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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法国著名摄影师阎雷走进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黔桂深山里的传统侗族村落。从不用一钉一铆建造的风雨桥到侗寨的精神核心鼓楼，从播种新绿的暮春到收获金黄的深秋，从古法印染的侗布到手工编织的草帽，感受侗族人民的勤劳与智慧。阎雷深入侗族原生态生活，亲身体验侗族的日常习俗和传统节日，近距离记录赛歌、侗戏、婚礼、花炮节、芦笙节、斗牛节等等场景，将侗族人民的喜怒哀乐不加修饰地留在底片上。反转片的浓烈色彩让人仿佛进入当年的时空，听到此起彼伏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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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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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一个以大歌、木寨、梯田闻名的民族，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还不为世人所熟悉。法国摄影师阎雷和他的朋友西梦是走进深山里的侗乡的*批西方人，也是*批用彩色胶片拍下那片神奇的土地的摄影师。阎雷从1988年起，四次长途跋涉前往位于广西和贵州的侗族聚居地区，那里有*有侗族特色的风雨桥，壮观的梯田，贯穿日常生活的歌声，羞涩又友善的村民在侗乡生活的六个月里，阎雷兴奋不已地用照相机拍摄侗族的壮丽风景、历史悠久的木质建筑、热闹的斗牛节和花炮节，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当时的侗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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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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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雷（Yann Layma），自由摄影师，1962年生于法国。1984年，他被获准自由进出巴黎爱丽舍宫，为当时的总统密特朗拍摄，记录了他一年的政坛生活，成为法国唯一获此殊荣的摄影师。1985年，阎雷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首次来到中国，也是第一个进入朝鲜拍摄的西方摄影师。他长年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供稿。他的大型摄影集《中国》于2004年在全世界六个国家同步发行，印量达几十万册，这也使他成为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中国题材摄影师。2005年，阎雷因在中法文化交流方面的突出贡献，被法国国会授予骑士勋章。阎雷始终对中国情有独钟，曾连续拍摄了60余个关于中国的摄影报道，出版了4本关于中国的摄影著作：《KALTEX在中国》《歌海木寨》《壮丽的中国》以及大型画册《中国》。他在国内已出版摄影集《昨天的中国》《迷蝶》《安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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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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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侗族
