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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谨以此书献给钱端升先生诞辰120周年、中国现代政治学诞生121周年！
作为老一代著名政治学家和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钱端升先生一颗拳拳爱国之心，始终为祖国的坎坷与兴旺而超频跳动。他本人一生遭遇，也与祖国的曲折发展和凯歌行进同节拍、共命运。赵宝煦
中国要实现高度发达的民主法治，就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科学。使中国人不仅重视政治，也重视政治的科学，既要讲政治又要讲政治的科学，这是历代中国政治学人的共同目标。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诞生已经120多年了，讲政治的传统依然如故，而讲政治科学的传统则远没有形成。俞可平
钱端升教授是20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之勇气与忍耐力的典范。即使在*黑暗的年代，钱教授也从未放弃过对中国的希望。在生命的*后一息，他依然在寻求为他祖国的人民和政府做出贡献。﹝美﹞罗伯特A. 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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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作为现代中国政治学的重要奠基者，钱端升先生自1917年考入清华涉足政治学专业起始，便一生与政治学结缘，对在中国引入、创立和推进现代政治学学科体系做出了开创性的知识贡献。
本书辑为政治学、政党与政治制度、中国政治三大部分，收录了钱端升先生从1925年12月（时年25岁）在清华担任教授时所作的演讲《政治学》，到1988年5月（时年88岁）撰写的人生*后一篇文章《跋》，及钱老晚年对自己毕生经历的自述，共计30篇文章。端升先生的孙子钱元强为每篇文章都精心撰写了高度凝练的按语，概要介绍相关的历史背景、写作初衷、问题意识、重要观点等，并全新整理了《钱端升主要学术作品目录简编（19001990）》。本书是一部反映我国当代政治学科史的重要文献，内容涵盖钱端升先生一生的政治思考，较为集中反映了他的主要政治思想，从中可窥见百年多来中国政治学的变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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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钱端升（19001990），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上海县。1917年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哈佛大学，192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相继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1947年还曾到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除了躬耕讲坛，执教之余，钱端升还笔耕不辍，20多年间辗转于《北平晨报》《东方杂志》《现代评论》《观察》等民国时期思想舆论界的主流报刊上发表大量政论，1934年曾主持《益世报》主笔近一年，抗战期间还在西南联大主办《今日评论》并出任主编。
1948年底从哈佛大学回到中国后，钱端升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法学院院长，投身于新中国的政法建设。1952年奉命筹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并担任首任院长，兼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外交部法律顾问。1954年被中共中央聘任为首部宪法的法律顾问并参与起草工作。改革开放后，出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活跃于中国的法制建设、民间外交和高等政法教育领域，积极参政议政，在耄耋之年仍为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发挥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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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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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一?政治学
003 政治学
013 介绍四部英文政治学名著
057 为我国政治学的发展进言
060 德谟克拉西的危机及将来
084 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
104 论极权主义
110 浅说民权与极权
117 论自由
125 今后世界民权建设之展望
辑二?政党与政治制度
135 党治与舆论
141 党治与用人
148 论 党
158 一党与多党
167 中央政制的改善
182 政治活动应制度化
186 政治的制度化
193 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
201 公文式的行政与实在的行政
辑三?中国政治
207 复兴民族几个必备条件
216 怎样可以促进我们国家的近代化
222 现代化
236 统一中国的途径
241 统一与一致
248 中国战时地方政府
274 新中国与一党制
282 僵局如何打开论中国政治的前途
294 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
309 人民政府如何运作
323 《蔡元培政治论著》跋
327 附一?我的自述
338 附二?钱端升主要学术作品目录简编（19001990）???????
356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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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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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现代法学和政治学，不约而同地会提到钱端升，他是现代中国法学和现代中国政治学这两门学科公认的重要奠基者。无论是北京大学，还是清华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都把钱端升视为这些高校中政治学和法学这两门学科的代表性人物。政法不分家在钱端升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实，钱端升于1919年从清华赴美留学，首先去美国的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就读的是政治学本科，后来去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主攻专业也是政治学。其博士学位论文题为议会委员会：以英、美、法、德四国为主的比较政府研究，属于典型的比较政治研究。若按照现在的通行学科分类，钱端升所受的专业训练，完全是政治学科的训练，他首先应当是一名政治学家。然而，正如钱先生自己所说：政治学与法律，研究同一之事物，不同之点即研究者所用眼光异同；如政治学则从组织方面着眼，而法律则从权利方面着眼是也。然彼此之关系当然密切。[ 《政治学》，见钱端升著、钱元强编：《政治的学问》，文津出版社2020年版，第5页。]在政治学与法学的初创时期，两门学科的关系之密切，几乎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钱端升在美国学的是政治学，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几乎同时任教于法学系和政治学系。在北京大学，钱端升既担任法学院院长，同时兼任政治学系主任。1952年，钱端升奉命筹建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担任创始院长。
