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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林恩亨特是新文化史运动的领军人物，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本书是其代表作之一，被誉为重写法国大革命史的经典之作。
（2）本书出版于1984年，斩获美国历史学会太平洋海岸分会19841985年轻学人杰出著作奖。
（3）畅销30余年，近10个语言版本，备受国际学术界的赞誉。
（4）中文本全新修订再版，译自英文本20周年版，译文典雅流畅，经典升级。作者林恩亨特专为中文修订本撰写新序，对近数十年的相关学术成果与研究趋势做出精彩总结。
（5）图文并茂，21幅插图、10张表格、2幅地图，涉及服饰、印章、节庆场景等，以视觉资料生动呈现法国大革命史的趣味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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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是改写法国大革命史的典范之作。不同于过往对大革命因果的探讨，林恩亨特转而关注大革命的过程和经验，尽力挖掘革命者的意图及其行动逻辑。
法国革命者极力与过去决裂，建立新的民族共同体，由此催生了大量新言词和新意象，构建起一种影响至今的政治文化。动荡的革命十年里，密谋与公开的张力，在政治宣传中若隐若现；服饰、历法、节庆等广泛动员民众，使政治权力渗入日常生活；自由女神玛丽安娜与男性巨人赫拉克勒斯作为意象，不断竞争谁更能代表国民亨特认为，语言、意象、仪式等象征实践隐含着某种逻辑，不仅表达了革命者自身的利益、价值和期望，更重新构建了社会和政治关系。
亨特还考察了法国各地对革命的不同接受态度，以及革命者的社会身份。她指出，新政治阶级在政治事务上是新手，相对年轻，社会构成多元化，又是相对的局外人，大多在旧制度下处于边缘而备受排挤。这一阶级与新政治文化同时产生，它对新思想和新象征的回应也塑造了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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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林恩亨特（Lynn Hunt），美国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新文化史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也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成员、美国哲学学会成员，2002年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法国大革命、文化史、性别史以及史学史等。她的著述颇丰，先后被翻译成14种语言，代表作有《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等。
汪珍珠，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译著有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的《法国人民：四个世纪、五个地区的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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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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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v
二十周年庆版本序言......ix
1984年版本致谢......xiv
17891799年法国大革命简明纪事表......xvi
缩略语表......xix
导 论 解读法国大革命......001
**部分 权力的诗学......017
第1章 革命的修辞学......019
第2章 革命实践的象征形式......055
第3章 激进主义的意象......091
第二部分 政治社会学......127
第4章 革命的政治地理学......129
第5章 新政治阶级......155
第6章 局外人、文化中间人和政治网络......187
结 论 政治文化的革命......223
附录 A 精选政治、经济与人口变量的相关矩阵图......246
附录 B 亚眠、波尔多、南锡和图卢兹市议员的职业分析......251
索 引......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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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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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周年庆版本序言
每本书都能反映出创作时的背景，本书也不例外。那段时期对我而言尤其寓意深远，因为就在那时，研究兴趣引领我投身到历史研究中*令人振奋的发展之一。我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一项研究，希望研究结果能证实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法国大革命的做法依然可行。马克思主义阐释理论的批评者坚持认为，是律师和官员，而不是商人和制造商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领导了革命。我把目标锁定在大城市里发起革命的人，因为我推测，在地方城市里会有更多的商人和制造商以革命领袖的身份崭露头角。我确实发现了这样的商人和制造商，但其模式却难以预测：商人们在有些地方慢慢地获得了一些影响，而在有些地方却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在有些地方则影响甚微。同样，当我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来分析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认为这些因素可能可以解释不同地区的不同政治倾向时，却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研究结果：左翼政治观点在偏远、相对落后、几乎没有大规模生产的地区保持着持久的吸引力。*发达的工业地区不一定是*革命的地区，这一模式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不相符。所以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包括地方政治冲突（旧制度精英的对手们现在是获胜方）、地方社会网络（姻亲、共济会和政治俱乐部），以及地方权力中间人（如教师、旅店老板和游商）的影响。简而言之，政治认同不仅取决于社会地位，还包括重要的文化成分。