1988 年，侗族人民与当时在中国刚刚起飞的经济发展相隔尚远，因而部分保留了如此丰富、特别的本族文化。一位中国导演朋友和我聊起这个独树一帜的民族，他们隐居于广西、湖南和贵州的群山之中。在冒险和探索精神的召唤之下，我立刻受到吸引。我曾经梦想为各家西方杂志探索这些地区。我的朋友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刚刚拍完一部关于侗族的纪录片，他就在南宁。他可以在当地为我当导游，陪伴我。那个年代，在西方世界还没有任何关于侗族的资料和研究，连侗族这个名字都无人知晓。这越发刺激了我的好奇心。那时我在中国做了一些调研，但是收获寥寥。我下决心去侗族人那里跑一趟。
我和我最好的朋友西梦普拉蒂纳聊了这件事，他当时意志消沉，整个变了一个人。我俩是在一次美国长途旅行的途中认识的，那时我十六岁，一路随缘搭便车，露天睡觉。我比较早熟，已经很着迷于各种长途旅行。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公共汽车站里，我看到一个很年轻的男生，背包上也有法国国旗。次年我去巴黎学习中文，西梦是我在巴黎唯一认识的人。他很快成为一位非同寻常的好友，他多才多艺，既是作家、画家，又是纪录片导演、诗人在我的独立摄影师艺术生涯中，他是陪伴者，甚至可以说是引导者。西梦是一个精神自由的人，这已经很少见，同时还为人友善，善于聆听，经得起一切考验。一天晚上，我在巴黎市中心横穿塞纳河时，向他提议一起去侗族聚居区。他可以拍部电影、为杂志写点东西，或许也可以写本书。他立刻表示同意，准备好奔赴崭新的探险。
在法国这边看来，侗族文化似乎是天方夜谭，但是由于我们非常热衷于此事，很快我们说服了Geo 杂志、一家法国电视台和一名画册出版商资助我们完成这个项目所必需的四次旅行。侗族人通过民歌表达，把木制建筑当作神一样崇拜，他们让这个项目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主题。当时，我已经得到国际上各大杂志的信任，因为我之前曾跟随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在爱丽舍宫拍摄他的日常生活，也是首次进入朝鲜的西方摄影师，还完成了关于中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精彩报道。西梦和我，还有另外两位画家一起，在1986 年通过一系列非常天马行空的画作、电影和照片，描绘出中国的形象。这个项目在法国非常成功，在蓬皮杜中心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了六个月，出了一本书，在电视上播放了几部影片 所以西梦做好准备，不带偏见地再次出发奔赴中国 我最爱的国家。
经历了受气流影响的颠簸着陆后，我们在香港的重庆大厦里一家极小的宾馆住下。我会永远记得我们在那间窄小便宜的客房里往各个方向扔成捆的美元，高兴得大喊大叫。探险即将开始。我们在南宁待了几天， 联系上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我们先要等丰田四驱车修好，一切准备就绪才可以出发去侗族的土地上过春节。这段时间里，西梦已经不耐烦，开始拍摄采访这位编导。在西梦拍摄时，广西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年轻女导演来了。初见之下，有如雷电轰鸣般令人难以置信，我便明白他俩之间有重要的故事正在发生。美丽的小玲一身西式着装，非常优雅，在当年很少见，因为当时的年轻人还不像现在这么自由。这次邂逅震撼了西梦和我，还改变了西梦的一生，因为他俩现在已经结婚三十年了，生活在巴黎，有个很棒的孩子，可以说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幸福的夫妇。西梦当时不会说中国话，我为他口译，但这个精彩故事的后续只关乎他们二人。最伟大的冒险常常出现在我们最预料不到的地方。
