四大家”。
★《中国通史》鼎力推荐给历史爱好者的入门书史！吕思勉先生是易中天、黄仁宇、钱穆、柏杨等人推崇备至的史学大师。
★钱穆十分敬重的授业恩师，影响民国一代人的历史教材，也是极具权威的中国通史。与钱穆《国史大纲》并称通史双璧，“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它是我国历史上*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长期被用作大学教材及青年“自修”读物。顾颉刚先生称该书“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史使人明智。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参照过去，了解当代，透视未来。在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继续创造新的辉煌，也是史学大师写给大家的中国历史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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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中国通史》分上编下编，上编为十八章，以中国文化史为题，体论述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的发展，文化现象，内容包括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类，囊括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学术文化等各个方面；下编以中国政治史为题，下编为三十五章，则按照历史顺序串联，叙述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变迁，中国政治的变革。
★上编的论述囊括下编的现象，上下编对照参考翻看，从而加深对该现象的理解，《中国通史》内容简明扼要，语言通俗易懂，值得读者青睐的历史巨著。
“当时常州府中学堂诸师长尤为余毕生难忘者，有吕思勉诚之师。”
——著名国学大师 钱穆
“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实和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的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叙述中兼有议论，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
——著名史学家 顾颉刚
“吕思勉的治史是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著名史学家 严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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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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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他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其作品通贯性强，融合历史叙述与考据，并具有横跨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视野。代表作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 《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史籍与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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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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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目录
上 编 中国文化史
第 一 章 婚姻
第 二 章 族制
第 三 章 政体
第 四 章 阶级
第 五 章 财产
第 六 章 官制
第 七 章 选举
第 八 章 赋税
第 九 章 兵制
第 十 章 刑法
第十一章 实业
第十二章 货币
第十三章 衣食
第十四章 住行
第十五章 教育
第十六章 语文
第十七章 学术
第十八章 宗教
下编 中国政治史
第十 九 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第二 十 章 中国史的年代
第二十一章 古代的开化
第二十二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第二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第二十四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第二十五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第二十六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第二十七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二十八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第二十九章 前汉的衰亡
第三 十 章 新室的兴亡
第三十一章 后汉的盛衰
第三十二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第三十三章 晋初的形势
第三十四章 五胡之乱（上）
第三十五章 五胡之乱（下）
第三十六章 南北朝的始末
第三十七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第三十八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第三十九章 唐朝的中衰
第四 十 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第四十一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四十二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第四十三章 北宋的积弱
第四十四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第四十五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第四十六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第四十七章 明朝的盛衰
第四十八章 明清的兴亡
第四十九章 清代的盛衰
第五 十 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第五十一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第五十二章 清朝的衰乱
第五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
第五十四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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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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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在上海光华大学，讲过十几年的本国史。其初系讲通史。后来文学院长钱子泉先生说，讲通史易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重复，不如讲文化史。于是改讲文化史。民国二十七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其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级必修科，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大约因政治方面，亦不可缺，怕定名为文化史，则此方面太被忽略之故。用意诚甚周详。然通史讲授，共止120小时，若编制仍与中学以下之书相同，恐终不免于犯复。所以我现在讲授，把它分为两部分：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以便两面兼顾。此意在本书绪论中，业经述及了。此册系居孤岛上所编，参考书籍，十不备一；而时间甚为匆促。其不能完善，自无待言。但就文化的各方面加以探讨，以说明其变迁之故，而推求现状之所由来。此等书籍，现在似尚不多，或亦足供参考。故上册写成，即付排印，以代抄写。不完不备之处，当于将来大加订补。此书之意，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多所了解。故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说明，亦颇可作一般读物；单取上册，又可供文化史教科或参考之用。其浅陋误缪之处，务望当代通人，加以教正。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吕思勉识。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作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哪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以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的吗？