钱端升是20世纪的同龄人，他出生于1900年，今年是他120年的诞辰。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源地，1899年京师大学堂开设政治讲堂，被学界公认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发端。钱端升在清华任教时，就开始兼任北京大学政治系的教授，后来还担任北大政治系主任，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科的发展史上，钱端升有着特殊的贡献。因此，在去年纪念北京大学政治学科诞生120年时，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就决定要在2020年2月召开一个纪念钱端升诞辰12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并重新编选一本钱端升的政治学文集，作为北京出版集团大家小书系列之一出版。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原定于2020年2月召开的纪念会只好推迟到了9月。所幸的是，钱端升政治学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几乎没有受到重大影响，这本《政治的学问》从动议到出版，还不到一年的时间。编者独具匠心，把钱端升的政治学论述分为政治学政党与政治制度中国政治三个部分，收录的时间跨度从1925年他刚入职清华时的学术演讲，到1988年他去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涵盖了钱端升一生的政治思考，反映了他的代表性政治思想。
像其他一大批20世纪上半叶从西方国家学成归国的民国学者一样，钱端升也被称为法学和政治学的学术大师，是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为核心圈的学术群星之一。他们之所以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和永久纪念，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他们的社会地位，甚至不在于他们的学术观点，而在于他们对各自所在学科发展的贡献，特别是对于在中国引进和创立现代学科体系所做的开创性贡献。钱端升对中国现代政治学这门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就有着这样的开创性贡献。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政治学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学生培养、课题研究、机构创办和知识普及等方面，除此之外，他自己对一些政治学重大问题的研究，对推进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独特的知识性贡献。这一点在这本《政治的学问》中就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要使法治产生积极的实际效果，就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钱端升尤其反对空洞的法治口号，与其空言法治，而使人民对于法治失信用，毋宁在可能的范围内逐步推行法治。脚踏实地，步步前进，为实行法治的第一要着[ 《政治活动应制度化》，见《政治的学问》，第182页。]。在论及中国的法治之路时，钱端升提出了别具特色的制度化主张。在他看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应当先从制度化做起，对一些符合政治进步趋势的改革，先不急于立法，而是先形成制度，逐渐推行，等条件成熟时再转变成法律。他说，如果立了许多法律而丝毫不见实行，使法律永失尊严，尚不如因事制宜，利用目前的形势而使之逐渐地趋于制度化，以作法治的张本。[ 《政治活动应制度化》，见《政治的学问》，第183页。]钱端升特别重视制度化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他甚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被人人称道的那些太平盛世，如开元之治、贞观之治等，其实都得益于制度化。他说，国人但知贞观开元之治之盛，而大多不知此盛治之由于制度化。[ 《政治的制度化》，见《政治的学问》，第191页。]因此，对于钱端升来说，把制度化当作中国推行法治的切入点，其实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来探索行之有效的中国法治之路。
现代化与政治发展。钱端升早年追随孙中山，笃信三民主义，把救国强国当作己任。与孙中山等民主主义者一样，钱端升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当作救国强国的根本途径。在救国强国口号响彻云霄的民国早年，钱端升不愿空喊口号，而更愿直奔主题：如何在中国加快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英文均为modernization，汉译既可为近代化，也可为现代化）。他说，怎样可以使中国近代化的问题几乎就是救国的问题。但我们不愿用救国两个字，因为一谈救国，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那一套老话便随口而出。我们固不否认这些格言是有相当的真实；但我们现在急需近代化，能近代化才能救国。[ 《怎样可以促进我们国家的近代化》，见《政治的学问》，第216页。]如何才能推进现代化？钱端升认为，现代化首先应当挣脱传统思想的束缚，是对传统思想的解放和超越，所谓现代化者，乃指古代思想的解放[ 《现代化》，见《政治的学问》，第223页。]。他主张改革创新，而不是一味地复兴传统。在他看来，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说，最重要的是强化民族意识和壮大国民经济。按照这样的思想，结合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实际情况，钱端升认为当务之急有三点：一是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中心，二是起用具有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新人，三是统治阶层的勤勉努力。
作为一名政治学家，钱端升比谁都清楚，没有政治的现代化，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他认为现代化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首先是哲理的，即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其次是经济的现代化，其三便是政治的现代化。这三者缺一不可，缺少其任何一方面的内容，便不是真正的现代化。所为现代化，必定要看它的哲理的背景、政治上的表现和经济上的表现如何而定。能够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那么才有真正的现代化。如果欠缺其中一个，那么那个现代化一定是假的现代化，或者说是现代化不健全[ 《现代化》，见《政治的学问》，第227页。]。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具体内容，钱端升特别强调以下四个要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文化知识的普及、民主制度的推行和行政效率的提高。他说，现代化表现在政治方面的有四种结果可见：一是平等，二是知识普及，三是民主制度，四是行政改革。政治现代化的内容可能不止这四个方面，但在钱端升看来，这四点是政治现代化的起码要求，如果缺少了其中任何一点，现代化的资格也就没有具备[ 《现代化》，见《政治的学问》，第226页。]。
钱端升曾经明确说过，中国人极其重视政治，但中国几无政治思想可言[ 《政治学》，见《政治的学问》，第6页。
]。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系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中国要实现高度发达的民主法治，就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科学。创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推进政治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钱端升这一代政治学人的历史使命，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人的使命。使中国人不仅重视政治，也重视政治的科学，既要讲政治又要讲政治的科学，这是历代中国政治学人的共同目标。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诞生已经120多年了，讲政治的传统依然如故，而讲政治科学的传统则远没有形成。要达到既讲政治又讲政治科学的局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既需要政治学人的不断努力，也需要政治领导人和全体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
2020年7月31日
于京郊九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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