侗乡之行一波三折。要熬过路途艰险的漫长一天，才能抵达广西北部的三江县古宜镇。这个位于侗乡南部的小县城将会成为我们的基地，从那里开始沿山路周游，最终抵达各个著名的木建村寨。我们去往古宜镇的路相当难走，道路满是泥泞，就连我们的丰田四驱车都陷进泥里，脱身不得。邻近的村子显然习惯了这种状况，全村人都开始拿竹子来帮忙。将近五十个男人抬起车子不放手，走了大约两百米。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个解决方案只要我们花三百元，虽然在当年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我们到达刚刚向外国游客开放的混凝土小县城时，天很冷，还下着雨。所有人瞪大眼睛、一脸惊奇地看着我们。当年很少有游客走得这么深入。唯一的小旅馆三江县招待所是斯巴达式的朴素风格，虽然没有供暖设备，却有着舒适的床铺和合格的浴室。食堂简朴得不行，非常不合我们的口味。在城里转悠的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被一群好奇的人围住，像火星人一样被盯着看。街上只有几间小店，商品很少，比如塑料盆、被子、非常简单的衣服、农用工具 饭店只有一家，里面老鼠四处乱窜，从来没有其他吃饭的人。我们很快养成习惯，能在室外吃掉一碗炒面，一日三餐皆如此。
中国的新春佳节即将来临，而我们也从附近的程阳八寨展开了我们的探索。那里有整个侗乡最大的风雨桥 程阳永济桥，上有五座桥亭，桥长超过八十米。看到这一建筑学奇迹，西梦和我都几乎高兴得落泪。我们梦想成真了。程阳八寨里那些木建村寨正在快速地改头换面，沿着小路已经出现混凝土的建筑。大风雨桥附近有个全木制建筑的寨子，保存完好，围绕着一座绝妙的鼓楼而建，从古至今村民们就在那座鼓楼里集会。这就是我们初探侗族文化的第一步。当地居民看到我们一身神秘器材，感到非常惊奇。有些人会说一点普通话，鼓起勇气向我们提问：你们从哪里来？法国这个答案让他们一头雾水，不过当我们解释那是在一万公里之外的国家时，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噢！那你们应该很累了，坐坐吧。人们习惯性地为我们拿来不到二十厘米高的小凳子，我总坐得很难受，因为我的身体不够软。在鼓楼前面的小广场上，很多孩子满地乱跑，跟在我们身后不停地笑。我们很快融入了环境，不过被这么一大群侗族小孩围着，我很难工作。周围的房屋都是传统建筑。比较腼腆的女人们从阳台上远远地打量我们。她们在晾晒长长的紫色布条，那是用来做家里所有传统服饰的基本布料。侗族人日常穿着仍以民族服饰为主，只有年轻小伙儿会穿裤子、衬衫或运动服，并引以为豪。猪和家禽在村子里大摇大摆地闲逛。三四层高的木楼之间的过道很窄，地上满是泥泞和动物粪便。废水和垃圾就从过道正中的一些小沟中流过。西梦和我感觉突然来到另一个时代，就像生活在中世纪。电力仅能传输到几个村子，每户人家只有一两只白炽灯泡。车辆很少见， 除了几辆简陋的拖拉机会被临时用于公共交通。我们的车成了好奇的焦点，总能引来一群人围观。在这个接触世界的山谷，人们正在为新春佳节做准备，必须杀一头猪、几只家禽，备好堆成山的米1989 年的这个冬天，每天都在下雨，气温只有四五摄氏度，我们虽然取暖困难，却能开心地品味放米花的传统油茶。偶尔我们也去专门用来养水牛和家禽的木楼底层，大着胆子试一种很烈的粗蒸馏米酒。
我一直带着三台照相机，西梦则带着他的八毫米摄影机和三脚架。就像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没有人反感被拍，不过对侗族人而言，很多人完全不知道这些奇怪的机器是什么。对我们来说，可以轻松自在地尽情拍摄简直太幸运了。其实侗族人对我们的脸、我的红棕色头发和金色体毛更感兴趣 有些人问我是不是生来就长这样，还评价说我实在不走运，另一些人认为我们要么是来自另一个星球，要么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所有人对我们都很友善，毫无敌意，全中国各地对外国人都是这么好。侗族人活在一种永恒而仁厚的安宁之中，这也一点一点地打动了我们。