我在*初的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正好契合了历史学科当时较为普遍提出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早期，文化史开始挑战社会史的主导地位。弗朗索瓦傅勒对法国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抨击，该抨击横扫整个法国史研究领域。文化史学家（往往以前也是社会史学家）认为，社会认同只有通过语言和文化的再现才能确定；商人这一身份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同样，傅勒坚持认为，不能将法国大革命解释成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而应该是为争取对语言和象征物的控制权而展开的政治斗争。1977年我在巴黎卡纳瓦莱博物馆（Muse Carnavalet of Paris）参观了法国大革命印刷品展览，之后就对革命象征物越来越感兴趣。像大多数其他法国大革命史学家一样，我很自然地就将文字文本作为研究材料，比如报纸、回忆录、警局报告、国会演讲、纳税申报单和会员名单。而自从参观了那次展览以后，我就不会再忽视革命版画、信件、日历、扑克牌和插图等视觉再现材料的重要性了。
一段时间以后，我手头上已经收集了大量风格各异的资料，包括法国不同地区的定量分析数据、大量官员的个人卷宗、共和国印章的草图和关于革命服装的版画。能不能通过综合这些资料得出某种结论呢？我相信这是可行的，但还得琢磨如何编排这些资料。哪些应该排在前面？如何安排才能体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重要性？我不赞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即经济和社会关系是基础，是*根本的因素，而政治和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是建立在基础之上自动生成的副产品。但我也不能接受与之相反的简单解释，即政治是社会分化与经济变化的先锋。于是，我将重点放在了政治文化上。我的阐释不是通常所指的政治史或文化史，而是对形成革命政治的社会模式和文化假设所做的一种分析。为了摆脱基础上层建筑或其他关于不同层次的隐喻，我采用了莫比乌斯带理论，想象社会是这根带子的一面，政治是另一面，两者相互纠缠盘绕，无法分清它们在何处开始，何处终止。
莫比乌斯带作为视觉隐喻的效果不错，但作为印刷书籍的架构则不然。印刷书籍中的文字必须以线形次序出现，所以我必须选择是从政治还是社会，从文化假设还是社会模式开始。我选择从权力的诗学而非政治的社会学开始，不是因为我相信诗学在因果关系上一定优先于社会学，而是为了震撼那些仍旧视社会学势必优先于诗学的读者。许多人坚信社会学（社会）就是要解释诗学（政治），反之则不成立。这本书在1984年首次出版时，几乎所有人都视**部分（诗学）*富原创性，也**争论性。当时，历史学家已经开始了语言学转向，相比于新文化史对修辞、仪式和意象的研究，政治社会史已显得老套沉闷了。
然而时过境迁，在学者们详细分析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化、语言、视觉和诗学维度之后，读者现在可能会对本书第二部分更感兴趣。这部分对地理模式和社会模式的强调也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新趋势。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正在经历一场巨变。1989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标志着傅勒影响的**和马克思主义阐释的低谷。自那以后，许多史学家开始批驳盛行的傅勒的正统理论（认为什么都是政治的），寻求新途径来分析大革命的社会意义。对傅勒的批评和随之而来的对马克思主义阐释的恢复，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两者潜在的相似性：正如马克思本人从未忽视过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层面，傅勒也并未忽视其社会意义。然而，两者相互纠缠的关系在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攻击中却被忽视了。共产主义在西方世界不再像以前那样会激起非生即死（do-or-die）的反应了，我们也就有可能以新的眼光来审视社会与政治的关系。你无须为了评价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意义而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无须为了发现革命政治文化的自有逻辑而完全赞同傅勒，认为法国大革命是极权主义的源头。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本身就非常有趣。
本书第二部分也直接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技术落后。尽管当时我写书时使用了一台*早的个人电脑（奥斯本电脑，缝纫机般大小，可以在一张单面单密度磁盘上存储32页文档的内容），但定量分析还是只能使用简单的计算器，或者在大型主机上使用键控穿孔卡（同时还少不了研究助手的帮助）。这些费力的办法根本不可能提供如今电脑所能提供的灵活机动性和高速度。然而，目前还不清楚运用新科技是不是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因为尽管新科技有助于数据的输入和处理，但据我所知，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就本书提供的分析提出反驳、修正或拓展。近来出现了许多新资料，尤其是关于选举的研究和关于社会及文化因素的地图，但还没人整合这些材料以重新进行全面阐释。如果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意义还有兴趣的话，重新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并系统使用这些新材料会有所裨益。
我本人还未着手系统性回顾，所以对本书主体未做重大修改。1984年以来，出版了无数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书籍和文章，发现了一些新材料，曾经散失的材料也在收集恢复。20年前我在着手这项研究时，难免会错失一些有用的信息。如果将这些新信息进行整理综合，可能我会写出一本新的而且很可能不同的书。虽然我不会原封不动地保留本书中的全部内容，但是基本方法政治与社会的平衡、权力的诗学与政治的社会学的平衡依旧代表了我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能不能令人信服，读者自有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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