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已往的事情多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已往的事情，通通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已往的事，通通记牢呢？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以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它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导致失败者之多，无疑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看，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是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现在该称《二十五史》了。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昔人称《左氏》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吗？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现，并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何谓文化？向来狭义的解释，只指学术技艺而言，其为不当，自无待论。说得广的，又把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然则动物何以没有文化呢？须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异于动物的。其异点安在呢？凡动物，多能对外界的刺激而起反应，亦多能与外界相调适。然其与外界相调适，大抵出于本能，其力量极有限，而且永远不过如此。人则不然。所以人所处的世界，与动物所处的世界，大不相同。人之所以能如此，（一）由其有特异的脑筋，能想出种种法子。（二）其手和足的作用分开，能制造种种工具，以遂行其计划。（三）又有语言以互相交通，而其扩大的即为文字。此人之所知、所能，可以传之于彼；前人之所知、所能，并可以传之于后。因而人的工作，不是个个从头做起的，乃是互相接续着做的。不像赛跑的人，从同一地点出发，却像驿站上的驿夫，一个个连接着，向目的地进行。其所走的路线自然长，而后人所达到的，自非前人所能知了。然则文化，是因人有特异的禀赋，良好的交通工具而成就的控制环境的共业。动物也有进化，但它的进化，除非改变其机体，以求与外界相适应，这是要靠遗传上变异淘汰等作用，才能达到目的的，自然非常迟慢。人则只需改变其所用的工具，和其对付事物的方法。我们身体的构造，绝无以异于野蛮人，而其控制环境的成绩，却大不相同，即由其一为生物进化，一为文化进化之故。人类学上，证明自冰期以后，人的体质，无大变化。埃及的尸体解剖，亦证明其身体构造，与现今的人相同。可见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恒人每以文化状况，与民族能力，并为一谈，实在是一个重大的错误。遗传学家，论社会的进化，过于重视个体的先天能力，也不免为此等俗见所累。至于有意夸张种族能力的，那更不啻自承其所谓进化，将返于生物进化了。从理论上说，人的行为，也有许多来自机体，和动物无以异的，然亦无不披上文化的色彩。如饮食男女之事，即其最显明之例。所以在理论上，虽不能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称为文化行为，在事实上，则人类一切行为，几无不与文化有关系。可见文化范围的广大。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解社会了。人类的行为，源于机体的，只是能力。其如何发挥此能力，则全因文化而定其形式。
全世界的文化，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个问题，还非今日所能解决。研究历史的人，即暂把这问题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亦得。因为目前分明放着多种不同的文化，有待于我们的各别研究。话虽如此说，研究一种文化的人，专埋头于这一种文化，而于其余的文化，概无所见，也是不对的。因为（一）各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二）而世界上各种文化，交流互织，彼此互有关系，也确是事实。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工具，环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异。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境之故，愈使环境不同。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文化有传播的性质，这是毫无疑义的。此其原理，实因人类生而有求善之性，智。与相爱之情，仁。所以文化优的，常思推行其文化于文化相异之群，以冀改良其生活，共谋人类的幸福。其中固有自以为善而实不然的，强力推行，反致引起纠纷，甚或酿成大祸，宗教之传布，即其一例。但此自误于愚昧，不害其本意之善。而其劣的，亦恒欣然接受。其深闭固拒的，皆别有原因，当视为例外。这是世界上的文化所以交流互织的原因。而人类的本性，原是相同的。所以在相类的环境中，能有相类的文化。即使环境不同，亦只能改变其形式，而不能改变其原理。正因原理之同，形式不能不异，即因形式之异，可见原理之同，昔人夏葛冬裘之喻最妙。此又不同的文化，所以有共同原理的原因。以理言之如此。以事实言，则自塞趋通，殆为进化无疑的轨辙。试观我国，自古代林立的部族，进而为较大的国家；再进而为更大的国家；再进而臻于统一；更进而与域外交通，开疆拓土，同化异民族；无非受这原理的支配。转观外国的历史，亦系如此。今者世界大通，前此各别的文化，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更是毫无疑义的了。然则一提起文化，就该是世界的文化，而世界各国的历史，亦将可融合为一。为什么又有所谓国别史，以研究各别的文化呢？这是因为研究的方法，要合之而见其大，必先分之而致其精。况且研究的人，各
有其立场。居中国而言中国，欲策将来的进步，自必先了解既往的情形。即以迎受外来的文化而论，亦必有其预备条件。不先明白自己的情形，是无从定其迎距的方针的。所以我们在今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而中国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人类已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我们试看，任何一个社会，在以往，大都有个突飞猛进的时期。隔着一个时期，就停滞不进了。再阅若干时，又可以突飞猛进起来。已而复归于停滞。如此更互不已。这是什么理由？解释的人，说节奏是人生的定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只能在遇见困难时，奋起而图功，到认为满足时，就要停滞下来了。社会在这时期就会本身无所发明；对于外来的，亦非消极的不肯接受，即积极的加以抗拒。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不论自然的和人为的，都系如此。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是世界所以一治一乱的真原因。倘使当其渐变之时，随时加以审察，加以修正，自然不至于此了。人之所以不能如此，昔时的人，都以为这是限于一动一静的定律，无可如何的。我则以为不然。这种说法，是由于把机体所生的现象和超机现象并为一谈，致有此误。须知就一个人而论，劳动之后，需要休息若干时；少年好动，老年好静；都是无可如何之事。社会则不然。个体有老少之殊，而社会无之。个体活动之后，必继之以休息，社会则可以这一部分动，那一部分静。然则人因限于机体之故，对于外界，不能自强不息地为不断的应付，正可藉社会的协力，以弥补其缺憾。然则从前感觉的迟钝，行为的濡滞，只是社会的病态。如因教育制度不良，致社会中人，不知远虑，不能豫烛祸患；又如因阶级对立尖锐，致寄生阶级不顾大局的利害，不愿改革等，都只可说是社会的病态。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遂臻于郅治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一为理乱兴亡，一为典章经制。这种说法，颇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所谓纪传，大部分是记载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的，志则以记载典章经制为主。表二者都有。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逆料明天。典章经制，则为人预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持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两间的现象，除（一）属于自然的；（二）或虽出于生物，而纯导源于机体的，一切都当包括在内。它综合有形无形的事物，不但限制人的行为，而且陶铸人的思想。在一种文化中的人，其所作所为，断不能出于这个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讲文化史，非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不可。教育部所定大学课程草案，各学院共同必修科本有文化史而无通史。后又改为通史，而注明当注重于文化。大约因为政治的现象，亦不可略，怕改为文化史之后，讲授的人全忽略了政治事项之故，用意固甚周详。然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的时间，实在不多。若其编制仍与中学以下同，所讲授者，势必不免于重复。所以我现在换一个体例。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以我之浅学，而所希望者如此，自不免操豚蹄而祝篝车之诮，但总是我的一个希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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