我们受邀去一个侗族家庭吃年夜饭。我布置了三个覆盖全场的闪光灯，它们让我们的新朋友们吓得不轻，不过我们向他们解释了这些喷射闪光的奇怪装置的用途。男人们先是吃东西，然后交换盛着米酒的碗。每个人轮流把酒递到别人的嘴边，彼此来来回回。这是习俗。西梦和我从来没有喝过那么多，很快就有了醉意，不过我们有必要庆祝这次的相聚，入乡随俗。我们都有点不知所措，但席上很快响起了歌声。多声部的歌声在黑夜里传唱，令我们赞叹不已。我们的侗族朋友们要求我们高歌一曲，对没有这种习惯的我们来说尤其困难，于是我们只好冒昧地唱了几首儿歌，如此倒得到不少明智的评论。
侗族人实际上拥有多种歌曲，据说有四十七种不同的唱法来点缀日常生活。这个没有文字的民族通过多种多样的歌曲来展示自己丰富的文化。有用来打招呼的歌，村民考验要进村的外人的文化水平时双方对唱的拦路歌、开路歌，各种节日时唱的歌，饮酒时互敬对答的歌，沿山路曲折前进时唱的歌，耕作时和庆祝丰收时唱的歌，在鼓楼中围着炉火守夜时唱的歌，年轻男女互相吸引、确认未来夫妻之间默契程度的歌，还有年轻男子春天里成群结队去一村又一村寻找意中人时唱的歌 侗族人的生活就这样被这些歌曲注满，以至于这片地区被称为歌海。这种基于歌唱的文化在全世界独一无二。除了如此丰富的歌唱文化，侗族语言里有十五种声调，这创下了世界纪录。
吃完饭，我们出门按照习俗去鼓楼前面的广场放鞭炮，放到感觉耳朵都堵住了。我们很晚才回到小旅馆，又醉又聋，却为第一次在侗乡过节感到很开心。
相传很久以前，侗族一位英勇善战的女英雄在抵抗外族入侵的战争中被敌人包围，壮烈牺牲。侗族人尊称她为萨岁（意为先祖母），把她视为至高无上的神。有说法认为，侗族是从居住在长江下游及以南地区的古越人中的某一支发展而来，唐朝以前迁居到现在侗族分布的地区。在超过十四个世纪的时间里，侗族人就这样幸福地隐居下来，保留了古越人的部分习俗，发展出独特的原生文化。萨岁在整个侗乡依然受到膜拜，每个村寨都设有萨坛供奉萨岁。
新春开年之后的十天里，我不知道我们到底遭受了几千枚炮仗的轰击。先是河边的花炮节。所有盛装过节的人都很激动。老人们拿来一大筒巨型爆竹，顶上是一个铁环。所有健壮的年轻小伙儿都准备大战一场，抢夺被大爆炸冲飞到空中的神圣铁环。女人们作壁上观，在一旁评点这场无法无天的大乱斗。在她们的注视下，两三百名年轻男子如同战士，每个人都希望成为那个幸运儿，向主席台上担任评委的老人们奉上珍贵的铁环。抢到铁环的人和他所在的村寨会在这一年得到神灵的祝福。几乎到处都有围着鼓楼里的篝火组织起来的歌唱比赛，平时为人公正、处理村中事务的老人们为这些比赛担当评委。和中国的其他许多地方类似，这里也有许多舞龙的队伍，不过这些队伍后面还跟着一支乐队吹奏芦笙。芦笙是一种竹制的用嘴吹奏的簧管乐器，在侗乡很有代表性。每一村、每一寨都有自己的芦笙队，由三十来人组成，全部为男子。每个侗族节日里都少不了芦笙演奏会，每个村子的芦笙队严阵以待，不管白天黑夜，时刻准备好接受挑战，就这样为开春的大赛做准备。若干人手持小芦笙领队，一边跳舞一边旋转，同时拼尽全力吹奏，后面还有一些人手捧高达四米的低音芦笙，全村人紧跟在这场音乐的较量之后。春节过后的大赛时，担任评委的老人们要去山后回避，然后通过抽签匹配轮流对决的芦笙队。目标是在保证音乐和谐的前提下演奏得越响越好，同时还要跳舞确保演出效果。一天结束时，评委们会重新现身宣布优胜者，就像完成了一场音乐运动，这是侗族文化的又一个特别之处。
初十，在林溪乡平甫村，百人婚礼来了。宾客如云，结队而来，随行的扁担里装满了送给新人的贺礼。成千上万枚鞭炮的响声盖过了欢呼声。宾客们接踵而至， 走进这片喧嚣之地，送上大米、香烟、手工蓝靛染布，尤其是一头涂了血的整猪 盛大的宴席即将开始，席上通常会消耗掉数十升当地米酒。
我们第一次的侗乡之行全程都很冷，还几乎一直在下雨，不过西梦和我发现这个族群仍然保留着他们奇妙的歌唱文化、木构建筑和传统蓝染服饰后，始终保持着振奋的精神。在一条山路上走了大约三小时后，我们来到八协村所在的山谷，里面所有的村庄仍然保存完好，风雨桥的选址都是遵照桥中所供奉的神明的意思。我们在八协村遇到了杨勇老师。他在一所极其小而简陋的学校里教普通话，那里有整个山谷唯一的手摇式电话。我们在他的木头房子里住下。我们有很好的羽绒睡袋来抗寒。我很爱拍摄这个与世隔绝的山谷，我会沿着木屋之间的小道，拍下村寨的日常生活，还有鼓楼中央篝火旁的聚会，在那里的老人们一边带着一大帮小孩一边玩纸牌或骨牌。我常常步行，尤其喜欢沿着山间小径为从稻田或其他田地里归来的村人们拍肖像。所有人都惊奇于我长得不一样的脸和布满金毛的手臂。我记起一位特别友好的老妇人，她苹果形状的脸上皱纹密布，问我是否来自月球。其他人问我是不是喜马拉雅雪人之子。许多猪在到处都是的家禽之间自由地走动。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猪一定要来啃我的荧光色篮球鞋。走到哪里都有孩子们随时跟着我，这让我很烦躁，因为我需要静下心来专心工作，不引人注意地捕捉真实的瞬间，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任务，一百来个小鬼一路跟着笑呢。
晚上，杨老师需要有无限的耐心，因为我的中文水平还不到家。他给我们讲侗族文化、建筑里的风水规则，还为我们翻译歌曲 我们是第一批跑遍这个山谷的西方人，杨老师觉得能接待我们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事。他告诉我们，所有五层及以下的木屋都是按照祖先的规则建造的。支柱不能插进土里，而是立于石板之上。支柱的凿法使它们完美与楔子榫合，不需要任何钉子或拉杆。建筑里从来不加水泥。远道而来花费数月建造鼓楼、风雨桥的建筑师们像法师一样受到尊敬。
杨老师对我们的照料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他领我们步行去山后的偏僻村寨。每次要走一整天才能抵达唐朝村，那里鼓楼中每晚的歌声非常有名。我研究出一种在闪光灯上装橙色反光板的方法，可以模拟篝火旁的氛围。西梦决定多留几天为影片录音，而我则冒雪出发这个地区很少下雪 去拍风景，并到大约七十公里外的地方参加一场庆典。回到八协后，我们的司机朋友侯进明开上北京212军用吉普车带我去。我们为了能在第二天早上赴约必须连夜赶路。山路结冰，吉普车越开越滑，以至于一下子失控打滑将我们甩到岩壁边的沟里。深夜里气温最多只有零下八摄氏度，而我们的装备并不齐全。我拿出箱子里的旧报纸，把它们揉皱放到我们的衣服底下，好让我们免于冻死，然后我们在月光之下冰面之上滑着走，最终来到一座小村庄，事后知道是肇兴乡大弯屯。幸好是侯进明拿着我的相机包。因为刚到达这个有六七间木屋的小村庄，我就重重滑倒，掉进一片稻田里，头先撞上冰面。我浑身湿透。老侯大喊救命， 求村民们打开屋门。没门儿，我们很清楚你们就是鬼 一些声音回应道。侗族人从来不在夜里给外人开门，他们深深相信有鬼。我很快体温过低，眼睁睁看着自己将要冻死。必须迅速找到解决方案。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我从一间木屋下面抓起几块干柴，把它们放到门前。我们用老侯的打火机在一户人家门口放了火，大喊着火啦。对侗族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对火的恐惧更严重。几扇门忽然打开了。
一位老先生迅速地熄灭了自己家门口的火，立刻反应过来我们不是鬼。我被带到二层楼上，挨着温暖整间阴暗屋子的微小火焰，有人帮我用稻草擦身。老先生不停咳嗽。他是个鳏夫，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九岁。我提出给他一大笔钱答谢救命之恩，但是他拒绝了。我怎么坚持都是徒然。我在他家里待了两天，才从这次事故中痊愈。老侯找回了吉普车，于是我们返回三江，住进没有暖气的小旅馆，西梦与我们重聚，嘲笑我的惨状：真险！
秋天，西梦和我回到侗乡，准备在美丽的小玲的陪伴下拍摄丰收景象。天气变得更温和，有时甚至还有一点蓝天，很适合取景。我们非常高兴能与这个遍地是诗人的民族重遇，看他们沿着稻田之间的小径欢快歌唱。这就是侗族人所说的绕路的艺术，兜个圈子，在沿途悠闲歌唱，时不时拜一拜风雨桥中的神明。这些桥建在桥中神明认可的风水宝地，侗族人路过时可以唱歌或祈祷。有一天，我们正忙着拍照和录像，边上是稻田里的农民，他们肩上挑着扁担，突然天气好转。我没跟西梦打招呼，惦记着几十公里外那座绝妙的风雨桥岜团桥，自己跑开了。我沿着一条难走的小径大步流星奔下山，来到一条山路上，这时一辆自行车骑到了我前面。我大声喊住骑车的年轻人，请他用后座带我一程。我人生头一遭屁股那么疼！实在可怕，不过我终于抵达岜团桥，到的正是时候，光线很好，我整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很高兴在侗族人摊开席子晒稻谷的桥前空地蹭到了两分钟夕阳。这幅画面环游了世界，后来又频频出现在我的展览和书里。西梦看我不在，立刻明白我去哪儿了。我们的配合很默契。
丰收时节拍摄田间劳作是一件极大的乐事。侗族人看到我们觉得有点好笑，不过后来也顾不上我们了，忙着割水稻秸秆，从木制的打禾机里打出珍贵的谷粒。丰收的歌声纷纷在山谷中回响。孩子们赶在稻田被清空重耕之前，打捞稻田里养起的鱼虾。我们回到贵州肇兴大弯屯，那个差点冻死我的村子，找到了救我的那户人家。西梦和小玲录下了扮家家耕种微型稻田的孩子们。在这个地方，水稻梯田的风景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村寨也依然保留着原汁原味。女人们的传统服饰美不胜收，从各个方面都让人想起唐代的服装。就在这天劳作结束的这一刻，我拍到了劳作结束后走在田埂上的一家人，他们拿着牛轭、工具和收成，跟在自家水牛的身后。光线有点雾蒙蒙，不过这张照片大获成功，各大国际杂志常常在报道的开篇跨页刊登。
按照侗族人的习俗，丰收之后就是水牛王的战斗时间。每个村寨饲养出一头能在寨子里称王的水牛，每年阴历九月九斗牛节一到，这些村寨便聚在一起斗牛。在这里各个村寨都赌上了自己的荣耀。所有村民穿上他们最美的传统服饰，擎着红旗，登上山包。我带着那么重的相机包，很难跟上飞速登山的队伍。我脚下不停打滑，有一位年轻的侗族人过来帮我拿包。上山后我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但就是在那里遇到了我整个摄影生涯中毫无疑问最美的白天。我仿佛神魂颠倒，完全被这么多美丽的色彩和沸腾的场面迷住了。成千上万发鞭炮声回荡。竹子做的口琴 芦笙吹得响彻云霄。在山顶，每个村寨将自家水牛展示给躲避到环绕战斗区的七个山坡上的观众们，然后喂牛喝下米酒。所有人都全神贯注，而我完全没注意，差点被一头愤怒的水牛压扁，还好西梦在关键时刻一把拉住我的手肘，救了我一命。我在水牛王争霸的赛场里四处乱窜，只为抓拍激动的人群。每头水牛都有一个名字，比如残暴无敌可畏。斗牛失控时，水牛会冲进尖叫的人群。胜方村寨的姑娘们前来没收败方村寨的旗帜，相当于夺走他们一整年的荣耀。斗牛赛事过后，村民们大批离场，留下年轻人在山顶互相认识。可以说所有灌木都开始颤抖 我们也识趣地给他们的狂欢让位，回到山谷，筋疲力尽却满心欢喜。在这永远难忘的神奇一天里，我拍的照片数以千计，天知道到底有多少张。
夜幕降临，晚饭吃完一碗炒面，我们返回一家极小的旅馆，它瞬间被我们的行李塞满，这时一个大约两岁的小孩嬉闹着从我胯下穿过。年轻的父母大发雷霆，不过在经历了狂欢的一天后, 我对此毫不在意。大概半小时过后，警察来到旅馆要将我们拘留。我本该被带去警察局定罪，因为根据侗族信仰，如果小孩从大人胯下走过，他就再也不会长高 幸好小玲也在，她和警察协商了一整晚，把牢狱之灾换成了一笔合理的罚款。这里不得不提的是，贵州的这个区域当时还没有向外国游客开放，为此我们冒了很大的险。我们只好搭上一艘简陋的小船，立刻离开此地。
1998 年，我受一本德国杂志委托又回到侗乡。传统服饰比之前少见了，一些公路上的车辆多了好多，商店的存货更丰富了 不过芦笙比赛仍然高潮迭起，水牛王们也继续打得不可开交。在那天寒地冻的夜晚救我一命的老先生死于肺结核。那家颇有斯巴达遗风的小旅馆依旧是三江唯一的住宿选择。纯粹出于巧合，西梦和小玲竟然和我同一时刻出现在那里，而他们是为了拍一部新纪录片，讲一位年轻的芦笙演奏者的故事。若干年后，朱小玲执导了一部精彩的虚构故事片，名叫《童年的稻田》（La Rizire ），这部电影赢得了很多国际电影节奖项。它讲述了一个留守女孩的故事，她的父母去沿海打工，难得回侗家村寨。这个小女孩由爷爷奶奶带大，梦想是读书。我在2016 年重游侗乡时发现侗族人的状况就是这样。侗族父母几乎都离家去经济发达地区的工厂打工，孩子们由祖父母带大。三江变成了一座现代化都市，拥有多家非常好的宾馆。混凝土击败了木制建筑。一条高速公路直通城市，并且还在继续建设中， 准备横贯侗乡。传统服饰变得稀有。经济发展冲击了原本隐居山中的侗族文化，这也是一件好事。如今侗乡哪里都通了电，电视、互联网、手机、汽车，侗族人终于连接上外面日新月异的世界。（叶蔚林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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